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 文 科

(宝鸡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在晚明冯从吾(少墟，1557—1627)的关中书院讲学之后，关学逐渐走向衰微，到清初时已凋零至极，当时关学学者李颙(二曲，1627—1705)就说：“凤翔张鸡山先生，明季理学真儒也。……与长安冯少墟先生同时倡道，同为远迩学者所宗，横渠、泾野而后关学为之一振。两先生殁而讲会绝响，六十年来提倡无人，士自辞章记诵之外，不复知理学为何事？两先生为何人？”[1]222又说：“关学不振久矣。……若夫留意理学，稍知敛华就实，志存经济，务为有用之学者，犹龟毛兔角，不但目未之见，耳亦绝不之闻。”[1]177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二曲与其弟子王心敬(丰川，1656—1738)等人开始努力振兴关学，而在清初关学复兴的这一过程中，时任陕西提督学政许孙荃等人积极支持与提倡亦功不可没。文章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清初陕西学政在关学复兴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关学与地方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刊刻关学著作

从明代以来陕西提学使就在关学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其中尤以杨一清、王云凤、何景明、唐龙和许孚远最为著名，他们通过建设书院和提倡理学教育，以及亲自为书院诸生讲学等，深刻地影响了明代关学的发展。[2]到了清初，陕西提学使对关学的影响仍然继续存在，特别是对当时关学的复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与明代陕西提学使主要是通过书院建设和学术思想来影响关学的发展不同，清初的陕西提学使则主要表现在刊刻关学著作和表彰关学前贤、弘扬张载之学等方面。

从现存关学著作来看，明清时期有不少关学学者的著作已经佚失或部分地散佚，如明代的段坚、张鼎、薛敬之、王承裕、郭郛、王之士，清代的康吕赐、蔡启允、王巡泰等人，导致我们今天无法具体了解这些学者的思想，这不能不说是现代关学研究中的一大遗憾。因此，在关学的发展过程中，关学著作的刊刻、保存和传播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方面，清初的陕西学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康熙十二年(1673)，安徽歙县人洪琮出任陕西提督学政，到任后不久他就前往重新修复的关中书院拜访正主持书院讲学的李二曲。当时李二曲刚完成了《冯从吾集》的汇辑与整理，于是就请洪琮加以刊刻。冯从吾是晚明关中著名的学者，其主讲的关中书院与顾宪成(泾阳，1550—1613)、高攀龙(景逸，1562—1626)主讲的东林书院并称，与冯从吾同时的江右王门学者邹元标(南皋，1551—1624)说：“华岳萃嵂造天，黄河鸿洞无涯，代有巨儒，横渠之后，明有仲木，今有仲好，可称鼎足，可以张秦，亦可以张明。”[3]12但如此重要的学者，其著作在清初就连关中士子也很难见到了，而原来保存于关中书院的刻版也在明清鼎革之际因兵燹而遗失。冯从吾的后人曾花费十年左右的时间才搜购到一部，但因经济困穷，无力刊刻，故其书也就无法得到广泛传播。冯从吾之孙冯澄若在《冯恭定公全书跋》中说：

先祖《恭定公文集》传世已久，其版藏关中书院。兵燹后，遗失弗存。澄若等鬻田购搜，十年始获一集，而力之刊不果，遂无以应求者，夙夜怀恧焉。今上龙飞十有二年，值总督鄂大宗师首倡道学，上接周、程，延中孚李先生率多士讲学关中书院，复立先祖木主于中天阁下，慨然垂问前集，而邑父母郭遂以实对。蒙愍全书湮没，传之不永，因谋之督学洪宗师捐俸，重付剞劂，阅二载乃竣。……康熙乙卯(1675)桐月，嫡孙澄若、溥若，曾孙续先、绳先仝识。[3]574

