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6）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四月，南宋权臣韩侂胄发起“开禧北伐”，寄望收复北方故土。当时宋、金双方整体实力均衡，而南宋军队战斗力低下，加上韩侂胄又抱有“立盖世功名以自固”[1]13774的私心，轻敌冒进，任人唯亲，酿成四川吴曦叛乱，使得前线攻势迅速瓦解。韩侂胄自己也在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被朝中反对派杨皇后、史弥远、杨次山等人合谋诛杀。随后，史弥远等人将韩侂胄等人的首级送往金朝，以“函首之耻”的代价，向金朝示好求和。嘉定元年（1208）九月，宋金达成“嘉定和议”，南宋在对金关系中的地位再次降格。“开禧北伐”以失败告终。

南宋军在“开禧北伐”中，“诸将用兵皆败，唯毕再遇数有功”[2]。凭借一系列战场胜利，毕再遇“威声始著，遂为名将”[1]12148。毕再遇其人，《宋史》卷四〇二有传，今人的研究，也多以此为本①。然而，《宋史·毕再遇传》的记载并不周全，尤其是对毕再遇在“嘉定和议”之后的经历语焉不详，甚至付诸阙如。故此有必要重加考订，以资丰富南宋军事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一、“开禧北伐”建功原因

毕再遇字德卿，出身将门，其父毕进，在宋高宗建炎年间（1127—1130）投效岳飞军中，“积阶至武义大夫”[1]12144。当时岳飞年未三十，先后隶属宗泽、张所、王彦、杜充等人，在河南、江淮地区作战。这期间，东京留守宗泽积极招徕两河、燕云等地区宋军溃卒、民间义勇、盗贼匪寇，将抗金队伍扩充到号称百万②。据《宋史·毕再遇传》、南宋周密《齐东野语》等书所载，毕再遇的籍贯为山东地区京东西路兖州[1]12144[3]（宋徽宗政和八年升为袭庆府）。想来毕进很可能就是所谓“义士”，从京东西路兖州前往投军。

《宋史·毕再遇传》记叙毕再遇的样貌：“再遇姿貌雄杰。”[1]12148而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中则写道：“精悍短小。”[4]163比较而言，叶绍翁作为与毕再遇同时代的人③，自注其史料来源乃是李常簿撰写的毕再遇《谥议》，可信度极高。而《宋史》修成时间，远在《四朝闻见录》之后，时代疏隔，其记录可能采信于毕再遇后人渲染溢美过的家传，并非写实。或者二处记载并不冲突，毕再遇虽身量不高，但气质雄壮，极具将家风范。

毕再遇以恩荫补军职，弓马娴熟，“武艺绝人”[1]12144。据《四朝闻见录》载：“淳熙间，以勇名于军。”[4]163得蒙宋孝宗召见并获赏赐[1]12144。可惜生不逢时，“属时寝兵，无所自见”[1]12148。到“开禧北伐”时，“再遇奋于行伍，年已六十”[4]163。

开禧二年（1206）四月，南宋军三路出击。东路南宋军前线指挥郭倪④，选派镇江武锋军统制陈孝庆⑤，率军进攻泗州（今江苏淮安泗洪），毕再遇向郭倪请缨为先锋[1]12148。在交战之前，毕再遇请示陈孝庆，要求提前出兵，得到允许后才付诸行动。这表示毕再遇当时的军职，要低于陈孝庆⑥。

由此，毕再遇开始在“开禧北伐”中崭露头角，功盖同侪。然而《宋史·毕再遇传》多言战果，却少叙战前准备，乍读之下，竟不得而知毕再遇为何能够屡战屡胜？除了心怀忠勇报国的情怀和一往无前的勇气之外，毕再遇还具有高超的战场智慧和治军手段，这才促成了他在一年的时间里，从一介普通的中级军官蜕变为当世名将。

首先，激励新军。战场的胜利，自然是由将士同心，浴血厮杀而来。可事实上，到“开禧北伐”时，南宋屯驻大兵、三衙等部队已经败坏，不堪一战[5]。毕再遇转历侍卫马军司、殿前司，清楚地了解三衙禁军的底细，所以在泗州之战中，他“请选新刺敢死军为前锋”[1]12144，率领87名战前招募的新军，与金兵展开正面交锋。

