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娇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101)

弗里德里希·席勒是德国著名的诗人、剧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史学家，曾于1789—1791年在歌德的推荐下担任耶拿大学的历史学副教授。“自1787年9月以后，几乎有五年之久，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取代了对他正在失去魅力的文学创作。”[1]这期间席勒完成了几部史学专著：《尼德兰独立史》(GeschichtederAbfalldervereinigtenNiederlandevonderSpanischenRegierung,1788)、《什么是和为什么研究普遍历史》(WasheisstundzuwelchemEndestudiertmanUniversalgeschichte？1789)、《三十年战争史》(GeschichtedesDreissigjaehrigenKriegs,1791—1793)。席勒在1787年之后的几年里，专注于历史研究以及康德哲学研究，并写出了一系列精彩的美学论著，作为诗人的席勒让位于学者席勒。同席勒卓越的文学成就相比，其史学观点常被忽略，历史学家席勒比之文学家席勒相形见绌。但席勒就历史的目的、历史的功能、历史研究的任务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观，成为德国启蒙时期进步历史观的重要代表。且研究席勒在古今之争中的态度和地位，席勒的历史观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如何看待历史的变迁直接影响着席勒在古今之争中对古代和现代的看法及对未来的理想。

一

席勒在历史研究的主题、历史研究的方法、历史发展的目的、历史研究的任务等方面阐释了自己的历史观。总体来说，席勒将历史视为连续发展的、进步的、具有因果联系的整体。

首先，席勒主张历史学研究的是“普遍历史”。《什么是和为什么研究世界史？》是1789年5月11日席勒在耶拿大学接受历史学副教授之职的就职演讲，席勒在演讲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其探讨的领域是“普遍历史”，且它与人类发展密切相联，历史的过程就是人成为人的过程，也即理性发展的过程。席勒在区分“为稻粱谋的学者”和“哲学的头脑”(前者为生活而学术，割裂自己的领域与其他的知识，因循守旧，止步不前；后者热爱真理本身，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尽力扩展研究领域，追求知识的完备，敢于提出新的创见)的基础上提出：只有第二种学者才适合于世界史研究。以下席勒便正是进入“普遍历史”的主题。

欧洲航海业的发展，使席勒时代的人们具有更为开阔的“世界视野”。“世界”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早已不局限于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他们认识到：“在我们周围到处都生息着最多种多样的许多民族，就好像各种不同年龄的儿童站立在一个成年人的周围一样，并且通过他们的实例使他回忆起他自己以前有过的事物，以及他本身是从哪里来的”[2]323。言下之意，所谓的普遍历史，又译为世界历史，就是致力于对融合各民族、各地区、各历史阶段的整体历史的研究，无怪乎其需要“哲学的头脑”的完备知识体系。普遍历史的研究不同于一般历史学的经验式研究，它并不复现历史上个别事件和个别人物、分析其背后的历史原因，且摆脱了一般历史研究局限于地域和民族的观察视角，它带有“世界主义”视角，越过民族和时代的障碍，关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历史的本质出发探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最终意义。席勒认为对历史单纯的记录根本无法从整体上认识一部人类历史，更无法为未来的人类历史提供经验和指导，唯有建基于理性之上的普遍历史才能超越特殊性和个别性，上升到对人类整体命运进行关注的高度。

紧接着，席勒对欧洲世界的“当今形象”“现在的我们”进行描述：对自然的征服、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需求的极大满足、法律上的平等、个人权利上的保障等等将世界联结成为一个“公民同盟”。时代虽然极大地进步，但还有些许过去的野蛮残渣滞留，人的理性却能将这些遗迹转化成有益的创造。总之，在席勒眼中，其时的“欧洲的国家群体似乎成为了一个大家庭。家庭的伙伴们可能相互敌视，但是不再互相撕咬”[2]327。席勒主要将“普遍历史”放在欧洲，特别是德国范围内，但凡是对德国和欧洲当时的分裂现状有粗略认识者，都不难看出席勒历史观中过分的乐观主义。

席勒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对当今欧洲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回答，认为历史的发展规律本身为这种进步提供答案。席勒将历史视为一个连续的、具有因果关联的综合整体：一根事件的漫长锁链从当前时刻一直拉扯到人类的起源，环环相扣，互为因果[2]330。并将后来人称作过去时代的“债务人”，过去所有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文化最终都导向现在的精神，如今的所有制度、事件以及艺术莫不与过去相联，是过去历史的必然结果。在“普遍历史”观中，历史上的每一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必与其他事件相关，既作为其他事件的结果，又引发另外一些事件，它们共同构成历史链条上的一环又一环。

