□ 高 旭 孟庆波

在海外的《淮南子》研究中，由于日本与中国自古以来“一衣带水”的历史文化渊源，其中国学研究界长期积极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探讨，在《淮南子》研究方面也有较为突出的学术表现，成为中国以外《淮南子》研究最为突出的国家。尤其是20世纪以来，随着东亚地区历史发展的整体现代化进程的出现，日本关注和从事《淮南子》研究的学者也较以往大为增加，而其研究理念及范式也无不体现出现代学术的内涵特点。

一、日本学界对《淮南子》的文献研究

日本学界最早对《淮南子》一书的关注，表现在文献的研究与传播方面。较早者有18世纪的《手校淮南鸿烈解》《淮南子考》《淮南鸿烈集解训点》《淮南指迷》《淮南子注考》《淮南子校正》《标注淮南鸿烈集解》①何宁：《淮南子集释·附录一》，见《淮南子书目·日本淮南子书录》，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489—1490页。《改正淮南鸿烈解》②陈广忠主编：《淮南子研究书目》，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第52页。等书。19世纪则有《淮南子音义》《增注淮南子》《淮南鸿烈解摘》《淮南子讲义》③《淮南子集释·附录一》，见《淮南子书目·日本淮南子书录》，第1490—1492页。《淮南鸿烈解考证》④《淮南子研究书目》，第59页。等书。其中冈本保孝（Okamoto Yasutaka，1797—1878）在这一时期的《淮南子》文献研究上成就突出，先后撰有《淮南子疏证》《淮南子疏证补遗》《淮南子重言重意考》《淮南子纂评》《校淮南子》《淮南子音注出典考》等著作。⑤同上，第48页。

进入20世纪，日本学界在《淮南子》文献研究方面愈发深入，取得了更多成绩：（1）在版本源流上，有仓石武四郎（Kuraishi Takeshiro，1897—1975）的《淮南子考》；⑥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311—361页。（2）在考证校释上，有岛田翰（Shimada Kan，1879—1915）的《淮南出典考》《淮南鸿烈解旧书考》《北宋刊本〈淮南子顾广圻校勘记〉》⑦《淮南子研究书目》，第53页。、竹添光鸿（Takezoe Koko，1842—1917）的《淮南子义释》①《淮南子集释·附录一》，见《淮南子书目·日本淮南子书录》，第1493页。《增注淮南子》②《淮南子研究书目》，第53页。、永井袭（Nagai Shu，1761—1819）的《淮南子考》③同上，第51页。、长泽规矩也（Nagasawa Kikuya，1902—1980）的《吕氏春秋·淮南鸿烈解·淮南子笺释》④同上，第48页。等书；（3）在音韵探讨上，有橘纯信（Tachibana Junshin）的《高诱〈淮南子〉的音韵分析》；⑤同上，第59页。（4）在辑录译注上，有田冈佐代治的（Taoka Sayoji，1870—1912）《和译淮南子》、服部宇之吉（Hattori Unokichi，1867—1939）的《淮南子》《校订眉评淮南子》、菊池三九郎（Kikuchi Sankuro，1859—1923）的《淮南子国字解》《淮南子》、后藤朝太郎（Goto Asataro，1881—1945）的《国译淮南子》、岩垂宪德（Iwatare Noliyoshi，1873—？）辑《淮南子抄》、楠山春树（Kusuyama Haruki，1922—2011）的《淮南子》等书；⑥同上，第47—58页。（5）在书目索引上，有铃木隆一（Suzuki Ryuichi）编的《淮南子索引》⑦同上，第56页。、池田知久（Ikeda Tomohisa）的《译注淮南子》⑧池田知久：《译注淮南子》，见《淮南子相关论著目录（从明治时期到2009年）》，第393—399页。。

21世纪以来，日本学界的《淮南子》文献研究继续发展，成果主要有上坂氏彰会史料出版部出版的《淮南子笺释》。⑨陈广忠主编：《淮南子研究书目》，第47页。

此外，日本学界的《淮南子》在文献研究方面还有其他一些著作值得一提，但著述时间不详，代表者如：荻原大麓（Hagiwara Dairoku，1752—1811）的《淮南子考》、恩田蕙楼（Onda Keiro，1743—1813）的《淮南子考》、园山酉山（Sonoyama Yuzan，1753—1821）的《淮南子考》等书。⑩同上，第49—59页。