这支敢死军并非尽皆忠义志士，比如隶属毕再遇部下的李云，“少时，欲合数百人为盗”[6]。南宋刘宰撰《故昔将军行述》提到昔横招募亡命徒从军：“仍倾家赀募士，得数百人，归招抚司。方召募之初，来则受之，不核其素，逋寇亡卒或杂其间，有司以为言。会进兵泗上，君请率所部为颜行，而令之曰：‘非功无以赎过，尔曹勉之’。众曰：‘愿效死。’亦会王师大集，未几城下，以功补进义校尉，即所部为忠义军，以君为将官。继从都统制毕再遇战凤凰山，先登陷阵，升强勇军准备将，同诸军拒敌淮阴。”[7]758这类人不讲情操、纪律，只看胜败、得失，“敢死一军，本乌合亡命”[1]12148。但胜在好勇斗狠，血性尚存。毕再遇统兵得法，有效地激发出了他们的勇气和力量。

毕再遇提前进行思想教育，“再遇飨士卒，激以忠义”[1]12145。除了忠孝大义，毕再遇有意识地借助宗教及民间信仰的力量，鼓动部下。在泗州之战中，毕再遇使出了提前发兵、声东击西等计策。二十六日，临战之时，他发动了心理战：“披发戴鍪铁鬼面，被金楮钱，建旗曰‘毕将军’。”[4]163他脸上佩戴鬼面具，身上披着金箔纸钱，特别是树立起了“毕将军”旗号，其实是借用金兵迷信的本国神祇“毕将军”的名号和形象，加上“其形又绝肖，且登其号于旗”[4]163，利用神化自身外在形象，给敌人制造视觉和心理的双重恐吓。另有史料记载，毕再遇有过饭僧等举动[8]。毕竟受限于时代，不论是毕再遇还是他的部下都不可避免地信奉有神论，宗教神异之说，的确是控制人心的利器。

在作战时，毕再遇自己身先士卒，登城在先，冲锋在前，为部下树立榜样，使得这些功利之辈心生崇拜。占领泗州后，毕再遇得以独自领兵四百八十骑，大约是一将的兵力，进军徐州（今江苏徐州）。在灵壁（今安徽宿州灵璧）毕再遇遭遇金兵，他以寡敌众，身先士卒，成功击退金兵，安全退回泗州。泗州、灵壁二战，毕再遇“功第一”，从此，仕途步步高升，顺利跻身高级将领行列。此后，毕再遇又在盱眙、淮阴、楚州、六合等地与敌几番激战，作战时更是智计百出，诸如张青盖吸引金兵放箭、以草人破金兵水柜、撒豆诱马等，不一而足，俱载于史册，避繁不述。

开禧三年（1207）正月，毕再遇升任镇江都统制兼权山东京东招抚司事，兼知扬州，淮东安抚使，一跃成为镇守一方的边阃重臣。彼时“开禧北伐”战事不利，韩侂胄与金和谈不成，便指望毕再遇在战场上报捷，“侂胄趣岩（按：指张岩）遣毕再遇、田琳合兵剿敌”[1]12080。

其次，赏罚分明。在宋廷颁布的《毕再遇兼知扬州制》中，特别提到毕再遇治军有方，能够聚拢军心：

朕若稽列圣，经理二边，简求将帅之臣，兼领侯藩之寄，专其事任，责以立功。今得其人，可任兹选。具官某，朴忠许国，勇略济时。比提师干，独当一面，士卒乐为致死，敌人惮其威名。[9]

毕再遇在引导部下精神层面追求的同时，也适时地满足部下对荣誉、名望、官位等实际利益的获取。他非常重视部下的升赏罢黜，恩威并施，有功则赏，有过则罚。一方面严于治军，即便对旧部敢死军，也不徇私。“陈世雄、许俊等皆再遇所荐。张健雄恃勇桀骜，再遇状其罪于朝，命以军法戮之，诸将慑服。”[1]12148另一方面厚赏优抚，对非敢死军部下一视同仁。当昔横战死后，“三军之士皆为流涕，再遇痛惜之”[7]759，并向朝廷申诉，请求封赏昔横，上书《乞例外推恩昔横奏》：

