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璐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

据姜剑云《陆机研究综述》统计，20世纪陆机研究论文约200篇。据笔者统计，21世纪以来陆机研究论文多达500篇，超过以往论文总和。姜先生所统计的研究论文止于20世纪，鉴于近年来陆机研究的兴盛，有必要对新世纪以来的陆机研究作简要回顾与总结，希望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为叙述方便，本文分生平及版本研究、《文赋》研究、作品研究三个方面来阐述。

一、生平及版本研究

关于陆机生平研究，历来是研究焦点，文学研究首先就要弄清生平。但因为史料抵牾，诗文亦不能提供有力旁证，使得研究扑朔迷离，学者各持己见，至今没有定论。主要问题在籍贯、入洛时间、仕履、交游、评价、版本考述等六个方面。

(一)籍贯争议

陆机籍贯有两说：一为吴郡，即今苏州；一为华亭，即今上海。持第一种说法的有王运熙、曹道衡、金涛声、刘运好等。曹道衡《陆机事迹杂考》认为“依照通例，古人的籍贯，当据祖籍。陆机的祖父陆逊，《三国志·吴志·陆逊传》明确的说他是吴郡吴人也……华亭本是一个亭，是娄县所辖的一小块地方”[1]，以史籍记载为准，不同意华亭说。持第二种说法的有黄葵、骆玉明、姜剑云等，姜剑云《陆机研究综述》认为华亭在唐前实有置，主要依据为“《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八王故事》曰：华亭，吴由拳县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吴平后，陆机兄弟共游于此十余年”[2]，认为华亭实有其地，各执己说，很难定论，然华亭仅为郊外墅，溯源祖籍当取郡县，笔者以为第一种说法可信。

(二)入洛时间

《晋书》载陆机太康末入洛，“年二十而吴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3]。故关于首次入洛时间，一般认为是太康末。著名学者朱东润、姜亮夫即持此观点。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如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2010)则根据“积有十年”一语而推为太康末的次年—太熙元年(290)。陈庄《陆机生平三考》刊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排比史料，认为陆机第一次入洛在太康二年(281)，非太康末，而太康六年(285)又曾被俘获至洛。21世纪以来，考证愈发细致，观点更加新颖，顾农《陆机生平著作考辨三题》刊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据《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传》，认为陆机初次入洛为太康五年(284)。姜剑云《陆机入洛疑案新断》刊于《洛阳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综合前人说法，提出五入洛之说，分别为太康元年、太康十年(289)、元康二年(292)、元康六年(296)和元康七年(297)。

(三)仕履问题

陆机入洛仕宦情况，向来纷繁复杂，其中史书并未明说，引起学者异议的主要是任太子洗马和著作郎的时间。一般认为陆机任太子洗马为元康二年。杨明《陆机生平、作品考证四则》刊于《学术界》2014年第3期,根据陆机《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答贾长渊》《谢平原内史表》认为陆机任太子洗马为元康元年。关于任著作郎也有一任和两任之说。陆机《弔魏武帝文》曾说自己元康八年(298)任著作郎。姜亮夫《陆平原年谱》认为陆机在元康二、三年间曾任著作郎，元康八年为第二次。对此沈玉成《〈张华年谱〉〈陆平原年谱〉中的几个问题》刊于《文学遗产》1992年第3期，认为元康二年未为著作郎，乃误信《晋书》所致，陆机元康四年(294)任吴王郎中令曾回乡。顾农《陆机还乡及其作品》刊于《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认为陆机有两次还乡，分别为元康元年和元康六年，尤其是元康六年回乡解决史料抵牾，疏理出陆机仕履基本情况。

(四)交游考述

陆机一生交游广阔，很早便受到学者关注。20世纪20年代，诸家所编年谱对此已进行探讨，如朱东润《陆机年表》、姜亮夫《陆平原年谱》等，虽比较零散，但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21世纪以来，学者开始进行系统研究，杨强《西晋北渡士族陆机交游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考察陆机与南人、北人的交往，简单勾勒陆机交游情况。李晓风《陆机与二十四友》刊于《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认为陆机加入“二十四友”集团只是权宜之计。《陆机与张华、潘尼、冯文罴的交游》刊于《南都学坛》2007年第2期，认为陆机与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是能在西晋社会站稳脚跟的基础。《陆机与入洛南方文人的交游》刊于《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指出陆机凭借着家族的威望、个人出众的才华成了入洛南人的领袖，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南人集团，对于陆机交游多有考释。戴燕《索靖、陆机交往考》刊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依靠《晋书》、陆云《与兄平原书》等材料，考察这两位书法名家的交往。以上诸文基本厘清陆机交游情况，对于认识陆机生平颇有帮助。

