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 抚 生

(河北经贸大学 发票博物馆，石家庄 050061)

学者早就注意到，太史公对李广、卫青、霍去病的描述并不完全公允。相关的论述很多，这里仅举较早的一例。宋代人黄震说：“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震华夷，今看其传不直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1]407黄震的这段论述是他在读《汉书》的时候所产生的感想，但《汉书》的相关记载均来自《史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对《史记》和太史公的评价。黄震认为，卫青、霍去病“深入二千里，声震华夷”，是非常杰出的将领，但太史公把他们写得“不直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实属无能，却被太史公写得“英风如在”。因此，这些描写并不公允。笔者认为，黄氏所言部分属实：太史公对李广的描写并无大问题。李广平生与匈奴七十余战，他的“飞将军”称号并非自封，而是匈奴的敬畏之称，不愧为一代名将，虽然时运不济，经常劳而无功，但这并非李广个人的问题。不过，太史公确实对卫青、霍去病这两位杰出将领有贬损的情况，《史记》所描写的霍去病不体恤士卒一事，就是典型的一例。《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有如下记载：

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2]2939

文中的“不省士”“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等语，都表现了霍去病不体恤士卒的特点。“事多此类”更是说明这并非偶然情况，而是很常见的。这种表述让读者认为：霍去病军中存在较为严重的粮食补给问题，而战士饥饿是霍去病不体恤士卒所致。历代学者均对此进行严厉批评，并无异词。比如，吕思勉先生说：“此等人可以为将乎？”[3]133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通史》评价说：“对于一个统率大军的将帅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点。”[4]956张大可先生则说：“卫、霍靠裙带关系青云直上，出征匈奴虽打胜仗而得不偿失，尤其是霍去病。”[5]249

笔者认为，霍去病军中并未有严重的粮食补给问题，而且霍去病是否体恤士卒，与战士饥饿之间并无必然关系。

第一，从数量关系来说，就算是霍去病个人多享受一些，甚至是霍去病有所浪费，那也占不了多少资源，显然不会造成士卒普遍饥饿的结果。

第二，汉武帝的相关诏书可以作为霍去病军并未严重缺粮的权威证据。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立有战功。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汉武帝特地颁布诏书，称赞霍去病的功绩：

元狩二年春，以冠军侯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天子曰：“骠骑将军率戎士逾乌盭，讨遬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慑慴者弗取，冀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户。”[2]2929-2930

诏书中的“辎重人众慑慴者弗取”很值得注意。霍去病夺取了匈奴大量的俘虏和辎重，之所以“弗取”，原因不只是“冀获单于子”，另一个原因肯定是军队的粮食供应尚不成问题。倘若粮食供应不足，就算霍去病急于追求战功，也会取一部分粮食。

元狩四年(前119)，霍去病率领五万骑兵，试图寻找匈奴单于，并与之展开决战。这一次，霍去病再次立有大功，汉武帝也下诏书予以表彰：

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师率减什三，取食于敌，逴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2]2939

汉武帝在诏书中，明确说霍去病军“逴行殊远而粮不绝”，并没有发生缺粮的情况。诏书中还提到，霍去病军队的粮食除了由己方提供，还可以在战争中夺取匈奴的辎重，从而可以基本保证粮食供应。实际上，霍去病率领的骑兵迅如闪电、出敌不意，匈奴的人员和辎重往往来不及转移，就被霍去病军抢夺，这较大程度上解决了补给困难的问题。

总之，上述证据很清晰地表明，霍去病军中并未发生严重的缺粮现象。当然，太史公和霍去病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太史公所言“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卒乏粮，或不能自振”，应该是太史公所见或所闻的事情，必非虚构。那么要如何解释两者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士有饥者”的“有”字和“卒乏粮，或不能自振”的“或”字很重要，这两个字的意思都是“有的”，所指代的是一部分人，而不是大部分人，这就表明霍去病军中有士卒饥饿的现象，但只是少数情况，并非普遍情况。霍去病军中“士有饥者”的情况可能存在，但应该不算很严重。而且，将“士有饥者”的原因，简单归因于霍去病的不体恤士卒，也是比较浅显的一种认识，没有看到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当时的交通运输能力不足，难以支撑千里以上的奔袭作战，是士兵在对敌作战过程中可能挨饿的根本原因；霍去病作战喜欢率领最优秀的骑兵脱离大部队，实行突击作战，这些骑兵的粮食必须得到优先供应，这也会影响到其他部队的粮食补给，这是步兵可能挨饿的另一个原因。至于霍去病本人是否体恤士卒，则影响不大。

