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增

[摘 要] 孙致弥（1642-1709）是清初云间重要文学家，嘉定六君子之一，他才情藻逸，尤长于诗，出仕之前，创作了大量具有遗民情怀的诗歌作品，诗中常含感愤不平之气，体现了“悲以深，壮以婉”的美学风貌，且能符合怨而不怒、具中和之美的雅正之旨。本文选取孙致弥早期诗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诗作的情感意蕴及渊源。

[关键词] 孙致弥;嘉定;诗风;遗民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6121（2021）01-0050-11

嘉定自南宋正式建立县治以来，古今圣贤，代不乏人，自宋元而明清，一百九十二名进士、三名状元，或以政绩著称或以骁将闻名，或以治学取胜，或以书画雕刻流芳。明清易代之际嘉定文脉未断，从娄坚到黄淳耀、侯峒曾，再到嘉定六君子接续[1]28，其中，孙致弥亦占一席之地。

孙致弥（1642-1709）是清初云间重要文学家，嘉定六君子之一，他出身于天主教世家大族，著名火器专家孙元化之孙。他才情藻逸，尤长于诗，有大量体现道家思想和遗民情怀的诗词作品。在诗歌渊源上，他博采众家之长，尤喜杜诗，体现了飞腾绮丽、兼具水墨神韵的美学风貌;诗中常含感愤不平之气，具有“悲以深，壮以婉”的抒情方式。

孙致弥一生有两个重要时间点，一次是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37岁时，未第即奉旨为副使，采诗朝鲜，风雅之致，时称韵事;另一次是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嘉定“部费案”中受到牵连，以新科进士的身份下狱几死，跌入人生谷底。本文择取孙致弥早期诗——37岁出使朝鲜之前诗作做为主要研究对象，谈一谈孙致弥早期诗的情感意蘊及成因。

一、苍凉变雅诗——早期诗作的遗民情怀

（一）一粒相思百种心——红豆意象

唐代王维曾作《红豆》诗，借咏物寄相思。安史之乱后，曾经唱遍玄宗内宫和各个王府的著名乐师李龟年流落到江南，每遇良辰美景便演唱此曲，常令听者泫然而泣。因此，“红豆”意象已不再单纯的指爱情、友情，更融入了游子的离思和乡情，歌者的君王之思。明末清初的红豆诗亦寄托了明遗民的故国之思。孙致弥《再和红豆十首》中（第六首）就有“綵笔休翻新乐府，伤心不独李龟年”之句。

红豆诗做得最多的是钱谦益，有《红豆诗初集》《红豆诗二集》《红豆诗三集》，悲凉忧愤，寄托尤深。孙致弥曾经做十八首红豆诗与之唱和。组诗作于1662年，从诗题《奉和钱大宗伯八十寿筵红豆花八首》[2]649（此花素瓣丹心，二十年一开出南海）可以看出，组诗最初是为贺钱谦益（1582-1664）八十大寿而作，正值钱谦益闲居的红豆山庄中一棵二十年不开花的红豆树，夏五月突然开花数枝，秋九月结子一颗。柳如是特命童子采红豆以祝寿，钱谦领悟其深意，写下红豆组诗十八首，并与其族孙钱曾（字遵王）等酬唱。孙致弥组诗正是在此背景下所作，先作八首，写成之后，意犹未尽，因而《再和红豆十首》续之。

组诗中反复出现了二十年、廿年这个时间点。如：“上林别有长生树，烽火凋残二十年。”“南方草木余红豆，摇落秋风也廿年”。（《再和红豆十首》第二首）既与诗题中红豆树二十年一开花的循环周期相合，也点明了钱柳二人情意之长。同时，“廿年”也指崇祯末年日益严峻的内忧外患：1642年，清军攻克松山、塔山、兖州，洪承畴、祖大寿被俘，后二人皆降清;张献忠克舒城、庐州、李自成陷襄阳，黄河决口淹开封，城中三十七万人溺死者十有八九……“廿年”成为一个特定时间，即大厦将颓、社稷濒于倾覆的时间意象，在孙致弥诗中反复出现。