(五)评价问题

陆机生前追求功名，游好权门，殒命于八王之乱。人品在后世受到鄙视，诗文繁缛绮靡，评价不一。民国时期，章太炎《陆机赞》认为陆机“文章彬彬，不尚浮艳，又无魏晋荡肆之言”[4]，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指出“六朝论西晋文学者，必以潘陆为首”[5]，对陆机评价都很高。郑振铎认为“他的诗只是圆稳华赡而已，并无如何的骏逸高朗之志，缠绵深情之感”[6]，指出陆机诗歌无深情，开始有所批评。胡国瑞《论陆机在两晋及南北朝的文学地位》认为陆机“无论是在理论创作实践上，都无愧为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先导者”[7]，肯定了陆机的成就。21世纪以来，讨论愈加细致，如徐伯鸿《试论陆机对形成“诗中有画”传统的奠基性贡献》刊于《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从绘画角度论述陆机的文学贡献，为“诗中有画”传统的形成，首次在理论上铺平道路，提供新的思路。郑婷尹《论明代以前陆机诗歌评价之变化》刊于《有凤初鸣年刊》2007年第3期，借由对诗话、选本的观察，发现旧说以为宋明以降对陆诗贬抑颇甚，主要诟病形式的表现太过绮靡。事实上，直到明代才对陆诗形式有直接的批驳，勾勒明前陆机批评历程。

(六)版本考述

陆机一生著述宏富，生前文集就被陆云整理，但后代不断散佚，现今所见已不及原书的1/10。21世纪以来，版本考证渐多，如檀晶《〈陆士衡文集〉版本考》刊于《图书馆杂志》2004年第1期，按时间梳理陆机文集传播情况，指出直至宋版《晋二俊文集》出现才趋于稳定。其后，又有影宋抄本、明刻本、清刻本等多种版本流传于世。刘运好《陆机著述版本考》刊于《皖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则按卷数分陆机文集情况，考释流传过程，对近现代著作也有介绍。杨明《论〈陆士衡文集〉之〈宛委别藏〉本》刊于《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1期，对《宛委别藏》进行考述，以《陆士衡文集》与影宋钞本以及赵、卢诸家校语对勘，发现相似程度极高，认为该集应据影宋钞本再度影钞，对版本个案进行研究。以上诸文厘清陆机文集流传情况，为陆机文集整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文赋》研究

《文赋》是我国第一篇阐述创作过程的理论著作，提出缘情绮靡、灵感说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学者曾就20世纪以前的研究作过综述，如张少康《谈谈关于〈文赋〉的研究》刊于《文献》1980年第2期，对于改革开放前《文赋》研究作概述，极有条理。李天道《20世纪〈文赋〉研究述评》刊于《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则回顾并评说近百年《文赋》研究状况，总结成绩与不足，并分开创(1949年以前)、发展(1950—1985)、兴盛(1985年以后)三个时期论述研究历程。本文主要论述21世纪的研究情况，大致从文本分析、系年考辨、思想理论、接受比较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文本分析

文本分析历来是研究重点，尤其对《文赋》重要概念的辨析，产生诸多争论，其中最多的是“诗缘情而绮靡”。裴斐《诗缘情辨》刊于《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从想象论、决定论、意境论等几个方面论述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发展历程，比较精辟。21世纪以来，学者重在从文学发展史角度论述，如戴伟华《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认为“‘诗言志’是阅读理论的总结，核心为赋诗以言志,其‘诗’指《诗经》；‘诗缘情’是创作理论的总结，其‘诗’指诗体之诗，‘诗言志’和‘诗缘情’中的‘诗’的内涵并不相同”[8]，辨析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区别，总结陆机的缘情思想特点。曹胜高《性情论之变迁与“诗缘情”的形成》则梳理情的发展历程，认为“‘诗缘情而绮靡’之说，不是偶然的理论表达，而是根植于魏晋时期性情论之完善与缘情创作之实践”[9]，探寻缘情理论形成过程和历史原因，以上研究均丰富了“诗缘情”理论内涵。