由上可知，日本学界从17世纪至今，在近四百年的时间里，积累了《淮南子》文献研究方面的丰富成果。现今中国《淮南子》的研究发展，以更为认真和深切的态度，关注、梳理、总结与借鉴日本学界的《淮南子》文献研究成果，⑪国内学界目前虽无系统总结和探讨日本《淮南子》研究成果的专题论著，但对此议题也偶有涉及者。如：刘韶军在阐述岛邦男的《老子》研究成就时，就论及后者对“《淮南子》时的老子”的学术认识（《日本现代老子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9—511页）；庄庭兰在比较中日学者的“墨学”研究异同时，对二者关于“《淮南子》与墨学的关系”，也进行了具体讨论，认为“中国学者主要是通过《淮南子》说明墨家思想在西汉的延续，日本学者则是通过《淮南子》研究墨家对汉代道家的影响”（庄庭兰：《中日墨学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2011年）。这对中国《淮南子》研究的世界性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意义，是一件亟待中日双方学者都予以重视和开拓的学术工作。

二、日本学界对《淮南子》的思想文化研究

与文献研究的源远流长不同，日本学界对《淮南子》思想文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20世纪以来的学术发展中。总的来看，在多维视野的探讨中也日益取得了异常丰硕的成果，充分展现出日本学者对《淮南子》博大精深的思想学说及文化蕴涵的独到且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1.在哲学思想上，探讨《淮南子》的“自然”哲学及思想的有马场英雄（Baba Hideo）、田中麻纱巳（Tanaka Masami）、辛贤（Shin Hyeon）、片仓望（Katakura Nozomu）等。⑫马场英雄：《关于〈淮南子〉的“自然”》，《汉文学会会报》（国学院大学）1998年第32期，第16—26页；田中麻纱巳：《关于〈淮南子〉的自然—前汉道家思想的一面》，《集刊东洋学》1976年第36号，第59—74页；辛贤：《〈淮南子〉的“道”与“事”—围绕其自然法的思维》，《中国文化（研究教育）》1996年第54期，第29—41页；片仓望：《〈列子〉和〈淮南子〉的“自然”》，《论集》2004年第11号，第140—159页。其中马场英雄、田中麻纱巳着眼于道家思想的演变，论述了《淮南子》中“自然”的特定意涵。辛贤通过辨析“道”“事”二者之间的关系，对《淮南子》的自然主义思想有所阐明。片仓望则比较了《列子》与《淮南子》关于“自然”的认识。探讨《淮南子》的“气论”“宇宙论”与“天人论”者有久富木成大（Kubuki Shigehiro）、福永光司（Fukunaga Mitsuji，1918—2001）、平冈祯吉（Hiraoka Teikichi）、高田哲太郎（Takata Tetsutaro），①久富木成大：《气的循环和他界的形成—关于〈淮南子〉的他界观念》，《金泽大学教养部论集》（人文科学）第26卷1号，1988年，第196—176页；福永光司：《道家的气论和〈淮南子〉的气》，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平冈祯吉：《淮南子中出现的气的研究》，东京：汉魏文化学会，1961年；《从现代角度看〈淮南子〉中出现的气》，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高田哲太郎：《〈淮南子〉的天人》，《名古屋大学中国哲学论集》2014年第14号，第1—42页。其中尤以平冈祯吉所著最为深刻，其以“气论”为中心，从天道、阴阳五行、社会生活、精神信仰等视角，较为全面地研究了《淮南子》一书中“气论”的丰富意涵。探讨《淮南子》生命与养生哲学者有平冈祯吉、马场英雄、森三树三郎（Mori Mikisaburo，1909—1986）、楠山春树、矢田尚子（Yata Naoko）等。②平冈祯吉：《淮南子中的生命观》，《九州中国学会报》1955年第1期，第23—38页；马场英雄：《关于“神·形”和“心·性”的问题—〈淮南子〉的人性观》，《国学院杂志》1986年第87卷1号，第100—111页；《关于淮南子中的“精神”“神”“精”的概念》，《东洋文化》1985年第55号，第11—45页；森三树三郎：《上古至汉代的性命观》，《东洋学丛书》，东京：创文社，1971年；楠山春树：《〈淮南子〉的人性观—以祸福论为中心》，载于《道家思想和道教》1992年，东京：平河出版社，第538—558页；矢田尚子：《关于〈淮南子〉中的天界游行表现—以〈原道篇〉〈览冥篇〉为中心》，《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报》2005年第31号，第170—182页。其中马场英雄围绕《淮南子》生命哲学中的“神”“精”“精神”“形”“心”“性”等核心概念展开讨论，森三树三郎着眼于先秦至汉代“性命观”的发展演变，对《淮南子》的生命哲学有所关涉，楠山春树以“祸福论”为中心探讨了《淮南子》生命哲学观念，矢田尚子则以《原道》《览冥》为中心，对《淮南子》中生命个体的“天界游行表现”深入剖析；川津康弘（Kawazu Yasuhiro）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淮南子》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淮南子》“是对先秦及秦汉诸子思想的融合与总结，它以早期道家提出的‘道’为主干，吸取阴阳理论、气论以及天人感应观等当时盛行的思潮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世界观与宇宙观”。③川津康弘：《〈淮南子〉认识论研究—以把握本质的方法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文博学院，2008年。

