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泓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235000)

《史记》是体大思精的鸿篇巨制，颇受世界瞩目，其西传历史悠久。西方比较正式的《史记》翻译可能始于1828年，小布罗塞(Marie-Félicité Brosset)把《史记·大宛列传》翻译成法语[1]154。《史记》英译亦历时久长，并仍正在进行中。国内《史记》英译研究近年来进展快速，但依然处于薄弱之势，本文基于描写、比较方法，以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力求对《史记》英译现象进行系统综观，以资参考与借鉴。《史记》英语译介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表述：第一阶段是中西早期接触中的零星译介阶段，第二阶段是东西对峙中的大规模节译阶段，第三阶段是多元化与全球化进程中的多元翻译与全译阶段。其中，英、美两国翻译内容最多、最为重要。

一、第一阶段(1950年之前)—— 《史记》“走出去”

1950年之前，基本上是西方列强逐步侵入中国的过程，亦是英国、美国日渐压迫中国的进程。在汉学研究上，1905年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出版了五卷本的《史记》译注本，影响巨大。早期英国对《史记》的翻译多是介绍性的，出于对其中历史与文学内容以及名人传记的兴趣。美国对《史记》的关注较迟，而在第一阶段后期开始凸显，这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有关，“在美国汉学界，20世纪20年代时曾数次召开‘优先考虑资助中国研究’的会议”[2]18。

一些西方学者英译了《史记》的个别篇章。早在1840 年，美国创办的《中国丛报》从210-219页刊载了柯立芝夫人 (Mrs Coolidge) 英译的法国汉学家雷慕沙 (Abel Remusat) 关于司马迁父子与其《史记》的介绍文章。1894年，英国学者艾伦(H. J. Allen)在《皇家亚洲文会会刊》发表了《五帝本纪》卷一的译文SsǔmaCh’ien’sHistoricalRecords.IntroductoryChapter.PartI[3] 269-295，1895年又相继发表《夏朝》与《殷朝》的译文。1917年，德裔美国人夏德(Friederich Hirth)的译文《张骞的故事，中国在西亚的开拓者：〈史记〉卷123英译》(TheStoryofChangK’ién,China’sPioneerinWesternAsia:TextandTranslationofChapter123ofSsï-MaTs’ién’sShï-Ki)刊登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上。1926年，英国学者金璋(L.C.Hopkins)在其《瓷碗与司马迁的〈史记〉》(TheEumorfopoulosBowlandtheHistoricalMemoirsofSsu-MaCh’ien)一文中依据《史记》记载内容来修改与论证瓷碗上“鲁天子”的翻译错误。1947年，美国学者德范克(John De Francis) 在《哈佛亚洲研究》期刊上发表了《史记·淮阴侯列传》(BiographyofTheMarquisofHuai-yin)的译文。哈佛大学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的博士论文《韩诗外传》(TheHan-shihwai-chuan)(1946)与其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上的文章《韩诗外传和三家志》(TheHan-shihWai-chuanandtheSanChiaShih)(1948)中都有《史记》部分内容的翻译。1948年，美国学者伯儒(Rhea C. Blue)在《哈佛亚洲研究》期刊上发表《食货志之论》(ArgumentationoftheShih-HuoChih)一文，里面有《史记》6篇内容的部分翻译，注释多，很精确。

西方学者涉及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等中国话题时，常会译介《史记》内容。1886年，英国历史学家阿恩德(Carl Arendt)在其文章《对中国历史和历史学家的补充说明》(SomeAdditionalRemarksontheHistoryandHistoriansofChina)中编译了《史记》中窦皇后的故事以飨西方读者[4]147-151。1891年，英国学者理雅各(James Legge)在其《东方的神圣之作39：老子文本》(SacredBooksoftheEast39：TheTextofTaoism)一书中介绍与翻译了《史记》中老子与庄子的篇章[5]33-37。早在1883年，英国学者翟理斯(H.A.Giles)自费印刷了自己编译的《中国文学瑰宝》(GemsofChineseLiterature)的选集；1922年，他在其修订版中节译了《史记》中《平准书》《留侯世家》《高祖本纪》《孝文本纪》篇章的部分内容，翻译比较忠实，没有注释。[6]58-65翟理斯在其《中国文学的历史》(A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一书中节译了《史记》中《平准书》《孔子世家》等内容，没有注释[7]102-109。英国学者韦利(Arthur Waley)在其《古今诗赋》(TheTempleandOtherPoems)一书中转述了《史记》中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节译了其中《子虚赋》《上林赋》文章的部分内容，没有注释[8]41-43。英国学者莫安仁(Evan Morgan)所编著的《文体和汉语范文导引》(AGuidetoWenliStylesandChineseIdeals)选集选译了《史记》中《管晏列传》(TheLivesofKuanChungandYenTzu)的篇章内容[9]117-127，有许多注释，翻译精确。

