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大 可

(陕西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西安 710062)

“丝路学”的建构与研究是把“丝绸之路”开启的两千余年的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提升到“丝路学”的高度进行重新的总结与理论概括，这是一个具有宏大历史观的课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当今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丝绸之路”的延伸。凿空“丝绸之路”的西域使者是张骞，而记录升华这一伟大事业的作者是司马迁，两人均是陕西人，而“丝绸之路”的开端起点又是在陕西的西安。今天陕西师范大学发起“丝路学”的开发，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当年张骞凿空西域，以及司马迁记载这一盛事创立《大宛列传》，本身就是放眼世界的大课题。

一、“丝绸之路”是伟大时代开启的历史

人类社会活动从原始社会群居时代起就必然在移动、迁徙、融合的动态中发展。欧亚大陆的交通，物与人的流动，在先秦时代早已进行。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德国考古学家在斯图加特的霍克杜夫村，发掘了一座公元前500年的古墓，发现墓中人身上有中国丝绸的残片。[1]这说明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丝绸就已流入西方。物流的最初形态当是以辗转传递的方式进行。张骞在西域看到产于中国蜀地的竹杖、蜀布，从印度境内流入，应当是蜀地物产到了两广以及东南亚，再从海上辗转流入印度。上述情况表明，今天“一带一路”的交通早在张骞之前已经发生，但不畅通。而国家行为的欧亚交通，始于张骞凿空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所以，“丝绸之路”就从这里说起。

张骞凿空开辟“丝绸之路”是伟大时代开启的历史，是汉匈大决战的必然归宿。汉匈大决战是亚洲大陆南北两个庞大帝国的决战，也是南方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决定历史走向的大决战，从某种意义上是古代的一场世界大战，因此汉匈大决战绝不是国内民族的对决。当时西汉拥有的国土，包括当今中国兰州以东地区，四川西部及云贵地区的西南夷尚不在版图中，大约有三四百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国。世界第一大国就是匈奴。冒顿单于统一的匈奴，是多民族的游牧民族大国，东西万里，当今西伯利亚、蒙古高原直到西边的中亚，是世界上的超大国家，比汉朝大得多，大致估计当有八九百万平方公里，约是汉朝的两倍。建元元年(前140)，汉武帝16岁登位，当年就举贤良对策，广纳人才，把整个国家转入战时体制。建元二年(前139)，张骞应征为郎官，建元三年(前138)张骞出使西域，使命就是联结大月氏抗击匈奴。面对国土面积广阔的匈奴，少年天子汉武帝毅然决然把汉匈大决战提上议事日程，他的目标是彻底打败并征服匈奴，所以说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张骞应运而生。

汉武帝在位54年，汉匈大决战伴随着武帝一生。最初六年，即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把控朝政，依然推行汉初的无为政治，与匈奴和亲，但汉武帝已着手准备战争，所以才有张骞的出使西域。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亲政，第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就设谋马邑，拉开了汉匈大决战的序幕。从元光二年到汉武帝之死的后元二年，即公元前133到公元前87年，前后47年，分为三段时间。三段时间大体各15年，前后两段均为汉匈大战，共30年；中间一段是间隙备战，为17年。第一段从元光二年设谋马邑到元狩四年漠北大战，即公元前133到公元前119年，这15年是汉匈大决战最激烈的时期，结局汉胜匈奴败，匈奴被赶到漠北，漠南无王庭。从元狩五年到元封六年，即公元前118到公元前105年，其间14年，双方休息备战，匈奴不臣服，仍时常犯边。从太初元年到征和二年李广利兵败匈奴投降，征和三年汉武帝下轮台诏宣布休战，即公元前104年到公元前90年，其间15年是汉匈第二阶段大决战，西汉扩张，断匈奴右臂，置河西四郡，切断羌胡交通，汉通西域。西汉获得了完胜，匈奴远遁，衰落分裂，但仍未臣服。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呼韩邪单于入朝臣服汉朝，汉匈大决战画上句号，前后历时81年。汉武帝时期30年的大决战，只是一个决定胜负的关键性阶段。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彻底打败了匈奴，这是汉匈大决战的闪光点。