其次，席勒指出历史研究的具体方法，并在康德的基础上引入历史目的论。席勒认为，出于以下原因，人类无法综观历史整体的全貌：(1)诸多处于历史源头的事件没有被记录保存下来；(2)即使语言发明之后，很多事件也多通过口头进行传播，对历史的记录相当不明确；(3)很多具有价值的古代纪念品和作品被毁灭，即使文字本身也并不能永恒；(4)“在少数最终幸免了时间毁灭的事件中，相当多数的事件也被偏激、愚蠢，甚至于被它们的描述者的天才所歪曲丑化和弄得面目全非。”[2]331世界史家无法把握真实的、全体的历史整体，他们强调的则是所有事件中“对于世界的当代形态和现在活着的一代的状态具有本质的、不相矛盾的，容易追求的影响的那些事件”[2]332。世界史不是、也不可能做到事无巨细地研究所有事件和材料，而是立足于当下时刻选择对历史进程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因而世界史从一条与世界的开始刚好相对立的原则出发。事件的实际结果是从事件的起源往下达到事情的最新秩序，而世界史学家则从最新的世界状况向上追溯到事情的起源”[2]332。

在世界的真实进程中，诸多事件被淹没，或是尚未显出重大意义，于是它们在世界史中形成“空白间隔”，真实的历史进程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间就形成了明显的不平衡关系。如果将真实的历史比喻为连续不断的河流，世界历史只能是其中的波光闪烁。唯有哲学的理性能将世界历史的断片提高为一个聚合的系统和相互联系的整体。席勒于是将“目的论”引入历史领域，使“一种现象在另一种现象以后开始，避免了盲目的安全，无政府的自由，并且作为一个恰当的环节排列在协调一致的整体后面”[2]334。

那么，在浩浩历史长河中哪些事件才是与当代世界的形态有关联，且符合历史发展最终目的的呢？席勒以切身的历史关注为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席勒史学中很重要的一项是研究人民如何争取自由解放、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历史。《三十年战争史》旨在探究“由宗教改革点燃的阋墙之战，根本上动摇了狂热政府下的法国，招致外国军队进入(德意志兰)王国腹地，并使它成为遭受最悲惨破坏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战场”[3]1的原因。席勒在《三十年战争史》中透彻地分析了德意志所遭受的深重灾难：宗教分裂、诸侯间的宗教战争、外族入侵、人民被蹂躏、政治羸弱。他反对诸侯间的武力讨伐，无情地撕下战争双方神圣的宗教假面，尖锐地指出这场战争的实质是一场诸侯们争夺土地、财富以及欧洲统治权的政治混战，并对在战争中深受其害的人民抱以无限的同情。对席勒而言，不管是三十年战争还是尼德兰独立运动，都符合历史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类最终目的的必要事件。三十年战争虽然使交战双方都损失惨重，“但欧洲不受压制地、自由地从这场可怕的战争中走了出来，它在这场战争中首次意识到是一个密切相连的国家性社会，刚真正形成的国家实行相互参与，单凭这一点便足以抵消世界公民在这场战争中所遭受的惊吓。”[3]2三十年战争因而是实现世界性大同社会、世界公民联盟的历史环节。尼德兰独立运动中的自由精神和团结势必会带领人民进入一个历史的新天地，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社会。在席勒看来，人类历史最终要实现的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自由与和谐。

席勒对于人类历史的最终目的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发现在历史发展背后所暗藏的人类自身的发展：历史导向最终目的的过程就是人性越来越自由和完整的过程。根据康德的历史哲学，席勒主张：人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人类理性的最高发展就体现在实现世界和平与自由之上，这也代表着当时启蒙思想家典型的历史观。整部《三十年战争史》，席勒所孜孜以求的都是自由和统一的历史进程。席勒坚持，历史就是自由、理性与压迫、非理性之间的斗争以及前者最终战胜后者的过程。

无论是《唐·卡洛斯》中的“请你给思想以自由”、《威廉·退尔》中的“我宣布我的奴隶自由了”，无论是《尼德兰独立史》《三十年战争史》中求得民族和世界的和谐、自由，还是《审美教育书简》中的审美王国，“自由”都是席勒文学创作、理论研究中一以贯之的主题，正如他在《信仰格言》中所言：“人生来是自由的，所以人是自由的，哪怕带着镣铐出生，他仍然是自由的”。席勒在卡尔·欧根大公的军事学校被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和封闭窒息的训练模式压抑了整整八年，品尝到了不自由的滋味，加之席勒对本民族的落后与政治上受制于外来侵略痛心疾首，于是自由成为他的毕生信念。如何实现个人人生和民族国家的自由，也就成为席勒历史研究的任务。