在李二曲的建议下，洪琮慨然拿出自己的一部分俸禄，于当年秋让人重新刊刻《冯从吾集》并为之作序(1)洪琮所作的《重刻冯恭定公先生全书序》，其文末题：“康熙癸丑(康熙十二年，1673)嘉平冬月，新安后学洪琮拜题。”(见冯从吾《冯从吾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页)，两年后完工，从而不仅为后世保存下来一部十分重要的关学著作，而且也让更多的关中士子得以了解冯从吾和冯从吾之学，并进而为延续关学学脉、振兴关学做出贡献。

洪琮之后，安徽合肥人许孙荃(四山，1640—1688)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督学陕西。许孙荃为康熙九年(1670)的进士，他非常重视理学教育，强调德行先于文艺，反对士子只以辞章记诵、举业功名为学。在提督陕西学政时，他常与李二曲、王弘撰(山史，1622—1702)、李因笃(天生，1631—1692)、李柏(雪木，1630—1700)等关中学者相往来，其中尤其推崇李二曲的学问。许孙荃说：“中孚李先生崛起周至，其言以躬行实践为基，反本穷源为要，嘉惠后学，开导迷津，阐往圣之心源于浸昌浸炽之会，斯真可与弇山鸣鸟同昭盛世之光华。”[1]393而李二曲对许孙荃的督学理念和教育方法等也深为敬佩，称其：“政崇风教，加意理学，行部所至，寤寐名贤，存者式庐，没者阐扬，表前修，风后进，启佑关学之意甚盛。”[1]222因此，李二曲不仅积极配合许孙荃表彰和弘扬关学，而且还多次建议许氏以“明学术”为匡时救世第一务，以及以“明体适用”作为诸生之导向，使之躬行实践，学期有用。[1]172不久，许孙荃得到李二曲的《四书反身录》，认真阅读之下，认为该书能使学者“反身循理，致知力行”[1]394，属于明体达用之学，于是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冬捐俸刊刻此书，并为之作序。

除了李二曲的《四书反身录》外，许孙荃还捐俸刊刻了当时流传已很少的晚明重要关学学者张舜典的《明德集》和《致曲言》，这也是该书在清代唯一的刻本。张舜典，号鸡山，陕西凤翔人，与冯从吾同时倡道关中，许孙荃说：“有明关学继文简公而起者，长安则有冯少墟先生，岐阳则有张鸡山先生。二公生同时，东西相望，相与往复辩论，倡明斯道，学者景从，一时称极盛焉。”[4]109但到了清初，张舜典的著作也大多毁于战乱，流传极少，“无有过而问者”[4]109，甚至后来的士子都不知道张舜典是何人。许孙荃从李二曲那里听说了张舜典其人其学之后，在一次前往岐山视学考察诸生学业时便寻访到张舜典的后人，并从其后人手里得到张舜典的《致曲言》和《明德集》二书。回来后，许孙荃将二书交给李二曲校正编订。李二曲从中摘出确而粹者，合为一编，题为《张鸡山先生语要》。随后，许孙荃又拿出自己的俸禄对该书进行了刊刻，并为之作序，时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许孙荃在《序》中说：

学人之病大抵有二：上焉者高谈性命，虚无惝恍，不肯实用其力；下焉者仰视圣贤，以为神灵天纵，非下学所可庶几，遂甘于逊谢而不能强致其功。由前言之，其失也妄；由后言之，其失也愚。二者交作，异学争鸣，而圣贤大中至正之道驯至芜没不彰矣。夫知敬知爱，孩提皆能，尧舜可为，言岂欺我！学者诚由事编而究心焉，因其固有之良而扩其所拘，怯其所蔽，优游渐渍，涵濡而长养之。由一端以至全体，由偶发以至常存，则大圣大贤不难积累成也。先生之有功于天下万世，岂其微哉？[4]109

