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雨婷 朱华桂

摘 要：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自然灾害、事故灾难频发，对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社区逆抗力是一种基于自身资源的社区防灾抗灾能力，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基于社会组织、经济组织、行政组织等主体的典型特征与利益诉求，构建多元利益相关者战略矩阵，并形成一套顶层设计的策略提升方案。其中，团结策略要求引导家庭与学校增强自救互救能力;合作策略要求提高媒体与一般企业参与区域抗灾活动的积极性，实现利益共赢;协调策略要求适当支持社会非营利组织与保险公司的行动，最大化抗逆效果;管理策略要求充分利用行政组织的管理者角色，制定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全面提升社区抗逆力。

关键词：社区抗逆力;利益相关者;社区治理;社会组织

中图分类号：C9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9）06-0087-09

突发灾害往往对一个地区、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从生态与社会角度看，我国具有自然资源总量庞大、人口基数多等特点，面临灾害时可能造成重大损失;从经济角度看，危机与应急管理使政府产生大量财政支出且不带来直接收益，在体系建设与计划落实上易被忽视。当前国家制度日益完善、居民危机意识逐渐提高，建立可快速响应的分级管理应急模式的需求愈加紧迫，增强社区以及整个社会对风险的抵抗能力愈发重要。在灾害突发的情况下，社区抗逆力成为衡量社区能否抵御灾难的主要标准，是体现社区防灾减灾抗灾能力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考量政府应急管理工作成效的参考指标。因此，提升社区抗逆力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本文针对国内外社区抗逆力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社区抗逆力的基本内涵与构成要素进行梳理，尝试将利益相关者理论融入社区抗逆力体系中，从多元利益主体的角度分析各方的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构建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战略矩阵，形成一套以战略矩阵为顶层设计的策略提升方案。

一、研究回顾和问题的提出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以洪涝、台风为主的自然灾害共造成1.4亿人次受灾，直接经济损失3019亿元。自然灾害对各地区的影响程度与其抗灾能力强弱有着紧密联系。因此，如何系统地界定并提升地区抗灾水平，使其做到灾前有效预防、灾中快速反应与自救、灾后最大限度地恢复与重建，减少人财物损失，是危机管理界的一项重要且紧迫的课题。社区抗逆力这一用于评估某地区抗灾水平的概念应运而生，该概念确定了“抗逆力”的“社區”范围。社区是社会有机体的基本内容，是可通过地理区域划分的单位，是联系个人、社会和政府的纽带。因而，以特定社区为目标对象，判断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更具有研究意义。近几年，社区抗逆力的内涵被不断诠释，以“社会系统从灾害中恢复的能力”[1]这一概念为基础，Paton和Maguire[2][3]等关注社区的“恢复速度”与“快速反应能力”，Bruneau[4]将社区面对未来灾害的预防能力也纳入这一涵义中。综合我国具体国情和防灾抗灾实践，本文使用学者朱华桂对此概念的定义：社区抗逆力是社区在应对诸如地震、火山爆发、洪水、泥石流等突发自然灾害时的快速反应、自救、恢复、重建以及预防后期灾害的能力，具有贯穿灾前、灾中和灾后的动态涵义[5]。其中，快速反应和自救能力主要衡量灾害发生时（即灾中）社区抵抗灾害的能力强弱;恢复能力与重建能力强调灾害发生后（即灾后）社区的恢复情况;预防后期灾害能力则是对灾害预防能力的评估，以避免或减少灾前的损失。

以社区抗逆力在实际场景中的评估结果为前提、有针对性地提高社区抗逆能力，是该领域研究的最终目的。因此，为使其具备可评价性和可测量性，须构建科学合理的社区抗逆力要素体系。以朱华桂[5]、Cutter[6]等学者的社区抗逆力研究成果为基础，可以列出以下四类构成要素与参考指标。一是人口要素。人口是构成社区的基本因素，也是社区抗逆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人口结构和社区成员关系两个层面为前提，将人口密度、年龄组成、教育程度、特殊人群比例、医疗保障水平和社会支持情况作为二级指标。二是经济要素。经济基础是社会建设的核心力量。在大规模的灾害事件中，贫困地区往往面临着更大程度的损失，灾后重建的能力也因此受限[7]。选取易量化的基础因素作为经济要素下的二级指标，包括自有资源比例、就业状况、收入水平以及收入结构。三是制度要素。这一要素考虑到社区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的宏观调控，不仅是防灾救灾的制度保障，更是居民的精神支持。使用减灾计划开展情况、市政服务水平以及专业服务水平三个指标来概括制度要素。四是物理要素。良好的物理结构可使灾害发生时的直接损失降到最低，是社区抗逆力的基础组成。与Cutter[6]等专家建立的框架不同，本文强调的是主动的抗灾行动，因而暂不考虑地区生态状况或地理位置的改变。所以，物理要素中有基础设施配置、避难所、社区坚固程度、交通条件和资源可及性五个指标。以上述四大要素为主的社区抗逆力指标体系适用于一切突发灾害类型。

