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宪娟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目前，学界有关毛泽东与刘少奇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的原因、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经济思想、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行政思想、党建思想的对比研究等。关于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分歧的研究，大部分学者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回顾了两位领导人产生分歧的过程，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两人产生分歧的原因，杨瑰珍认为在毛泽东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刘少奇是与他合作最早的革命家，两人的合作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革命斗争中长期密切合作，两人对革命路线、工作方式方法的认知是一致的。杨瑰珍认为让两位产生分歧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理论上的失误，这是分歧的根本原因。二是林彪等人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欲将刘少奇置之死地，取而代之[1]。常志认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缘起于农业互助组织要不要提高一步，关于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谁是中心、谁是主要矛盾的看法导致两者分歧逐渐明朗，而就如何评价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工作则使两人的分歧加剧，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围绕主要矛盾、运动性质等问题，两人的分歧逐渐公开化。常志认为两人的分歧主要在三个方面：主要矛盾、运动的性质、运动的搞法[2]。

不同于国内学者的研究视角及方法，罗德明[注]洛厄尔·迪特默教授(Lowell Dittmer)，中文名字罗德明，1937年出生于美国，1971年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经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及中国研究中心副主席、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等。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目前，主要从事两岸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中国国家定位与走向研究。其代表作主要有：《刘少奇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群众批判的政治学》(M.E.夏普出版社，1974年和1998年)，《中苏关系正常化及其国际意义》(康奈尔大学出版，1992年)，《中国对民族认同的探索》(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3年)，《现代化下的中国》(西景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罗德明教授以其独特的视角在《中国季刊》《亚洲纵览》上发表了一系列当代中国研究的文章，例如《毛泽东的遗产》等。主要从性格心理特征、政治风格等角度研究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分歧的原因。罗德明认为，刘少奇的一生都在力图将秩序与革命结合起来，将平等与经济效益以及技术专家们的作用结合起来。在比四分之一世纪还要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一直是作为党内和政权机构内的一个建设和稳定的力量在起作用[3]1。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第一次正式见面是在安源煤矿工作时期，毛泽东经常去视察工作，他们时常见面，刘少奇向毛泽东谈起苏联留学印象，这是他们友谊的开始。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受到“留苏学生”的攻击，因此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站在一起反对留苏学生，毛泽东得以领导军事委员会。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支持刘少奇的主张，使刘少奇作为城市工作的代表和敌占区华北组织领导人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肯定[3]9。自此之后两人相互支持开展革命和建设工作，毛泽东需要刘少奇的辅助，而刘少奇也离不开毛泽东的支持，两人不仅在工作上密切配合，在思想上也高度契合。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合作更加默契，两人经常互相赞扬和肯定对方的工作。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赞扬了刘少奇的工作：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4]。刘少奇也在这次大会报告中多次提及毛泽东及毛泽东的思想，刘少奇参与起草修改的党章中，毛泽东思想已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处于同等地位[3]11。罗德明认为，刘少奇作为第一位“亲毛派”，他与毛泽东之间的相互赞扬和称颂有利地促进了党内团结，刘少奇的工作一度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和支持，并且被当作毛泽东的第一个接班人，刘少奇被称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既然两人在工作上配合得如此默契，合作时间如此之久，究竟是什么导致两人的分歧，并且走向不可挽回的程度？罗德明认为是时间为刘少奇与毛泽东这样两个不同的人物是怎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了共同的事业而联合起来，以及他们所组成的联盟最终又是为了什么而瓦解等问题做出了解释。罗德明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了两人长期存在的和根本性的分歧，加剧了他们之间的分裂，而两个人在行为表现与性格特征、人际关系、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现实态度、思维方法与工作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则是两人之间产生分歧的具体原因。

一、行为习惯与性格特征的差异

罗德明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在与下属一起开会时，他有时悲叹，有时生气，有时还用富有色彩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3]169。罗德明在20世纪70年代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第四次论战中曾指出，白鲁恂对毛泽东性格的刻画和分析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白鲁恂假定毛泽东有一种调动他人情感而自己不外露情感的能力，这一点罗德明并不认可。罗德明表示，毛泽东是一个感情丰富而且容易打动他人的人，“毛所呈现的是一种沉着而有信心的公众角色，而且他的情感爆发总是陷于特定的关键时刻，只在人数不多的场合”[5]27。罗德明认为，毛泽东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在一场不平等的争执中，通过把他认为对自己构成威胁但又受到抑制的对手推向情感危机，他便能够赢得争论，所以毛泽东从不对自己或他人的情感表达进行抑制，因为情感除了具有表达功能外，还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功能。