最后，就为什么研究普遍历史这一问题，席勒在《什么是和为什么研究世界史》中的回答是：对人类过去的总结可以使个人克服生活上和道德上的狭隘与鄙俗，将个体的发展引导到种类之上。即世界史研究的最终旨归在于说明现在，指导未来，通过历史教育，使人类走向正确的理性发展之途径。

席勒希望人们能够通过历史研究而具有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历史是连续不断发展的，我们既是历史的受益人，就应怀着感激之情接受历史的遗产，并不断丰富它，将之重新导入未来世界；但是，肯定古代并非模仿古代，更不意味着回到古代，对过去的崇敬切不可遮蔽今日的荣光：世界史“把我们从崇拜古代，食古不化，怀旧复古，幼稚慕古之中拯救出来，而当她把我们小心关怀地在我们自己的领地上制造出来的时候，她却并不让我们回到亚历山大和奥古斯都大帝的黄金时代。”[2]历史最终需要立足现实、导向更好的未来。

席勒写作《尼德兰独立史》和《三十年战争史》的意图是极其明确的，选取这一系列事件作为史学研究的敲门砖也是具有现实指向性的。席勒意在借此呼吁德意志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民族的统一和解放，告诫人民在面对压迫时，要借助自由的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感，努力构建理想的社会。以史为鉴，在德意志民族陷于同尼德兰相似处境时，尼德兰独立战争是德意志人民仿效的样板。历史研究并不是埋于故纸堆，相反，历史研究展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历史上的每一事件都不是偶然、孤立的，研究普遍历史的目的就在于：明确古与今之间的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在人类历史的整体框架下尊重和发展每一民族和时代的文化，最终促进历史朝向终极目标发展。

二

在《审美教育书简》(1793—1794)中，席勒褪去了早期的乐观历史主义。由于对法国大革命“暴力革命”方式、德意志现实的失望以及对个人理性的片面化、碎片化发展的清醒认识，席勒认为他所处的时代离理想的理性王国越来越远。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的前几封信中对当时的时代做出了严厉的批判：“在为数众多的下层阶级中，我们看到的是粗野的、无法无天的冲动，在市民秩序的约束解除之后这些冲动摆脱了羁绊，以无法控制的狂暴急于得到兽性的满足……另一方面，文明阶级则显出一副懒散和性格败坏的令人作呕的景象，这些毛病出于文明本身，这就更加令人厌恨。”[4]39-40对于人性的缺陷，席勒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道德习俗都分裂开来了；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了。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他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他推动的那个齿轮发出的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他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4]48

根据席勒的观点，历史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要实现世界主义的和平与自由，更要实现人性的和谐与自由，席勒的理想社会即是：自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而实际的社会状况却是：上层社会专横暴戾，下层社会粗野蛮横，启蒙并没有实现理性的全面发展，反而造成了理性的专制与混乱，理性不仅侵入感性的领域，而且奴役着感性，打破了人类的和谐状态。因此，席勒并不认为人可以直接由自然状态过渡到理性状态，而是需要“审美状态”这一中介环节，要使人进入健全的理性状态，必须首先美化人的心灵，建构健全的人性。

理想的人性，是整个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所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哲学家们从纯粹理论的层面定义人性的本质，并在现代价值失落中寻找人性救赎之途。席勒痛心于时代的状况以及个人价值的迷失、人性的分裂和异化，对人性的完满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回答：只有通过审美游戏才能真正实现人性的完整，只有在游戏中才能达到自由，而自由是人的最高本质。席勒对这一问题的继续不仅延续了启蒙式的社会批判，同时也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积极反思。

在席勒这里，“美”并非纯粹的有关审美经验等纯粹的美学研究，他从人性出发，同时追问人性和美的本质以及二者的相互关联。因而席勒对美的探讨，实质在于对人性的本质规定的探讨，这一方面是对人的存在的认识，一方面则暗含着席勒经典的思维路径：社会自由从审美自由开始，审美自由从人性出发。于是人性是什么、理想的人性如何可能就成为接近席勒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人不能直接从自然人过渡为理性人，必须借助于审美的自由游戏这一中介才能实现感性与理性结合、以理性为主导的更高层次的自由人。