一、交通运输能力的限制

秦汉时期的交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已经“结成了全国陆路交通网的大纲”。但其运输能力仍然有限，难以支撑千里以上的大规模运输。正如王子今先生所言：“使用民力之酷烈，尤其在于行程常常至于千百里的长途转运。”[6]24王子今先生在论述汉武帝通西南夷的千里转运时，又说：“这种落后的运输方式的社会劳动消耗或劳动占用达到惊人的程度，而运输经济效益极低，甚至总运输量中仅有15.6%抵达目的地。”[6]129王子今先生的上述论断可与古人的言论相互验证，《史记·淮阴侯列传》曰：

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2]2615

“臣闻”二字表明，“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是当时流传较广的军事知识。这里的“千里”未必是实指，而应该是泛指较长的运输距离。这就说明，大规模的长途运输在当时是极为困难的。

汉高祖三年(前204)，随何奉命去游说英布，使之背叛项羽。随和对英布说，项羽表面上强大，实际上必败无疑，原因之一就是粮草补给困难，在《史记·黥布列传》记载：

随何曰：“……然而楚王恃战胜自彊，汉王收诸侯，还守成皋、荥阳，下蜀、汉之粟，深沟壁垒，分卒守徼乘塞，楚人还兵，间以梁地，深入敌国八九百里，欲战则不得，攻城则力不能，老弱转粮千里之外；楚兵至荥阳、成皋，汉坚守而不动，进则不得攻，退则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淮南王曰：“请奉命。”[2]2599-2600

随和是辩士，辩士之言往往浮夸，未必能当成事实。然而，随和所说的这一段话却是真实可信的，理由是：第一，英布是项羽的心腹大将，熟悉项羽军队的实际情况，随和不可能在有关项羽的问题上撒谎。第二，英布是秦汉之际杰出的军事将领，对战争极为熟悉，随和不可能在战争相关问题上撒谎。第三，我们可以检验随和所说的数字的真实性。项羽的根据地彭城距离成皋、荥阳的直线距离约为360公里，相当于秦汉之际的867里，实际路线不可能是直线，因此实际距离要比867里大一些。随和说，项羽军队脱离根据地，“深入敌国八九百里”“老弱转粮千里之外”，与我们的估算非常接近。这也说明随和所言准确可信。既然如此，随和的话能够打动英布，让英布也认可项羽必败无疑的结论，并且背叛项羽，也就说明长距离运输粮草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

单纯从运输的角度来说，汉匈之战过程中，汉朝的粮食补给比项羽还要困难。这是因为，项羽军是在中原腹地运输粮食，交通情况较好，即前文所引用的王子今先生所说的已经“结成了全国陆路交通网的大纲”。而汉武帝出征匈奴时，汉匈之间的大规模交通网并未建立起来，汉军又多是千里奔袭作战，这就给军事补给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反对与匈奴开战的韩安国，就反复强调这一点，《汉书·窦田灌韩传》记载：

(韩)安国曰：“不然。臣闻用兵者以饱待饥，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故接兵覆众，伐国堕城，常坐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也……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从行则迫胁，衡行则中绝，疾则粮乏，徐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兵法曰：‘遗人获也。’意者有它缪巧可以禽之，则臣不知也；不然，则未见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击便’。”[7]3894

韩安国反对跟匈奴作战，原因之一就是“深入长驱”的情况下，汉军的战线和补给线会被拉得很长，导致粮草供应困难。擅长用兵的人应该“以饱待饥”，“定舍以待其劳”，但在这种情况下，“饱”“定舍”的是本土作战的匈奴，“饥”“劳”的是长途奔袭的汉军，结局必然是汉军“难以为功”。而且，一旦两军交战，“疾则粮乏”，为了追逐转瞬即逝的战机而快速行动，会导致粮草供应不上；为了迁就粮草供应而缓慢行进，也有问题，“徐则后利”，会导致错过战机，难以取得战争的胜利。韩安国说，受限于交通运输能力，会出现“不至千里，人马乏食”的后果，因此他反对主动出击匈奴。

王莽的将领严尤曾对中原国家与匈奴的战争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分析，在《汉书·匈奴传下》曰：

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此一难也。边既空虚，不能奉军粮，内调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赍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余粮尚多，人不能负，此三难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赍釜鍑薪炭，重不可胜……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此四难也。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不得疾行，虏徐遁逃，势不能及，幸而逢虏，又累辎重，如遇险阻，衔尾相随，虏要遮前后，危殆不测，此五难也。[7] 3824-3825