国家自进兵中原，却虏淮甸，将士立尺寸之功者，皆受不次之赏。其有成绩卓然，死节明甚者，倘非恤典优厚，何以慰忠魂而劝死士？伏见故赠训武郎昔横纠合义旅，随臣出战，前后所立皆出等奇功，又能率众迎敌，力穷就死，与其他一时没于王事者不同。欲望朝廷例外更赐推恩，以为忘身殉国者之劝。[10]

非唯武将，毕再遇属下文官也同样得到他的褒奖提携。嘉定三年（1210）十一月八日，宋宁宗下诏封赏毕再遇讨平楚州贼胡海的功劳，共计78人。除毕再遇之外，武将有陈世雄、蒋世显、冯榯、宋显、曹辉、李进等69人；文官则有主管机宜文字刘燧、书写机宜文字毕衍、知兴化县徐景、知宝应县张叔敖等[11]8875。

属下慷慨用命，相应地，主官也要尽其所能为属下谋取前途富贵。南宋人张端义感慨毕再遇与部下相辅相成，因人成事：“开禧毕再遇帅扬，起身行伍，骤为名将，亦非偶然。麾下有二十余人都统制，殿帅四人。”[12]12

举荐之事最忌主官私心不公，出现无功者受禄、无能者领赏的状况，若如此，久而久之将军心尽失。毕再遇用人着重才干，对军兵、文士、平民、胥吏、归正人一视同仁。泗州人黄天翼，本来考取过金朝功名，出任州学正，在泗州之战后投效南宋军中，负责后勤等杂务，表现出色。开禧三年（1207）三月，毕再遇也为他向朝廷请封：“于年前四月二十六日幸遇大朝恢复旧疆，天翼实时具州学事目，首先迎拜王师，于冯统制处归正了当，次后蒙招抚司嘉其忠义，踏逐充泗州烟火都监、借补承[节]郎官资，干当军前大小事务，及津发大军前进一行人从车仗牛马等事。正当暑雨，实历苦辛，不曾有悮官中事务，乞给换正官。”[11]8947并得到恩允。

通过赏功罚过，毕再遇成功地赢得部下信赖。南宋人吴泳将毕再遇与善于统兵的宗泽、韩世忠、刘锜等名将并列：“中国所以制马之具，亦岂无策？如宗泽军以战车当其冲，韩世忠军以长斧斫其足，刘锜军以竹筒盛熟豆乱其群，近世毕再遇、扈再兴之徒，犹能募敢死军用麻扎刀以截其胫。”[13]正是得力于这些“效死”的新军，毕再遇的军事才能得以转化为战场胜果。

二、“嘉定和议”后废斥

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南宋政局发生激变，杨皇后、史弥远集团发动政变诛杀韩侂胄。史弥远的政治地位迅速抬升，当月晋升同知枢密院事。嘉定元年（1208）正月，升知枢密院事；六月，兼参知政事；十月，升右丞相兼枢密使；十一月，丁母忧。嘉定二年（1209）五月起复，从此开始独相。史弥远以与金和谈，结束“开禧北伐”为契机，发起并推动所谓“嘉定更化”，更变韩侂胄一党的施政方针和措施。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嘉定元年（1208）九月达成“嘉定和议”后，毕再遇却依然深孚朝廷重望，虽然他循例上表请求解甲归田，但是宋宁宗几番挽留，“累疏乞归田里，赐诏不允，除保康军承宣使，降诏奖谕，寻令带职奏事，提举佑神观”[1]12148。是史弥远集团认定毕再遇与韩侂胄集团殊无瓜葛，还是毕再遇其实就是史弥远一党？

遗憾的是，《宋史·毕再遇传》对毕再遇在“嘉定和议”后经历的记叙，不过寥寥数十言，仅列举毕再遇所任官职虚衔，便文尽煞尾，既无法解答上述疑惑，也隐去了毕再遇在嘉定二、三、四年间，人生际遇由盛转衰的剧烈变化。