2.在政治思想上，有马卓也（Arima Takuya）、渡部东一郎（Watanabe Toichiro）等著有研究《淮南子》政治思想的专题论著；④有马卓也：《淮南子的政治思想》，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新语和统治理念—以〈淮南子〉为中心》，《中国哲学论集》1992年第18期，第1—18页；《〈淮南子〉人间训的位置》，《东方学》1995年第90集，第16—32页；渡部东一郎：《有马卓也著〈淮南子的政治思想〉》，《集刊东洋学》1999年第81期，第78—84页。村田近（Murata Chikai）、谷中信一（Yanaka Shinichi）、小井理惠（Koi Rie）、南部英彦（Nambu Hidehiko）、宫本胜（Miyamoto Masaru）等分别结合《淮南子》的具体篇章，如《原道》《主术》《氾论》《诠言》《泰族》等，深入探讨了《淮南子》的修身治国思想、“权变”思想、治身治国论的学术立场与世界观、统治思想特色及其政治思想的“理论构造”；⑤村田近：《〈淮南子〉中的治身治国论—原道训、诠言训、泰族训的比较》，《学林》2002年第35号，第30—56页；谷中信一：《权和变的思想—〈淮南子〉氾论训的思想》，《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别册》(5），1978年；南部英彦：《〈淮南子·泰族篇〉的治身治国论和其学术立场》，《研究论丛》（第1部·第2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2007年第57号，第15—30页；小井理惠：《〈淮南子〉的治身·治国论和世界观—以精神为主线》，《集刊东洋学》1988年第60号，第1—18页；南部英彦：《从〈淮南子·原道篇〉看“二皇”的统治特色》，《研究论丛》（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年；宫本胜：《〈淮南子〉主术训的政治思想和其理论构造》，转引自川津康弘《〈淮南子〉认识论研究——以把握本质的方法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第11页。池田知久、高田哲太郎对《淮南子》所反映的地方王权与中央皇权的政治关系有所探讨，前者通过比较睡虎地的《语书》与《淮南子·齐俗》，对二者围绕“风俗”问题所反映出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政治观点进行深入分析，认为《淮南子》实质上属于“倡导天下、国家承认地方的各种‘风俗’，并且应该依照其风俗施行政治”的“地方分权思想”，①池田知久：《睡虎地〈语书〉与〈淮南子·齐俗〉篇—围绕着“风俗”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6期，第5—17页；高田哲太郎：《〈淮南子〉的自我：国家篡夺之书》，《名古屋大学中国哲学论集》2016年第15号，第1—25页。后者则强调淮南国的自治性及其所谓的“篡夺”意图；铃木喜一（Suzuki Yoshikazu）考察了《淮南子》中的“法”及法家思想因素；②铃木喜一：《关于〈淮南子〉论法的考察》，《怀德》1959年第30号，第14—40页。村田浩（Murata Hiroshi）对《淮南子》中“灾异”思想的政治内涵有所剖析；③村田浩：《〈淮南子〉的灾异说》，《中国思想史研究》1991年第14号，第65—86页。田中麻纱巳、板野长八（Itano Chohachi，1905—1993）、楠山春树④田中麻纱巳：《关于淮南子的人性观—以原道篇为中心》，《鹤舞工业高等专门学校纪要》1974年第9号，第179—192页；板野长八：《中国古代的人性观》，东京：岩波书店，1972年，第424—444页；金谷治编：《淮南子的人性观》，东京：创文社，1983年。等从世俗性的“人间观”出发，对《淮南子》政治思想进行阐论。