严尤总结战争困难有五条，均与军事补给有关，可见军事补给实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征讨匈奴需要“内调郡国”，从距离前线较远的地方调集粮食，运输线过于漫长，需要运输的物资数量又很多，平均每头牛需要承担38斛的重担，而且路途中“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会导致牛因为缺乏水草而大量死亡，从而产生“余粮尚多，人不能负”的不良后果。辎重甚多还会导致对敌作战的困难，“虏要遮前后，危殆不测”，就算是胜利了，也会“不得疾行”，难以追击。以上并非严尤的臆测，而是“以往事揆之”，以事实为依据。在这种情况下，每次出征匈奴就只能是短时间的突袭行动，“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霍去病出征匈奴，在军事补给方面，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包括：运输距离过于遥远，有时甚至达到两千里，比如，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2]2908，以当时的交通运输能力来看，难以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霍去病军所经地区有缺乏水草的情况，会导致用于运输的牲口大量死亡；牛能够驮运较多粮食，但行动速度慢，无法满足骑兵速战速决、长途奔袭的要求；马的机动性较好，但驮运的粮食不多，无法进行持续的长距离奔袭作战；运输途中的粮食损耗率过高，对国家是巨大的负担，难以持久。在这种情况下，霍去病军队的转斗千里或多或少会发生军事补给方面的困难，“士有饥者”的情况也就很难完全避免了。

二、霍去病的作战方式

不同的将领有不同的带兵与作战方式，《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述：“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2]2872李广带兵与作战，军队成员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在生活上互相帮助，在情感上互相依赖，在战斗中生死与共。李广作为领导者，在生活中处处体恤下属，下属也积极回报李广，“士以此爱乐为用”。

李陵也是如此。李陵能够得到下属的衷心爱戴和以死效忠，是因为他“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恭俭下人”，正是如此体恤下属，才能让整支军队凝聚成一个团体，才能在“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的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仍然具有生死与共的极强战斗力，在《汉书·司马迁传》记述：“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冒白刃，北首争死敌。”[7]2729-2730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李陵所率军队的人数“步卒不满五千”。只有这种小规模的军队，才能人人都得到领导者的悉心爱护，将其扩展到千军万马之中，恐怕是不合适的。

霍去病率领的军队数量庞大，难以在统帅和士兵之间形成这种亲密的团体关系，更重要的是，霍去病并不喜欢这种传统的整支军队集体行动的作战方式。对于霍去病的战术，许倬云先生有很好的总结：“霍去病的骑兵，远道奔袭，因敌资粮，来去如风，这一战术，即是从匈奴学来。”[8]54何立平先生对西汉骑兵的如下总结，也可以用在霍去病身上：“汉骑兵集团始终保持着比匈奴骑兵更为强大的攻击力和运动力，每次出击都表现出积极进攻、出敌不意、速战速决、灵活机动的特点，发挥骑兵作战的优越性。”[9]109

霍去病第一次独立作战是在元朔六年(前123)，《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述：

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受诏与壮士，为剽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2]2928

从第一次独立作战开始，霍去病就为了“赴利”，采用率领精锐骑兵脱离大部队，进行长距离突击作战的方式。这无疑意味着更大的战争风险、更多的战斗可能性、敌方更少的警惕性和更多的立功的机会。这正好符合霍去病年少好斗、爱冒险、渴望建功立业的性格。

前文所引的元狩二年汉武帝的诏书，是史书记载的霍去病的第二次作战。该诏书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霍去病的作战特征：长途奔袭，“逾乌盭，讨遬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过焉支山千有余里”，目标是“冀获单于子”，渴望取得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对小的胜利兴趣不大，“辎重人众慑慴者弗取”。在这种战术思想指引下，步兵对霍去病来说不是很重要，他最看重的是能发动闪电战袭击作用的骑兵。

史书记载的霍去病的第三次作战，是在元狩二年(前121)的夏天，《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述：

骠骑将军出北地，已遂深入，与合骑侯失道，不相得，骠骑将军逾居延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天子曰：“骠骑将军逾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户。赐校尉从至小月氏爵左庶长。鹰击司马破奴再从骠骑将军斩遬濮王，捕稽沮王，千骑将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骠骑，骠骑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然而诸宿将常坐留落不遇。[2]2939

