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关系，应当坚持用正确的历史观观察和分析问题，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既有本质区别，又有一致性。看不到一致性，就会割断历史;忽视了质的差异性，就会抹杀世界的丰富多样性。从一定意义上说，“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类终极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今天人类面对现实的共同愿景和社会理想。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也就是在探索人类进步事业，为人类社会的美好前景共产主义而奋斗。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由人联合体” 关系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创新研究”（17ZDA001）

[作者简介]石云霞，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武汉 430071）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9）06-0019-08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用正确的历史观观察和分析问题

习近平指出，在把握国际形势时，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1]。他还强调说，要树立人类社会大历史观，要聚焦历史的长镜头，才能正确看待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等等。我想，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现实和未来走向，也应当坚持这一指导思想。

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将走向哪里？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虽然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多方面的探讨，但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需要有政治上的坚定性，又需要有理论上的彻底性，只有把理论上的问题说清楚，做到理论上的清醒，才能保持政治上的高度清醒和坚定。

只有把政治上坚定性与理论上的彻底性统一起来，才能提高为构建人命运共同体而奋斗的自觉性，才能提高我们为党的初心和使命而奋斗的自觉性。

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即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历史范畴，我们不能将二者简单等同起来，但是也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割开来，更不能简单地采取“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认为它们毫无关系。

我们应当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坚持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善于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进而发现其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看清二者既具有差异性，又具有一致性。看不到一致性，把历史仅仅看成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图解的汇集”[2]236，就会割断历史;忽视了差异性，把社会问题简单化，看成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看成是清一色，就会抹杀世界的丰富多样性，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真正方法。

从一定意义上说，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与时俱进和一脉相承，又是伟大的创新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今天全人类的共同愿景和社会理想，也是走向“天下大同”“万邦协和”的历史阶梯，这在本质上也就是朝着“自由人联合体”的远大目标前进。

具体到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按照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理想、制度、运动”的“三维性”观点，我们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就是我们在今天的共产主义实践，就是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二者高度契合。

所以，我们应当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指出的那样，树立人类社会的大历史观，端起历史的望远镜，聚焦“历史的长镜头”，把中国发展看成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把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看成是属于中国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把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高度统一起来。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本质区别

按照事物的矛盾法则，任何事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都是一般和个别、特殊和普遍的统一体。我们观察事物和问题，首先要看到事物的个性即特殊的本质，才能把不同的事物区别开来。这种特殊的本质，说到底是由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所决定的。正如毛泽东所说：“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3]309这一论断，科学揭示了“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差异性之所在。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无论是人类社会“五形态理论”，还是“三形态理论”，都是人类社会共同体的不同形式，从一定意義上说，社会共同体是社会形态的同义语。每一种社会共同体形式，都是特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高度统一体。“自由人联合体”也不例外。在这种共同体中，人们的社会关系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社会关系将成为人们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人将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有个性的“自由人”，个人与社会真正融为一体。在这种共同体中，人们关于财富的观念与财富尺度也将发生重大转换，衡量财富的尺度将不再是拥有物和金钱的多寡，而是拥有多少自由时间。总之，“自由人联合体”“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4]293。这个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是真正实现了的世界大同，天下人真正成为一家人。这与我们今天所要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本质的区别。

习近平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5]这种共同体，是集人类活动的目标、利益、权利、责任于一体的共同体，其中，共同的目标是前提，共同的利益是根本，共同的权利是基础，共同的责任是关键，共同的命运是纽带。这种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从本质上讲，就是提出在当今时代条件下，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人类生存、发展和世界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

习近平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世界”就是“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6]。2018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他又更简洁地将这个“世界”概括为“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世界[7]。

展开来说，这个“世界”的深刻内涵就是：一是在政治上，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远离兵戎相见、持久和平的世界;二是在安全上，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三是在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四是在文化上，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五是在生态上，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8]541。上述诸方面，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文明“五位一体”，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和基本内容，是一个完整统一的社会有机整体。这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就是我们所要打造、构建的新的“世界”，所要建立的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即一种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本质上就是要建立一种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种以共同的命运为纽带、所建构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关系性存在”。

由此，可以看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继承人类社会发展优秀成果，揭示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中外优秀文化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找到了人类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和同心圆，是一种新时代的人类社会发展观。

从否定的意义上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倡导每个国家必须遵循统一的价值标准，不是推进一种或少数文明的单方主张，不是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建设统一的行为体，不是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一种文明替代另一种文明，也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主义和国际统一战线不同，而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活动中目标一致、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从而促进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9]。有些学者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为“是要构建一种按照某种章程组成的‘现代国家联合体，是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和国际统一战线，是一种国际合作组织，是一种‘全球性社会形态，是一种‘世界社会实体”等，我以为，都是有失偏颇的。