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利用社区抗逆力要素体系来评价或提升某一地区的抗逆水平。事实上，目前仅有黄海燕[7]等少数几位学者构建了社区抗逆力指标体系，从而提出改进某些目标值的建议。然而，他们没有考虑到社区抗逆力的优化具有公共性、开放性的特质。这意味着，在社区抗逆水平的提升过程中，并不只是政府一方做出努力，还会涉及普通群众、企业、社会组织等各类群体。这些群体作为理性人不具备共同的组织目标，而是将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决策标准。因此，优化建议应如何在这些利益相关者之中有效执行，是值得思考的。

脱胎于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本质思想是“企业应考虑各方利益相关主体的诉求，使企业获得更长远的竞争力”[8]。该理论最早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英、美等国家外部控制型公司的治理形式。此后，美国著名学者Freeman提出“利益相关者是指任何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受企业目标实现所影响的个体或群体”。不同于传统的股东理论，在该理论中消费者、供应商、员工等都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各方均对企业投入了诸如资金、劳动等专用资产并承担着资产失效的风险。因此，利益相关者应有参与企业治理的权利并享有企业提供的制度保障。该观点逐渐成为界定利益相关者的标准范式。随着研究兴起，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被广泛使用，近年来也应用于应急管理等相关领域：学者申霞[9]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方法搭建区域应急管理模式;任立肖[10]等针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识别九种利益相关者，进而采用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四个步骤探讨工业明胶的网络舆情事件;杨旎[11]结合了大数据背景下的时代特征建构具有多主体、双向度特点的突发事件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型。

以上研究表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应急管理领域的应用是合理且有价值的，两者可以产生耦合效应。但目前将利益相关者理论用于讨论应急管理中社区抗逆力概念的文章仍较为鲜见。事实上，随着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各类组织与个体作为突发事件的利益相关者，在应急管理相关决策中以传播者、执行者与监督者等多重身份存在。更重要的是，社区抗逆水平的提升过程必将涉及这些利益相关者，只有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切中各方利益要害、满足各方实际需求，才能制定出可操作、可执行的有效方案。因此，本文尝试從利益相关者这一全新视角来解构社区抗逆力的各个要素，以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为切入点，制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战略矩阵，探索社区抗逆力提升策略，以期丰富社区抗逆力相关理论体系，为社区抗逆力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二、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与诉求分析

不同的研究领域和对象性质导致了利益相关者界定的差异。在社区抗逆力的背景下，一旦发生大型灾害事件，在灾害波及的范围内，几乎任何个人或群体都是该灾害的后果承受方与核心的利益相关者[8]（pp.31-43）。本文以社区为研究范围、任何大小型突发灾害为研究对象，这不同于上文提到的公共危机事件和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在灾害类型不固定的前提下，如果对利益相关者的类别划分过于具体，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和普适性。因此，下文将借鉴管理学家Lyndall的理论，将利益相关者划分为行政组织、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三种类型。此外，在企业战略管理中，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决策和管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借鉴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Mitchell和Wood[12]的评分法思路，以及郑昌兴、罗闯[13][14]等学者提出的突发事件利益相关者特征指标，选取社区抗逆力中利益相关者的相关性、紧急性和影响力三个特征属性对利益相关者做进一步的讨论与评价。其中，相关性体现了利益相关者与社区灾害的近疏关系，即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密切的或松散的关系;灾害发生后，利益相关者的紧急性是不同的，个别利益主体遭受直接损失急需支援与救助;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抵御社区灾害的影响力也有所差异，有些利益相关者存在着绝对强大的影响力，有些则相对较弱。

本文将基于利益相关者中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考虑社区抗逆力中人口、经济、制度、物理四个维度，以相关性、紧急性和影响力为参考属性进行利益诉求分析，从而探索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战略矩阵，有针对性地得出社区抗逆力的提升策略。图1为社区抗逆力利益相关者分析的架构图。

（一）社会组织的利益诉求

社会组织可以分为三类：家庭和学校等脆弱性大的组织、志愿者协会等非营利组织以及网络媒体。第一类，家庭与学校。家庭是构成社区的基本单位，家庭防灾抗灾的脆弱性高就容易形成灾情，反之亦然，因而，家庭与防灾抗灾的相关性高、影响力小，利益诉求相对单纯，以改善社区生活环境和加强治安维护为先，体现了居民最真实的需求;学校特别是幼儿园与中小学汇集着大量未成年人，抗灾脆弱性高，并且其作为教育组织具有紧急性。所以，学校的利益诉求更加关注灾后伤亡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和支援，需要制定防灾抗灾宣传教育、学校建筑的标准、灾后的及时救援等切实解决现实困境的相关政策。第二类，非营利组织。社会上的非营利组织，如志愿者协会、红十字会等，是社区抗灾救灾的重要合作伙伴。灾害可能毫无前兆地发生，仅凭应急预案很难完成全部的减灾工作，具有自发性和专业性的社会非营利组织可以弥补政府单位的不足，帮助资源调动、关注特殊人群，有利于高效完成两者之间的协作。这类组织对减灾执行有较大影响力，体现了人文情怀，其诉求点主要在政府的认同与支持。第三类，网络媒体。网络媒体在21世纪迅猛发展，在应急管理领域，媒体甚至影响着突发事件的处置结果，左右着舆论的走向[15]。媒体作为一种非政府组织，与减灾抗灾的相关性低，但影响力大，这类组织关注社会形象的建立、组织作用的发挥以及资金的收益。