3.在学术思想上，池田知久通过对《史记》《汉书》史实的综合分析，探讨了《淮南子》的著述目的与成书时间，⑤池田知久著，刘兴邦译，林树校：《从〈史记〉、〈汉书〉看〈淮南子〉的成书年代》（节译），《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第34—38页；池田氏此文在日本分别以《〈淮南子〉的成立—从〈史记〉和〈汉书〉来看》、《〈淮南子〉的成立—〈史记〉和〈汉书〉的探讨》为题，刊发于《岐阜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人文科学）》1980年第28号，第194—174页，《东方学》1980年第59号，第18—31页。认为“要在汉朝所统治天下的各种思想、各种势力全都容许的同时，而实现这些更缓和的大调和、大统一，这就是这本书的主旨”，而且其“中心位置”是“预定为道家思想或体会了道家思想的帝王所占据”，⑥池田知久：《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5页。并分析了西汉中期儒学的国教化对《淮南子》的历史影响。⑦池田知久：《儒学的国教化与〈淮南子〉》，载罗安宪主编《儒学评论》第10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30页。齐木哲郎（Saiki Tetsuro）、金谷治（Kanaya Osamu，1920—2006）、津田左右吉（Tsuda Sokichi，1873—1961）、楠山春树、泽田喜多男（Sawada Kitao）等⑧齐木哲郎：《汉代道家的支持者刘安》，《中国思想源流》（上），京都：晃洋书房，1996年；金谷治：《老庄的世界—淮南子的思想》，京都：平乐寺书店，1959年；金谷治：《秦汉思想史研究·汉初的道家思潮》，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60年，第113—226页；津田左右吉：《道家的思想及其展开》，东京：东洋文库，1927年；楠山春树：《〈淮南王庄子略要·庄子后解〉考》，《哲学》1960年第38期，第52—70页；楠山春树：《从淮南子看庄子的成立》，《哲学》1961年第41期，第41—68页；泽田喜多男：《〈淮南子〉的道家的倾向和儒家的倾向》，《东海大学纪要》（文学部）第24册，1950年。也都深入论述了《淮南子》的道家思想内涵及特点。其中金谷治、楠山春树着重剖析了老庄因素对《淮南子》的深刻影响，岩佐昌暲（Iwasa Masaaki）、内山俊彦（Uchiyama Toshihiko）、谷中信一等则考察了《淮南子》思想的黄老因素及其历史变化，⑨岩佐昌暲：《黄老的轮廓—道家学派成立史试论》，《怀德》1970年第41号，第95—109页；内山俊彦：《汉初黄老思想的考察》（1）（2），《山口大学文学会志》13-1、14-1，1962年、1963年；谷中信一著，孙佩霞译：《论西汉黄老道家的去向—以〈淮南子·道应训〉所引〈老子〉为中心》，《文史哲》2016年第3期，第30—42页。而泽田喜多男对《淮南子》中“道家的倾向”与“儒家的倾向”有着较为深入的对比分析；有马卓也、谷中信一具体探讨了《淮南子》中《原道》《氾论》《人间》等篇中的“因循”“应时耦化”“循天”等思想产生的主要原因及其侧重点。⑩有马卓也：《〈淮南子〉原道训的位置—围绕“因循”思想》，《日本中国学会报》1987年第39号，第42—55页；《〈淮南子〉本经训—因循思想的分歧点》，《东方宗教》1991年第77集，第80—95页；《关于“应时耦化”说的成立—以〈淮南子〉氾论训为中心》,《东方学》1988年第75辑，第34—48页；有马卓也：《淮南子的政治思想》，第161—175页；谷中信一：《齐地思想文化的展开与古代中国的形式》。田中麻纱巳、渡边大（Watanabe Dai）、高桥睦美（Takahashi Mutsumi）、田中柚美子（Tanaka Yumiko）、向井哲夫（Mukai Tetsuo）、田中智幸（Tanaka Tomoyuki）、西川靖二（Nishikawa Yasuji）等①田中麻纱巳著，邓红译：《陆贾、道家思想和〈淮南子〉》，《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第26—30页；《作为杂家的〈淮南子〉》，《九州中国学会报》1989年第27号，第75—88页；《〈吕氏春秋〉中关于〈淮南子〉的引用》，《〈吕氏春秋〉研究》1988年第2期，第13—20页；渡边大：《帛书〈缪和〉第二十四章中的传说和易的引用—以〈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的比较为中心》，《中国文化》2002年第60号，第2—12页；高桥睦美：《〈老子指归〉的思想地位—与〈淮南子〉的比较》，《文化》2008年第71卷第3、4期，第177—197页；田中柚美子：《邹衍的世界观和〈淮南子·地形训〉》，《东方宗教》1973年第41期，第17—35页；向井哲夫：《〈淮南子〉和阴阳五行家思想—以〈览冥训〉和〈本经训〉为中心》，《日本中国学会报》1982年第34集，第31—47页；《淮南子和诸子百家思想》，京都：朋友书店，2002年；《〈淮南子〉和墨家思想》，《日本中国学会报》1979年第31期，第59—73页；田中智幸：《〈文子〉和〈淮南子〉的关系》，《樱美林大学中国文学论丛》1986年第11期，第68—88页；西川靖二：《〈文子〉略考》，《东方宗教》1983年第61号，第49—64页。则基于思想史的比较视野，从不同角度对《淮南子》与先秦两汉学派及文献展开深入研讨。其中田中麻纱巳着眼于汉初道家思想的发展过程，探讨了《淮南子》与“杂家”，陆贾《新语》思想的历史关系及其对《吕氏春秋》的思想承袭与文字引用；渡边大通过比较《吕氏春秋》《淮南子》与《说苑》等书，对帛书《缪和》的易学思想进行了考察；高桥睦美参照《淮南子》的思想，对《老子指归》的思想价值进行了界定；田中柚美子考察了《淮南子》与先秦阴阳家邹衍思想之间的理论渊源，向井哲夫对此有着更为深入的探讨，而且后者还对《淮南子》与墨家思想的关系也有所剖析；田中智幸、西川靖二则辨析阐述了《淮南子》与《文子》的文本思想异同；宇野茂彦（Uno Shigehiko）从思想的整体性出发，探讨《淮南子》的学术内涵及特点。②宇野茂彦：《〈淮南子〉的综合和整合之管见》，《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1988年第105期，第149—159页。值得一提的是，池田秀三（Ikeda Shuzo）在日本学界较早明确提出和使用“淮南学”的学术史概念，并通过对刘向、许慎与《淮南子》的历史关联性的考察，剖析了《淮南子》一书的思想内涵及流变。③池田秀三：《汉代的淮南学—刘向与许慎》，《中国思想史研究》1989年第11集，第1—88页。

