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航 正

(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9)

魏野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不仅为陕西党组织的建立以及陕西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卓越的贡献，也在杨虎城部队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启发了杨虎城对中国革命前途新的认识，并与杨虎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杨虎城为陕籍军官，幼年其父“因从事反清活动，被政府绞决于西安”[1]4，出身贫苦的杨虎城与几位同乡成立地方性组织——中秋同志会，以反对陕局苛政。

在辛亥革命的大潮下，杨虎城加入由陕西同盟会组织的起义部队——秦陇复汉军，后为支持反袁运动加入护国军，为支持护法运动又加入陕西靖国军，行为上一直支持民主主义革命，反对专制独裁。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贫苦的阶级出身可以说是杨虎城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学说产生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本文拟从两人共同经历的事件出发来考察魏野畴与杨虎城在国民军联军入陕前的关系(1)学术界涉及魏野畴与杨虎城关系的文章主要有：杨拯民《我父亲身边的共产党员》(《武汉文史资料》2009年第12期)，张守宪、董建中、张钧华、梁星亮《魏野畴烈士事迹简介》(《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康正《杨虎城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党史纵横》2007年第1期)。。

一、初识于榆林中学

杨虎城与魏野畴初识于榆林中学，魏野畴是杨虎城接触的第一名共产党员，对杨虎城的革命思想起到了启蒙作用。1922年，杨虎城的部队在洛川一带打着靖国军旗号继续支持护法运动，受到直系军阀刘镇华的攻击。当时的靖国军濒临瓦解，力量微弱，在刘镇华的攻击下部队不得已由关中转至偏僻的榆林三边地区，这时杨虎城派姚丹峰从榆林到上海面见孙中山请示下一步的计划，孙中山认为“无论如何设法使部队存在，保持革命力量”[1]32。于是杨虎城将部队指挥权暂交陕北军阀井岳秀，在三边地区“不欲地位，专心为党宣传，印刷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分送各界”[1]35。

1923年春，刚刚经过李大钊和刘天章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魏野畴应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之邀从北京来到榆林，担任榆林中学国文教员，杜斌丞介绍杨虎城结识了魏野畴。两人接触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成为以后两人开展一系列合作的基础。1923年夏，由于井岳秀的敌视，魏野畴不得不离开榆林，进步教师王森然接替了魏野畴的工作。杨虎城通过与杜斌丞、魏野畴等人的频繁接触，逐渐对中国革命前途有了新的认识，并总结了失败的教训。[1]34由于杨虎城“暂驻”井岳秀统治区的自主性(并非常驻，不用像井岳秀一般担心革命进步思想的传播而危及其自身在陕北地区的统治)、拥有自身独立武装的特殊性(不会轻易被井岳秀的武装力量所驱逐)以及与井岳秀有私交这三层关系，使其可以在榆林地区相对自由地活动并接触进步知识分子。

魏野畴1921年任教于华县私立贤林中学，1923年任教于榆林中学，虽然总共不到两年，但影响了日后成为陕西党组织革命骨干的一批进步青年[2]141，一些人日后成为陕西有名的地下党员。在魏野畴去世两年后，1930年12月下旬，杨虎城秘密约见了陕西有名的地下党员潘自力，并提出向德、英、法、日送一批学生，“且有的已离开西安到上海准备出国，如王炳南、江隆基几个人”[1]174。这其中不仅体现出对中国共产党的善意，也包含了和魏野畴昔日结下的深厚情谊。

二、共同支持驱吴运动

1925年5月4日，由于西安一中学生将球踢出窗外，被军阀吴新田(2)北洋军阀，1922年任陕南镇守使，1924年北京政变后段祺瑞政府执政，直系刘镇华倒戈拥护段祺瑞，并命令其部下憨玉昆以国民豫军名号袭击洛阳，逼迫直系吴佩孚逃往郑州，为争夺河南，国民军胡景翼与憨玉昆爆发“胡憨战争”，刘镇华为支援憨玉昆，于此时将陕西军政大权交给吴新田。下属的二十八团抢去，在学生索要足球过程中双方发生冲突，学生上前说理未果，士兵们“反以砖头、铁锨乱打学生”[3]75，致使十余名学生受伤。事情发生后，魏野畴组织西安市内师生和周边地区群众进行了声讨吴新田的斗争，是为“驱吴运动”。这一偶然事件触发的群众运动与不久后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相结合，成了陕西国民革命运动的先声，促成了杨虎城、魏野畴二人的第一次合作。

