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滋培 徐琼星

在19世纪的德意志土地上，席勒确实是一位进入社会各阶层的作家，到处都在印证席勒的语句，人们各取所需，到席勒那里去引经据典来为己所用。无论右派左派，也无论是世界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还是三教九流，都把席勒当成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的合作（1794-1805），开启了德国文学的“古典时代”。歌德的历史主义和席勒的人生感伤，正好演绎了这段德国文学的辩证合题。歌德大席勒10岁。席勒去世后，歌德曾多次对他的助手爱克曼说过，席勒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作品有深度，对他的逝世深表遗憾。这些都反映在《歌德谈话录》里。

在国外，据笔者所知，对歌德的研究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关于歌德和席勒的合作也有被提及，但是，从歌德的角度出发来讨论歌德是如何看待席勒的论文，笔者并没有发现。在国内，根据我们2021年12月1日对知网的最新检索，在提示词“歌德与席勒”下，从1955年开始，一共有28篇论文。论文《席勒在中国：1840-2008》，其中关于席勒的汉语论文在参考文献也只有区区39篇。但是，从歌德的角度出发，根据他的观点，由他本人来谈论席勒、研究席勒的论文，至今尚无。

另一方面，国内文学界对席勒作品评价很高，黄嘉德就是代表。他指出，席勒早期戏剧《强盗》是世界文学史上辉煌的艺术珍品。最后，为什么国内学者特别喜欢研究《阴谋与爱情》呢？卫茂平曾经指出是与整个文坛被缠绵悱恻的温柔之风吹软和病态的情欲审美观有关。

本文拟采用文献分析法来探讨歌德是如何看待席勒的。

一、歌德和席勒之间的合作

歌德说，他和席勒的关系很特别，因为他们结成了最坚强的联盟，志同道合，不需要所谓友谊。歌德与席勒的相遇恰好在歌德刚刚结束意大利之旅，而席勒对哲学思考开始感到厌倦了的时候，这给他们双方都带来了非常重要的结果。

歌德和席勒的合作，首先在办杂志方面。这里也可以分为两部分来谈。一是在《歌德谈话录》里，歌德曾指出：“我在席勒主编的《时序》和《诗歌年刊》两个刊物上和席勒一起浪费了多少时间呀！我现在正在翻阅我和席勒之间的通信，我极为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我回想起当时干的那些工作不能不悔恨，那些工作使世人辱骂我们，而对我们自己却完全没有好处。”歌德提到，这使得他分散精力、无法集中。如果当时他更明智，他将会取得完全不同的创作成就。歌德替文学杂志《时序》翻译了《切利尼》，和席勒一起为席勒主编的《诗歌年刊》写了《讽刺短诗集》，歌德和席勒每天都有事要接触。

二是，他们两人合作创办了核心期刊《季节女神》。歌德曾在给友人舒尔茨的信中写道：“我的确不知道，没有席勒的启发鼓舞，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要是他当时办《季节女神》和《缪斯年鉴》不缺少稿件，我就不会写《德国流亡者的闲谈》，不会译《切利尼》，我就不会写出那些发表在《缪斯年鉴》上的叙事诗和短歌。《哀歌》至少在当时不会付印，我也不会吟诵出那些讽刺短诗。不论一般说来还是特别说来，有些事情就会是另外的样子。”

其次，歌德与席勒在文学作品方面的合作。关于作品《沃伦斯坦的帐篷》，歌德说：“说到底那完全是席勒的作品。不过因为我们处于这样的关系中，席勒不仅告诉了我他的计划，同我一起讨论，还将他每天所完成的向我通报，听取和采纳我的意见，可以说我在其中有些份额。至于卡普勒的弥撒词，我寄给他一份亚伯拉罕的布道稿《萨克塔·克拉拉》，他立即就用优异的技巧从中创作出了他自己的作品。”

最后，在席勒和歌德的后期合作中，席勒还创作了五部剧本，其合作成效显著。

二、歌德和席勒之间的相互帮助是友谊的见证

歌德回忆与席勒在凉亭中老石桌旁畅谈的日子，感叹着，那时席勒30多岁，歌德40多岁。两人都满怀抱负，那可真是好时光。歌德说：“如果我在造型艺术和自然科学方面没有坚实的基础，我就难以在那个恶毒时代及其影响中站起身。不过这些是我的护身符，也使得我得以帮助席勒。”

