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义成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西安710065）

2004年，由于工业开发而进行考古抢救，西安市东北部泾渭两河交汇处北岸的杨官寨遗址被初次发现。现已知它是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史前庙底沟文化大遗址，于2008年和2017年两次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当时的考古主持者王炜林先生等撰写的《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考古报告》，于2011年在笔者主编的《黄帝铸鼎郊雍考辨与赋象——西安古都史新探》一书中发表[1]，考古发现的“‘十二支’陶盘”照片引起笔者高度关注，通过分析逐渐认识到，它就是黄帝“考定星历”的主要物证。在逐渐论证此见解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战国稷下学者邹衍（“五行学说”的最早提出者之一）及其学派传人，包括在《史记》的《封禅书》和《孝武本纪》中讲述黄帝往事的齐地方士公孙卿，以及他所据的申功（《札书》《鼎书》传人），他们所述黄帝历史，一是黄帝“郊雍上帝”（此“雍”指西安），已被杨址出土证明为真；二是“黄帝荆山铸鼎成功飞升”神话，剔除其中原始思维成分，鉴于荆山即在杨址近旁，故也已被杨址出土证明为真；三是谓黄帝于“郊雍”之地“迎日推策”，又被杨址出土的“‘十二支’陶盘”所证实[2]。由此可知，除《逸周书》《国语》《史记》等典籍外，中国古籍中记载黄帝历史较可靠者，应即邹衍学派及其传人。晋代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是唐代之前记载黄帝历史最详细的一部书[3]，但从杨址与豫地诸庙底沟文化大遗址存世时间比较等情况看，该书虚构黄帝历史特征相当明显，显然已不足为凭。故本文简论黄帝考定星历的时间和过程，即从邹衍学派相关记载出发。考定星历之所以是黄帝研究绕不开的大事，黄帝之所以重视考定星历，因为当时黄帝族群所倚庙底沟文化，以黄土定居农业①为生计基础，天象节气对定居农业十分重要，因而作为首领的黄帝必须极其重视制定历法，力求“敬授民时”，以适应当时农业发展急需和执政首务的需要。含考定星历在内的历法制定，即文明初开时黄帝族群头等大事，黄帝焉能不重视？加拿大著名史前文明比较研究学者布·崔格尔说，“所有早期文明的政府都会体制性地控制时间刻度”，由于历法能“解释天象周期、季节和生命轮回，并将其和人类活动联系在一起”，因此“政府活动和计划都得受制于此”[4]。作为中华人文始祖，黄帝也会以富有中华特色的行为，体现崔格尔说的这一规律。

杨址考古的现任主持者杨利平先生2018年公布，从C14测定杨址环壕和墓葬可知，杨址存世时间约距今5 700—4 900年[5]，它的建设早于豫地诸庙底沟文化大遗址约三四百年，存世长达七百余年，且陕豫庙底沟文化大遗址几乎同时被废弃[6]，说明庙底沟时期的黄帝都邑只存在于西安，豫地庙底沟文化大遗址皆应为其派出者或信奉其文化的聚落。这也意味着，杨址诸位黄帝执政活动（含考定星历）的时间就在此七百余年范围内。