4.在伦理、文学、音乐、地理等思想上，日本学者的专题论著仍然较少。就伦理思想看，南部英彦、内山俊彦等分别对《淮南子》的处世观、“报应”思想进行了深入讨论。④南部英彦：《〈淮南子·人间篇〉的处世观和思想背景》，《研究论丛》（第1部·第2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2008年第58号，第88—102页；内山俊彦：《汉代的报应思想》，《东京支那学报》1960年第6号，第17—32页。就文学思想看，谷口洋（Taniguchi Hiroshi）对《淮南子》的文辞表达特点有所关注，并深入探讨了《淮南子》与汉赋之间的文学演变关系；⑤谷口洋：《〈淮南子〉的文辞—汉代诸学派的整合和汉赋的成立》，《日本中国学会报》1995年第47期，第17—32页。户川芳郎（Togawa Yoshio）寻找和探讨了《淮南子》中所引诗句的来源；⑥户川芳郎：《关于〈淮南子〉的所引诗句》，《日本中国学会报》1991年第43集，第45—60页。就音乐思想看，田边尚雄（Tanabe Hisao，1883—1984）、玉木尚之（Tamaki Naoyuki）等对《淮南子》中十二律数的正误问题以及具体的音乐观进行了辨析讨论。⑦田边尚雄著，郑心南译：《〈淮南子〉十二律数之正误》，《学艺杂志》1992年第3卷第9期，第1—2页；玉木尚之：《〈淮南子〉的音乐观》，《东洋古典学研究》2007年第23号，第29—58页。就地理思想看，薄井俊二（Usui Shunji）对《淮南子·地形》中地理学思想有所关注和研究。⑧薄井俊二：《淮南子地形训的基础研究》，《中国哲学论集》（秦汉特辑）1984年第10号，第57—77页；《中国古代地理思想的思想史研究—关于淮南子地形训和汉书地理志》，《中国：社会和文化》1989年第4号，第294—300页。

5.在军事思想上，木村英一（Kimura Eiichi，1906—1981）、谷中信一都以《兵略》为中心，对《淮南子》的军事思想进行深入探讨，前者主要是从日本现存的古钞本《淮南子·兵略》着眼，后者则是从齐文化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兵略》所具有的区域文化因素、渊源及独特价值，认为《淮南子》“与无疑是在齐地思想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孙武、孙膑之兵法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⑨木村英一：《古钞本淮南子兵略篇》（上）（下），《支那学》1940年、1941年第10-2、10-3号；谷中信一著，王海清译：《从〈兵略训〉看齐文化对〈淮南子〉成书的影响》，《管子学刊》1993年第3期，第41—49页；谷中信一著，孙佩霞译：《先秦秦汉思想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45—373页。