歌德也认为，他的《阿彻利斯》要归功于席勒，“还有我的许多民谣，他敦促我把这些写出来”。《阿彻利斯》是一部从未完成的史诗，是他想“按照自己的方式成为一个希腊人”的最后尝试。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是同席勒不断成长的如下信念相协调的，即在一个日益叫嚣要求自然性和倾向性的世界里，文学的唯一前途在于通过坦率介绍象征手法，把诗意世界密封起来。歌德与席勒两人经常就互相的作品交流看法。

当歌德提及席勒的《斐爱斯柯》时说，席勒过去经常与他谈到他本人也受不了他早期写的那些戏。两人共同领导剧院的时候席勒从不允许它们上演。最后他们缺少剧本，想要将剧本加进必备剧目，却发现由于各部分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得不放弃融合的想法，只好保留剧目原本的面貌。

歌德认为，如果你要写作，不要问任何人。他曾提到，如果席勒在写作之前问他关于《华伦斯坦》的看法，歌德肯定会劝他别写，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用那个题材能写出这样优秀的戏剧来。当时歌德刚刚写完《赫尔曼与窦绿苔》，倾向于用六步格处理题材，但席勒建议歌德用八行体，然而最后歌德用散文的文体成功了。

三、歌德和席勒之间的通信作为相互切磋的纽带

歌德和席勒的交往中，互相通信，一共寫了1005封。信件的内容涉及很多方面。

歌德曾说，每星期席勒都有所不同，都变得更完美;每次看到席勒，他都觉得席勒的学识和判断力似乎又前进了一步。歌德认为，他和席勒的一些书信是他所拥有的关于席勒的最宝贵的纪念品，也在席勒最好的作品之列。

席勒在1829年8月23日给歌德写了一封长信。鉴于这封信中席勒对歌德的分析，歌德把他给席勒的回信称作“非常亲切”的信，这在他们友谊的发展史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席勒认为他比歌德更了解歌德自己，在8月23日的长信中他分析了歌德的天才、创作方法和思想发展过程。席勒认为歌德能把千姿百态的现实和给人留下的种种印象连结起来。歌德读过信后认为席勒对他最了解，两人旗鼓相当，可以互相结合、取长补短、相互切磋。他在信中向席勒表明，希望与席勒进一步交流，加深了解。也正是歌德的这封回信让席勒十分喜悦，于8月31日席勒就再次写信给歌德，感慨相识太晚，但希望与歌德在接下来的人生路上相伴同行，表达他想尽早与席勒面谈的想法，这也体现出至此两人友谊的建立。

歌德常提起《维廉·迈斯特》，他说：“席勒责备我使用一些不属于这部小说的悲剧成分混杂在里面。”在席勒致歌德的一些信中，有席勒关于《维廉·迈斯特》的一些最重要的看法和意见。歌德认为，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席勒和那些过于受意念驱使的人一样，从不停歇。

四、歌德对席勒作品的评价

歌德指出哲学思辨对德国人有害，他提到：每当席勒停止用哲学家的态度进行思索时，他的风格总是极其宏伟、极其感人的。歌德认为，虽然席勒写出《强盗》《阴谋与爱情》《斐爱斯柯》（也翻译成《斐斯柯在热那亚的谋叛》）时还很年轻，不过这三部剧本都还只能显出作者的非凡才能，而不大能标志作者文化教养的高度成熟。但他认为，这不能归咎于席勒个人，而要归咎于德国文化当时的情况以及大家都经历过的在孤陋生活中开辟道路的巨大困难。歌德所说的“不大能标志作者文化教养的高度成熟”究竟指的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席勒比较喜欢暴力或者说有暴力倾向，看看他的剧本，尤其是《阴谋与爱情》，暴力、以暴制暴，死人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现在一般认为的《强盗》问题，一是素材不平衡，各场写得并非一样成功;二是卡尔·穆尔思想前后矛盾，反封建思想不彻底。