一、黄帝考定星历开始时间的破译

《史记》的《封禅书》和《孝武本纪》以几乎相同的文字记录了公孙卿所据申功《札书》的相关内容：“‘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7]35这段记载提供了黄帝正式考定星历（实际为校正黄帝族已用“黄历”的置闰是否精准）的确切日期。其一，正式考定星历开始一天的干支排列为“己酉”。现在人们可能对此种记忆感到困惑，但对史前黄帝族先民而言，牢牢记住这一天很正常。因为，一方面，他们的思维是原始思维，一切均被理解为“天意”所赐。虽然他们在发明“黄历”的路上实际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但部落领袖有意识地正式领导人们考定星历，完善黄历，那还是应举行某种向天祭祷的正式仪式，同时须精准地记住体现“天意”的这一天。其记忆方式，就是其时业已存在且烙有原始思维印痕的史前“社会记忆机制”[8]。另一方面，现在看，黄帝完善黄历，应当是他作为首领召集各学科专家并建立协调一致的专家团队，通过某种行政程序和反复测试，最终确立精准历法的过程，并非他一人单打独斗，故在史前体制和思维中，作为族群首领重大执政行为的考定星历，其开始的时间就应被牢记。其二，正式考定星历开始的那一年，“冬至”日（即每年二十四节气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全年中白天最短的一天）同时恰好也是“朔日”（即某月的初一）[9]6，且其干支只能是“己酉”。于是，对于本文而言，我们的任务就是用现代天文科学知识，在距今5 700—4 900年之间，看能否找出符合这三条限定的那一天：即其干支排列为“己酉”，在节气上又是“冬至”，且还是某月的初一日。应当看到，对这一天的这三条限定，在天文学上实际相当严苛，要找出符合三条限定的那一天颇不容易。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赵永恒先生与考古工作者王先胜先生合作，发表《黄帝年代之历法钩沉》一文，包括了寻找这一天的相关结论。他们使用基于现代天文学纪时精准性的高精度“瑞士星历表”软件，“为了充分检验各种可能性，将计算的时间段设定为公元前54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计算步骤如下：第一，根据太阳和月亮的‘黄经相等条件’计算所有‘朔’的时刻，并精确到分钟，时间为‘北京时间’；第二，计算所有‘冬至’的时刻，即太阳黄经为270度时所对应的时刻，同样精确到分钟；第三，确定‘冬至’和‘朔日’是同一天的日期，并且该日的干支为‘己酉’。计算结果为：公元前4375年1月22日（丙寅年戊子月己酉日）、公元前3574年1月17日（丁亥年庚子月己酉日）和公元前2773年1月12日（戊申年壬子月己酉日）。”[10]现在看，这个结论在计算所有“朔”的时刻使用的是“北京时间”，与以西安时间计算尚有一定差距，但考虑到北京和西安经纬度相差不大，故本文暂时忽略其结论隐存的些许误差（可留待相关专家来日再校算）。另外，他们把“计算的时间段设定为公元前54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显然对黄帝历史把握很不精准。一方面，赵、王二位先生明确认为黄帝距今在6 000年以上，本身就缺乏考古证据，是误判；另一方面，当时杨址刚刚出土，赵、王二位也不知道。现从杨址考古测年数据看，该文给出的三天，其中距今6 000多年的那一天，虽被赵、王二位先生选中，但它远早于杨址存世时间上限，本文不取；距今4 000多年的那一天，又远超出杨址存世下限，也应被舍弃。对本文而言，所取结论只应限于杨址存世时段即距今5 700—4 900年之间，即只能选取其中公元前3574年1月17日（丁亥年庚子月己酉日）这一天。这意味着，本文认为黄帝正式组成团队考定星历，应开始于公元前3574年1月17日，距今已5 593年之久。应该说，这是杨址考古C14测年和现代天文学纪时精准性相结合形成的结论，可信度高。其中，肯定存在当时先民纪日不甚精准，与现代天文学纪日高度精准之间形成的差距，本文暂时略而不计，只聚焦杨址考古C14测年和现代天文学纪日结论的吻合，其细节精准性可留待相关专家再校算。

拙文《黄帝逝世距今5 727年——关于国家应实施“黄帝纪元”的建议》中所说黄帝逝世时间[11]，早于这个时间134年，更使笔者对此年份确定的可信性增加了自信。因为，它与第一位“黄帝逝世距今5 727年”构成了一个符合世情的时间序列。杨址存世长达七百余年，其中执政的黄帝显然不止一人。可以设想，开始考定星历的黄帝，和埋葬在黄陵里的首位黄帝，不是一人；后者领导建成杨址都邑，草创古国体制，经100多年的养精蓄锐，经济社会有相当进步发展，给前者考定星历奠定了历史前提。

笔者很看重对这个时间节点确认的精准性，还因为从赵、王二位先生搜寻结果看，满足前述三个条件的那一天，801年才出现一次，其时距大于杨址存世时间，故在杨址存世时间内，一是极有可能不存在满足前述三个条件的那一天，二是存在满足前述三个条件的那一天，但其与杨址第一位黄帝去世年份很难形成合乎世情的序列，包括可能早于杨址第一位黄帝去世年份，或接近杨址被废弃时间等。一旦在杨址存世时间里，不存在那一天，就说明或者杨址作为黄帝都邑的确认不成立，或者《札书》对黄帝考定星历及其时间的记载为虚构，二者必有其一。而这两种情况的出现，实际都指向对笔者见解的否定，因为，笔者关于杨址系黄帝都邑的认识，主要根据邹衍学派及其后裔公孙卿等人的记载，如果他们的记载是虚构，笔者关于杨址系黄帝都邑的确认也就成疑。现在来看，在杨址存世的七百余年时间里，恰好有这么一天兼为“冬至”和“朔日”且干支为“己酉”，这再次说明，笔者依邹衍学派认定杨址系黄帝都邑没有错误；在黄帝历史记载问题上，邹衍学派及其后裔所说是可靠的。它们在黄帝历史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严密的证据链条，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难以被推翻。针对关于邹衍这一记载的怀疑，人们完全可以反问：邹衍如果造假，怎么能造得这么符合历史实际？当时他既没有高精度“瑞士星历表”软件，也没有电脑，如果造假，却在时间设计上能达到如此天衣无缝，根本不可能。