将近一个世纪的汉匈大决战为何发生？汉朝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如何评价其性质和意义？前人的论说多是负面的，认为汉武帝穷兵黩武，汉朝付出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2]233的代价，得不偿失，特别是李广利两次兵征大宛，汉兵远征，天下骚动，损失数十万，获得三千匹汗血马，很不值当，汉武帝晚年，民不堪重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已出现秦末的衰败征兆，还说司马迁对汉武帝是批判的。昔贤的评说，只是表象，本文不过多纠缠，只循着司马迁记载的史实，从人类社会发展文明冲突的视角予以评说。汉匈大决战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变迁，汉武帝是非常之人，带领了张骞、卫青、霍去病等时代英雄建立了非常之功，是值得肯定的。汉匈大决战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农耕民族战胜了游牧民族，先进文化得以传承。假设匈奴胜利，汉朝溃败，中华五千年文明可能就此中断。历史没有假设，汉武帝及其一代汉民族的斗争与牺牲值得永远载入史册。司马迁的记述，尤其是《大宛列传》的创立，表明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家，他带领人们放眼世界的卓识尤令人叹服。

先说汉匈战争为何发生？本质是一场文明冲突。亚洲北方气候寒冷，是大牧场，自然发展的是游牧文化。汉民族从宜于农耕的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与长江流域的江汉平原发祥成长，发展农耕文化也是自然的，两种文明的冲突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了。从秦穆公的并国十二，辟地千里，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是两种文明冲突的战争。万里长城的修筑，亦是两种文明冲突的标志。一道万里长城，说明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处于守势，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昂贵。

当历史指针指向秦汉之际，亚洲南方农耕民族统一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北方游牧民族也统一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此时两个超级大国的碰撞，战争就要发生质的变化。汉初汉匈两国发生的平城之战可以说就是大决战的一场预演。公元前200年，匈奴冒顿单于统领40万骑兵，大败汉高祖率领的32万步骑，一次战役，双方动员用于第一线的兵力就达70万以上，在当时可以说是双方倾全国之力的一次大决战。双方都是从长期的统一战争中走过来，双方兵强马壮，势均力敌，以和亲罢战收场。到了汉武帝登场，西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文景时代养马备战，储粮于边，汉朝人口是匈奴本部人口的十倍，这就是汉武帝敢于亮剑的资本。

汉武帝时的汉匈大决战，匈奴人口五百余万，汉朝人口约四千万。依据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以战国时人口五人一兵计，七国人口总数约两千余万。[3]71战国时是全民皆兵，秦赵长平之战，秦国征发年15岁的未成年男子上战场是其证据。匈奴游牧自然是全民皆兵。全民皆兵五人一兵的概数基本接近实际。也就是秦国统一时全国人口两千多万。匈奴冒顿单于一次能动员骑兵40万，以五人一兵计匈奴人口二百余万，这是匈奴本部加上兼并东胡及西方游牧民族，至少增长一倍，到汉匈大决战时匈奴总计人口五百余万。古代无战乱的和平时期，大约一百年间人口增加一倍。《汉书·地理志》统计汉末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也就是约六千万。[2]1640武帝时期是西汉中期，汉匈大决战前承平70余年，大决战后到汉末战乱承平80余年，刚好两者在承平时期人口增一倍。汉初人口两千万，到汉匈大决战时增一倍约四千万。汉末人口六千万，减半计在汉匈大决战后人口尚有约三千万。由此可知汉匈大决战“户口减半”的记载有些夸张，因战乱导致一些户口隐没并未消减，但减少三分之一则是可信的。汉匈大决战，西汉人口减三分之一即一千二三百万。匈奴惨败，损失一半在情理之中。汉匈大决战数十年，双方损失人口总计一千五六百万，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损失的人口之半，毫无疑问是古代的一场世界大战了。这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两种文明发展到不可并存时必然要发生的大决战。何为决战？决战就是交战两方必须分出胜负，一方彻底打败另一方使之臣服，不达目的双方战斗不会停止。从这个意义上，汉武帝前期的反击匈奴到后期的扩张断匈奴右臂，都是合理的演变，是时代的大变局。汉匈大决战的胜利是先进的农耕文化战胜迟滞的游牧文化，是文明的进步。张骞等一大批建功立名的文臣，以及武将卫青、霍去病等，就是伟大时代变局造就的英雄。如若匈奴胜，汉朝败，则历史不知道要倒退多少年。东汉又一次迫使匈奴西迁，而在西晋末尚有五胡入主中原的动乱，这是北方游牧残余导致的变局，由此反推汉匈大决战西汉的胜利，即使付出了“户口减半”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因为这一代价的付出保卫了农耕文化。