6.在其他文化蕴涵上，赤塚忠（Akatsuka Kiyoshi，1913—1983）、齐木哲郎、有马卓也等①赤塚忠：《刘安》，载于《宇野哲人博士米寿纪念论集—中国的思想家》（上），东京：劲草书房，1963年，第247—261页；齐木哲郎：《汉代道家的支持者—刘安》，载于《中国思想源流》（上），京都：晃洋书房，1996年，第23—28页；有马卓也：《刘安登仙传说的成立和传播》，《中国研究集刊》2008年第46号，第1—18页。对淮南王刘安展开讨论，前二者侧重于评价其政治生平与思想学说，后者对刘安升仙的民间传说进行了梳理和探讨；友纳义德（Tomono Yoshinori）、静慈圆（Shizuka Jien）、金谷治、池田知久、宇野哲人（Uno Tetsuto，1875—1974）、本田济（Honda Wataru，1920—2009）、户川芳郎、大久保庄太郎（Okubo Shotaro）等②友纳义德：《支那古代文化史中的〈淮南子〉》，转引自《〈淮南子〉认识论研究——以把握本质的方法为中心》，第10页；静慈圆著，刘建英、韩昇译：《日本密教与中国文化》（第2版），上海：文汇出版社，2010年，第256—272页；金谷治：《秦汉思想史研究·淮南子研究》，第429—593页；池田知久：《淮南子—知识的百科》，东京：讲谈社，1989年；宇野哲人：《支那哲学讲话》，东京：大同馆，1925年，第215—221页；本田济：《淮南子的一面》，《人文研究》1953年第4卷第8期，第18—42页；户川芳郎著，姜镇庆译：《淮南子》，载《古代中国的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4—85页；大久保庄太郎：《淮南子的周边》，《羽衣学院短期大学纪要》1972年第8号，第23—29页。都从思想文化上对淮南王刘安及《淮南子》的历史情况有所阐介，其中友纳义德从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视角，剖析了《淮南子》的学术内涵及价值，静慈圆则从日本密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方面，论及《淮南子》对日本历史上的著名高僧空海（Kukai，774—835）的影响，而金谷治、池田知久、宇野哲人、本田济、户川芳郎、大久保庄太郎等都分别对《淮南子》的思想文化进行了具体系统的介绍，池田知久还特别指出《淮南子》一书当之无愧于中国古代“知识的百科”；冈阪猛雄（Okasaka Takeo）对《淮南子》中“言”的思想文化蕴涵有所讨论；③冈阪猛雄：《淮南子中“言”的意识》，《内野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学论文集》1964年，第31—44页。松田稔（Matsuda Minoru）、黄明月④黄明月为在日中国学者，因其《淮南子》研究论文用日语写成，并刊发于日本学术刊物，故在此纳入日本中国学界的学术成果中。等对《淮南子》中的神话故事进行了不同视角的探讨，前者对《淮南子》与《山海经》中十日并出、共工、大禹治水、昆仑、西王母等神话传说展开对比剖析，后者则主要关注早期创世神话的衍生内涵；⑤松田稔：《〈山海经〉的比较研究》，东京：笠间书院，2006年；《〈淮南子〉的昆仑、西王母和〈山海经〉》，《东洋文化》2001年第86期，第32—44页；黄明月：《记纪神话的开头和神生段的水—通过和中国神话的比较》，《人间·环境学》2006年第15卷，第83—85页。加藤阿幸（Kato Ako）在阐述汉文化中阴阳五行观念对日本民俗的影响时，将《淮南子》作为重要的研讨对象；⑥加藤阿幸：《从阴阳五行看汉文化对日本民俗的影响》，《池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第40—45页。津田左右吉、平山久雄（Hirayama Hisao）分别对《淮南子》与《吕氏春秋》以及东汉高诱所著《淮南子》《吕氏春秋》注释本进行了专题的比较研究；⑦津田左右吉：《〈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载《道家的思想及其展开》，东京：岩波书店，1939年，第80—102页；平山久雄著，曲翰章译：《高诱注〈淮南子〉〈吕氏春秋〉的“急气言”与“缓气言”》，《古代汉语研究》1991年第3期，第39—44页。杉田正树（Sugita Masaki）以《淮南子》为线索，讨论了语言的文化意涵；⑧杉田正树：《语言的秘密—以〈淮南子〉为线索》，载卞崇道主编《东方文化的现代承诺》，沈阳：沈阳出版社，1997年，第316—325页。柳濑喜代志（Yanase Kiyoshi，1939—1997）讨论了《淮南子》中有关 “东海孝妇”事迹的文化意涵⑨柳濑喜代志：《围绕〈淮南子〉所出“东海孝妇”的故事—20卷本〈搜神记〉再编考》，《中国诗文论丛》1993年第12期，第21—32页。；那波利贞（Naba Toshisada，1890—1970）还对《淮南子·泰族》中“教之以金目则快射”一语进行了思想文化的阐析；⑩那波利贞：《〈淮南子〉中的金目》，《支那学》1922年第3卷第8号，第42—63页。蜂屋邦夫（Hachiya Kunio）探讨了《淮南子》中“水”的哲学思想。⑪蜂屋邦夫：《〈淮南子〉中的水思想》，《季刊河川评论》2009年第38卷第1号，第55—61页。此外，楠山春树对《淮南中篇》与《淮南万毕》二书也有一定深入的探讨。⑫楠山春树：《〈淮南中篇〉和〈淮南万毕〉》，载于《道家思想和道教》，东京：平河出版社，1992年，第252—269页。