与钱谦益等清遗民诗中的红豆意象一样，孙致弥诗中的“红豆”，不仅从男女之情引申到故国之思，而且连“南国”“碧梧”“相思”等语汇亦转而象征故国。如孙致弥《再和红豆十首》第十首云：“清秋院落碧梧阴，一粒相思百种心。检点啄余香稻句，秖应鹦武是知音”诗中化用了杜诗语句，杜甫《秋兴八首》的第八首里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诗句，通过眼前景，追忆开元天宝前期的盛世，隐含着对唐王朝盛衰的哲理性思考，反衬出诗人心系国家的忧患意识。孙致弥在诗中营造了一种清冷的意境，思想表达隐晦曲折，一颗红豆，百种相思，相思所为何事，不能明言，唯有检点香稻的鹦鹉是我的知音，伤感的低吟、故国的怀想与清秋气候相应，更生寂寥之感。

（二）自写胸中得意山——遗民形象

除钱谦益外，孙致弥还与多位遗民诗人有来往，如金堡、钱澄之、徐枋等，诗中塑造了多位遗民形象。他曾为澹归诗集题诗，作《题徐用王藏、剩人澹归两公诗册》二首。澹归（1614-1681），僧人，俗名金堡，字卫公，又字道隐，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明崇祯十三年进士，工书画，著有《颂斋书画录》。金堡为僧三十年，于广东韶州辟丹震寺任住持，深受僧众敬重，名著佛门。孙致弥诗云：

子规啼血洒残春，三峡哀猿迸泪频。争似秋窗灯火暗，一编纻苦复含辛。

刦火烧残不坏身，心同碧血与青燐。残缣断楮谁收拾，凭仗西台痛哭人。

诗中出现了一系列遗民诗意象：子规啼血、猿声凄厉、西台痛哭等，“刦火”是佛教用语，谓坏劫之末所起的大火，犹灾难，借指兵火。连菩萨无生无灭的法身都遭遇残缺，可见战争破坏力之大，同时也契合金堡僧人的身份;然而，生者与亡魂（即诗中所写倾洒碧血、化为青磷之士）虽然阴阳相隔，但同心同理，皆能做以“不辱其身”“不降其志”，遗民求生的艰难和忠烈殉国的悲壮，都体现着对儒家君子人格的坚守和对国族的忠诚。此诗不仅衬托出徐王藏与金堡二先生的坚强意志，而且表达了作者的敬意，诗风苍劲悲凉，情感痛切深挚。

在遗民群体中，孙致弥还与明末复社皖中元老钱澄之有来往。钱澄之（1612-1693），字饮光，晚号田间老人、西顽道人，安徽桐城人。弘光元年（1645）清兵攻陷南京，澄之参与起义失败，妻方氏及女殉难，他与长子法祖逃入闽中，后辗转入桂，成为永历帝的庶吉士，制诰文字多出其手。后归里结庐先人墓旁，闭门著书以终，著有《庄屈合诂》《田间易学》《田间诗集》《田间文集》《藏山阁集》等。孙致弥《酬钱饮光先生次来韵》云：“壮心嗟老骥，千里骨權奇。寥落遗民传，苍凉变雅诗。目逃秦动火，梦冷汉官仪。掩涕秋原别，非关善酒悲。”[2]670入清之后，钱澄之由参与起义、到永历朝臣，再到躬耕治学终成大家，孙致弥在诗中，表达了对钱澄之的景仰，以曹操《步出夏门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诗意相赞，年老力衰的千里马仍激荡着驰骋千里的雄心。“寥落遗民传，苍凉变雅诗”更写出了钱澄之遗世独立、固穷守志的君子之風，然而，“寥落”“苍凉”也透露出其人生的寂寥和孤独，此悲此愁远非好酒所能销解得了，诗以“掩涕而别”作结就十分自然。

孙致弥写给徐枋的题画诗《题徐俟斋先生画》同样也是抓住了主人公的身份特点，表现其高风亮节有独到之处：“避世高风不可攀，芒鞋竹杖水云间。寻常歌哭无人会，自写胸中得意山。”[3]597徐枋（1622-1694），明末清初画家，字昭法，号俟斋、秦余山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殉节官员徐汧之子。崇祯十五年举人。入清，遵父遗命不仕异族，隐居于天平山麓“涧上草堂”，自称孤哀子。书擅行草，长于山水画，终身不入城市，卖画自食，与宣城沈寿民、嘉兴巢鸣盛称“海内三遗民”。遗民诗常以萧条意象表达悲愤之情，哀叹世事之变，但孙致弥此诗舍弃了常用写法，以“乐”写“悲”，竹杖芒鞋，踏遍山水，写胸中丘壑，语气轻快自然，所塑造的形象逍遥自在，但全诗的情感结点在于第三句“寻常歌哭无人会”，遗民画家的感情岂是常人可以领会的？唯有山水相知。“自写胸中得意山”的“得意”是领会旨趣之意，细细思之，更添悲感。