二、张骞凿空建言断匈奴 右臂，英雄创造时势

张骞，汉中城固(今陕西城固县)人，西汉杰出的外交家和大探险家，这是学术界公认的评价，张骞当之无愧。笔者认为，仅此评估还未准确地把握张骞的历史地位，张骞还是一位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张骞约生于公元前159年，卒于公元前114年，是一位中青年才俊，可以说其英年早逝。

准确地评价历史人物地位，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全面掌握人物的活动事迹。公元前139年张骞21岁出仕为郎，到公元前114年死于大行令，任职26年。其中两次出使西域17年，在宫廷为官9年，历郎官、太中大夫、卫尉、大行令，带兵出征为校尉、将军。郎官为皇帝侍从。太中大夫参决谋议，备顾问。卫尉、大行令位列九卿。卫尉，警卫宫殿。大行令，秦官为典客，掌蛮夷归义，相当于外交部部长。西汉大行兼理诸侯王事务，相当于内政部长。张骞的任职，表明了他是汉武帝的亲信大臣，处于决策中枢，参与军国大政谋议。

张骞出使西域，他的使命是联结大月氏抗击匈奴。由于大月氏在中亚已安居乐业，不想报复匈奴，张骞的使命未能完成，但他从西域的考察中提出了更高的战略。《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回答汉武帝的询问，可称为“西域对”。[4]3836-3837《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拜将，回答汉高祖询问，可称为“汉中对”。《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三顾茅庐，咨问天下大计，诸葛亮答以“隆中对”。这“三大对”都是时人规划历史变局的谋略。“汉中对”规划了楚汉相争，以弱胜强的谋略。“隆中对”规划了三分天下，为刘备割据一方提出了胜算的人谋。“西域对”提升了汉武帝反击匈奴要放眼世界开拓进取的谋略。“三大对”标志张骞站到了韩信、诸葛亮的行列，可以说是一代人杰。

“西域对”影响汉匈大决战主要有三项决策：其一，提出断匈奴右臂，通使节联结中亚的乌孙；其二，建言取大宛汗血马，改良中国马种，组建高质量骑兵，如同当今的现代化国防建设；其三，倡言通身毒国而重开经营西南夷。断匈奴右臂的胆识，只有张骞身临西域，了解大世界，才有头脑提出。以上几项，都是根本性的国策。张骞死后，西汉政府继续执行，平西南夷为郡县，兵征大宛，和亲乌孙，置河西四郡，既通西域，又切断羌胡交通，为日后青藏高原的归附，奠立了万世之基。这些战略决策，直到宣帝之世，全部实现张骞的战略理想。从决策角度考察，张骞不只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他还是一个胆识过人的政治家和战略决策人物。他对于历史的贡献和对西汉政治的影响，要给予崇高的评价。