基辛格博士在他2015年出版的专著《世界秩序》一书中，在系统考察了历史上和当今各种国际秩序后提出，“在当今世界，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秩序”，并且认为建立这种新的世界秩序是当今“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10]。在关于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问题上，他从合法性与权力的二重性出发：一方面强调“美国的独特性”“美国的领导作用不可或缺”“美国必须目标坚定”;另一方面，他又感叹当今“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建立世界秩序”，并且发出了“当今时代能建立世界秩序吗？”“我们走向何方？”的“时代之问”。基辛格博士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忧心忡忡的矛盾心态，进一步提出：“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这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10]489他的这个想法是有见地的。基辛格不愧为一个国际战略大家，但是他既站在美国主宰世界的立场上，又企望人类有一个和平安宁的新世界，是不可能做到的。

今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说，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回答了包括基辛格在内的“时代之问”“人类之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提供的，就是对建立真正的新世界秩序这一“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的创造性回答。这里援引基辛格的话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即人类的新的“世界秩序”观。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一致性

（一）从发展论的观点来看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走向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定的历史阶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根据现阶段世界发展状况提出的社会理想和具体目标，是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生态等发展的具体实际出发所做出的科学预判和顶层设计，是今天的人类所要实现的社会变革。从直接意义上看，就是要“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这种努力，从根本上说，就是在为未来社会的建立和发展营造客观基础。一是营造社会物质基础。它立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消灭贫困，共同富裕，就是在为未来社会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二是营造社会制度基础。因为它立足于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向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弊端宣战，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摒弃零和思维、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这在实质上针对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寓意了建立新型社会制度的本质内涵。三是营造社会思想基础。因为它立足于文明交流互鉴，各种文明取长补短、包容发展、共同进步，逐步提高世界文化文明整体水平，推动人类精神境界的逐步提升，就是在为未来社会奠定思想基础。共产主义不是空中楼阁，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长远看，就是在逐步创造“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条件[11]422。

（二）从实践论的观点来看

我们當下所做的一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契合，也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共产党既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2018年4月，习近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中国正在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五方面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容。”他还强调说：“我们追求的发展应该是高质量的发展，衡量标准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不论是国内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要以人民的获得为目标，要不断为民众提供信心和稳定预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12]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内容、理想目标、价值追求的内在关联。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所提出的“三为”“三谋”，后来被写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并且把这“三为”“三谋”称作“是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金钥匙”[13]10。所以，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完全一致。所谓“世界的大同”，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经说过，就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14]1471。毛泽东批评康有为写的《大同书》，指出康有为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今天的一种新的探索，就是在寻找一条新的“到达大同的路”，是我们走向理想社会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选择。

（三）从人的本质论来看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都体现了人类的终极关怀和实现人的发展，二者从从根本上说也是一致的。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的发展本质上就是社会关系的发展。马克思摒弃把孤立的个人作为考察社会问题出发点的非历史的观点，坚持从社会关系出发考察人的发展。他所提出的人类社会的“三形态理论”，把“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个人全面发展”“自由个性”，看成既是人的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也是人类社会的三大历史形态。这就是说，一定的社会关系形成人的社会特质，人的发展体现为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发展，“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15]10。“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16]56。马克思的这些重要论述表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是统一的，人们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发展。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宗旨，其初衷就是要“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让人人享有富足安康”。

四、“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类终极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人类的美好憧憬，更是一项充满艰辛、曲折和持久的事业。从一定意义上说，“自由人联合体”就是人类终极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充满艰辛、曲折和持久的事业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让人民过上安宁富足的生活，是各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共同梦想。实现这个梦想，是一项充满艰辛、曲折和持久的事业。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变化的主要标志有以下四点：第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这是大变局最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最重要的标志。自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长达3个多世纪的世界时空内，西方国家独霸世界、一统天下，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实现了快速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2008年已经超过发达国家，到2018年占世界经济比重达到59%[9]。第二，国际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由少数西方大国主宰世界的格局在逐步向協同共治转变。当今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现代化发展模式更趋多元，人们对现行国际治理体系的不公正性、不合理性充满诟病，国际治理体系悄然在向协同共治转变，任何国家或者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求稳定、盼和平、谋发展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诉求。第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成为引领大变局的新的革命性力量。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大量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人类社会处于生产力大发展大跃升的前夜。第四，大变局大变化中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新中国沧桑巨变，春华秋实，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天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举世瞩目。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在中国高高飘扬，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而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提供了借鉴。

大变局带来的既有机遇，又有挑战，二者都是前所未有的。前面讲到的大变局的主要标志，也可以说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希望所在。