二、六朝遗恨水潺潺——咏史、行旅诗用典

三十岁之前，孙致弥有过一次长途游历，往还浙闽数千里之地，陪同父亲孙和斗面见靖南王三世子耿聚忠。孙耿二家交谊始自明末。时袁崇焕督师蓟辽，杀毛文龙，其下属孔有德、耿仲明等被调至登前道孙元化麾下，孙元化颇为照顾。孔有德、耿仲明等辽将降清后，成为满洲入主中原的前锋，并在清初位极人臣，因为曾经受恩于孙元化，故对孙氏遗嗣非常照顾，但和鼎、和斗均不应，此次入闽的目的，即重新接续两家交谊，在孙致弥诗集中有多篇作品佐证，《侍家大人谒靖籓纪事十首》《上驸马耿正公先生》（四首）《将出都门书怀录别八首》《驸马耿正公先生四十寿讌诗一百韵》《别门人耿宾王》等。

康熙十年辛亥（1671）冬，孙致弥将自己创作的《江行杂诗》二十首示与归庄，诗中记载了他游历于浙、闽、豫等地的见闻与感受，归庄读后，将它与杜甫《秦州杂诗》相媲美，归庄《题孙恺似〈江行杂诗〉》记：“恺似以少壮之年，屡往还浙、闽数千里之地，山川古迹，景物风俗，历历在目，于是有《江行杂诗》二十首。辛亥冬，出以示余。”[4]3514其中有一首过方干、谢翱故居的感怀诗，用到了“严陵钓台”典故：

鹭鶿村下路，停策吊沉沦。大义存晞发，高风缅补唇。明时甘浪迹，乱世得全身。搔首严陵濑，南阳有故人。（注：过方干、谢翱故居。）[2]665

谢翱（1249-1295），南宋末爱国诗人，福建长溪人，字皋羽，号宋累，又号晞发子。1276年，宋恭宗在杭州上表投降元朝，文天祥开府延平（今福建南平）聚兵，谢翱率乡兵数百人投之，文天祥兵败，谢翱脱身避地浙东。文天祥被杀（1283）后八年（1291），谢翱栖身于唐代诗人方干的旧隐之地白云源，浮渡七里漱（富春江上游），登西台（汉隐士严光垂钓处）祭之，有《登西台恸哭记》叙记此事。孙致弥诗中叙述了谢翱行状而联及方干与文天祥，以此为发脉，歌咏谢翱之风骨气节与爱国情怀。“晞发”即晒干头发，常代指隐士高洁脱俗的行为，诗中代谢翱。“补唇”指唐代诗人方干，他貌陋兔唇，故有司不与科名，于是隐居于会稽之镜湖终身不出，年老时遇医补唇，所以人称“补唇先生”。沈德潜评此诗：“晞发、补唇一联，过谢翱墓、方干宅也。五六分承，结到严陵钓台，乃见宗主。”[5]667严陵钓台在清人诗作中，出现的频率远比其它渔樵典故多，内涵也更为丰富。《友人得山鸟，白首朱噣，而嗜桑葚，或曰：此鹘鸠也。偶忆谢皋羽西台慟哭，记语赋此志感》也用到了谢翱西台痛哭的典故：“朱噣云端唳未休，西台慟哭古今愁。日南消息堪头白，漫拟桑林醉鹘鸠。”[2]650鹘鸠即布谷、杜鹃，朱喙似血红，好啼鸣，彻夜不休，喜食桑葚，由于这些特征和脾性，人们常用它表现亡国之悲，朱噣鸣唳，西台恸哭，孙致弥借此倾诉自己的悲苦怨愤之情，表达对前明的怀念。《咏史次王玠右先生韵》（四首）第二首则用到了“铜驼”意象：