张骞作为西域使者，对外交的贡献，也得到了班固的高度评价。“奉使则张骞、苏武。”[2]2634这里班固肯定张骞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和爱国者，与苏武相提并论，并列举二人为一代伟人。班固将张骞与兵伐大宛的李广利合传，在《傅常郑甘陈段传赞》中又将西汉后期郑吉等人建功西域与张骞联系起来评价：“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2]3006又说：“自元狩之际，张骞始通西域，至于地节，郑吉建都护之号，讫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选，然其有功迹者具此。”[2]3032班固认为，汉武帝兵伐大宛，汉朝开发西域都要追始张骞。如果说汉朝奠定了中国今日之疆域，首次开拓西南夷及西域，包括今云、贵及甘、青、新疆等广大国土，张骞之功应推第一。班固的这一评价，表明他追步司马迁，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家。

张骞出使，不是掠夺、占领，他没有带庞大武装，而是传播忠诚信义，带去东方的物产，以和平为宗旨交谊朋友，这是更值得永远发扬光大的精神。特别是第二次出使乌孙，当时匈奴势力已被逐出西域，东西交通畅通，张骞携带丝、缯、帛、金钱、货物等前往。张骞在西域活动，始终贯彻“以义属之”的和平外交路线，寻求友谊与合作。乌孙王昆弥倨傲无礼，张骞责以大义，讲求忠诚与信誉，受到西域各国的热情欢迎和接待。甚至张骞死后，汉使都要打张骞博望侯的旗号，才能赢得西域各国人民的信任。张骞结盟大月氏夹击匈奴以及招大月氏重回故地，这一具体目的因客观原因没有实现，但不是外交的失败。张骞从长远战略目标出发，以和平友好使者身份传达友谊，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从此中西使者、商队络绎不绝，获得了外交的极大成功。在公元前一二世纪，东西方文化各自达到了古代文明的高峰，西方有希腊、罗马文化，东方南亚有印度文化、东亚有中国秦汉文化。张骞通西域，在三大文化交流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界文化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张骞无疑是一位世界文化名人，他的名字与丝绸之路是不可分割的。他是东西方文化的和平交流使者，有别于中世纪和近代那些以掠夺为目的的探险者、淘金者，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综上所述，张骞是公元前二世纪中叶、西汉极盛时期的大政治活动家和战略决策者，他对西汉的国土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张骞通西域，开拓了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文化的和平交流使者，杰出的外交家。

三、司马迁慧眼识英雄，创立 《大宛列传》，放眼看世界

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给张骞立专传，而是写入《大宛列传》中，这是司马迁特立独行的创作，从《大宛列传》开篇的第一句话中就能看出。其文曰：“大宛之迹，见自张骞。”[4]3833意思很明显，大宛等国西方世界是张骞发现的。如果没有张骞通西域，《史记》中就不会有《大宛列传》，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将推迟不知几许年。有人认为司马迁没有给张骞立专传，是对张骞认识不够，这纯然是误解。对照《汉书》就明其所以，《汉书》为张骞立专传，把张骞与伐大宛的贰师将军李广利合传，而行文基本是转抄司马迁的《大宛列传》，只是把张骞所见的西域世界另行立一个《西域传》，在张骞本传中删掉了“大宛之迹，见自张骞”这八个字，其史识就远逊于司马迁，再对照《史记》《汉书》所写民族史传，两人史识之高下更为分明。《史记》从《匈奴列传》到《西南夷列传》，一共创立了5篇少数民族史传，各民族独立成篇，着重叙述汉武帝时期各周边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司马迁笔下的民族史传有一个共同主题，即东西南北各个少数民族均为天子臣民。他们的历史发展是走向统一，《太史公自序》有着鲜明的表述。《南越列传》序例说：“佗(指赵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4]4024《东越列传》序例说：“葆守封、禺为臣。”[4]4024《西南夷列传》序例说：“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4]4024本文前面提到，汉匈大决战，不能简单地视为国内民族对决，但匈奴有几千公里国土与汉相连，在双方决战中匈奴南部的大片领土并入中国，河西走廊匈奴右部民众内属中国，所以司马迁把匈奴族视为周边民族。司马迁把五个民族史传与相关的名臣将相列传交错等列。如《匈奴列传》列于李广与卫青、霍去病的列传之间，《西南夷列传》下连司马相如列传，这就是因事相连，因李广与卫青、霍去病是征匈奴的名将，司马相如力主通西南夷。司马迁用这种因事相连的编列方法，表现了他的民族一统的等列天子臣民的思想。而班固《汉书》，把周边民族史传等同“西域传”，一概称为“种别域殊”，编于全书之末，还批评司马迁的做法。正是《史记》《汉书》的对照，看到了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以及他那匠心独运的史识义例。