在嘉定三年（1210）三月，毕再遇奉旨捕杀楚州贼胡海，十一月，受到朝廷嘉奖，十二月，得到宋宁宗召见[14]225，当时朝廷还指望调遣毕再遇南下讨伐郴州黑风峒寇李元砺，可见，这时仍然是毕再遇仕途高光时刻。可是不承想这一趟光彩的旅程，却生出许多是非。

毕再遇作为军龄逾四十年的职业军人，深谙军队规则，但也浸淫军队习气，突出表现在暴虐嗜杀、好大喜功等方面。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评价他迅速平定楚州贼胡海之战，“虽杀戮过当，而贼亦旋定”[4]163。还提到毕再遇在宴会上，挖取俘虏肝胃烹食，又用火尺在被俘的贼首胡海后背上烙棋盘乐器图案，其残忍之状触目惊心。

毕再遇如此行径，并非叶绍翁一面之词，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亦载：“俞灏字商卿……再遇知扬州，荡平湖海，多灏计划。再遇欲诛胁从者，救活甚众。”[15]3970由此可见毕再遇性情之一斑，暴虐的脾性也给他进身仕途带来了不可预估的伤害。

或许是得意忘形，也或许是不懂朝廷仪制，在嘉定三年（1210）十二月，毕再遇竟然率领自己赖以成名的敢死军七八百人一同启程返回临安。行至临安城东南门候潮门都亭驿时[16]，发生了变故。由于毕再遇不善书，所以他的义弟一直代为起草誊写奏章，此时，这位义弟竟然非礼了毕再遇的宠妾，“其弟尝污其宠妾，因酒大悖再遇。再遇不能忍，以铁尺杀之，具奏闻于上待罪，且谓再□非同产，盖义兄弟。”[4]163当时，这件事并未受到宋宁宗追究，毕再遇依旧坐镇扬州任职。

同月十一日，峒寇李元砺被江西、湖南两地安抚司剿平。第二年，嘉定四年（1211）正月，奏报送抵临安[14]226。不久，一个月前毕再遇入觐违礼之事，再度被提起，“（嘉定）四年二月一日，宰执进呈监察御史徐宏言：乞戒臣下以礼自饬，以肃朝纲等”。不过宋宁宗对徐宏的奏章不以为然，他说：“其中论及毕再遇事，彼愚人全不知体，只合带亲随数十人，而敢死军亦带来，几七八百人。”雷孝友等人并没有坚持：“‘军容不入国’，仰赖陛下圣度包容，处置合宜，保全臣下。”宋宁宗又说：“所以令彭辂去，使尽带归军中。”[11]5253

很快，又有臣僚上言议论毕再遇杀弟之事，宋宁宗给予毕再遇降一官的处置，“（嘉定四年）二月十四日，保康军承宣使、提举佑神观毕再遇降一官”。过后，第三次有臣僚弹劾毕再遇，宋宁宗罢去毕再遇的宫观官，“以臣僚言再遇以一朝之忿，戕乃弟之命，斫丧天伦，蔑弃王宪，故有是命。既而复被论列，遂罢宫观”[12]5064。毕再遇随即被调离扬州，徙居湖州⑦。

毕再遇在嘉定四年二月，接连三次遭到朝臣攻讦，事件的起首是“宰执进呈”，此时在任宰执包括：右丞相兼枢密使史弥远、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雷孝友、参知政事楼钥、同知枢密院事章良能、签书枢密院事宇文绍节等五人。他们之所以会进呈徐宏弹劾毕再遇的奏章，其实另有深意。

史弥远对南宋军事态势，早有分析和评断。早在“开禧北伐”之前，他提出京师是根本之地，不可“留卫者寡”，沿江屯驻大兵的任务，也是拱护临安，“勿轻调发”，以此达成“内外表里俱有足恃”。基于这样的战略意图，边阃帅臣的职责是“止令按历边陲，招集逋寇，戒饬将士，固守封圻。”[1]12416也就是典型的被动防守战略。