六朝遗恨水潺潺，金殿繁华闭翠烟。但听临春歌《玉树》，不闻清庙奏朱弦。铜驼泣露飞鸣镝，铁锁沉江渡战船。虎踞山前明月在，秋风怨绝李龟年。[2]643

王光承（1606-1677），明末清初学者，字玠右，江南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末诸生，与同邑夏允彝、陈子龙、徐孚远等结几社相应和，明亡后隐居乡里力耕养父，不入城市三十余年，有《鎌上堂集》。铜驼常置于宫门外，见证着太平盛世和山河凋零，往往用来形容国土沦陷后的残破景象。除了“铜驼”意象，“六朝”也用于比喻兴亡，如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词“六朝旧事随流水”。六朝止于陈，但家国盛衰、伤感忧思的基调从未停息，它历经南唐、南宋、南明不绝如缕，所以此处的“六朝”实暗指南明。颈联中的“泣露”重在表现哀伤之情，秦观《菩萨蛮》词代替怨妇抒写心中愁苦，有“虫声泣露惊秋枕”句。孙致弥诗中代表宫廷的“铜驼”、与闺怨相联的“泣露”，都是相对阴柔的意象，而“鸣镝”与“铁锁战船”则充满战争的阳刚意味，更突显了大厦倾颓之际的离乱景象。尾联用典，既是写景也是抒怀，其中的“虎踞”代指南京，六朝古都记录历史兴衰起伏;乐圣李龟年歌城南旧事，“虎踞山前明月在，秋风怨绝李龟年”正是孙致弥面对江山易主的真实心情写照。《咏史次王玠右先生韵》（四首）第四首云：

金盆蟋蟀绕朱阑，江左何人是谢安？（自注：马士英日与诸妾斗蟋蟀，论者方之贾似道）太子犊车朝诣阙，元戎蟒服夜登坛（自注：阮大铖阅师衣素蟒玉带，见者诧为梨园妆束。）云迷虎帐珠囊远，日闪龙旗玉衮寒。遂使悲笳南牧马，汉家司隶梦中看。

本诗开篇运用了“蟋蟀”意象。蟋蟀是夜虫，也是秋季的代表。蟋蟀之于南宋与亡国有关。南宋亡国之君理宗时期的权宦、奸臣贾似道于政不通，然精于斗蟋蟀，人稱“蟋蟀宰相”，更专门著有《促织经》，人称“贾虫”。孙致弥诗中引用时人的议论，用贾似道指斥明末大臣、南明弘光朝首辅马士英，有讽其误国之意。“元戎蟒服”指阮大铖，他才高无德，先附东林后依阉党。弘光朝中，官至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对东林、复社文人加以迫害。同时，他也是著名的戏曲家，所著《燕子笺》《双金榜》等文采斐然、辞情华赡，追步汤显祖，时人爱其才又恨其为人品格，因此诗中以“元戎蟒服夜登坛”讽之。作为明将后代，传承了将门虎子的豪气，父辈言谈中的南明遗事也能引起他针砭时弊的议论和离乱后的感慨。联想到南明之半壁江山，人生愁苦、家国遗恨，皆从蟋蟀之哀音中化出。

三、寻常歌哭无人会——感愤不平，怨而不怒的抒情方式及渊源

其实，孙致弥出生于1642年，鼎革之时只有3岁，亡国之痛于他并无切身体会，成年后出仕清朝并伴随皇帝左右多年，不是少年得志，但人生亦有特殊际遇和殊荣，但其诗歌尤其是出仕之前诗作多有遗民之思。如诗如画的西湖美景在作者眼中还有大明残山剩水的影子，有亡者的英灵，其《西湖偶题》云：

湖上风光有旧期，春城倚棹转凄其。碧山楼阁如看画，朱邸衣冠似奕棋。故国烟花残衣锦，阴房栝柏闪灵旗。客中无限兴亡感，酹酒平芜有所思。[2]656

不仅历史兴亡之感浓厚，而且情感表达沉郁顿挫，有感愤不平之气。汪霦（钱塘人）曾为其诗集作序也谈到了这一点，认为其诗“怨而不怒”，得小雅之旨：

先生萧然高寄，饮酒赋诗，初不以忻戚介意。夫遁世无闷，圣人每难言之况乎？婴患难，历艰险，极人世之所不堪，而皆非其所自取，则夫忧愁无憀，感愤不平之气，贤者当亦不免。乃今读其诗，抒写怀抱，流连景光，温厚和平，深得小雅怨而不怒之旨。[2]640