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人物时往往会参考《史记》的记录。美国汉学家德效骞(Homer H. Dubs)在其专著《荀子：古代孔子学说的建构者》(Hsüntze.TheMoulderofAncientConfucianism)中翻译了《史记》中关于荀子的介绍[10]26-27。荷兰学者戴文达(J. J. L. Duyvendak)在其专著TheBookofLordShang中选译了《史记》第68篇《商君列传》，注释较多，翻译精确[11]8-31。廖文魁(W.K. Liao)在其专著《韩非子集解》(TheCompleteWorksofHanFeitzǔ)中翻译了《史记》中有关韩非子传记的内容[12]xxvii-xxix。美国学者顾理雅(H. G. Creel)所出版的《孔子：其人与神秘》(Confucius.TheManandtheMyth)一书中有《史记》中孔子内容的翻译[13]25-26。

1938年，卜德(Derk Bodde)翻译了《史记》中李斯传记的内容[14]12-55。他在1940年的节译本《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史记〉中三篇秦代人物列传》(Statesman,Patriot,andGeneralinAncientChina.ThreeShihChiBiographiesoftheChinDynasty)中翻译了《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荆轲》与《蒙恬列传》3篇传记内容[15]，书中注释与讨论内容占到了全书的2/3。此译作只有75页，但影响深远。

这一阶段，以卜德的《史记》翻译最为精确、最具影响力。许多西方后来的《史记》译者与研究者都会阅读、参考卜译本(1940)，如克尔曼(Frank A. Kierman Jr.)的译本[16]17、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译本[17]xviii和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的译本[18]214。综合而论，《史记》的早期译介是零碎的，其接受形象是不全面的、不成体系的，其研究主要是史学角度的批评，多伴有质疑与误解。卜德研究与翻译《史记》的一个目的是把真实的中国作品介绍到美国，打破西方人长期以来一直顽固地认为东方是停滞不变的错误观念[14]前言。

这一阶段，《史记》英语译介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早期《史记》译介是在西方列强逐步侵入中国中进行的，英国译介起步早，美国较迟，且政治因素明显。二是《史记》译介多是零星译介，以归化为主，没有或少有注释，后期在社会需求与学术期待中注重精确性。西方学者对《史记》的认识不深、研究有限，接受中多含偏见。三是这一阶段多种多样的零星译介起到了引导性与介绍性作用，开始让《史记》“走出去”，为后来大规模的《史记》翻译与研究拉开了序幕。

二、第二阶段(1950—1979)—— 《史记》“走进去”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开始形成和全面对立。到了20世纪70年代，东西严重对垒的势头减弱，世界格局开始由两极向多极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总体上试图孤立、遏制中国。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西关系趋于缓和，1972年中英正式建交，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研究方面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因为在欧美，中国研究专业人员数量的大幅增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更高的专业化程度[19]xiii前言。二战后，美国对中国特别关注，积极号召研习中国文化，加强对中国的专业化研究。余英时指出：“20世纪下半叶，主要由于美国所投注的惊人的物力和人力，‘汉学’发展的重心已明显地从欧洲转移到北美。”[2]3美国政府和各大基金会投入大量资金，以资助中国经典的大型翻译工程。捷克汉学家鲍格洛(Timoteus Pokora)强调：“最近几年，《史记》在美国得到了特别的研究。”[1]155美国汉学家华兹生闻名遐迩，他于195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赞助基金“卡廷研究基金”(Cutting Fellowship)后就专注于《史记》的翻译与研究。[20]201他的专著《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Ssu-maCh’ien,GrandHistorianofChina)后面附上了《史记》部分内容的翻译。[21]183-1981961年，他的《史记》译本(RecordsoftheGrandHistorianofChina)选译了《史记》中文学性强的65篇，面向一般读者，注释不多。他的第二个版本是1969年的《〈史记〉选篇》(RecordsoftheHistorian:ChaptersfromtheShihChiofSsu-maCh’ien)，选译了《史记》19篇内容。华译《史记》均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收录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翻译系列丛书”之一。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府对待外来文化比较专断而随意，其主流诗学提倡生动、流畅的归化译文。不言而喻，当时的美国读者对中国文学与文化普遍不甚了解，甚至还存在着一些误解。华兹生本人在《史记》译本出版之前未来过中国大陆，他说：“非常遗憾，我从未体验过中国的生活，许多比我年长的中国学同事在中国对美国闭关之前在北京生活过，不过这正是那段历史的表现方式。”[22]11华兹生遵循西方叙事诗学的规范来改写《史记》，以便适应西方读者的审美期待。他1961年的译本打乱了原著中本纪、世家、列传的体例，把所译的65篇内容按照时间顺序与人物塑造情节推进的结构来重新编排，重组成一个汉朝的故事、一个 “头、身、尾”一以贯之的novel叙事结构形式。在翻译中，华兹生采用系列调适方法，以便消除文化隔阂、避免文化冲突。华译从选材、结构与语言表达上都注意归化，以求“符合美国人所期待的流畅、自然”[23]310-312。华译由个人“惯习”使然，但更多的是受到当时的接受环境及其赞助人的影响。