诏书再次表明了霍去病军善于长途奔袭的特点。值得注意是，这段记载中出现了“王母”“单于阏氏”“王子”等字样，这就说明霍去病军“已遂深入”，甚至深入到匈奴的大后方，抓住了留在大后方的老人、女人和孩子，其行军路线必然是非常漫长的，其军事行动必然是非常迅疾的。正因为霍去病擅长发挥骑兵高机动性的优势，就出现了汉武帝将精锐骑兵都调配给霍去病的情况，“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骠骑，骠骑所将常选”。当然，这种急行军的作战方式对人力、物力都是极大的考验，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自身的损耗也不小，“师大率减什三”，战斗减员大约为30%。这种作战方式也决定了霍去病的不拘小节和不会非常体恤士卒——与匈奴开战只能是长途奔袭、速战速决，士兵们能者上，不能者置之不理。如果过于体恤士卒，照顾那些不能者，就会贻误战机，就不会起到出其不意的战争效果，也就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这是为了战争胜利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和霍去病相反，老将们往往成长于强调防守的汉文帝、汉景帝时代，是从防守匈奴起家的，到了汉武帝时代，汉匈战争的特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老将们还没有从谨慎、防守的思路中转变过来，他们领导战争的过程中还处处透露着谨小慎微，这就导致他们经常错失战机，“诸宿将常坐留落不遇”。因此，老将们被汉武帝时代所淘汰，也是历史的必然。

元狩二年秋天，霍去病受命迎接投降汉朝的浑邪王，《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

其秋，单于怒浑邪王居西方数为汉所破，亡数万人，以骠骑之兵也。单于怒，欲召诛浑邪王。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天子闻之，于是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骠骑将军将兵往迎之。骠骑既渡河，与浑邪王众相望。浑邪王裨将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骠骑乃驰入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号称十万。[2]2939

浑邪王的军队是被裹挟着来到汉朝的，本身并不愿意投降，所以一见到汉朝的军队，就骚动起来，“颇遁去”，匈奴人擅长骑射，逃亡者应该都是骑兵。霍去病能够率军“驰入”浑邪王队伍之中，并且“斩其欲亡者八千人”，迅速平定骚乱，显然也是发挥了骑兵的快速反应能力的优势。

元狩四年(前119)春，霍去病率领精锐部队，试图跟匈奴单于展开决战，《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骠骑将军亦将五万骑，车重与大将军军等，而无裨将。悉以李敢等为大校，当裨将，出代、右北平千余里，直左方兵，所斩捕功已多大将军。军既还，天子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济弓闾，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师率减什三，取食于敌，逴行殊远而粮不绝……”[2]2939

霍去病率领五万骑兵，而且都是“敢力战深入之士”，也反映了霍去病的带兵特点：擅长使用骑兵，敢于进行大开大合、千里奔袭的闪电战。霍去病军“出代、右北平千余里”，汉武帝又说霍去病军“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长途跋涉，甚至远至狼居胥山，可谓是“逴行殊远”，这也是骑兵作战的特点。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霍去病的作战方式和传统的与士卒同生死、整体作战的将领们完全不同，霍去病充分发挥了骑兵的快速反应能力，经常率领骑兵进行长驱直入、勇往直前、擒贼先擒王的千里奔袭。这种战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会造成若干副作用：第一，会给本来就很艰难的军粮补给带来更大的困难。第二，必然会导致骑兵优先、步兵不受重视的情况，骑兵、步兵的粮食补给也会产生一定的区别，甚至可能会有骑兵“余弃粱肉”，而步兵面有饥色的情况。第三，为了追求转瞬即逝的战机，速度是最重要的，参战士兵会面临着高强度的体力和精神压力，而很难得到体恤。也就是说，不体恤士兵是霍去病骑兵战术的必然结果，也是为了追求战争胜利而付出的代价，有其必要性和不得已，不应被过分责备。

三、结语

总之，笔者认为，霍去病军队中并未有严重的粮食补给问题，少量存在的“士有饥者”的现象，首要原因是当时落后的交通补给，无法满足千里运粮的需要。霍去病重视骑兵、喜欢进行长驱直入、勇往直前、擒贼先擒王的千里奔袭，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两个原因，前者是时代的局限性所造成的难以克服的困难，后者是为了赢得战争胜利所难以避免的代价。至于霍去病本人是否奢侈浪费、不体恤士卒，则影响不大，也就是说，霍去病的不体恤士卒，被太史公严重夸大了，并在后世产生了长期的不良且不实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