孔子最早指出了诗歌欣赏的心理特征与诗歌艺术的社会作用，诗可以兴、观、群、怨。“诗可以怨”與“怨而不怒”是儒家诗学中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命题，所谓“怨而不怒”即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无谴责骂詈的词句。中国传统诗学既充分肯定诗歌抒发怨愤情感的合理性，同时也强调“怨而不怒”的含蓄精神，这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与评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汪序也同样体现了兼顾此两项诗学命题的评论角度，深得孙致弥抒情之旨。

孙致弥早期诗作“怨情”从何来？源头起自先祖孙元化兵败下狱之事。元化之忠与死难之惨烈，是无数危险的君臣际遇的一个典型，如果说先祖死难之事是孙家忠孝的表征，同时也是高悬的一个警钟，提醒后人与君、与政治、与仕途保持距离。这无疑损害了士大夫对王朝的亲和力，而士大夫的报国之志，是每个王朝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这种隐痛一直持续到孙致弥年老、遭遇越来越多的仕途挫折之时。《秋日感怀》作于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恰“嘉定落费案”尘埃落定，诗中充满了怨情：

每逢白露暗伤神，痛忆先公被祸辰。屈指行年同大衍，惊心纪岁又壬申。（注：先中丞以崇祯壬申白露节遭变，时年五十，致弥今年亦五十有一矣。）谁怜濒死非其罪，自愧偷生有此身。一事差堪见吾祖，不曾摇尾向时人。[2]694

“白露”既点明了节令又表现出秋意的萧瑟，因此伤神就自然而然。“每逢”表示年年如此，所为何事？诗句和自注中都明示了，是因为忆及先祖孙元化被祸之事而伤痛。这就不是简单的文人悲秋之叹。孙致弥即将步入老年，自身入狱几死的遭遇令他对仕途追求产生了怀疑与迟滞，更对先祖之事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和共鸣，因此，他才愤懑地抒发骚人之怨：“谁怜濒死非其罪”，而多方筹措换来的平安又另他自愧偷生，悔恨不能像先祖一样“不曾摇尾向时人”。

（一）平陵松柏重回首——祖父孙元化事略

祖父孙元化（1582-1632），字初阳，一字火东，为一代儒将，官至宁前兵备道、登莱巡抚。曾师事徐光启学习火器和数学，并受到徐光启的影响，于天启元年（1621）在北京受洗入教。

在孙元化治军过程中，天主教徒王徵、张焘被任用，其亲族也多随侍左右或投身行伍者，如他的三个儿子和鼎、和斗、和京一直交替在侧，天启年间在边外负责造铳筑台时，亦屡携外甥沈卜琦同往。

孙元化提倡用辽人治辽事，培养了一批善战且善用西洋火器的辽人将领如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然而，崇祯四年闰十一月，孙元化的下属孔有德在吴桥叛变，并与孙元化军中辽人耿仲明等内应，导致登州陷落、总兵张可大自缢殉国，孙元化欲自刎未遂，与宋光兰、王徵、张焘等人一起被放还归朝，遭受酷刑，崇祯五年（1632）七月，孙元化与张焘被斩首弃市，宋光兰和王徵则遭遣戍。

孙元化一生著作颇丰。他帮助徐光启、利玛窦合译古希腊数学著作《几何原本》（前六卷），协助徐光启完成《勾股义》的编写。个人著述有《水一方人集》《周礼类编》《离骚解》《三古姓系汇谱》《经武全编》《西学杂著》[6]361。从著录中可以看出，既包括介绍西方算学、炮学的军事科技著作，也包含经学考据类著作，其中《水一方人集》融聚了他一生的英谋绩略、经历感慨，并且篇幅繁浩，由长子孙和鼎“撮举要领，以子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分十四卷，纂言纪事，以类相从。”[7]443孙和鼎用杜甫《蜀相》中的名句作为著作编目分类，寄寓了对父亲的理解。杜甫来到武侯祠，感慨于先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孙元化面对异族入侵，欲借西学之力阻挡历史的车轮，却壮志未踌抱憾辞世，这种缺憾令孙和鼎痛惜不已。可惜在孙和鼎去世之时，其先父文集也未能出版，《水一方人集》不存。

孙元化的去世对孙家来说是重创，鼎革之后，不侍清廷成为孙致弥父辈们坚守的志向，逐渐家道中落乃至于贫困，直到孙致弥后代，情况都没有改善，人丁亦不兴旺，“曾孙止十人”。孙致弥《姪祥演归，兼示诸姪，及儿子农祥》诗其二云：