罗德明认为，与毛泽东不同，刘少奇性情孤傲，很多人认为他太沉郁，缺乏青年人应有的朝气蓬勃。罗德明引用了张国焘对刘少奇的一段评论来说明他的性格：孔子说热情奔放就能得到想得到的一切，清心寡欲则能克制自己去做不愿做的事，刘少奇属于后一种类型，他的成功和失败与他的这种清心寡欲的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3]170。因此，很多西方学者认定毛泽东比刘少奇更容易动感情，罗德明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因为毛并不向公众表达他全部的喜怒哀乐，他更倾向于按常规标准约束自己的性情，表现出温和的一面”[3]170，毛泽东在自我检讨中曾经表示由于自己过于宽宏大量和过于相信别人而导致了一些错误，刘少奇则相反，他时刻表现出严谨的作风和坚定的立场，因此罗德明认为刘少奇的错误是由于他在执法过程中过于严厉造成的。

罗德明认为，刘少奇属于强迫型性格，他向人们展示的是其小心谨慎、异常节俭、具有理性和有条不紊等严肃认真的性格特点。他重视原则、计划、政策的制定，并为每一件事情预先做好合理的安排。罗德明认为“这种领导方式偶尔表现出倾向于顾及字面意义上的一致性，而不注重法律的精神实质，倾向于官样文件，而不注重创造性的成果。他的头脑非常复杂，善于思考一些细微的问题。”[3]212罗德明称安排这些复杂细微的工作需要临危不乱的能力，而刘少奇具备这样的能力，他善于调和矛盾，使不同意见、不同身份的人以及暴露出来的问题统一起来。罗德明认为，刘少奇的很多著作都体现了这些特点，因为他的著作主要涉及两个主题：一是统一性、预言性和各种战斗力，二是社会精英中官方的、最一般的道德修养。罗德明认为，由于刘少奇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一些细微的枝节问题上，这必然会导致片面性的错误，他性情温和，能抑制自己的情感，并且怕惹麻烦，所以他才表现出众所周知的对常规、惯例的恭敬态度。罗德明将毛泽东的性格定义为戏剧型性格，指出毛泽东比刘少奇更容易向他人展示自己的情感，毛泽东具有很高的洞察力，如果说刘少奇的政治以政策的灵活性和战略的原则性为特征，那么毛泽东的政治则以战略的灵活性为特征。毛泽东比刘少奇的兴趣更加广泛，他的著作涵盖的范围很广，“他眼界开阔，想象力丰富而新颖，他常常对细小烦碎的事情视而不顾，他最关心的是对事物发展总趋势的预测”[3]214。罗德明认为，毛泽东对常规和惯例的态度，说明毛泽东是一个对传统观念持攻击态度的人。

二、个人人际关系处理的差异

在个人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两位领导者也是风格迥异。刘少奇把与下属(群众、无产阶级等)的关系放在首位，这对他个人的人际关系产生了影响，因为当他觉得自己的人际关系威胁到自己为群众利益服务时，他会毫不犹豫地中断个人人际关系。罗德明认为，这种处理方式使刘少奇的人际关系失去了情感色彩，虽然刘少奇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非常周到，但却丧失了个性特征。虽然刘少奇将群众利益放在了首位，但他的人际关系处理方式使西方很多学者认为刘少奇对劳动人民的态度是傲慢的，罗德明认为这一点是极其不公正的，因为刘少奇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作为一个工会组织者在为工人而工作，或与工人在一起度过，刘少奇本人对此也是非常自豪的。毛泽东认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正当关系应该是直接关系，他非常讨厌官僚主义，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密切联系群众。罗德明在《毛泽东的遗产》一文中认为，毛泽东强调领导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最佳方式就是采取群众的生活方式，与群众一起工作生活[6]554。罗德明表示“与其说毛为促进领袖与群众之间的直接关系所做的努力是非常零碎和非常偶然的，不如说他比刘更注意给那部分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以更多的社会权力。”[3]177

刘少奇注意考虑和拘泥于人与人之间的组织关系，在调节人际关系时表现出尊重组织的倾向，他强调发挥各种复杂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的特殊作用，这样难以预测的、潜在的个人情感自然会受到抑制，总之刘少奇是一个“按部就班的制度主义者”。而毛泽东则认为官僚制度是一种最严重的弊端，因为“要想维持组织的制度化就需要将精力从组织的最终目标转移到维护和提高组织自身上。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更喜欢没有既定组织身份和利益的临时安排，并且动员群众关注中国革命目标的完成而不是新制度的创造。”[4]563罗德明认为，毛泽东的民主概念强调的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直接关系，刘少奇则强调个人自由不应受政府的干涉，强调要规定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利和义务[3]179。但刘少奇认为人民的权利要通过组织、制度、法律法规去实现，而毛泽东认为这些错综复杂的行政政策和执行机构是横亘在领导与群众之间的障碍，这使得他所设想的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做法几乎无法实现，群众只能通过专门的组织结构间接地、有区别地参加国家管理。