中英两国从1954年建立半外交关系后，经过15年的停滞不前，到20世纪70年代初迎来了转机[24]270，中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1974年，英国学者杜为廉(William Dolby)和司考特(John Scott)出版了《史记》节译本《司马迁笔下的军阀及其他人物》(SimaQian:Warlords,TranslatedwithTwelveStoriesfromHisHistoricalRecord)，选译了《史记》7篇精彩内容，包括令西方人很感兴趣的“军事家、四君子、刺客、滑稽人物”四个部分，共有168页。他们为了非专家的大众读者而译，目的是强调《史记》作为一个精彩故事讲述者的吸引力[25]9，而且“不求完美，只求生动性”[25]24。杜译相当注重可接受性，语言逼真、鲜活，极富感染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积极对外译介中国经典。杨宪益与戴乃迭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翻译《史记》(SelectionsFromRecordsoftheHistorian)，选译了《史记》中故事性强、极具代表性的31篇，先是发表在《中国文学》杂志上,后于1974 年在香港商务印书馆率先出版，1979年由外文出版社在北京出版。

这一阶段，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视野下，归化的意译法颇为盛行。20世纪50年代极少发现令人满意的中国文学的翻译[26]3，要么翻译不存在、要么翻译不可靠[26]4。而这个阶段产生了一个精确性《史记》节译本《从四种战国后期的传记看司马迁的撰史态度》，1962年，美国学者克尔曼翻译了《史记》中4篇传记内容：《乐毅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与《鲁仲连列传》。此书共127页，翻译部分仅28页，而注释等部分内容占79页。

这一阶段，发表在期刊、著作或选集里的《史记》零散翻译增长快速。1955年，杨宪益夫妇在英文杂志《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上发表《司马迁·四个传记》(Ssu-maChien,FourBiographies)的译文，包括魏无忌、荆轲、李广、郭解四位人物的传记[27]87-113。施友忠(V. Y. C. Shih)在《通报》(T’oungPao)上发表《中国反叛思潮》(SomeChineseRebelIdeologies)一文，转述与翻译了《陈涉世家》的部分内容[28]154-157。美国学者鲁道夫(Richard C. Rudolph)在《远东》(OriensExtremus)期刊上发表《史记·伍子胥列传》(TheShihchiBiographyofWuTzu-hsu)的译文[29]105-120。美国学者李斯万(N. L. Swann)的译著《古代中国的食货：公元25年前中国最早经济史》(FoodandMoneyinAncientChina：TheEarliestEconomicHistoryofChinatoA.D.25)中有《史记》卷129的翻译。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在其编著的《中国的思想和制度》(ChineseThoughtandInstitutions)一书中翻译了《史记》中“赋”的内容。[30]317英国汉学家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译著《楚辞：南方之歌》(Ch’uTz’u.TheSongsoftheSouth)中关于“渔夫”的话译自《史记》。[31]90-91美国汉学家艾兰(Sarah Allan)与柯因(Alvin P. Cohen)所编著出版的著作《中国的传说与宗教》(Legend,Lore,andReligioninChina)简述了《史记》中三个鬼故事的内容[32]102-106。美国汉学家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所主编的《中国传统渊源》(SourcesofChineseTradition)选集于1960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华兹生在书中翻译了《史记》中《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三代世表》和《大宛列传》的部分内容[33]268-276。在美国汉学家白芝(Cyril Birch)所编著的《中国文学选集》(AnthologyofChineseLiterature)中，《报任安书》是海陶玮的翻译，另外4篇传记作品是华兹生的翻译[34]95-133，此书也被选入联合国教科文中国作品代表系列。文学选集《传统的中国故事：主题与变异》(TraditionalChineseStories:ThemesandVariations)中有倪豪士等人翻译的《史记》部分内容[35]41-49。对《史记》人物的翻译可散见于西方专论或相关著作与选集中。英国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第2卷中有《史记》74篇《孟子荀卿列传》中驺衍传记内容的翻译[36]232-233。美国学者威厄(James R.Ware)的专著《孟子说》(TheSayingsofMencius)翻译了《史记》卷74篇《孟子荀卿列传》中有关孟子的内容[37]10-11。格里菲斯(S. B. Griffith)在其译作《孙子兵法》(SunTzu:TheArtofWar)中译了《史记》第65篇《孙子吴起列传》中有关孙子和孙膑传记的内容[38]57-63，有些注释，翻译精确。美国学者列文森(Christopher Levenson)把德语著作译成英语《金匣子：两千年的中国小说》(TheGoldenCasket:ChineseNovellasofTwoMillennia)，其中有《孟尝君列传》(ThePrinceofMeng-chang)的翻译[39]21-29。刘若愚(James J.Y.Liu) 在其《中国骑士》(TheChineseKnight-Errant)一书中译了《史记》中关于信陵君魏无忌与刺客荆轲等传记的故事[40]23-38。