许孙荃从提携后学的角度对张舜典之学作了高度评价。可以说，无论是洪琮对《冯恭定公全书》的刊刻，还是许孙荃对李二曲的《四书反身录》和张舜典的《鸡山语要》的刊刻，其贡献巨大，使得这些关学学者的重要著作得以保存和流传，特别是《鸡山语要》的刊刻尤显重要，否则该书很可能就会失传。而当时的其他刻本和后世所刊刻的《鸡山语要》都是以李二曲的校刻本为底本的，如清初山西学者范镐鼎(彪西，1626—1705)的《广理学备考》中收录的《张鸡山先生集》，即是根据李二曲所赠的《鸡山语要》编入进去的。又如民国二十四年(1935)陕西通志馆重刊的《鸡山语要》(收入《关中丛书》之中)，也是根据李二曲、许孙荃的校刻本的抄本而进行重刊的。事实上，不少关学学者的著作到了清代都已经失传或很难看到了，如比冯从吾稍早的明代蓝田学者王之士的著作，在晚明万历年间其长子曾请冯从吾编订成《秦关全书》一书，但现在已佚失不存。又如王阳明的二位关中弟子南大吉与其弟南逢吉在浙江绍兴时曾记录了王阳明的许多讲学之语，并带回关中藏之家塾，后来南逢吉之孙将这些讲学语录编成《越中述传》一书，并请冯从吾作序，但是该书现也不存。(2)冯从吾所作《秦关全书序》与《越中述传序》二文，见《冯从吾集》，第238、251-252页。据此可知清初陕西学政对关学著作的及时刊刻，其功不可没。

许孙荃之后，江苏常州人高尔公于康熙三十年(1691)任陕西学使。高尔公曾在康熙九年(1670)十二月至康熙十年(1671)三月李二曲讲学江南时，与其师郑重(时为靖江县令)一起听过李二曲的讲学，对二曲极为敬重，故到任之后就前往周至拜访李二曲。李二曲将门人王心敬刚汇编成的《二曲集》赠给高尔公，高尔公一读之下，认为该书“贯彻本原，折衷同异，一洗支离蔽锢之习，邃然归于至正，益信先生之书，盖以身言，而不徒以言言者也”，能使学者“或昏梦之方醒，若沉疴之骤起”[1]709，于是在当年十一月与其师郑重一起捐俸刊刻《二曲集》，以“激励后进，庶几关中之士知所景从，且使海内之有志斯道者，尊所闻，行所知，由此而进德修业，富有日新，上接诸儒之传，远窥千圣之奥”[1]710。《二曲集》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九月完成，郑重、高尔公分别为之作序。

此后，康熙五十八年(1719)陕西学政朱轼(可亭，1665—1736)又在陕重刻《张子全书》，为传播张载之学做出了贡献。

二、表彰关学前贤

除了刊刻关学著作之外，清初陕西学政如许孙荃等人还积极表彰明代关学前贤，或为其修葺祠堂或为之建立牌坊，从而激励士子的向学之志。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正月，许孙荃前往陕西各地考察诸生学业，临行前向李二曲请教，二曲告之以“所至表先哲，崇实行”[5]87，希望许孙荃此行能够对各地的关学前贤以及能躬行实践的学者加以表彰，以激励诸生理学学习之风和弘扬关学。李二曲还将明代关学史上的几位主要的关学学者如段坚、周蕙、张杰、韩邦奇、吕柟、冯从吾、张舜典等人的名字一一列出，望其次第表彰，或修葺其祠堂，或为其创设祠堂等。在《答许学宪三》一书中，李二曲向许孙荃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一是“以理学为多士倡”；二是“表彰先哲，激励后进”；三是表扬当世“造诣不凡、道德著闻”的关学学人。其中，在表彰关学前贤方面，二曲说：