(二)系年考辨

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作于入洛前，为少年之作；二是作于入洛之后，为中晚年之作，但每种说法所定时间不一。第一种说法依据为杜甫《醉歌行》“陆机二十作文赋”，即认为作于二十岁时。钟新果《〈文赋〉写作年代新断》刊于《中国韵文学刊》2009年第2期，认为现存《文赋》应是陆机在太康十年(289)被征入洛后的修改本，应写成于陆机二十四至二十九岁之间。第二种说法依据是陆云《与兄平原书》第三十五，认为《文赋》作于永宁元年(301)。毛庆《〈文赋〉创作年代考辨》刊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5期，通过陆云《与兄平原书》和作品比较，认为陆机后期经常用“缘情”“寸心”“八极”等词语，这也是早期作品中少见的，定《文赋》作于太安二年(303)，陆机四十二岁左右。21世纪以来，学者提出新观点，如姜剑云《〈文赋〉撰年疑案新断》刊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通过《叹逝赋》和《咏德赋》的写作时间，推断《文赋》撰成于永康元年(300)之春月。笔者认为，《文赋》当成于陆机晚年，即第二种说法较有力。

(三)思想分析

关于理论思想研究起步较晚，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张少康《应、和、悲、雅、艳——陆机〈文赋〉美学思想琐议》重点探讨美学思想，认为“第一，陆机不仅注重形式美，也注重内容美，是主张二者兼备，而反对只注重形式美，不重视内容美的。第二，他的美学和文艺思想,突破了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反映了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新的特点。第三，他的美学和文艺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传统的美学和文艺思想，并且对后来(特别是六朝)美学和文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0]，总结思想特点，为后来研究奠定基础。21世纪以来，学者从新角度讨论，如孙明君《陆机〈文赋〉创作论中的士族意识》认为“陆机的《文赋》是一篇具有士族意识的创作论。陆机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及儒家诗学观中渗透着家族意识；他所倡导的丽藻审美观带有士族阶层的特色。陆机雅而艳的文学观念，不仅开启了六朝士族文学，而且影响了整个六朝文学的走向，但它与宫体诗之间有着质的区别”[11]，指出陆机《文赋》与文学创作关系，凸显陆机的士族意识。蔡彦峰《玄学“言意之辨”与陆机〈文赋〉的理论建构》认为“意作为文学的表现范畴蕴含着古典主义的文学本质观，这一本质观是《文赋》古典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古典主义在理论上得以确立”[12]，从不同方面对《文赋》进行解析，指出陆机的文学思想实质。

(四)接受比较

主要是与《文心雕龙》《典论·论文》比较，这是21世纪陆机研究的新领域。如赵俊玲《论〈文赋〉与〈文心雕龙〉对“说”体的不同认识》认为“陆机是从分析以往的说体作品本身所得出的结论；而刘勰实则是对此种文体提出了自己的写作主张”[13]，指出刘勰继承了陆机的文学思想。陈迪泳《〈文赋〉与〈文心雕龙〉艺术思维理论比较及其哲学溯源》认为“陆机崇尚率性自由的灵感，刘勰则在循规蹈矩中谋求通变”[14]，辨析两人思维之差异。陈春满《〈典论·论文〉与〈文赋〉比较研究》(淡江大学硕士论文，2005)以分析《典论·论文》与《文赋》内涵为主体，进而探究曹丕、陆机与文学之间的对照，了解人生历程与文学作品关系。接受方面则有汪军《〈文赋〉与〈书谱〉——中国古代文论与书论之间关系的个案分析》刊于《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论《文赋》对于《书谱》的影响，认为两者关于艺术体裁的特征、创作灵感的产生、个性与艺术风格的关系、艺术对于情感的表现等方面的观点都有许多共同之处。杨焄《陆机〈文赋〉在韩国的流传与影响》刊于《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介绍韩国《文赋》研究状况，通过分析韩国历代文人对杜甫《醉歌行》的接受情况，探究《文赋》对韩国文坛产生的影响。以上诸文对于扩大视野颇有裨益。

另外简要介绍一下《文赋》注本。早在民国时期，已有很多学者进行注释，如唐大园、朱绍安、李全佳等，但都发表在期刊上，未能形成专著。后张怀瑾《〈文赋〉译注》(北京出版社，1984)、杨牧《陆机〈文赋〉校释》(台北：洪范书店，1985)、杨明《〈文赋〉〈诗品〉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等，均对《文赋》进行注释。新世纪以来，张少康《文赋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对《文赋》进行全面校勘、汇评、释义，后附研究专著和论文，为现今最完备注本。