这一阶段的《史记》翻译主要是其文学性强的篇章。华兹生的译本优美流畅，在西方接受最为广泛，影响最大。从OCLC FirstSearch数据库检索来看，世界各地拥有华译《史记》1961年版藏书的图书馆多达823所，是纸质版《史记》收藏图书馆数量最多的。Jstor 数据库中明确显示华译“Review”的书评数有9篇，是《史记》译本中最高的。华译有近10种不同年代的版本在亚马逊网上销售，销售排行在《史记》所有译本中最高，读者评论数最多。华译本兼具历史与文学价值，在《史记》西传中功绩卓著，呈现出“广而深”的接受特色。华兹生教授承担了翻译《史记》的艰巨任务，成功地产出了忠实而可读的英译本，尽管译者有意在文字忠实性上做出一些微小的牺牲[41]144。杜为廉和司考特的《史记》译本(1974)归化程度很高，“对非专家读者来说这是一部有用的译作”[42]312。第二阶段，大规模的《史记》译介大大拓宽了《史记》的接受面，提升了读者视界。西方逐步认可中西叙事的差异，领会《史记》的编撰匠心，其研究视野逐渐开阔，不仅有对《史记》的作者研究、文本研究、历史学与哲学角度的研究，同时也开启了文学角度的研究。

这一阶段的《史记》主要译介特点如下：一是社会文化语境因素对《史记》的翻译影响显著。美国因政治需求而加强了对《史记》的翻译，研究成果卓著，大大领先于英国。二是对《史记》的选译内容多是文学性强的精彩篇章，以归化方法为主流。华兹生的《史记》翻译与研究在西方极具影响力。 三是这一阶段的译介起到了重要的普及性作用，让《史记》真正走进了西方读者的视野，促进了对《史记》的接受与认知，为更大规模的《史记》翻译与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第三阶段(1980至今)—— 《史记》“走‘深’进去”

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与合作日趋加强，冷战后一度出现的由美国主导的“一超独霸”局面正向世界多元化方向发展。文化多元共存与发展成为社会主流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崛起、综合国力增强，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与尊重。20世纪80年代,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交流日益活跃。中美之间在外交关系上有过很多起伏，至今还依然在跌宕中稳步向前。中英关系自20世纪末以来迅速发展，尽管两国在政治领域还存在一些分歧，但都在积极扩大利益的交汇点，努力拓宽合作领域。

这一阶段的《史记》翻译颇为注重忠实性与精确性。“与20世纪90年代对异域文化和文学的认同相反,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的主流翻译策略是归化法。”[23]310-31220世纪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提倡异化翻译。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倡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异化”方法：“就遏制翻译的民族中心主义暴力而言，异化翻译在今天是非常可取的：异化翻译是对世界现状的一种战略性文化干预。”[43]42