驱吴运动首先以学生运动开始。西安学生在5月5日进行了全市总罢课，然而吴新田对学生的罢课运动置之不理，指出学生“受赤党分子煽动，故意闹事，不安分上学”[4]113，并任由部队进行各种形式的报复，使学生正常生活受到影响，“如有的学生在城隍庙中挨了吴军的耳光；有的学生在东大街受到吴军的欺侮；有的学生回家在灞桥遭到吴军的盘问和打骂”[4]113。陕西学联总会和西安学联在紧张的局势下不得不移迁至三原。魏野畴为了使驱吴斗争更加深入，召集三原地区团组织和临时组成的陕西学联共同召开会议，提出了在学生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广泛发动群众，把驱吴运动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3]79的号召，并发动团员及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组织宣传队，工作队，到三原、渭南、华县一带，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实行减租减息，号召农民积极参加驱吴斗争”[3]]79。

1925年5月5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魏野畴等人将驱吴运动与声援上海的反帝斗争相结合，发表通电表示“誓随同胞死力奋斗，务期收回租界，完我国权”[2]146。在五卅运动的影响下，从6月18日到22日，西安60多个团体总计10万多人举行了示威游行。[5]116杨虎城在听闻五卅惨案的消息后也表示了自己坚定的爱国立场：“凡有血气，无论中外，莫不闻令人发指。”[1]51并表示对内应“(1)捐助罢工工人生活费；(2)疏通各实力派划除意见，准备实力，一致对外，并在沪增兵”[1]51。魏野畴的通电目的是将国内五卅惨案点燃的爱国浪潮与陕西境内的驱吴运动相结合，从而扩大五卅运动在全国的影响范围，同时推动陕西局部的驱吴运动进一步发展。但运动过程中单凭学生的力量过于薄弱，而发动群众运动又存在经验不足、党团组织人数不够等问题，要使运动进一步推进需要一定军事力量的支持。当时杨虎城部于1924年12月为支援国民军二军驱逐刘镇华已从榆林南下至耀县(此时刘镇华已东出河南参加胡憨战争，将陕西军政暂交吴新田代理，驱吴便等于驱刘)，加上二人对五卅惨案有着一致的共识，因此魏野畴率领请愿团赴耀县，宣传驱吴运动和五卅运动的意义，并请求杨虎城率部队参加驱吴斗争。杨虎城对驱吴运动欣然应允并提供了经费上的支持，最终驱吴运动胜利，吴新田退据陕南。回顾两人的第一次正式合作，杨魏两人对吴新田有着共同的反对态度，但各自却又抱着不同的目的——魏野畴为反对军阀争得民权，杨虎城为反对军阀求陕独立。但对五卅运动的一致态度使杨魏两人有了合作的基础。

三、三民军官学校期间的合作

驱吴运动后，杨虎城就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并于1925年8月创办耀县三民军官学校。共青团三原特别支书亢心栽在给团中央报告中说：“杨虎城设三民军官学校，学生赴之甚勇，但虽仿黄埔组织而教导者则太幼稚。”[1]56与亢心栽的态度不同，魏野畴对三民军官学校表示支持，并应杨虎城邀请担任该校政治部主任。

魏野畴担任三民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一九二五年秋，中共北方区委派安体诚同志来西安传达党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6]43。根据1923年6月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制定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可知：“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革命形势之需要。”[7]259因此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不遗余力地支持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推动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同时也指出要保证中共在国共合作中保持独立性的必要，如“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7]259魏野畴在同刘含初、王授金、李子洲等人于1925年8月成立陕西国民党党员俱乐部后，军队开始成为宣传国共合作、发展中共组织的一块阵地，宋树藩、赵葆华在魏野畴的推荐下分别担任三民军官学校政治部的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8]216二是魏野畴这么做是为了感谢杨虎城之前对驱吴运动的支持。三是通过驱吴运动，魏野畴感受到军事力量在驱逐反动军阀过程中的重要性，因此担任政治部主任，能够在军校宣传进步思想，为革命培养干部，使杨虎城的部队面貌逐步改善，从而为建立一支新式的革命军队做出贡献。