三、日本学界《淮南子》研究的特点及局限

从上述简要的日本学界《淮南子》研究的发展历程中既可较为充分地了解日本学者在中国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可贵成就，同时也能清楚地认识到其研究发展的学术特点及局限性。具体而论，有以下五点：

第一，日本学者的《淮南子》研究已形成自身的学术发展源流，也产生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著作。据公元9世纪时期日本学者藤原佐世（Fujiwara Nosukeyo，847—898）所编《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淮南子》一书（21卷）作为汉代道家思想的鸿篇巨制，早在唐代便已传入日本。但在17世纪以前，关于《淮南子》的研究论著，仍然并不多见，主要表现为典籍自身不同的版本流布与传播。从17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关于《淮南子》文献的考证性著作及思想研究论著，逐渐出现和增多起来。尤其是20世纪，此两方面的研究成果之丰富更是前所未有，使《淮南子》在异国他乡得到绵延持久的学术研究发展，形成自身特有的源流脉络，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此同时，日本中国学界也在不同时期出现了如冈本保孝、仓石武四郎、福永光司（Fukunaga Mitsushi，1918—2001）、平冈祯吉、楠山春树、金谷治、南部英彦、有马卓也、池田知久、谷中信一等具有影响力的知名学者以及如《淮南子》（楠山春树本）、《淮南子考》（仓石武四郎）、《淮南子中出现的气的研究》（平冈祯吉）、《淮南子的政治思想》（有马卓也）、《秦汉思想史研究》（金谷治）、《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池田知久）等代表性论著。

第二，日本学者的《淮南子》研究普遍表现出对文献考证的重视，能对《淮南子》文本思想进行准确深透的理论阐释，但其研究议题的选择与中国学者较为接近，缺少更具启发性的独特学术视阈。日本学界从17世纪以来，在《淮南子》研究上就已形成重视文献考证的朴实学风，历代学人所著《淮南子考》或《淮南子注考》等著作甚多，这对20世纪之后的日本学者产生深远影响，故此“日本学者往往擅长以文献、史料为基础，对专题、概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释”，①戴黍：《国外的〈淮南子〉研究》，《哲学动态》2003年第4期，第44—47页。如平冈祯吉、福永光司对《淮南子》的“气”论的剖析，马场英雄对《淮南子》“心”“性”的探讨，内山俊彦对《淮南子》中“报应”思想的论述，等等。但也要指出的是，由于同属于东洋儒家文化圈，所以日本中国学界对《淮南子》研究的选题视角与学术思维，与中国学术界较为相近，其所关注的哲学、政治、伦理、文学、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议题，在后者的《淮南子》研究中也时常易于看到，甚至有着更为丰富的学术表现，而无法如欧美汉学界一样，能够让中国学者更直接地感受到异质学术思维的别样冲击，如安乐哲（Roger T.Ames）的《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The Arts of Rulership: A Study i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②安乐哲著，滕复译：《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此书中译本2018年再版，书名修改为《中国古代的统治艺术：〈淮南子·主术〉研究》（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加拿大学者方丽特（Griet Vankeerberghen）的《〈淮南子〉及刘安对道德权威的追求》（TheHuainanziand Liu An’s Claim to Moral Authority）③Griet Vankeerberghe, The Huainanzi and Liu An’s Claim to Moral Authority.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美国学者普鸣（Michael Puett）的《创造的矛盾：早期中国有关创新与诡计的争辩》（The Ambivalence of Creation: Debates Concerning Innovation and Artifice in Early China），④Michael Puett, The Ambivalence of Creation: Debates Concerning Innovation and Artifice in Early China.Palo Alto,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马绛（John S.Major）、罗浩（Harold Roth）等合著的《〈淮南子〉：汉代早期统治的理论与实践》（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overnment in Early Han China）⑤John S.Major, Sarah Queen, Andrew Meyer and Harold Roth: 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overnment in Early Han Chin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等。但得失往往交织在一起，日本学者虽然无法在《淮南子》研究上展现出更为独特而颇具启发性的学术视阈，但其对中国学者较为熟悉的《淮南子》研究议题却往往能表现出更为精深的阐释力度，比欧美学者更能准确把握到《淮南子》一书的思想文化实态及历史特质。不夸张地说，日本中国学界在《淮南子》研究的深度方面，确实有其所长之处，值得中国学者反思和重视。