1994年，道森(Raymond Dawson)所译注的《司马迁〈史记〉》(SimaQian:HistoricalRecords)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作为“世界经典系列丛书之一”出版，共176页。他选译《史记》秦朝部分9篇内容，把其组建成秦朝的精彩故事。不过，与杜为廉与司考特的译本(1974)相比，道森的翻译则更为忠实。虽然他采用了调适手法，如重新拟定生动的篇章标题、每篇译文前加上解释性语言，但整体上还是相当倾向充分性的，他说：“对于翻译有许多可能的态度，但我自己的翻译方法是尽可能和原文相近，甚至冒着措辞不雅的风险。”[44]xxi但道森亦注意迎合读者接受：“然而，我不得不对非专家读者妥协，例如有时会调适人名的翻译。”[44]xxii道森在兼顾源语与目标语规范中更为倾向异化译法。2007年，道森的译作《司马迁〈史记〉中的秦始皇》出版，其内容和1994年版的译作几乎完全一致，只是多了篇著名汉学家白瑞旭(K. E. Brashier)长达14页的前言(Preface)与多列出的一些参考书目。

1993年，华兹生所修订的1961年版2 卷本译作再次出版，该版本主要将地名和人名注音转换成现代汉语拼音。同年，他选译秦朝中13篇内容而出版《史记·秦朝》译本。它们都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美国汉学家倪豪士于1989年开始领衔全译《史记》，现仍正在进行中，迄今已连续出版英译本TheGrandScribesRecords7卷，都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倪译注释详尽、文献厚重，尽量遵循源语与文化规范进行翻译。倪译陆续得到台北图书馆汉学中心、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院研究委员会、太平洋文化基金会、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倪译《史记》的诞生深受国际局势与中美关系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中美之间官方与非官方的建设性合作突飞猛进。美国对外文化战略也与时俱进，认为世界上不同文化价值体系间应互相借鉴与学习。世界文明的发展需要建立一种互通有无、互相尊重、共同发展的多元文化关系。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的全球史要求客观平等地观察世界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精确而充分的译本益于富有成果的交流，只有呈上历史本真原貌的翻译才拥有一再阅读、解释与研究的价值。另外，西方汉学发展很快，美国尤其进展迅速。在过去的25年，《史记》研究重心从传统的汉学基地法国与德国转移到俄国和美国[45]33。刚开始倪译团队只准备翻译《史记》30卷内容，但后来考虑到没有全译本会误导西方读者，且西方目前尚未有英语全译本，故决定全译《史记》[17]xviii。倪豪士认为：“我们依然相信只有通过完整的注释文本，对于学术读者而言，《史记》才会被合适而‘完全’地翻译过来……”[46]19倪译译注谨严，实事求是。倪豪士强调：“我们不追求修改文本，而是再现文本。这会让古代历史和历史学的学生更为乐意去观察司马迁运用材料的形式以及其中的偏依。”[17]xviii美国汉学家侯格睿(Grant Hardy)认为：“倪译是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业，倪豪士运用了国际学者组合。”[47]159倪译《史记》是时代选择与个人选择相结合的产物，是微观内部环境与宏观外部环境相契合的结果。

1990年，蔡志忠编画、郑玉娟翻译的小书《史记·战国四大公子》(RecordsoftheHistorian:theFourLordsoftheWarringStates)由新加坡亚太图书有限公司作为《亚太漫画系列》出版，共有126面，以漫画与英文解说的形式讲述了《史记》中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赵国平原君赵胜与齐国孟尝君田文的故事。