清白中丞后，曾孙止十人。诗书勤岁月，习俗慎风尘。尔辈须绳武，吾儿才负薪。勉旃无别语，祖德在安贫。[2]684

从诗中可以看出孙家的财政状况和清正的家风，勤耕苦读，不尚奢华，对不良世风保持警戒。“绳武”即继承祖先业迹之义;“负薪”谓从事樵采之事，既指贫困的生活处境，又可以用来形容志节高尚的隐士，一语双关。孙致弥是以此来提醒和劝勉晚辈们以诗书为业，继承孙家“安贫”的家风祖训，其实“安贫”的背后还隐含着“乐道”之意，坚守忠国之念。

（二）请缨亦是吾家事——治兵行武的家风

孙致弥出生时，祖父孙元化已去世十年，但家风所及，孙致弥从小受到忠国守诚的教育，经常写诗缅怀祖父，并在社团活动中，与朋友分抄祖父遗作。《秋感十二首》（选五）第四首诗中，孙致弥追溯了祖父创下的辉煌业绩：“辽海关门百二雄，长城万里忆先公。储胥自有风云护，部曲空成带砺功。一战龙旗劳汗马，廿年贝锦怨藏弓。不堪蔓草祈连塜，况复铜驼恨未穷。（自注：先中丞赞辽十载，尝搴龙文大纛，鼎革四王及黄镇南辈皆出麾下。）”[2]643诗《元宵招宾臣夜话即事，同用灯字，兼寄大年》注云：“是日愚兄弟议分抄先中丞遗集，宾兄赞之甚力，故有五句。”诗云：

箧里谤书空侘傺，尊前豪气各飞腾。风流只忆侯都讲，共倒深盃擘剡藤。[2]663

由分抄遗集可知，孙致弥对祖父作品必然熟知，而且在朋友中也引起討论，追忆祖父事迹风采是社集的一项内容，也成为这一时期诗歌主题之一。孙致弥早年还写过《秋夜感事》诗二首，其二云：

龙性相看未易驯，吴钩如水拭来新。笳铙夜动瓜洲渡，爟火秋高扬子津。浪说斗牛腾紫气，愁看京国暗黄尘。请缨亦是吾家事，莫漫桃源学避秦。[2]647

这首诗中，孙家治兵行武的家风得到呈现。作者自信地讲到“请缨亦是吾家事”，那是涌动在孙家子弟血脉中的豪情，“莫漫桃源学避秦”，自晋代陶渊明《桃花源记》构建了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归隐山林的逍遥所在，“桃源”就成为士人精神的避难所。宋代谢枋诗云：“寻得桃源好避秦”，处于半隐居状态的孙致弥，澹泊的性情之中仍然有血性和勇于任事的因子，儒家兼济天下的情怀亦时时激荡，使他心绪不平。“龙性未驯”指的是嵇康，颜延年在《五君咏》中咏嵇康：“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后人常以“龙性难驯”形容孤傲、刚肠疾恶的个性，此处孙致弥是借用也是自喻，“龙性未易驯”表达了自己卓而不群的品格和禀性;诗中将青铜铸就、富有传奇色彩的“吴钩”作为孙致弥驰骋疆场、励志报国的精神象征。吴钩如水，是说兵器的亮泽和锐利，必多次擦拭才能有如新之貌，传达出作者投身疆场报国的急迫心理。颔联用了多种军事意象：笳铙、烽火和斗牛等，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和牛宿对应的地点是江浙赣一带，传说晋初时斗牛之间常有紫气照射，雷焕以为是宝剑之精上彻于天所致，后人常以此比喻军国大事的发生。从诗中可见孙致弥慷慨自任和请缨从军的意志。

（三）沧桑廿载恨难追——悲深婉壮的抒情特点

孙元化抗击外族，因下属兵叛而亡，尽“忠”全节，祖父的忠国之念和死难之悲，成为孙致弥早期诗作的情感源泉，屡次出现在他的诗作中。如他曾作《过沈禹甸山居，禹甸兄无咎名履素，受知先中丞，登州之难，无咎从京师间道重趼抵登赴难，及城陷，与其姊丈潘于王云柱死之》诗，纪念族人的英勇赴难：