三、作品研究

陆机诗文讲究辞藻对偶，绮靡繁缛，历来评价较低，视为形式主义代表，以致极少涉及。21世纪以来，研究逐渐增多，学者从多方面进行探讨。以下从文本分析、接受比较、地域文化三个方面论述。

(一)文本分析

陆机作品研究最基本的是文本解读，按题材来看，诗歌研究最为丰富，主要在拟古诗和乐府诗。首先是诗歌阐释论，学者从新角度进行探讨。如孙明君《咏新曲于故声——改造旧经典、再造新范型的陆机乐府》从士族角度论陆机乐府诗，阐释陆机诗歌特色，认为“陆机不仅用绮靡的风格去改造旧经典，同时，用乐府记录和再现了贵族们的物质生活，表现出具有士族特色的功业追求”[15]，指出陆机乐府诗的贡献。其次是诗歌风格论。如佐藤恒利《陆机的诗风》刊于《文学前沿》2002年第2期，则从陆机用典细致分析陆机入洛前后诗风的差异，指出西晋文坛风尚。黄卓颖、肖爱华《变奏与讹韵——陆机“繁缛”诗风新论》刊于《中国韵文学刊》2011年第4期，从音乐角度论陆机繁缛诗风的形成，认为声音效果上的“繁”也是陆机“繁缛”诗风的一个重要内涵。郭颖宜《陆士衡〈拟古十二首〉研究》(玄奘大学硕士论文，2011)认为陆机《拟古十二首》比原诗更在意时间的消逝，有着“美人迟暮”“臣不遇君”的意念，陆机浓厚深切的思乡情，与其渴望“展志”的理想有关，解析了陆机拟古诗的艺术特色。

辞赋研究起步较晚，21世纪才引起学者注意。如于浴贤《论陆机赋的东吴情结》认为“陆机以东吴贵族及才子的身份而入仕西晋王朝的经历，形成了他矛盾的性格和富有传奇色彩的悲剧人生，也是陆机赋东吴情结的成因所在”[16]，另一篇《陆机骈赋艺术论》刊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则分别论述陆机辞赋艺术风格，解析陆机辞赋特征。丁红旗《陆机〈羽扇赋〉试释兼论南北隔阂》刊于《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论析《羽扇赋》的文化内涵，从中看出南北文化隔阂的具体情况，杂有更多的亡国之余南人与北人抗衡心理。刘运好《论陆机赋》刊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从题旨、艺术、语言三个方面论述陆机赋的成就，为陆机赋构筑理论框架，揭示基本特点。顾农《玄言诗赋的先行者:陆机》刊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简析陆机为玄言诗赋先行者的原因，探析陆机诗歌玄化因素，认为陆机急于进取的心理是他在诗赋中大谈玄心的重要原因。

散文研究主要集中在名篇，特别是《演连珠》，讨论较多。如简明宏《论陆机连珠文体的模拟与创新》刊于《辅大中研所学刊》2007年第17期，认为先秦诸子的论证文章为连珠文类的形成阶段，而从扬雄肇名，至曹丕诸文人所作的大量摹本出现，为文类演变的第二阶段。陆机《演连珠》则引领第三阶段，对连珠体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指出陆机《演连珠》的贡献。杨明《读陆机的〈演连珠〉》刊于《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2期，详尽考证《演连珠》之起源，分析内容和艺术特色，对理解《演连珠》极有助益。刘亚男《陆机〈演连珠〉中的音乐美学思想》刊于《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则从音乐方面论述《演连珠》的艺术特色，视角比较新颖，可见陆机的音乐造诣。