由于是黄帝考定星历开始之年，故这个“丁亥年”在黄帝历史表述中一直很出名。沿袭汉武帝颁行“太初历”时的误解，《资治通鉴外纪》称“黄帝元年丁亥”，也是把黄帝领导团队考定星历开始之日，错当成黄帝元年了。至于宋明时期有一批论者均谓黄帝登极“有熊国”国君之年即丁亥年云云，也是把这个丁亥年包裹在皇甫谧虚构历史之中的结果。

二、黄帝考定星历经历了380年的漫长过程

赵、王二位先生的《黄帝年代之历法钩沉》一文，未及深入解读《札书》关于黄帝“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的记载。其实，正是这段话，说明了黄帝族考定星历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几十代人接力的测试和修正过程。其意是指，在长达380年时间内，一批黄帝们一代接着一代，不断领导专家团队测试调整已在使用的黄历置闰准确性，包括每隔19年，就会碰到“冬至”日同时也是“朔日”的情况，各位黄帝在这一天要亲自会同专家测试和调整黄历置闰精准性，力求“正闰余”[12]。所谓“迎日推策”，就是以原始思维方式，对黄帝们迎着日出而仔细虔诚推算历法数据之状的夸张性描述，“策”者，即计“数”也[7]77。

《札书》的这一段话，其科技和文化含量颇高，一般人可能较难读懂。连《史记》的“三家注”（唐代张守节的“正义”，司马贞的“索隐”，宋代裴驷的“集解”）都对这段话不置一词，可见其确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为什么黄帝要实施“二十推”？为什么“二十推”前后长达380年？黄帝能活380岁吗？“黄帝仙登于天”指什么？等等，都是难解之谜，需结合杨址考古和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字斟句酌，细读而深思，才能破译。

据《后汉书·律历志》记载，由于每年的真实天数大约是365加1/4天，所以多余出来的这大约1/4天就会积累起来，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计时不准，故需要对每年所含天数适时适度加以调整，否则所制历法的“纪时”就会失真，为此，就需设置“闰余”解决这个问题。《尚书·尧典》所谓“以闰月定四时”就解释了“置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鉴于每19年“冬至”与“朔日”重合，形成一个循环，在古天文学上叫做一“章”[13]245，“章”中就潜藏着“置闰”的法则。《札书》说“率二十岁得朔旦冬至”，应是对黄帝历法初创时置“闰余”数字体认的忠实记录。经过长期观察测试和思索，黄帝及其团队摸着石头过河，发现每隔19年设置7个闰月，黄历才能达到最精准。对此，《汉书·律历志》解释说，“……以十二除之，至有闰乏岁，除十三入‘章’。三岁一闰，六岁二闰，九岁三闰，十一岁四闰，十四岁五闰，十七岁六闰，十九岁七闰”，此即“十九年置七闰”也。黄帝时期建立的这个“十九年置七闰”黄历框架，大异于西方历法。中国纪年专家刘乃和先生就说，“西历闰年只比‘平年’多一天，中历闰年比平年多一个月。因为中历是用的阴阳历，‘阴历’以月亮为准，是根据自然现象，‘阳历’以太阳为准，是用人为的置闰以平衡年的日数。为了把太阳和月亮的运动很好地协调起来，我国很早就创造了‘十九年七闰’的办法，这也就是我国的相当准确并且和天象符合的‘阴阳历’”[9]101。看来，由于杨址当时未发现，写这段评价时的刘先生，尚不知道杨址的“灰坑”中已经出土了“‘十二支’陶盘”[14]，更无从知道“‘十二支’陶盘”证明了黄帝考定星历为真[2]，也未依现代科学解读《史记》转述的《札书》这一段话，所以并没有意识到，中国阴阳历及其19年设7闰的黄历，就是在距今5 593年之前开始，由杨址黄帝们领导专家团队经历380年完成的历法创举。这样，为什么要实施“二十推”？为什么“二十推”前后长达380年？这些难题都迎刃而解了。其中，19个“章”需要黄帝前后总共进行20次对“置闰”的观察校正，前后共需380年时间。至于“黄帝仙登于天”，则应是对考定星历最终成功而使黄帝族人兴高采烈而祈祝黄帝状况的一种神话式表达，并非指一位黄帝“推”了380年而“仙登于天”了。当然也不排除由于殚精竭虑、心力交瘁，确有某位黄帝或其专家牺牲在校正“十九年置七闰”过程中。