在席勒看来，现代人性的根本缺陷在于感性与理性的极端分裂。人性由感性和理性二者共同规定，如果没有感性，人无法现实地拥有世界；如果没有理性，人也无法摆欲求式的动物存在。席勒将感性和理性视为人的双重天性，但实际上人类自身常以两种方式处于对立和分裂之中：受纯粹的感性(感觉)支配而成为野人，或是纯粹受理性原则支配成为蛮人。现代人同时受着感性和理性的制约和压迫，一方面越来越盲目地追求物质财富，无法摆脱物质必然性的支配；另一方面，理性的专断窒息着精神的自由。如果不能将现代人分裂的人性重新和谐起来，社会制度的改革、国家的统一于席勒就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

三

席勒对于人性的探寻最终回到了希腊，将希腊作为人性完整的不二范本。“面对任何其他的纯自然，我们都有理由因为我们有教养与文明而感到荣耀，可是面对希腊的自然，我们就不能享有这种荣耀，因为希腊的自然是与艺术的一切魅力以及智慧的一切尊严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像我们的自然那样，是艺术和智慧的牺牲品。希腊人不只是由于具有我们时代所缺少的纯朴而使我们感到惭愧，而且就以我们的长处来说——我们常常喜欢以这些长处来慰藉我们道德习俗的反自然的性质——他们也是我们的竞争者，甚至是我们的榜样。”[4]44现代人的人性状况与过去的希腊形成鲜明对照：希腊人“既有丰富的形式，同时又有丰富的内容，既善于哲学思考，又长于形象创造，即温柔，又刚毅，他们把想象的青春和理性的成年结合在一个完美的人性里。……理性虽然升得很高，但它总是怀着爱牵引物质随它而来；理性虽然把一切都区分得十分精细和鲜明，但它不肢解任何东西。理性虽然也分解人的天性，放大以后再分散在壮丽的诸神身上，但是，它并不是把人的天性撕裂成碎片，而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混合，因为每个单独的神都不缺少完整的人性”[4]44-45。古希腊人是完整的人，而现代人则展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场景：价值异化、个人呈碎片化、片面化发展，注重职业和专门知识与技能的培养，个人不过是被捆绑在一个不断高速运行的大机器上的小小螺丝钉。人类族群的发展必须通过特别发挥个体某方面长处，以牺牲个体层面的完整性为代价，单个的希腊人是自然的、自由的，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而现代人只有从族类这个大整体中才能与希腊人相媲美，根本不具备自身的和谐。从“完整的人”这一角度，席勒将希腊人置于现代人之上，但他并没有就此完全贬低现代人、抬高希腊人，他认识到现代人的这种状况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过程，“尽管个体在他的本质遭到肢解的情况下不可能幸福，可是不采用这样的方式类属就不可能进步。”[4]52虽然在美学著作中，席勒没有将他所处的启蒙时代看做最重要、最辉煌的时代，但他对时代的批判并未使其陷入历史悲观主义中，也并没有蒙蔽面对现实和未来的眼睛，一头扎进希腊的迷梦中，席勒始终坚持历史整体发展的进步观。

在《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我们可以更明确地看出席勒从人性出发对“感性/理性”“自然/理想”“素朴/感伤”进行的调和。首先席勒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依据将二者放在对立的框架下：古代希腊社会被席勒理想化为健全的社会，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都得到高度统一，人与自然此时处于素朴的关系，人的全部自由天性就表现在现实中，所以诗人只要冷静、客观地模仿现实就可以了；而现代社会由于人与自然的分裂，自然只能是一种观念存在于理想中。“他们或者是自然，或者他们寻求失去的自然。”[5]309席勒将人性与自然的关系视为文艺发展的根源，所以素朴诗与感伤诗的对立同时也是自然人与文明人、古代人与现代人的对立，但席勒并未在其中分出孰轻孰重，孰优孰劣，二者各具有不同的特征、缺陷和价值。前者借助现实的有限物、以具体的形式描写取胜；后者以精神性和抽象化超过前者；前者以古代造型艺术为代表；后者在诗歌上更为突出；前者易于沦为对庸俗现实的纯粹模仿；后者容易耽于空洞的幻想，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使艺术走向巅峰。自然人和现代人都表现出各自的片面性，彼此之间具有一种辩证关系：“素朴的性格同感伤的性格可以这样地结合起来，以致任何一者都防止另一者走向极端，前者防止感情走到夸张的地步，后者防止感情走到松弛的地步”[5]352。素朴性格(古代人)与感伤性格(现代人)的结合才能在未来形成“完整的人性”，促成人的全面发展。