随着战局呈现败势，史弥远又提出在军事上加强“两淮、襄、汉沿边之地”防御，包括：第一，安抚激励将帅，稳定军心；第二，整顿军备，“简阅士卒，核其尺籍之阙。缮城堡，葺器械，储糗粮”；第三，和谈为主，军事为辅，但不能因和谈放弃军事，“当聘使既通之后，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择帅守以壮藩屏之势，奖拔智勇以备缓急之求”[1]12417。由此形成了他对待毕再遇等前线将领的态度，毕再遇之所以在嘉定二年、三年间依然享有朝廷恩典，正是史弥远所说的“奖拔智勇”，需要毕再遇“壮藩屏之势”。

一俟内外局势转入安定，首当其冲的“开禧北伐”被定性为“妄开兵端，流毒生民”[12]3544。在嘉定元年三月，先褫夺了“首论用兵”的毛自知进士第一人恩例[1]749。既然“开禧北伐”被否定，毕再遇也不再被视作名将观。至于所谓毕再遇“军容入国、手残同气”，不过是为史弥远文官集团提供了口实。

在朝政人事方面，针对韩侂胄武臣、外戚、近悻的身份，史弥远集团大力鼓吹恢复文官士大夫决策的机制，一方面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史弥远与南宋道学学派关系密切，逐渐召回被韩侂胄驱逐的故人，努力恢复原来的军政体制，所谓“更化之后，前日党韩之人诛斥殆尽”[15]223。更有甚者，史弥远的本心，依然抱持着被有宋一代执政者奉行不辍的“以文驭武”方针。他在日后亲口说出自己压制武将的想法：“御将之道，譬如养鹰，饥则依入，饱则扬去。曹彬下江南，太祖未肯以使相与之。况今边戍未撤，警报时闻，若诸将一一遂其所求，志得意满，猝有缓急，孰肯效死？”[1]12418

从嘉定三年开始，淮东毕再遇、淮西李郁两人都被文官替代。史弥远就此开启了一系列否定“开禧北伐”、贬责武将的处置：“（嘉定四年七月）诏军兴以来爵赏冒滥者听自陈，除其罪……（九月）诏附会开边得罪之人，自今毋得叙用……（嘉定五年）二月壬午，罢两淮军兴以来借补官。”[1]757

栖身湖州的毕再遇依然在被打压之列，“继而又论其在淮为招抚日，多縻金钱以馈过客，追十六万缗寓于霅之军帑。再遇以田券折纳于有司，仅得十万。守臣杨长儒（小字注：一作‘孺’）怜之，为代纳六万云”[4]163。这是毕再遇第四次被攻讦。好在毕再遇与韩侂胄一党并无瓜葛⑧，与史弥远一党也无积怨，而且宋宁宗始终对他偏爱有加，他依然保有保康军承宣使的官阶；嘉定六年，又获封提举太平兴国宫。

此时的毕再遇，已经被南宋官场定性为“狠戾暴虐，专杀作威”之徒，甚至他以前举荐的部属，也不能幸免。嘉定八年（1215）十月，知澧州刘燧与通判陈士表不和，在陈士表知归州后，“搜抉其短，具申朝省，必欲快一己之私”，被言官应武举报，并指出“燧尝为毕再遇上客，再遇狠戾暴虐，专杀作威，皆燧助成”。后来，刘燧、陈士表都遭到了南宋朝廷的惩处，“二十七日，知澧州刘燧降两官放罢，新知归州陈士表罢新任”[12]5076。即是说毕再遇与刘燧的关系没有被放大，当政者并不认为毕再遇结党。

想来毕再遇不能书，很难与文官士大夫往来交好，他更习惯“多縻金钱以馈过客”的交游方式，流于应酬，难成党朋。尤其嘉定以后，宋廷理学风气渐盛，毕再遇更不可能结交到“临财不苟得所谓廉介，安贫守分所谓恬退，择言顾行所谓践履，行己有耻所谓名节”[1]11929的理学士人。

毕再遇终归是个憨直武人，他不如岳飞一般胸怀壮志，因而没有引起文官集团的忌恨。在嘉定八年十二月三日，一份不署名的臣僚奏折，反映了毕再遇此时相对宽松的境遇：

迩者毕再遇、周虎、庄松辈盗请钱米银两，罪状显著，圣心宽（怒）[恕]，以其守御微劳，止从镌秩，略行追索，仅移所居，旋令自便。昔汉魏尚为云中守，厥功茂矣，上功首虏差六级，文帝下之吏，削其爵，不少贷。夫再遇等区区之功，何足比魏尚，而尚以私钱飨士，视再遇辈（劾）[尅]士卒钱以自私，万万不侔。[12]8558