对比见义，司马迁对《大宛列传》的处理十分引人注目。《大宛列传》记叙外国史事远至中亚，故特别分出，编于类传之中，有别于民族史传，《太史公自序》也做了特别的交代：“汉既通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4]4025我们将“通使大夏……欲观中国”与前面所引“请为内臣受吏”等作以对照，不难看出，司马迁对中外的界限区分是十分清晰的。《史记·大宛列传》在《汉书》被改编为《西域传》，即西方的世界。司马迁不用“西域”之名，而以“大宛国”命名，要义有二：其一，汉武帝通西域是以征大宛为标识的，该传内容，首尾皆叙大宛，而中亚、西亚各国的情况穿插其间，是以附见形式记载的；其二，以大宛为分界，大宛以东，敦煌以西，司马迁视为匈奴右地，也称狭义的西域，是国内民族，故在《大宛列传》中略而不叙，大宛以西，即葱岭以西之中亚、西亚列国，包括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枝、大夏等国，是外国民族，故载入《大宛列传》。张骞因事相连，事迹纳入《大宛列传》，表达是张骞发现了西方世界。司马迁把外国史事纳入中国历史范围，是引领中国走入世界，张骞是第一个放眼看世界的人，司马迁发扬了这一精神。“丝绸之路”就是走向世界的，“丝路学”的宗旨亦当是放眼看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与张骞是“丝路学”的奠基人。

张骞通西域，《史记》《汉书》均称为“凿空”。苏林注：“凿，开也。空，通也。骞始开通西域道也。”[2]2693颜师古注：“空，孔也。犹言始凿其空穴也。故此下言‘当空道’，而《西域传》谓‘孔道’也。”[2]2693对阻路的大山，开凿通道，就叫凿空。张骞备受艰难险阻，首次由汉直通西域，故形象比喻为凿空，匈奴是阻挡汉朝走向世界的大山，打开这座大山，突围向前，“凿空”二字比喻极为形象生动，也是对张骞备尝艰险的描述与赞评。古代没有人工开凿的穿山通道，司马迁创立“凿空”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司马迁慧眼识英雄，把张骞的通使行迹上升为放眼看世界，中国的发展要走向世界，内涵极为丰富。

公元21世纪的当今世界，人类文明走到面临百年大变局的十字路口，中华民族遭遇世界列强欺凌百余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迎来了伟大民族复兴的新纪元。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了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著名演讲，盛赞中哈传统友谊，全面阐述中国对中亚国家睦邻友好的合作政策，提出了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造福沿线各国人民，受到了亚、非、欧、美各大洲全世界友好国家的响应，迅速扩大成为“一带一路”世界性的国家友好合作与共同发展的模式。当今的“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的延伸，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的“凿空”，是新纪元的大突围。当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的困难超强于西汉时的匈奴，但今日中国十四亿人口已不是当年只有四千万人口的西汉，数年间“一带一路”的发展，如同滚滚东流的长江水势不可当。我辈有幸赶上这一伟大时代是人生的幸运。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我们尽职了，竭其所能，就算不辜负人生的大时代。我们就从“丝路学”的建构与研究为起点尽一份绵薄之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