兰州先哲段容思先生讳坚，以理学开先；秦州先哲周小泉先生讳蕙，奋迹戍卒。凤翔先哲在成、弘间，则有张默斋先生讳杰；昌、启间，则有张鸡山先生讳舜典，并倡学明道，为世真儒，流风余韵，于今为烈。其祠宇不知尚存与否？伏愿移檄查访，存则令地方以时修葺，无则礼以义起，不妨勉其设处创举。如力有未逮，不能三楹，即一楹亦可以栖神，稍存眉目，以成地方胜迹。[1]175

而在表扬当世关学学人方面，李二曲建议：“大则式庐，小则行奖。”[1]175并以甘肃秦安县蔡启胤一家为例，望其予以表彰。

在李二曲列举的这些关学学者中，段容思即段坚(1419—1484)，字可久，甘肃兰州人。其学主要来自明初河东薛瑄(敬轩，1389—1464)的三位弟子，即陕西凤翔的张杰与河南洛阳的阎禹锡和白良辅。对于段坚之学，时人有“文清之统，惟公是廓”[6]28之称，可谓是明初薛瑄之学在关中地区的一位重要的传人。

周小泉即周蕙，字廷芳，甘肃天水人。他原是兰州的一名戍卒，因听段坚讲学而转向儒家之学的学习，后来又师从时任甘肃清水县教谕的薛瑄弟子李昶，从而“得薛文清公之传”[6]31。晚明刘宗周(蕺山，1578—1645)在论薛瑄之学时说：“然先生于道，于古人全体大用，尽多缺陷……阅先生《读书录》，多兢兢检点言行间，所谓‘学贵践履’，意盖如此。或曰：‘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觉性天通。’先生晚年闻道，未可量也。”[7]2而在评论周蕙之学时则说：“夫圣人之道，反身而具足焉，不假外求，学之即是。”[7]4刘宗周之意，是说周蕙的学问已由河东的“主敬穷理”和“学贵践履”转向对心性的体认与探求，从而使得关学“一变至道”[6]28。

后来，长安的李锦(介庵，1436—1486)和渭南的薛敬之(思庵，1435—1508)都随周蕙学习程朱理学，而薛敬之的弟子吕柟(仲木，1479—1542)则将明代关学推向鼎盛发展。虽然由于著作的佚失等原因，我们今天已无法了解段坚与周蕙的具体思想，但他们在明代关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正是通过他们，明初关中理学之风才得以蔚然兴起。

张立夫即张杰(默斋，1421—1472)，陕西凤翔人，是薛瑄在关中的嫡传弟子。张杰除了曾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在山西赵城担任儒学训导，其余大多时间则在家乡读书和教授子弟，有时也与段坚、周蕙、李昶等人相互讲学，名重一时。

韩邦奇(苑洛，1479—1555)，字汝节，陕西大荔县朝邑人，明代中期著名的关学学者。他与高陵的吕柟、三原的马理、渭南的南大吉等人共同推动了明代中期关学的“中兴”。明代嘉靖年间著名的陕西御史杨爵(斛山，1493—1549)便是韩邦奇的弟子。

吕泾野即吕柟，陕西高陵人，是明代中期关学最主要的代表，他与晚明的冯从吾分别代表了明代关学发展的两个高峰，清初学者范鄗鼎说：“前有横渠，后有泾野，今见先生(冯从吾)，太华三峰，真关中大观哉！”[3]702吕柟生活的时代，正值阳明学初兴之时，但吕柟力守程朱之学，提倡躬行实践，强调下学而上达。对此，刘宗周说：“异时阳明先生讲良知之学，本以重躬行，而学者误之，反遗行而言知。得先生尚行之旨以救之，可谓一发千钧。”[7]11吕柟“尚行”的为学主张在当时吸引了不少士子学人前来问学，他在南京为官讲学时，“风动江南，环向而听者前后几千余人”[6]44，“几与阳明氏中分其盛，一时笃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门”[7]11。