细雨轻寒弱柳垂，沧桑廿载恨难追。男儿南八捐生日，义士臧洪并死时。马革未归青燐合，龙髯重墮紫宫移。点头浪说生公石，话尽兴亡总不知。[2]650

诗题中的沈禹甸即沈履素，字无咎。孙氏族人中，孙和鼎的表姊夫潘云柱和潘氏的内弟沈履素熟悉西学，被元化授为都司，分护敕印和符验。二人与另外十七名将吏在登州之难中遇害，在登州负责教习火器的葡萄牙人，也有十二人在城陷时捐躯，另有十五人重伤。诗中用到了“南八捐生”的典故，“南八”指唐末名将南霁云。唐代安史之乱时，张巡、许远和南霁云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因粮尽援绝而被俘，叛军劝降，张巡誓死不屈，南霁云本想诈降以图反击，不知情的张巡反驳道：“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南霁云笑赴刑场。这里孙致弥用南八典故，颂扬了将士们在登州之难中坚守城池、慷慨就义的无畏精神。末句用到了“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典故。晋末高僧竺道生参悟到《涅槃经》中奥妙，得出“人人皆可成佛”之理，他流浪到苏州虎丘山讲法，顽石都为之点头。此典常用于比喻精通者亲自讲解，必能透彻说理、使人感化。而孙致弥却言“浪说”，即妄说、乱说之意，几十年过去，天崩地解的朝代更替已然过去，但个人隐痛无处消解，个中滋味无人领会，就连听得懂生公讲法的顽石都无法参透诗人的悲哀。

他的《会葬侯银台、文节两公及几道、云俱、智含诸先生》诗（作于1662年之前）是为会葬和纪念侯峒曾（银台）、侯岐曾（谥号文节）、侯玄演（字几道）、侯玄洁（字云俱）、侯玄瀞（智含）几位抗清志士而作。诗云：

白马银涛歇浦阴，飘摇丹旐倚萧森。一门先后全忠孝，累叶文章照古今。泪尽龙髯弓剑远，封成马鬣岁时深。平陵松柏重回首，未信钟山紫气沉。[2]648

明清之际的嘉定侯家，可谓百年清誉，三世英名，家风严谨、耿直忠孝。在明末抗清斗争中，侯家凭借忠肝义胆和慷慨成仁的勇气与豪情，全家共赴国难。1645年嘉定民众起义抗清，侯峒曾与黄淳耀被推为首领，他带领侯玄演、侯玄洁两子，日夜巡城，数败清军，坚守十余日。城破后，侯峒曾拒绝撤离，他写下绝命诗“吾颅尽可断，吾节不可移”，与二子跳入叶池殉难。二弟侯岐曾因保护、收留抗清志士陈子龙而被杀害。

孙、侯两家几世交好且有姻亲关系。侯岐曾的幼子侯玄涵，原配夫人孙俪箫，即孙元化之孙女。孙致弥诗以景开端，浦江的怒涛平息，送葬的铭旌招展，全诗笼罩在萧瑟阴沉的氛围中。“一门先后全忠孝，累叶文章照古今”是对侯氏家风的概括，其殉节之壮烈与忠孝精神之长存使诗人“平陵松柏重回首，未信钟山紫气沉”。汉乐府诗《平陵东》有“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诗句，明末夏完淳悼怀恩师陈子龙的《细林夜哭》有“去年平陵鼓声死，与公同渡吴江水”之句，以平陵鼓绝谓义士捐躯。此处孙致弥是以“平陵松柏”代忠义侯氏的墓园，从末句看来，犹觉大明江山的覆灭不可思议。

特殊的家族背景和成长境遇使孙致弥虽未亲历鼎革之惨烈，却有强烈的痛苦感受，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光耀门楣、修齐治平的愿望也随之更加急切，因此这一时期的诗作也体现了新朝统治之下个人选择的茫然。如《新正二日坐雨柬大年及天立上人》《和归孟游秋声原韵四首，与西又、大年诸君》《秋夜书感示宾臣、大年、服尹、箕野》等。《秋夜书感示宾臣、大年、服尹、箕野》诗云：