即是说，此时南宋朝廷将毕再遇认作贪官污吏，一方面毕再遇昔日战功被贬低为“守御微劳”“区区之功”，被一笔抹杀；另一方面也表示毕再遇罪状几经变化，其实是不被当朝重视的表现。因而，毕再遇虽有过失，所受惩处却不重，不过“镌秩、追索、移居”，而且“旋令自便”。

三、托葬临安西溪

嘉定十年（金宣宗兴定元年，公元1217），南宋停输岁币，金军南下扩地。可惜，赋闲六年之久的毕再遇，已经无法再次秣马戎行。《宋史·毕再遇传》载：“（嘉定）十年，以武信军节度使致仕。卒，年七十。赠太尉，累赠太师，谥忠毅。”[1]12148在嘉定十年（1217），毕再遇的官阶从保康军承宣使晋升为武信军节度使，随后致仕，卒于家。此说或有疑义：疑问之一，毕再遇是否卒于嘉定十年？疑问之二，毕再遇是否以武信军节度使官阶致仕后卒？

先看疑问之一，毕再遇是否卒于嘉定十年？据南宋刘克庄《玉牒初草》载，嘉定十一年（1218）正月癸未（十一日），宋廷赠官太尉：“（嘉定十一年正月癸未）赠武信军节度使毕再遇太尉。”[17]这样，毕再遇的亡期出现两种可能：一是嘉定十年，二是嘉定十一年正月十一日之前。

由毕再遇“卒，年七十”推知，如果是在嘉定十年，则毕再遇生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如果是在嘉定十一年正月，则毕再遇生年将晚一年，为绍兴十九年（1149）。按前者计，到“开禧北伐”，即开禧二年（1206）到嘉定元年（1208）间，毕再遇正当59至61岁。按后者计，毕再遇参战时的年龄为58至60岁。然而，前揭《四朝闻见录》所载，“开禧北伐”时，“再遇奋于行伍，年已六十”[4]163，意即毕再遇年过60。显然，若按嘉定十一年正月去世计，则毕再遇并未“已六十”，两相矛盾。所以，以毕再遇生于绍兴十八年，卒于嘉定十年为准，更为合理。

再看疑问之二，是否以武信军节度使官阶致仕后卒？据《永乐大典》残卷所见，今本《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一则佚文，略云：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节度使致仁谓之纳节，例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近岁毕再遇死于废斥，身后除节钺致仕亦降麻，自是为例。[18]

首先，文中“节度使致仁谓之纳节”一句，当作“节度使致仕谓之纳节”。其次，关键在于“近岁毕再遇死于废斥，身后除节钺致仕亦降麻”一句，言毕再遇“死于废斥”，之后宋廷开恩抚恤，除授武信军节度使致仕。

那么，《宋史·毕再遇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两处记载孰是孰非？

翻检史料，出现一处旁证。南宋吴自牧《梦梁录》载：“忠毅毕再遇墓，在西溪。”[19]所谓“西溪”，有两种含义：一为钱塘县代称⑨，二为西湖附近的西溪湿地。再检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载：“西溪路：毕宫师墓，毕再遇之父子皆葬于此。”[20]152此处西溪路，即西溪湿地区域内道路，乃毕再遇墓茔所在⑩。

然周密《武林旧事》所谓“毕宫师”之名不可解。一般来说，“宫师”指太子太师、少师，在宋代，主要用于宰执加衔或文官转官官阶。毕进、毕再遇都是武职，至于毕再遇之子，史籍缺载，更不可能是宰执级别的高级文官。故而所谓“宫师”之名，可能为周密误载。

笔者以为：“宫师”当为“宫使”之讹。毕再遇先后受封提举佑神观、提举太平兴国宫等祠禄官，虽然级别未到宫观使，但民间巷议并不需严谨，可能私下以宫使称之，遂在毕再遇身后，称他的墓为“毕宫使墓”。因为纯是俗称，再后来人又误传为“毕宫师墓”，被周密记入书中，也未可知。既然毕再遇身后，世间依然以“宫使”而非“节度”或“太尉”称之，就表示他亡故及下葬之时，还未获节度使头衔。