杨虎城创办的三民军官学校仿黄埔而设，为中共在军队内的组织发展提供了平台。在当时，陕北共产党人李子洲于绥德四师成立了中共团组织，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该校有不少学生前往三民军官学校学习。[8]215自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开始效仿苏俄在军队内的政治工作，国共正式合作后建立黄埔军校，其目的就是为保证国民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改变军队效忠于个人的旧习，实现军队由私有化向党化的转变”[9]26。但杨虎城的三民军官学校并未摆脱私有化归属，其目的首先是希望培养忠于自己的部队，并通过招收军校学员这一方式扩充新兵源。在学员教育上该校缺乏革命意识的灌输，“学校注重军事训练，对政治教育不够重视，安排政治课时间较少，从未集体讨论过什么政治问题”[10]60。学生的政治素养水平不高，党代表制更未能实现。然而以魏野畴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此为平台开始在学校内发展党员。魏野畴曾向军官学校学员陈云樵表示：输送学员的目的便是“将来改造旧部队，创造新部队，以开拓西北革命新形势”[10]57。另据陈云樵回忆，三民军官学校中参加共产党的陕籍学生有6人[10]63，这也成为陕西党组织在军事学校内发展组织的初次尝试，为之后在中山军事学校(3)该校在1927年3月在中共陕甘区委的帮助下在西安成立，目的为给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培养政治军事人才。史可轩任校长，邓希贤(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许权中任总队长，高岗、张策、吴岱峰均在该校接受过培养。内扩大中共党组织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杨虎城由于筹办学校的缘故，与魏野畴接触更多。国共合作后耀县三民军官学校前后办学时长一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魏野畴在扩大中共组织影响的基础上做好了本职工作，“临潼三育学校，耀县三民军官学校，虢镇正筹备之联合中学……均有发生新组织之可能”[11]7。1926年春末，有土匪抢走耀县西原一带农户的驮骡，军校学员派出一队进行追击，抢回驮骡并交还原主。学员们积极向上的作风使杨虎城倍加欣慰，也使魏野畴受到了杨虎城的进一步信任和认可。

四、西安围城共渡难关

在长达八个月坚守西安的战斗中，魏野畴与杨虎城再次协作，而以魏野畴为代表的中共陕西党组织展现出极强的宣传和动员能力。1925年秋，孙岳将国民三军——杨虎城部留守陕西，其余各部出陕参加反奉战争，陕西城防空虚。刘镇华为东山再起(4)1925年2月，“胡憨战争”以憨玉昆战败自杀告终，刘镇华欲回陕西但受到地方部队和陕西民众反对，不得不逃往山西投奔阎锡山。而此时直奉军阀联合攻击国民军，刘镇华看到反攻时机已到便召集起镇嵩军攻击国民军二军岳维峻、李虎臣。，集结镇嵩军占领潼关，联合靳云鄂在函谷关俘虏了国民二军军长岳维峻，打败陕西军务督办——国民军二军第十师师长李虎臣，于1926年4月12日抵灞桥，15日围西安。由于战乱将起，西安城周围老百姓纷纷入城避难，“长沙《大公报》5月15日报道：4月15日半，霹雳一声，长安战祸遂起。省城附近百姓扶老携幼纷纷入城避难者，日不下七八百人，总计数日来，不下四千余人”[1]67。

为抵抗镇嵩军，杨虎城率领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同国民军第二军的李虎臣、卫定一合守西安，在这期间魏野畴依靠中共陕西党团组织的灵活性和极强的动员能力支持杨虎城等人保卫西安。1926年1月，魏野畴被杨虎城推荐为陕西代表赴广东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6]15，大会结束后于4月由北京返回陕西，恰逢杨虎城在三原召开军事会议，魏野畴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国共合作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形势和准备消灭吴佩孚、张作霖的战略计划”[2]153，使杨虎城认清了大环境下的革命形势，对坚定杨虎城的守城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4月17日起，西安守城战斗打响，中共党团组织的工作随之展开，这一时期的党组织属于组织上保密、行动上公开的阶段。关中党团组织的工作贯彻了国民党二大前于1925年5月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关于加强对国民党工作》的指示，该通告明确指出以国民党名义掩护中共党组织活动以及争取国民党左派的需要：

C.P.及C.Y.两中局兹拟定关于国民党工作最近应努力进行之事如左：

一、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颇有发展的趋势，我们的各地同志即应趁此趋势活动起来，并决定切实办法，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宣传和组织，以便在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和右派中派竞争：

A.用国民党名义，令各区分部组织讲演队，每星期外出讲演，宣传国民革命。

B.刊物及演说，均劝人加入国民党。

C.印刷请填写姓名地址加入国民党的纸条子，附载当地国民党党部的通讯处，以便愿加入者之接洽。

D.各处县市党部应迅速正式成立，并增加地方及人数；各省正式党部至迟亦必在七月一号以前成立。

二、切实进行国民党内部训练，并使训练大权，完全在我们同志手里。[12]638

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同国民党右派界限明确，与国民党左派则界限模糊：“照现在的状况看来，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13]60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国共合作一开始就存在的双重性使目前的国共关系存在两面性：“细加考察，国共关系自始就存有两重性：中共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即形成一种‘党内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中共在国民党之外独立存在，两党关系又是一种‘党外合作’关系。”[9]56中国共产党很愿意承认国民党左派是同国民党“党内合作”的产物，然而对分化出的国民党右派又表现出了作为独立的革命政党针锋相对的一面。但是，同粤沪等地国共合作产生的争论和摩擦相比，陕西的中共组织发展反而处于一个较为畅通和安全的环境。以1925年12月13日团绥德地委给团中央的报告(第三号)对陕北政治状况的汇报为例：“政治方面，我们固然得到比较的自由，然这一则是我们的能力薄弱，不能有大的活动，而地方政府亦无注意此事的程度。”[14]16在1926年1月团西安地委关于政治、宣传、组织等情况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关于扩大组织，本应遵循俞山兄所规定之八十人去发展，特以各种客观事实，不能按照计划进行。”[14]75陕西党组织当时自身的弱小反而没有受到军阀和国民党的重视，为组织的隐蔽性和开展群众工作创造了客观条件。