《阴谋与爱情》的不足是在米勒这个典型人物塑造时，展示出的市民阶级那种保守软弱的局限性。客观上，他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自己女儿的幸福设置了重重障碍，愤怒时虽大胆地说出不恭的言辞，但他对统治者仍怀着恐惧的心理，因而在话前话后总要加上一句“做做好事吧”来要求宰相。在老米勒的心目中，只想求得到自己家中的安宁，并不想对现存的社会进行坚决的反抗。

《斐爱斯柯》这个剧本，其演出效果是席勒剧本里最差的。缺陷有二：一是没有表现出人民群众是决定性的力量;二是政治上歪曲了梵里那的形象，因为作者让他去多里亚那儿，是败笔（第5幕第10场）。

提到《讽刺短诗集》时，歌德特别赞扬了席勒写的那些讽刺短诗，说它们尖锐、辛辣，而他自己写的则不谙世故、颇为琐碎。他说，《黄道带》是席勒写的，我每次读它都很佩服。《讽刺短诗集》对当时德国文学所起的良好影响是很难预料的。

即使有很多人永远不满意席勒最初的那些剧本，歌德仍然认为，随便席勒怎么写，他的作品写出来也比当时很多作家最好的东西伟大得多，就连剪指甲，他也表现得比这些绅士伟大。歌德认为，席勒生来就有从事戏剧创作的才能，他每寫出一个剧本，就前进一步，就变得更完美些。但是，说来奇怪的是，从写《强盗》的时候起，席勒对恐怖情景就一直有某种爱好，甚至在他全盛时期也还是如此。因此歌德认为，席勒是个伟大而又古怪的人。

关于席勒的作品《印度挽歌》，歌德认为席勒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他甚至那么能驾驭客观事物，当这种事物是以传统方式展现在他眼前的时候。那首《印度挽歌》当然是他最好的诗作之一。

五、歌德对席勒为人的评价

关于歌德对席勒为人的评价，可以从以下几点展开。

关于席勒的外表，歌德说：“他四肢的形状、在街上走路的步态和他的一举一动都显得很高傲，只有他那双眼睛是柔和的。”“没错，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高傲庄重，只有那双眼睛是柔和的。他的才能同他的外形一样。他大胆地抓住一个大题目，反复思考，用种种办法来处理它。但是他似乎只看到自己对象的外表;对象内部的悄悄的发展不在他的研究范围内。他的才能较为散漫。”

当歌德谈论人们从未对他完全满意过时指出，席勒是个比歌德更有贵族派头的人。歌德说，席勒对所有那些聘用他，或想要聘用他的不学无术的显贵和贪慕虚荣盲目崇拜之徒来说是死敌一个。曾有一次，科策布建议在席勒的家中举行一次公开集会，这在席勒看来可恶至极，他厌恶得几乎要病了。他不喜欢陌生人到访。如果他一时不能脱身，要约定一个时间，那么在那个约定的时刻他会感到身体不适，原因仅仅处于烦恼。他时常会十分不耐烦，有时甚至粗暴。席勒的性格里有一些暴烈的东西，他时常按照一个预想的方案做得过了头，而没有充分考虑他要处置的主题。

歌德曾说，他与席勒在本性上是非常不同的—不单单在思想上，身体上也是这样。有一天歌德前去拜访席勒，席勒不在家，歌德坐在席勒的写字台前留字条。没坐多久歌德就感到不舒服，后来他发现这归因于从旁边的抽屉散发出的可怕气味。歌德吃惊地发现里面装满了烂苹果。席勒的妻子告知歌德，这抽屉一直装满了烂苹果，因为这种气味对席勒有益，他平时起居和工作时都离不开它。

虽然席勒的行为古怪，但是歌德对他才华的赞美溢于言表。歌德说到席勒特有的创作才能表现在理想方面。可以说，在德国文学或别国文学中很少有人比得上他。

总之，作为同时代的人兼密友，歌德对席勒的观察是仔细的，其评价也是可信的、中肯的。他们之间有过合作，有过相互帮助。歌德席勒之间借助信函密切联系，深化了友谊与合作。歌德对席勒作品之评价符合客观实际。这些事实与歌德的陈述，由于历史原因使很多后来人看不到了。国内文学界一味夸大席勒作品的伟大是错误的。是时候全面、真实地反映席勒的学术成就了。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歌德全集》翻译，子课题第11卷，项目号：14ZDB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