李二曲认为，明末以来关学衰微已久，许多关学学者的学行和著述都已不为士子所知，因此急需加以表彰，以重振关学。另外，他看到当时士子“自词章声利之外，不复知学问为何事。日趋日下，而孔孟身心性命之学扫地矣”[1]174，而通过表彰关学前贤，可以提倡“正学”，激励后进，激发士子理学学习之志。许孙荃对李二曲提出的“表先哲，崇实行”的这些建议都加以采纳并予以实行。虽然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如今已不得而知，但从李二曲后来写给许孙荃的信中可窥见一二，如李二曲说：“接翰示，知慨纳鄙言。皋兰、天水诸儒先，咸经表章，此百年以来学政之仅见也，执事于是乎加人一等矣。”[1]176

三、弘扬关学

除了刊刻关学著作和表彰关学学者之外，在振兴和弘扬关学方面，许孙荃还向朝廷进呈吕柟的《泾野子内篇》和冯从吾的《冯少墟集》等。李二曲在《答许学宪四》中说：

承询关中理学书可以进呈者，将以进呈，味众人之所弗味，阐众人之所弗阐，使理学一脉不至落寞。大君子之作为，超于寻常万万矣！横渠书无末刻秘本。……横渠之后，诸儒著述，惟吕泾野、冯少墟足以继响，虽未洞本彻源，上达性天，而下学绳墨，确有发挥。吕之遗书，如《四书因问》《史约》《文集》，未免散漫，惟《语录》议论笃朴，切于日用。冯之全集，与薛文清《读书录》相表里。冯与东林顾泾阳、高景逸同时鼎足倡道，领袖斯文。顾、高学固醇正，然其遗集中间散作，犹未脱文字气习，兼多闲议论、闲应酬，往往越俎而谈，旁及世故，识者不无遗憾。冯则词无枝叶，语不旁涉，精确痛快，豁人心目。如欲进呈，无过是书及泾野《语录》，抑区区尤有商焉。[1]176

在这里，李二曲先是肯定了许孙荃向朝廷进呈关中理学著作对于弘扬关学的积极意义，“使理学一脉不至落寞”，因为通过进呈关学著作可以使更多的士人、学者知道和认识关学。接着，李二曲指出，张载之后关中理学之书，“惟吕泾野、冯少墟足以继响”，并对二人的学问及其著作的优缺点进行了说明，认为二人之学虽未洞本彻源、上达性天，但于下学绳墨则有发挥，吕柟的《泾野子内篇》“议论笃朴，切于日用”，冯从吾的《冯恭定公全书》“与薛文清《读书录》相表里”，“精确痛快，豁人心目”，因此，如果要向朝廷进呈关中理学书，则莫过于此二书。

许孙荃原本还打算向朝廷进献李二曲的《四书反身录》，但因二曲的极力反对而停止。二曲说：“此书止期私下同病相怜，对症投剂，以‘反身’二字与同人相切砥。若一经进呈，适滋多事，不触嫌招忌，则搜山薰穴，仆将不知其所终矣！不知使君将何以为我谋耶？幸寝斯念，曲垂保全，俾仆永坚末路，庶不贻羞知己。”[1]172-173

此外，在李二曲的建议下，许孙荃还捐俸重新修葺了眉县横渠镇上的横渠书院和张载祠。此前，李二曲曾与李因笃一起拜谒了眉县的横渠书院与张载祠，看见祠院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的景象，于是兴起修复之志。李因笃说：

经横渠镇，同家处士兄就展西铭夫子之祠，摧圮拉攞。实生平所未见。无论壁倾楹朽，旦夕莫支，即肖像已露处风日中，徘徊流涕。[8]219

过横渠镇，拜西铭夫子祠。见其朽栋颓垣，垂将尽圮。即先生肖貌，求瓦片覆之。不禁流涕沾襟，徘徊竟日。……而云岩首倡关学，醇修峻节，为敝乡三代之后一人。俎豆空悬，尘霜莫蔽。[8]218