刘少奇的领导风格是一贯性的和非常规范的，毛泽东则喜欢召集人员开特别会议或临时会议，在政策制定和政治斗争中毛泽东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他经常使自己的同僚们处于“前途未卜”的状态。毛泽东在制定政策时相对随意，“常常打乱各种正式会议召开的时间和程序”，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方式，“如在呈交给他的报告中做旁注，给各项政治领导人或者不同政治团体的代表写便条等方式向他的同僚表明他的思想”。[3]182刘少奇一般通过一些详细的、正式的指示制定政策，概念的精确性可能会影响行动的灵活性，毛泽东的指示倾向于提纲挈领，他并不会给出确定的答复，这必然会导致管理和实施方式的多样化，这也恰好体现了毛泽东强调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主张。

三、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处理方式的差异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认为集体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但两人在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时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毛泽东更倾向于选择集体利益，为了完全保证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必定受到损害。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曾表示只要有30%的公社办得很成功，那么即使70%的公社失败了，也没什么关系。毛泽东习惯于通过思想宣传的手段使个人利益服务于集体利益。而刘少奇作为行政官员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实际能够达到的目标，在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时，他通常会采取一些具体的手段在保护个人利益的基础上维护集体利益，他在各方面都认真考虑群众的个人利益，“他用满足个人利益的方式来维护集体利益”，而不是通过思想宣传的方式解决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罗德明认为，毛泽东与刘少奇具有不同的领导风格，一方面与两人的性格有关，刘少奇缺少毛泽东身上那种奔放的、领袖人物的感染力和文人气质；另一方面则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关，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就担任各种革命运动的领袖，多年的革命实践培养了他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革命的能力，毛泽东具备通过思想宣传动员群众为了集体利益放弃个人利益的能力。而刘少奇作为“白区”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他并没有通过思想宣传的感染力去反对共同敌人的能力。

毛泽东与刘少奇都将集体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保证集体利益有时需要牺牲个人利益，因此需要对群众进行“培养”，刘少奇认为这是一个缓慢的、艰巨的过程，只能通过一些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而毛泽东则喜欢采取一些激烈的、有直接效果的方式。刘少奇认为虽然政治组织是最高级的组织形式，但群众中最主要的组织形式是经济组织，当群众为一个简单的经济要求而行动时，党和国家应该将这一需求与政治需求、文化需求结合起来，并引导群众去了解其他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使他们走到更高的阶段上去，对自身的利益有更高的认识。因此，刘少奇主张通过细致的劳动分工消除个人利益之间的竞争，但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忽视了形式上的公正与实质上公正原则之间日益增长的差异，劳动分工使财富和权力之间的差异日益增加[3]190。罗德明在《毛泽东的遗产》一文中指出，毛泽东认为职能分工导致大家不关心整体，职能分工由于不是出于政治考虑可能会培养狭隘的专业化[6]560。因此，毛泽东主张不管是工人、农民还是军人，除了掌握自己的专业技能外，还应该学习其他内容，尽量减少职务上的专门化。

四、现实与情感关系处理的差异

罗德明认为，在对待现实与情感的态度上，刘少奇倾向于否认内心感受的真实性，与情感相比，现实是客观的、不容置疑的和能够被明确表示的。罗德明认为，毛泽东虽然也强调从现实出发，但同时他认为现实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人如果改变了考虑问题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立场，那么就能改变现实，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因此罗德明认为，与刘少奇相比，毛泽东更重视情感等主观因素的作用，而刘少奇倾向于过高地估计客观力量的重要性，过低地估计主观力量的重要性，刘少奇也多次告诫年轻人热情是需要的，但是很多事情仅仅靠热情是不够的，要冷静地想一想。刘少奇的这些观点从他后来的一些主张中可以看出，例如即使在大跃进期间也不鼓励高消费，在更改农业耕作制度时，反对推行一些不切实际、违反科学的技术措施。罗德明认为，正是由于对现实的过度忧虑，使刘少奇在开展工作时总是留有余地，在推进一项事业时总是先考虑它的物质基础，而毛泽东则认为很多事业如果只考虑经济因素，那么是不可能计算出结果的[3]195。