中国有关神话也表明，黄帝们在长达380年时间内的这种考定星历活动，确实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黄帝们利用首领权力建立了一个专业体制，包括组织起由不同专业专家形成的考定星历团队，前赴后继，为改进黄历不断努力。其中，有一则传说是：“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15]在这一传说里，黄帝制定历法，涉及到“占日”“占月”“占星气”“造律吕”“作甲子”以及“五业合成”共六门专业知识，六种专门人才。应当说，这种情况并非臆造，因为这六门专业知识，至少五门确实为考定星历所必须，且各自独立，难以兼通。至少其中“占日”“占月”和“占星气”，科研对象不同，所获知识也应大异。丁山先生转述《大戴礼记·五帝德》所载“黄帝始‘离日、月、星辰’”[16]，说的正是制历中须重视专业差异及合成。由此可以设想，当时确实组织起了一个至少由六类专门人才形成的制历团队协助黄帝，而黄帝的责任就是协调各类专家，最终拍板，前后费时长达380年而最终使黄历进一步精准化。如此费力，如此费时，如此精心，即使在今天全球科技界也罕遇其匹。什么叫中华“黄帝文明”？这就是！为什么中华文明一脉延续五千多年？其历法从黄帝考定星历后就颇精准，也应是因素之一。

三、破除黄帝考定星历问题上的“疑古”余绪

过去，我国学界对黄帝考定星历一般不相信，或认为黄历来自巴比伦，或说绝无此事。不要说“疑古”派根本不相信黄帝考定星历，连坚持申说黄帝历史为真的徐旭生先生也曾认为：“真正的历法的制定，当在帝颛顼之后，此前尚无历法，怎样能有精确的年月？”[13]230“炎黄时代未必有历法”，“据我的看法，历法的发明，是从帝颛顼改革宗教，使宗教事业成为专业以后，由于实用的需要，渐渐地找出来的”。由此出发，他还说：“帝颛顼以前还没有历法，怎样能记载或流传确凿的年月？”“根据这一点，我们疑惑我国古史可靠年代开始的问题，等到将来仲康时‘日食’的问题能圆满解决以后，或者就没有多的问题了”[13]12-13。此处所说“仲康时‘日食’”，是指《尚书·尧典》所记当时出现“四仲中星”的记载，徐旭生先生的口气指向中华历法创制晚到帝尧时期才有可能，至于比帝尧早一千多年的黄帝时期，是不可能出现历法的。连徐旭生先生都这样说，黄帝考定星历和黄帝纪年纪元，就只能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事情了。在此背景上，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一些学者往往置《史记》转述的上述邹衍学派记载于不顾，只醉心于考订《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事，亦可哀也。黄帝考定星历和黄帝纪年纪元研究长期没有突破性进展，首先就在于学界不相信黄帝时期的文明化程度，已经使黄帝族足以制定较精确的“阴阳历”且走向“十九年置七闰”。张国安先生就批评徐旭生先生也残存着“疑古”思潮的影响[17]，看来并非夸大其词。可见，“疑古”思潮对黄帝历史研究的伤害确乎甚巨。现在，杨址中“‘十二支’陶盘”的出土，以实物证明黄帝考定星历为真，所以，现在是彻底扭转对黄帝考定星历记载自信心不足的时候了。

杨址附近荆山里有一个“卜历村”，民间说，那是为纪念黄帝考定星历的村庄命名[18]。现在看，“卜历村”的命名所纪念之事确非虚构。民间至今关于“黄历”的习惯称呼，也应非虚构，至少《汉书·律历志》中就有对“黄帝历”的明确承认，《后汉书·律历志》还说“民间亦有‘黄帝诸历’”之记。至今民间对黄历的纪念，应是对黄帝团队380年努力的最好回报。

注释：

①黄帝族群所倚庙底沟文化，以黄土定居农业为生计基础这一观点，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何柄棣先生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参见何柄棣著《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第115页，中华书局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