康熙二十六年(1687)二月，李二曲致书许孙荃，建议其重修横渠书院与张载祠。他说：

关中之学，横渠先生开先。眉县横渠镇乃其故里也，先生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葬于斯，则横渠之为横渠，亦犹曲阜之阙里，英灵精爽，必洋洋于斯。宋明以来，建有横渠书院，春秋俎豆，以酬功德。万历、天启间，当事之政崇风教者，尝加葺修。今年久倾圮，仆窃叹息！按二程、朱子书院之在洛阳、建阳者，地方以时葺修；此院之废，独无人过而问焉，好尚不同故也。幸遇执事，加意关学，敢以为请，伏愿量捐冰俸，亟图修复，明振风猷，默维道脉，所关岂浅渺哉！[1]178

不久，许孙荃前往眉县拜谒张载祠，并捐俸重修。李因笃记载道：“(许孙荃)临部凤翔，过眉县，拜谒张诚公祠。见其倾圮，捐五百金重葺，衣冠俎豆，顿复旧观。”[8]272此外，许孙荃还在生活上对关中学者也照顾有加，如他拿出自己的一部分俸禄为常年处于贫困中的李二曲在周至县购买田地等。(3)事见李因笃所撰《许使君捐俸置周至养贤田记》一文，见《李因笃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8-89页。

康熙二十七年(1688)正月，许孙荃任满告归，临行前“徘徊缱绻”[1]593，与前来送行的李二曲等关中学者和关中士子赋诗惜别。但不幸的是，当年夏天，许孙荃回到家乡没过多久就因劳累过度而身患重病，并于是年九月去世。许孙荃去世后，其子还专门派人前往关中请李因笃为其父撰写墓志铭。(4)许孙荃的墓志铭今收入李因笃的《续刻受祺堂文集》卷四中，见《李因笃集》，第271-274页。许孙荃可以说是清初陕西学政中对关学影响最大的一位，他通过刊刻关学著述、表彰关学学人、进呈关中理学书和修葺张载祠、横渠书院等方式，与其他几位陕西学政共同促进了清初关学的发展。

四、结语

从以上清初陕西学政对关学的提倡与支持中可以看到，由于明清时期陕西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和关学学人在经济上的困穷，从而使得关学的发展，特别是在著作的刊刻、书院的讲学和学人的表彰以及张载之学的发扬等方面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力量，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积极提倡，其影响不可忽略。例如，在雍正、乾隆、嘉庆时代，虽然有关陕西学政在提倡、弘扬关学方面的记载较少，但却有乾隆时曾四任陕西巡抚的陈宏谋(1696—1771)在关中倡导程朱理学和经世之学，并聘请当时的关学名儒孙景烈(酉峰，1706—1782)三次主讲关中书院，从而使关中在乾嘉时期仍然继续保持着理学为主的特色而较少考据训诂之风。

晚清时期，陕西学政再一次在关学的“复兴”和近代转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二年(1876)任陕甘学政的苏州吴县人吴大澂(愙斋，1835—1902)就积极弘扬关学，他奏请朝廷将嘉庆、道光年间的关学名儒李元春(桐阁，1769—1854)列入《儒林传》中，并请朝廷表彰关中学者贺瑞麟(复斋，1824—1893)与杨树椿(损斋，1819—1874)在传播程朱理学方面的贡献等。吴大澂还为清初的王建常(复斋，1615—1701)和乾隆时的张秉直(萝谷，1695—1761)等关学前贤的墓碑题文等[9]，从而为同治、光绪年间程朱理学在关中的最后一次“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后，随着晚清时局的剧烈变化和之后担任陕西学政的如柯逢时、赵维熙等人都非常重视经史实学和西方科学技术，并在泾阳的味经书院设立刊书处，刊行当时的时务新书和西方科技之书，又在味经书院旁创建崇实书院，专门讲习西学，以及与关中学者刘古愚一起筹办陕西机器织布局等，这些举措无疑对清末关学由传统理学向近代学术的转变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