罗德明认为，刘少奇的自我学习方式是顽强的，是一种自我适应和抑制情感的方式，而毛泽东的学习过程中则更多地体现了情感的作用，情感可以激发灵感，可以调整或巩固旧有的知识结构。罗德明在其《毛泽东与革命死亡政治》一文中指出，毛泽东曾认为知识分子是最干净的，而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但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逐渐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他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级的情感，认为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7]。罗德明认为，毛泽东的这种变化是通过主观情感的改变促成的，毛泽东以感情为依据构想现实，刘少奇则根据视觉设想现实，强调客观现实的独立的、准确的方面；刘少奇对媒介作用的认识局限在现实的考验，而毛泽东似乎更强调媒介的宣传动员作用[3]198。

因此罗德明认为，刘少奇是一个求实的唯物主义者，而毛泽东比刘少奇更加强调上层建筑的重要性，较少注意物质基础，但这不是说毛泽东的思想是唯心的，虽然毛泽东承认很多知识来自于间接经验，但毛泽东也指出这些间接经验在古人那里也曾经是直接经验的产物，而且他的思想从不脱离实际。

五、思维方法与工作方式的差异

罗德明认为，刘少奇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中庸的思维方式，“他的习惯性作风是在左和右的错误之间作出权衡，并提出正确的方法。”[3]200在开展工作或制定政策时，为了推动自己的工作，刘少奇既斥责右倾主义，又指责左倾主义，他会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以解决当下的问题。罗德明认为，刘少奇的方法有助于平衡，因为它通过犯错误的可能性把人限制在两个方面，将人约束在两者之间，没有灵活性。而毛泽东则有一种把一切事物都分成两个对立面的倾向，并且他把大部分事物归到好的那一面，罗德明认为这样的方法显然有助于运动，因为它限制偏离运动方向的可能性，把正确的方向只确定在一个方向。

罗德明认为，在毛泽东的世界观中最典型的行动方式似乎应该是战斗，毛泽东所认识的生活的全部内容，包括理论的和实践的，都证明了一个真理，斗争就是一切。而罗德明认为，刘少奇的世界观中，相应的行动方式则是劳动，刘少奇认为人类世界以至人类本身乃是从劳动中创造的，劳动应该成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事情，刘少奇自己一直坚持努力工作，“他热衷于那些许多人既不感兴趣也不愿意做的日常的、技术性的工作。他似乎是专门用来写作各种章程或法规的，通过这种方法，他有条不紊地把各种制度灌输给别人。”[3]209刘少奇希望每个同志应当多做日常的、细小的、麻烦的工作，少说漂亮话。罗德明认为，刘少奇为了国家的利益甘愿当一个平凡的劳动者，很多国外学者评价刘少奇没有任何与众不同之处，是一个郁郁寡欢、毫无特色的人，但罗德明认为正是这种“灰色”的特征成为他长期以来能够与毛泽东和平相处的重要原因，毛泽东本人不喜欢日常的、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刘少奇却乐意做这些工作，而且从不爱出风头。罗德明认为，毛泽东对工作的感情非常独特，在毛泽东少年时期，他的父亲经常指责他懒惰，为了多看点书，毛泽东经常在很短的时间内干完父亲要求做的农活，从那时起，他的生活就在紧张地劳动、独自沉思、学习之间来回徘徊，罗德明认为这种方式使毛泽东更加适合作为一位游击战争的领袖。毛泽东告诫人们，陷入日常工作的人会成为经济主义或迷失方向的专家，这是很危险的。罗德明认为“在毛泽东看来，一定时期内工作必须是紧张的和激动人心的，要把工作当作一种斗争，一种战斗。如果对毛来说，工作只是战争的一种形式，那么对刘来说，战争则是工作的一种形式。”[3]215

罗德明认为，多年来毛泽东与刘少奇组成了一个高效率的政治队伍，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他们可以坦诚地、毫无保留地谈话，他们的性格在很多方面是互补的，“毛泽东在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争取他们的热情支持和制定广泛的纲领性的战略以保证政体的稳定和前进方面比刘有能力。而刘则任劳任怨，善于处理一些细致的工作，他把注意力放在了琐碎繁杂的工作上。”[3]218从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两人相互合作、相互支持，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和。罗德明认为，两人联盟的瓦解似乎是由两个因素引起的：角色结构的变动和由这一变动而引起的政策的变化。毛泽东作为最高领袖，他主要负责制定总的政策，刘少奇的任务是监督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效果，由于毛泽东对机械的、老套的做法很反感，所以在贯彻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毛泽东给刘少奇以很大的自由。罗德明认为，虽然两人在最终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但两人实现目标的方式不同。这最终引发了两人之间的分歧，并使分歧扩大到无法挽回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