藉此可知，《宋史·毕再遇传》记载有误，当为嘉定十年（1217），毕再遇年七十而卒，过后宋廷赐封除节致仕。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错误，恐怕是因为《宋史·毕再遇传》史料来源于毕再遇身后的私史家传。《宋史·毕再遇传》最大的曲笔，是隐去了毕再遇在嘉定四年遭贬责的经历，相应地放大了毕再遇在“开禧北伐”中的个人贡献，其他诸如不知书、不守礼等缺点，皆不提及。因此，很可能是毕再遇后人有意抬高斯人去世时的身份，颠倒去世在先，除节致仕在后的事实。

又周密《武林旧事》所谓“毕再遇之父子”含义不清：可能指毕进、毕再遇父子，也可能指毕进和毕再遇之子，还可能指毕再遇及其子。而整理本《武林旧事》但言：“‘毕再遇之父子’：即毕进与其子毕再遇。”[20]152却未解释依据为何。

其实整理本这处标点、注释皆误，因为按古人习惯，基本都是以父名代子，以子名代父不合长幼之序。而且，如果是毕进、毕再遇，只需说“毕再遇与父皆葬于此”即可，无需赘加“子”字。故“毕再遇之父子皆葬于此”一句，应断句为“毕再遇之父、子，皆葬于此”，意为西溪路有毕再遇墓（名毕宫使墓），同时，毕再遇之父毕进、毕再遇之子均葬于此。

贯览毕再遇个人际遇，青年成名，有勇有谋，可惜英雄无用武之地，苦等战机30年。花甲之龄骤然发迹，在开禧二年到嘉定四年间，对外抵抗金兵、对内讨伐强盗，手段高超、战功卓著，荣登名将之列。但是他不知书，没有政治抱负，安心于自己的武将身份，这可能是他后来免于史弥远集团迫害的主要原因，得以在死后终获宋代武人地位之极节度使官阶。

当时并不是所有官员都对毕再遇落井下石，知湖州杨长孺替毕再遇补齐罚款，就体现了部分正直官员的态度。尤其是政治气氛宽松的民间，推崇钦慕毕再遇者大有人在。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毕再遇死后，他的战马听到街上迎神游行金鼓声，以为要上阵厮杀，冲出了家院。毕家人把战马拉回家中，“因好言戒之云：‘将军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马耸耳以听，汪然出涕，喑哑长鸣数声而毙”[21]。此事难免附会，但反映了彼时民间对毕再遇军功的推崇，也讽喻了史弥远集团对毕再遇的不公。

联系到南宋整个军政环境，毕再遇是宋代“崇文抑武”治国理念下，对外呈现防守态势、文官集团不信任武将等诸多消极因素造成的又一名郁郁不得其志的名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毕再遇统兵时日短，没有形成牢固的亲从集团，与南宋前期“某家军”体制截然不同，这其实是南宋朝廷在和平时期几番军制改革追求的效果，反映了文官集团对武将势力的提防和压制：外战起时，武将势力坐大，一旦局势稳定，文官集团势必裁夺武将权力。文武双方时而互不信任，时而彼此勾结，此消彼长，贯穿南宋国祚始终。

注释：

①参见虞云国《宋光宗·宋宁宗》第224—255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何忠礼《南宋史稿》第253—256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陈振《宋史》第490—49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赵永春《金宋关系史》第289—291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粟品孝《南宋军事史》第191—1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朱玉周《毕再遇——被失败淹没的南宋常胜将军》，载《沧桑》2008年第5期；余河郾《一场战争成就的一代名将——南宋将军毕再遇事迹评述》，载《群文天地》2012年第24期；沈淦《南宋名将毕再遇》，载《文史天地》2014年第7期；于雷《开禧北伐述论》，辽宁大学学位论文，2012年。

