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立军，陈丹波

(1.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0; 2.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00)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过度的能源消耗、严重的工业污染和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1]。经测算，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代价占GDP的比重已达8%～15%[2]。《2017中国生态环境公报》指出，在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仅有99个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达标，不达标的城市数量占比70.7%；对463个市(区、县)的降雨检测发现，酸雨城市占比达18.8%。根据美国耶鲁大学发布的2018年世界环境绩效指数(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EPI)排名，中国的环境绩效位列全球120名。不仅如此，由空气污染引发的健康成本占GDP的比重已达1.2%～3.8%，且每年因室外空气污染导致过早死的人数达35万～50万人[3]。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或达到上限，环境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是各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首要方式。事实上，早在1982年中国就制定《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来控制环境污染问题。自1989年颁布《环境保护法》以来，中央政府先后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多达近30部)[4]。其中，2014年修正后颁布的新《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环境法律，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的决心。目前，环境规制政策也由浓度控制的“软约束”转向总量控制的“硬约束”[5]。在国家发展战略上，自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后，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将“绿色发展”作为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必由之路，由此“生态环境质量整体改善”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