在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关于加强对国民党工作》指示的指导下，中共团豫陕区委在给西安地委的指示中指出：“我们公开作学生运动的机关，终应以学生会为主干。公开领导一般青年参加民族革命，终应以国民党为主干。在学生会尚未成立，或国民党无组织不能公开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般的青年团体，如青年社之类，来活动号召。”[15]203在此之前为保密和发展自身力量，中共陕西组织曾以魏野畴等人创立的地方性组织“共进社”作为隐蔽机构，给各地区的中共团组织培养青年人才。

西安围城期间，中共党团组织以“国民党临时陕西省党部”的名义进行公开活动。该组织的前身为魏野畴同刘含初、王授金、杨明轩、李子洲等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而帮助国民党建立的第一个组织——“陕西国民党党员俱乐部”，组织骨干以共产党为核心，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合作建成，“在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大多数，不少还担任重要领导职务”[5]121。

在反围城战斗中，魏野畴冒着生命危险潜出西安城，在陕东各地发动农民抗击敌军。从1926年6月5日团三原地委关于陕西军事政治形势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可知，民众在当时受到的巨大痛苦，即“对人民无端拷打，捏词抵赖，平白无故捏造谁家贩枪运弹，谁家曾有人从军，密藏枪械，或谁借过他几大注银子。种种呓言鬼话。抵赖乡民。稍一诘问，马棒、枪把、皮绳、麻鞭加乎其身，竟有立地打死者。”[14]449由于各地委对农民运动的积极开展，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的发展在当时较为顺利，交农运动此起彼伏，红枪会势力发展壮大，以华县高塘镇、渭南东西高原等地组织为最好。因此，以陕东各县为基础，发动群众配合守城军队抗击刘镇华，为守城部队减轻压力的方法是可行的。

通过中共西安地委的动员，驻扎三原的陕军甄寿珊、田玉洁、李子高也加入了抗击刘镇华的队伍。在城内，魏野畴也领导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宣传工作。1926年8月，此时城围已有四个月，城内粮食、弹药等资源吃紧，魏野畴等人举办暑期学校，参加学生有五六百人，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动员学生在守城军民中宣传革命思想，对稳定军心、增长士气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在校内也介绍优秀学生任致远、陈子敬、张百忍、任俊杰、马中孝加入中共党团组织。西安城被围数月，期间粮食极度匮乏，居民死伤无数。1926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后组成国民军联军援陕军，欲解西安之围，魏野畴等人根据形势草拟了支持国民军联军的《解围运动草案》，并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前敌宣传队，由共产党员张含辉任队长，“含辉(张含辉，引者注)率队从三原出发，先后赴乾县、兴平、咸阳、户县、长安和西安西郊，发表讲演，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揭露军阀刘镇华祸陕罪行，讲解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动员群众进行驱刘运动，支援西安军民的反围城斗争”[15]224。这时西安及周边地区的反围城运动已坚持了半年，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魏野畴在反围城斗争即将胜利时组织“前敌宣传队”，组织群众投入驱刘运动、向西安周边地区宣传三大政策，不仅激发了军民继续坚持斗争的决心，而且为国民军联军平稳入驻陕西进行了重要的舆论动员。

五、结语

国民军联军入陕前以魏野畴为代表的中共陕籍党员在军阀政治的环境下对组织工作的开展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除魏野畴外，王尚德、李子洲、武止戈等人也在渭南、西安、榆林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建立中共团支部。中共组织虽人数较少且处于地下，但以青年学生为组织基础显现出的生机与活力也是其能够保持并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据师哲回忆，在1925年3月于西安莲花池公园举行的孙中山追悼大会是中共陕西组织第一次进行公开活动，“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议论着、交谈着，特别是同青年团有关的青年更是兴奋不已，但是大家心照不宣，谁也不公开这种关系”[16]2。

杨虎城虽为国民党，但未系统接受过国民党政治观念的灌输，而魏野畴则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并且在中共组织的指示下进行各项活动。因此，国共的合与分贯穿了魏野畴与杨虎城合作的始终，魏野畴的行为更多地受到党组织和党的纪律的影响，而杨虎城的行为则多基于情感和个人判断，魏野畴与杨虎城的合作亦反映出两人所代表的不同政党及其背后相异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