(二)接受比较

21世纪以来，学者运用西方接受理论，对陆机进行接受研究，一般着眼于批评史。如顾农《文选论丛》(广陵书社，2007)中《陶渊明对陆机的模仿和超越》一文通过《挽歌诗》内容、手法等辨析陶渊明对陆机的超越，实为陆机诗歌的接受者。王运熙《陆机、陶潜评价的历史变迁》刊于《东方丛刊》2008年第2期，结合时代风气，阐释陆机评价的历史变迁，并与陶渊明比较，发人深省。刘涛《两晋南朝陆机文学接受史》刊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勾勒两晋至南朝陆机接受线索，基本厘清了陆机的接受情况。关于比较研究，主要与曹植、潘岳比。如戴燕《远游越山川：论陆机对阮籍的继承》刊于《文史》2013年第1期，细致分析阮籍、张华、陆机之间的继承关系，紧扣元康时“自然”与“名教”之争的思想史背景，指出文学史研究弊病。李揆一《从陆机“源出于陈思”说看两人诗歌的抒情特点及其对诗歌文人化的作用》刊于《中国诗歌研究》2003年第1期，则从多方面论述陆机对曹植的继承和发展，论证钟嵘说法。张鑫《对偶·通感·秀句·影响——济慈与陆机诗歌艺术比较研究》刊于《青海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将陆机诗歌与英国著名诗人济慈的诗歌进行比较，认为二位诗人在对偶或英雄偶句诗体的运用、通感意象的运用、秀句警策的运用和对后世诗学的推动方面，有严密的相似性。此文拓宽了陆机研究的视野。

(三)地域文化

21世纪以来，地域文化一直是研究热点，陆机作为由南入北的作家具有代表性，研究陆机文学作品对认识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如吴正岚《论孙吴士风的变迁对陆机出处之影响》刊于《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从吴地士风变迁和陆氏家风分化讨论陆机入洛后之表现，从地域文化角度进行探析，对陆机仕宦选择更有理解。陈家红《六朝吴郡陆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从时代、地域、家族、文学集团等多重维度观照陆氏家族文化传承与文化品格，研究陆机的文化活动及文学创作。

另简要介绍陆机研究专著，包括文集注本、年谱、评传和专门研究。文集注本有王永顺《陆机文集陆云文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收录二陆诗文，附陆机传记掌故。刘运好《陆士衡文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08)参校多种版本，收集大量资料，进行辑佚和详细释读。杨明《陆机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全面考释陆机诗文，后附有陆机年表、传记数据、序跋题识、笺注引用及参考书目四种。年谱有俞士玲《陆机陆云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在前人基础上详加考辨，提出不少新见。评传有尹军《玉出昆冈——陆机陆云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则对二陆生平作简要勾勒，书后附有二陆传记。专门研究有李晓风《陆机论》(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论述陆机交游、思想、创作和《文赋》，后附有生平系年。何成邦《陆机诗歌的语言风格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则从语言学角度研究陆机诗歌，视角比较独特。杨秀英《陆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重点分析陆机诗文作品，后附研究论文目录。

四、问题与展望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的陆机研究成果甚为丰厚，不仅从内容、手法、风格等方面多有探讨，还从地域、士风、儒学、哲学、抒情方式等方面做多角度探析，既有理论建构，也有诗艺分析，还有地位评价。它们内容丰富，观点新颖，突破了旧有研究框架，取得了很大成就。同时，由于时代绵邈、史料残缺，加上诗文深芜难懂，陆机研究仍然存在争议和空白。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陆机生平研究。由于史料抵牾，各家莫衷一是，观点差异很大，存在很多谜团。笔者认为，应仔细甄别史料，准确理解文义，运用文史互证，以期解此难题。交游仅局限于几个人，难窥全貌，还需全面探析，厘清陆机文坛之地位。此外，陆机评价虽较过去好转，但似与以前对立，一片赞扬之声，论述比较泛化，颇有重复之感，可从诗文本身和西晋文坛论述，以期做出客观评价。

第二是陆机作品研究。诗歌研究异常丰富，但辞赋和散文研究比较薄弱，仅仅局限于名篇，还缺乏全面分析。而陆机辞赋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抒情小赋表达羁旅之思，反映陆机仕宦心态，对研究陆机意义重大。散文体现陆机文学天才，尤其是政论文，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对理解陆机的政治思想颇有助益。

是陆机接受研究。陆机本身研究已比较充分，接受研究则相当薄弱，重在阐释批评，描述陆机批评历程，且局限于六朝。刘志伟先生在《陆机研究的反思与展望》刊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十大构想，其中第九条为陆机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并举颜延之、谢灵运、沈约、谢朓、江淹、庾信等为例，呼吁凸显陆机对六朝文学的贡献，并进一步梳理由唐至清的文学影响，揭示审美风格和世风人情的变化，构建现代陆机研究的基础。因此，我们应当进行全面的陆机接受史研究。

总之，陆机研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无论是生平、诗文，还是后世接受，均没有深入探析，留下不少争议和空白。笔者认为，只要充分占有资料，认真分析原始文献，不断拓展研究思路，更新学术方法，必能推进现有的陆机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