②据南宋刘克庄《宗忠简遗事》载：“两河群盗百万，号供宗爷，愿效死力。”参见宗泽《宗泽集》中刘克庄《宗忠简遗事》第21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又据《宋史》卷360《宗泽传》载：“（王善）拥众七十万、车万乘……遂解甲降。时杨进号没角牛，兵三十万，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各拥众数万……悉招降之。”参见脱脱等《宋史》第11279—11280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这两处记载，或有夸大之嫌。另见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载：“（建炎元年十月壬戌）先是群盗王再兴以兵数万人，王贵万余人往来河上，王善以车百乘寇濮州，杨进兵尤众。”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1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③据笔者考证：“叶绍翁大约出生在淳熙十二年（1185）到绍熙元年（1190）之间，淳佑元年（1241)以后还在世，且寿在60以上。”参见邹贺、李英花《叶绍翁生平考》，载《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④点校本《宋史》卷38《宁宗纪》载：“乙亥，以郭倪兼山东、京东路招抚使。”参见脱脱等《宋史》第740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此处标点不当。京东路为京东东路、京东西路合称，金朝改为山东东路、山东西路。故以南宋来看，山东、京东实为一地，不应以顿号断开。

⑤据《宋史·韩侂胄传》《宋会要辑稿》载，陈孝庆官职为“镇江武锋军统制”。参见脱脱等《宋史》第13775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徐松《宋会要辑稿》第87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但是《宋史·宁宗纪》《宋史全文》皆云：“镇江都统陈孝庆复泗州。”参见脱脱等《宋史》第740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佚名《宋史全文》第2508页，中华书局2016年版。此说非是。郭倪是在任镇江都统制，陈孝庆的军职为镇江都统制下辖武锋军统制，不可能在战前褫夺主将郭倪军职，提拔寸功未立的陈孝庆，再由郭倪指挥陈孝庆。

⑥据《宋会要辑稿》兵二〇《军赏三》载：“（开禧二年）九月二十八日，诏武功大夫、左骁卫将军、殿前司选锋军统制毕再遇特带行遥郡刺史……同日，诏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镇江武锋军统制陈孝庆特转遥郡团练使。”参见徐松《宋会要辑稿》第90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可知，开战五个月后，毕再遇行遥郡刺史，而陈孝庆从正任忠州刺史转遥郡团练使，依然阶在毕再遇之上。于雷认为：“韩侂胄还启用了治军有方、独当一面的毕再遇。”参见于雷《开禧北伐述论》第18页，辽宁大学学位论文，2012年。此论不合实情，应该是韩侂胄起用了郭倪，郭倪起用了陈孝庆，毕再遇向郭倪请战，才划归陈孝庆麾下。

⑦吴廷燮、李之亮皆认为毕再遇知扬州到嘉定三年为止。参见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南宋制抚年表》第470，中华书局1984年版；李之亮《宋两淮大郡守臣易替考》第38页，巴蜀书社2001年版。笔者认为有误。依《宋会要辑稿》职官74《黜降官二》所载可知，当为嘉定四年。

⑧“开禧北伐”期间，武学生华岳上书攻讦韩侂胄一党，但未叙及毕再遇：“爽、奕、汝翼诸李之贪懦无谋，倪、僎、倬、杲诸郭之膏粱无用，诸吴之恃宠专僭，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魏友谅、毛致通、秦世辅之雕瘵军心、疮痍士气，以致陈孝庆、夏兴祖、商荣、田俊迈之徒，皆以一卒之材，各得把麾专制，平日剜膏刻血，包苴侂胄，以致通显，饥寒之士咸愿食其肉而不可得。”参见脱脱等《宋史》第13376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华岳所论，揭示出“开禧北伐”之初，毕再遇官阶卑微，不可能是韩党成员。再加上“开禧北伐”后期，韩侂胄指示张岩派遣毕再遇进兵，而不是直接向毕再遇下令，也显现出韩侂胄与毕再遇的关系止于上下级，并无直接交集。

⑨例如北宋杭州钱塘人沈遘，其文集名为《西溪集》。

⑩南宋叶绍翁认为，毕再遇籍贯为临安西溪：“再遇，临安西溪人。”参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第163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此语为孤证，推断是叶绍翁笔误，将毕再遇墓地记为籍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