这一阶段，《史记》零星翻译继续增多，但增速渐缓。1983年，美国汉学家顾传习发表了《司马迁的吴起列传》(Ssu-maCh’ien’sBiographyofWuCh’i吳起)的译文。鲍格洛的文章《史记127，两位历史学家的共在》(Shihchi127,theSymbiosisofTwoHistorians)把《日者列传》中华兹生所未翻译的有关褚少孙的内容给翻译出来，非常精确[48]215-234。1989年,美国汉学家何四维(Hulsewé, A.F.P.)在《通报》上发表文章《开国元勋和被遗忘的人》(Foundingfathersandyetforgottenmen), 其中有《史记》卷18、年表6的部分翻译[49]78-124。美国汉学家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在其选集《文选》(WenxuanorSelectionsofRefinedLiterature)第2卷中翻译了《史记》117篇《司马相如列传》中《子虚赋》与《上林赋》的内容，译文中注释多、文采斐然[50]53-114。美国汉学家苏炀悟(Ralph D. Sawyer)在其著作《古代中国〈武经七书〉》(TheSevenMilitaryClassicsofAncientChina.Boulder)中译出《史记》64卷《司马穰苴列传》的全篇内容[51]112-114和65卷《孙子吴起列传》的全篇内容[51]193-196，译文精确，注释多。美国汉学家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在其所编译的《中国文明：原始资料》(ChineseCivilization:ASourcebook)(1993)一书中翻译了《史记》中有关匈奴的内容。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其编译的《中国文学选集》(AnAnthologyofChineseLiterature)一书中，自译了《报任安书》《伯夷列传》《魏公子传》与《刺客·聂政传》的篇章内容[52]136-154，其翻译注释少，可读性强。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夏南悉(Nancy S. Steinhardt)与金鹏程(Paul R. Goldin)在合编的《中国传统文化》(Hawai’iReaderin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选集中，《史记》内容由柏士荫(Alan Berkowitz)和金鹏程所翻译[53]174-182。美国汉学家王志民(John Knoblock)与王安国(Jeffrey Riegel)的著作《吕氏春秋：完整的翻译和研究》(TheAnnalsofLuBuwei:ACompleteTranslationandStudy)在介绍吕不韦时主要参阅了《史记》，有时直译、有时转述其中相关内容[54]3-28。美国汉学家李克在其专著《管子》(Guanzi)中有《史记》相关内容的翻译[55]19。美国汉学家戴梅可(Michael Nylan)和 Thomas Wilson合撰的著作《孔子的生活》(LivesofConfucius)中编述了《史记》中关于孔子传记的内容[55]2-25。美国汉学家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在其专著《中华帝国——前朝与汉朝》(ChineseEmpires-QinandHan)中涉及《史记》内容时，多是自己翻译，如项羽“垓下悲歌”的翻译[56]219。

近年来，中国对典籍的传播与译介的力度加大。2017年，王国振改编的RecordsofTheHistorian(《〈史记〉故事》)作为“中国经典名著故事”丛书之一由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共改编30个故事，207页。2015年张慈赟所编写的英文书GemsofChineseClassics(《中国历史著述》)，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系列”出版，其中介绍了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的影响。

这一阶段主要是对倪译《史记》的学术性接受、对不同译本的多元接受以及译本的对比接受。倪译严谨精确，深受学者欢迎。从OCLC数据库检索来看，世界各地拥有倪译《史记》(1994 Vol.1)的图书馆多达412所。拥有倪译《史记》(2010 Vol.9)电子资源的世界图书馆高达1163所。Jstor数据库中明确显示倪译“Review”的书刊数有8篇。倪译7卷本在美国亚马逊网上都有销售，接受度相当可观。道森的翻译平易、优雅、确切，受众较多。道森的译本于2007年改换成题名《司马迁〈史记〉中的秦始皇》出版后，收藏其电子资源的图书馆增至1000多所。道译本在亚马逊网上的销售排行仅次于华译本。在第三阶段，《史记》英译本较多，每个译本都各有所短又有所长，不同译本间交互再现、互相补充，共同促进了读者视域的整体提升。翻译带动研究，这一阶段的《史记》研究全面而深入，西方学者从多角度来研究《史记》，其文学与叙事学角度的研究卓有成效。

这一阶段的《史记》译介继续加强，不仅表现在量上，更表现在质上，且深入到西方学术研究的广阔天地，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经济全球化与世界跨文化交流进展快速，中西之间的合作更为频繁。美国的《史记》译介在英语世界遥遥领先，英国远逊于美国，但成果依然显著。二是这一阶段的《史记》翻译多会采取保留原文异域文化色彩的异化翻译策略。倪豪士所主导的《史记》学术性全译工程甚为引人注目。三是西方学者全面认知与解读《史记》艺术，研究视野更为开阔、成果甚为丰硕。

四、结语

以上可见，《史记》的英语译介包括荷兰、中国、新加坡等国的成果，但以英、美为主。《史记》英语译介过程是个从零星译介到大规模的文学译介，再到全译的渐进过程，其传播与接受进程是个从片面性到全面性的认识演进过程，是从开始的误解到逐步的认可再到全面认知的过程。《史记》译介过程是让其逐步“走出去”“走进去”“走‘深’进去”的进程，是个中西文化碰撞、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史记》译介促进了中国典籍的对外翻译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博大精深的《史记》走向世界的历史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缩影，展示出中西关系日渐发展的进程，映现出世界文化相互融合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