席勒不是最早介入古今之争的德国思想家，却以自己独特的立场将古今之争提到另一个高度。狭义上，古今之争是一场文艺论争，于席勒而言，古与今之争再也不止于文艺领域内新的美学原则与传统美学原则谁更优越的问题，更是一个涉及人性全面发展的历史问题。因此，席勒在这场影响法、德、英几国的大辩论中的观点与立场是与其历史观紧密相联的。一方面，在席勒看来，历史的发展就是人类理性的发展，也就是人从自然人走向理性人，实现人性完整的过程，人性与历史的发展几乎成同构关系：古代-现代-未来/感性与理性的简单和谐-理性的片面发展-感性与理性在更高意义上的和谐。另一方面，席勒如何看待古代人与现代人、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归根到底要在他如何看待历史进程这里寻找答案。

古与今在席勒处明显呈现出不同的维度。在“古”一方的有：素朴的诗、自然人、希腊人、和谐人性、现实主义等，而感伤的诗、现代异化的人性、理想主义等基本处于“今”的框架中。从席勒的总体思想上来看，他对待古今的态度是：在古与今中更倾向于古代，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将来，主张在古代的遗产中吸收精华致力于对未来理想社会的重建。但需要注意的是，席勒对古与今的态度并非一直如此，其中包含着细微的转变，大致可以将其分为“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两个阶段。一直到席勒完成《三十年战争史》，其历史观都可以视为“浪漫主义”的，大致从《审美教育书简》开始，席勒进入“古典主义”的历史阶段。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可以在法国大革命对席勒的影响中找到答案。

同大多数德国思想家一样，席勒一开始对法国大革命是欢迎的，希望启蒙时代的理性王国能够就此实现。之所以说这时席勒的历史观是“浪漫的”，是因为其无疑是启蒙时代进步观念和乐观主义的典型代表：欧洲的进步与发展已经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人的理性的充分发展可以合理转化历史遗迹中的残渣；可以期待自身所处时代实现理想的自由王国；在古与今中，今作为古的继承人，在丰富和发展了古代之后更接近于人类的终极目标。总体来说，“浪漫主义”的历史观是在承认古代的基础上更加倾向于现代，现代人在继承古代传统的基础上不断促进才有了现在的成就，席勒此时对现代抱有极大的信心。

向往希腊古典世界是席勒“古典主义”历史阶段的重要特征。法国革命中的暴政、杀戮和血腥让席勒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在1973年7月写道：“法兰西人民为了神圣的人权和政治上的自由而进行的努力表明他们没有能力，做法也有失体面，结果不仅把这个国家不幸的人民，而且还连带着欧洲很多地区的人民，把整整一个世纪拖回到了野蛮和奴役中。”[6]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1792年法国将席勒提名为法国荣誉市民时，席勒已经对法国大革命从希望转变为失望了。席勒认为，革命中的暴力意味着人性尚未完善的人民没有摆脱兽性，因此相对于人类的不成熟，任何的革命都为时过早，法国大革命似乎背离了自由的理想。对现实的失望使席勒退回到人类的审美教育，企望以平和的、非功利的审美方式实现大革命未能实现的理想，在希腊社会中寻找自由、健全的人性，将奥林匹斯山上的神话世界作为审美自由王国的蓝本。

席勒虽然沉溺于古代和审美的世界，但他绝非一个空想主义者，因为古代并不是唯一的历史向度。席勒的审美世界是一种立足于现实又远远高于现实的理想主义，其中虽然弥漫着深深的怀旧情绪，但“迈向将来”与“回到过去”是一体的，前者才是后者的目的。在此“古典主义”阶段，古与今展现出新的互动关系：在现今时代的弊病下，“古”显出更高的价值，但古代高于现代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倒退，这不符合席勒将历史看成一个进步的、连续的整体的观点。根据席勒的历史观，历史在整体上是朝向其终极目标前进的，虽然其中偶尔包含着倒退和挫折。现代社会较之古代的希腊社会，离人类和历史的最高理想越来越远，但人们不应就此沉沦与感伤，在审美的教育下，在拾回传统文明之根中依然能创造更好的生活。

从“浪漫主义”阶段到“古典主义”阶段，席勒不再热情地讴歌当代社会，逐渐把目光投向以前，希望于希腊的古典世界寻找更好的人性启蒙方式，在“复古”中“求兴”。对现实的关怀、将古今整合为一个综合体、实现最高的自由理想等等始终贯穿于席勒的思想之中。

在法国的古今之争中，思想家们容易犯如下两个错误：其一,割裂古今之间的联系，忽略今对古的继承，片面夸大今人的成就。其二,强调古代的权威，无视文学自身和时代、历史的变化。前者走到极端则会陷入价值的虚无中，后者则会窒息文学发展的活力，阻碍现代社会的创新和进步。两方面的错误在席勒这里都得到了克服，这得益于席勒进步的历史观念。席勒对于古代、现代、将来更加辩证的看法才是真正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真正指出了古今之争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