但是大变局也充满风险和挑战。第一，大变局深刻复杂，世界面临重新陷入分裂甚至对抗的风险，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当今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乱云飞渡，各种新旧因素、力量、矛盾相互叠加碰撞。大国关系、国际秩序、地区安全、社会思潮、全球治理深刻重塑，国际局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四大赤字”即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越来越大。第二，经济全球化出现“回头浪”，全球经济发展面临落入“衰退陷阱”的危险。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增速放缓，资本过度逐利导致贫富分化持续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全球公共和私人债务高企，部分新兴经济体出现较大金融动荡，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一些西方国家治理陷入困境，民粹主义泛滥，逆全球化加剧。第三，国际安全形势严峻复杂。国际战略竞争日趋激烈，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网络攻击、气候变化、生物安全、有组织犯罪、重大传染性疾病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联动，严重威胁全球和地区安全。第四，围堵遏制、对抗威胁的冷战思维沉渣泛起。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甚嚣尘上，丛林法则、零和博弈找到新的土壤，严重侵蚀动摇二战后国际秩序基础。第五，国际战略平衡和稳定被打破。国际军控和裁军遭遇挫折，军备竞赛趋势显现，美国这一届政府的“退群”“毁约”“筑墙”“自我优先”，使国际战略平衡与稳定受到严重破坏，一些地区热点问题矛盾持续激化、对抗不断升级，战争幽灵若隐若现。第六，信息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凸显。信息化智能化迅猛发展，对人类生命的存在形式、活动方式、伦理道德等提出不可忽视的挑战。所有这些，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待解的难题。

对于中国的崛起，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令世界刮目相看，国际上关于中国“国强必霸”的噪声四起，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从历史上看，确有国家因强成霸，但国强必霸不是历史定律。他们这完全是用西方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评判中国，把西方一些国家的发展逻辑套用于中国，其结论既荒谬可笑，又令人担忧。因为它极可能会造成战略误判，带来严重后果，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论就是一个证明。他们这样做，究其原因，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四点：一是认知上的误读，缺乏客观正确的理性思维;二是根深蒂固的偏见，依然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把崛起的中国看作一个可怕的“墨菲斯托”“牛魔王”;三是因力量的消长带来的心理失衡，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要取而代之自己的“霸主”地位;四是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刻意歪曲、抹黑、污蔑，甚至不择手段打压中国，企图阻挡中国人民的前进步伐，妄图剥夺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针对这些，如何向世人展示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破解“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同样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待解的难题。

从上述这些严峻的风险和挑战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实是一项充满艰辛、曲折和持久的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实现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8]548中国古人说：“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只要我们能够凝聚共识，知难而进，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这个美好的目标是一定会实现的。

（二）“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类终极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

这里，如果我们顺着前面的思路，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思考，就逻辑地得出“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类终极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的结论。

唯物史观认为，人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解放而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从本质上说，就是一部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

恩格斯在讲到这个历史过程的时候指出，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解决，作为统治阶级的资本家阶级被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占有。随着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商品生产被消除，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转变为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过去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和听从人们的支配。过去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过去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恩格斯强调说：“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7]815

对于上述思想，恩格斯又继续做了进一步的概括总结，指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使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得到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權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7]817。因此，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说，人类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人类所达到的这个自由王国才是真正意义上命运共同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终极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么，应该如何定位我们今天正在为之奋斗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考察人类“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时代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8]592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适用于这个逻辑。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人类所度过的，只能是这种超越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漫长的“史前时期”。用现在的一句流行话语来说，我们今天所要构建的命运共同体只是个1.0版本，是个初级版本。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命运共同体，则是2.0版本，即新的高级版本。当然，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这两个版本之间，还可能会有或者肯定会有若干个中间版本。至于是什么、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这只有靠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来说话了。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6-2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17-12-02.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报，2017-10-28.

[7]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8-04-11.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2019年9月）[N].人民日报，2019-09-28.

[10][美]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M].胡利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18年4月8日）[N].人民日报，2018-04-09.

[13]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1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the “Community of Free Individuals”

Shi Yunxia

Abstract：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community of free individuals”，we should insist on observing and analyzing problems with correct historical view， and adopt the attitude of dialectical analysis. There are not only essential differences but also consistencies between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community of free individuals”， if we do not see consistency， it will cut off history; if we ignore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s， it will wipe out the rich diversity of the world. In a certain sense， the “community of free individuals” is the community of destiny in the ultimate sense for human beings.Building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 common vision and social ideal for human beings to face the reality nowadays. For the CPC， to striv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means to explore the cause of human progress and strive for the the communism of bright future of human society.

Key words：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ommunity of free individuals” Relationship

[责任编辑 于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