一夕凉飙百感生，萧萧残叶下帘旌，挽车吾自悲龙具，负鼎人谁享雉羹。酒后当歌频太息，灯前顾影忽伤情。向来哀乐元无主，又听晨钟第一声。[2]659

此诗作于闽中游历回乡之后，作者以“秋感”开头，直接将读者带入了低沉萧条的氛围中。龙具一指牛衣，后称蓑衣为龙具;二指简陋粗糙的衣被，陆龟蒙有诗“病中祇自悲龙具”;负鼎，商朝伊尹曾背负鼎俎见汤王，以厨房烹调之事比拟理政，后遂以负鼎指辅佐帝王、担当治国之任。从用典来看，孙致弥的“百感”有对自己处境的叹息与自嘲，也有壮志未酬、文士不遇的悲音。结尾处诗人又将自我情感模糊化，“向来哀乐元无主”，人的情绪变化一向是没有缘由的，又何必执着于追究“太息”的原因呢？“晨钟”恰恰把作者的思绪带回了不易多愁善感的白天，或者夜晚的愁思随钟声远去，言有尽而意无穷，回味悠长。再如《将出都门书怀录别八首》其七：

旧雨闲门车马来，针投珀合总无猜。悲歌几醉荆卿市，怀古频登郭隗台。蒿目每添忧国泪，同心互许救时才。应知有梦相随去，共向寒塘折野梅。（别同学诸子）[2]669

颔联用“燕市悲歌”的典故表现朋友间的情谊、离别的不舍，又用燕昭王拜郭隗为师、筑黄金台纳贤强国的典故，表达了希望自己的才能被赏识、被重用的急迫心理，而颈联“同心互许救时才”则写出了朋友间重然诺、轻私利的忧时救国之心，表达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综上所述，孙致弥早期诗作以追溯先祖遗志、抒发家国之慨及个人忧时之念为主要内容，怨情悲慨深藏在遣词造境之中，雄心壮志用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感情哀婉深挚，吴秋在《杕左堂集原序》中说道：

读文章而有情，知其忠孝人也。……孙子恺似所称忠孝家儿也，其祖中丞公自请缨开阃，终身不忘为国丧元之志，而其下褊裨厮养，皆能以其材伎勇健树勋名而建大业，宜乎？恺似之心亦悲以深，益壮以婉，凄以切，折而出于诗余小令之作。如羌之笛，闺之砧，令闻者读之，为之黯然而销魂，悲哉而夺气也。[2]711

此段论及孙致弥词深于情、极婉约之致的特点，蕴含着“情”与“忠”的命题，“悲以深，壮以婉，凄以切”可谓是抓住了孙致弥诗的抒情特点，在婉丽的措辞意象中蕴含着豪气，亦体现着“儒者自贵”的观念。孙致弥虽信仰天主教，但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文人，儒家思想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其《和赵砥之偶论屈陶有感》诗云：

彭泽湘江迹未陈，郢都宗老晋遗臣。大王风冷怀沙赋，处士星高漉酒巾。碧柳五株悲甲子，紫蘭九畹怨庚寅。两贤惜不同时遇，采菊餐英足自亲。[2]645

诗中的赵砥之是赵名瀚，吴江人。他在鼎革之后曾想出仕，后经友人归劝而放弃。钱谦益《牧斋外集》卷二十五也有《吴江赵砥之灵巌偶论屈陶有感诗册》。屈原和陶潜二人皆有一种自高自贵、傲睨俗世的人格精神，这种精神从本质上说，根源于儒家“自贵”以尊显其道的道义感和生命尊严感。《孟子·告子章句上》云，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而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自尊者人尊之，自贵者人贵之。仁义道德充实于内心，也就不羡慕别人的名望与地位了。生命的尊严来自于人格的独立，屈、陶皆坚守道高于势的原则，绝不枉道以从势，孙致弥早期诗作的遗民情结与情感意蕴正是根源于此。

四、结语

明清之际云间文人中，孙致弥生于天主教世家，同时也是奉儒守官之家，祖父运用西方科技力量富国强兵的理想抱负因兵败被诛而未能实现，这一家族巨变影响了孙致弥一生，亦造就了其早期遗民诗创作的独特内涵和情韵：抒发故国之思往往与家族兴衰巨变联系在一起。祖父孙元化辉煌的西学成就造就了他的仕途进阶之路，而其用西方先进军事技术调教出来的部下叛变又造成了自己的惨烈结局，同时成为进攻大明的先锋，对孙氏家族来说，可谓成也西学，败也西学。故而孙致弥的遗民诗中，有强烈的怨情，他强调诗词中要有忠爱之旨，都与这段家族历史不无关系，由此可见明清易代之际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在接受西学过程中曲折矛盾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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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甄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