第三，日本中国学界的《淮南子》研究成果虽然比较丰富，但总体而言，其多元化的学术内涵仍存在不少薄弱之处，有待于更多的日本学者的积极参与与开拓发展。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一方面日本学界在《淮南子》研究上已取得不斐的成就，并且其学术内容涉及文献学与思想文化的诸多方面，具有一定的多元化内涵；但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日本学界对《淮南子》思想文化的研究长期以来仍然偏重于哲学、政治、学术思想等方面，而对伦理、文学、艺术、科学、文化等思想方面缺少更为广泛深入的关注和探讨，因此这些方面的专题研究成果也显得有些单薄。相应而来的是，日本学界对《淮南子》的研究也缺乏较为明确的跨学科意识，未能更多地重视和展开边际化的交叉学科选题的探讨。此种研究局限的产生，既与日本学界的主流研究倾向有关，更与日本学界从事《淮南子》研究者较少直接相关。因为对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来说，《淮南子》一书毕竟并非是最为核心的研究对象，对其学术的重视程度难及先秦诸子（尤其是老子、庄子），所以能够较长时期的关注和研讨《淮南子》者，总体来看，还是十分有限的。

第四，日本中国学界在《淮南子》研究上，同中国学术界一样，缺乏跨国性学术交流的主动意识，无法赋予自身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以更多的世界性意义，让其在适时的域外传播中发挥出更为积极的学术影响。在长期的《淮南子》研究发展中，日本学界积累起了丰富客观的学术成果，但与此并不相适应的是，这些成果绝大多数并未能及时有效地进入国际学界的视野，特别是未能得到隔海相望的中国学术界的了解和认知，由此也使其可贵的学术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被充分发掘出来，无法对世界性的《淮南子》的研究发展产生更为有力的促进作用。目前中国学界所见的日本汉学界的《淮南子》研究成果，被译为中文的仅有金谷治、池田知久、谷中信一、田边尚雄、户川芳郎等少数几人的著作，而绝大多数日本学者的《淮南子》研究论著仍付阙如，特别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因语言条件限制，无缘为更多的中国学者所知晓。这种研究局限，不论是对日本汉学界的国际化发展，还是对中国在内的《淮南子》研究的世界性发展，都需给予关注，进而予以解决的重要的现实问题。

第五，日本学界对自身《淮南子》研究的学术史总结，仍然缺少应有的自觉意识，未能有力地推动日本《淮南子》研究更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对日本学界而言，实际上已到亟需全面总结自身《淮南子》研究发展历程及成就的时期，而此种学术史的自我审视与定位，有助于促使日本学界明确日后的发展方向，推动其《淮南子》研究形成更加合理的结构，取得更为丰硕多元的学术成果。

综上所论，在亚洲地区，日本是除中国以外，少有的长期关注、重视和研究《淮南子》一书的国家，而且其汉学界在《淮南子》研究上的卓越成就，从整体到局部，实际上都已成为中国学术界需要认真对待的学术存在，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启示作用。虽然日本学者对《淮南子》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难以避免的现实局限，但是总体而言，瑕不掩瑜，其可贵的学术价值更为显著突出。凭借深厚的学术发展成就及底蕴，日本汉学界与中国学界、欧美学界共同成为现今世界意义上的《淮南子》研究的三大支柱。因此，对日本汉学界的《淮南子》研究的发展历程与成就，作为《淮南子》源生地的中国学界，理应给予充分的学术肯定和鼓励，期待其在已有的基础上获得更为良好的发展前景。尽管在21世纪中国人文学术走向世界性发展的过程中，《淮南子》研究并不具有核心的地位及影响，而且与其他人文学术相比，其国际化的学术内涵仍稍显薄弱，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关注和从事《淮南子》研究的各国学者的日渐增多，源生于中国的《淮南子》在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正在迎来更为广阔的世界性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