（二）经济组织的利益诉求

经济组织可归于两类，即一般企业和保险公司。其一，一般企业是社区抗逆力体系中经济层面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与抗灾救灾有着较高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方面，企业以获取利润、减少成本为宗旨，在基础设施建设时需要考虑灾害下设施损坏的成本损耗与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从而以政府相关政策文件为标准，认真进行减灾抗灾准备和应急储备;另一方面，社会责任的建立作为一种长期战略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近几年，大型企业在灾害发生后往往捐赠高额资金和大量物资支援灾区、承担公共责任、建立积极的企业社会形象。因而，企业的利益诉求主要是实行充分的减灾措施、履行义务与获取回报。其二，在各类企业中，保险公司在该领域有着较为特殊的角色。保险公司需要承担灾难发生后对投保居民做出大量赔付的风险，进而造成公司损失。所以，在应急体制较为完善的地区与社区，保险公司会积极投入到灾前预防和灾后响应的工作中，以回应社区安全诉求。

（三）行政组织的利益诉求

为应对灾害常发高发现状、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整合应急资源、增强防灾抗灾救灾能力，国家整合各部门职责，组建中央应急管理部。各地方应急管理部门作为中央政府下辖单位应明确分工，建立协调配合机制，履行当地应急管理在预防、响应和恢复环节的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五十九条和第六十二条强调，受灾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调配相关部门协助恢复社会治安秩序，尽快修缮受灾害破坏的各类公共设施并在灾后总结应急处置工作的经验教训，即从灾前到灾后各个环节严格把控，提升当地社区抗逆力。可见，行政组织在防灾抗灾活动中的相关性、紧急性和影响力均占据重要地位，应急管理机构组织体系是否完善、履行职责是否到位，决定了应急管理工作的成效与社区抗逆力的强弱。所以，行政组织在这类应急情境下需要尽快重建社区、恢复社区活力、维护社区正常秩序，凭借其合理高效的应急服务得到群众拥护支持，稳固执政地位。同理于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为最大程度地减少灾害损失、降低人员伤亡，政府部门在执政合法性、治理有效性和预算资源充分性上有强烈的利益诉求，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同样是这些单位的精神与制度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政府部门会在灾害发生后滥用决策权去寻租，这是需要全力抵制的，也是政府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关键点之一。

三、社区抗逆力提升策略分析

现代化的应急管理建设需要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通过社区减灾政策的制订，逐渐形成以地方政府为领导、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相配合的应急管理体系。然而，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益诉求影响其参与社区应急管理事务的合作程度和专业程度，因此要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结合社区抗逆力的内在结构，针对性地制定各主体参与社区抗逆力提升的战略与策略。

（一）利益相关者战略矩阵

明确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是制定社区抗逆力提升策略的重要前提。本文以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分析为基础，结合管理学理论与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制定合理的提升战略。从组织执行的角度将各利益相关者进一步分类组合，使战略在更准确地满足相关主体利益的同时，充分发挥其作用，提升社区抗逆水平。结合杨旎、张茜茜[11][16][17]等学者考虑的维度，构建以合作程度和专业程度为划分维度的“团结-合作-协调-管理”二维四象限战略矩阵（参见图2）。

依合作程度和专业程度的高低可以将再分类后的各类组织归入战略矩阵的四大象限。合作度和专业度的不同决定了各战略核心思想与应用思路的差异。

团结战略旨在凝聚人心，适用于社会组织中的家庭与学校。这类组织与灾害事件有着直接利害关系，大型灾害的降临或会对家庭学校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并威胁其人身安全，是灾害发生后的直接承载体。然而，家庭与学校在社区抗逆力提升方面的专业性低，因此，可通过引导、动员等形式向这类群体灌输灾害预防的迫切性、灾后自救的重要性等知识，使成员间达到较高的合作度，形成团结紧密的氛围。

合作战略旨在合作共赢，适用于社会组织中的媒体以及一般性的企业。这类组织由于具有营利性质，在管理决策上往往以本组织的目标为先，较难达到高合作度，在专业度上也较差。因此，在提升社区抗逆力方面应采取合作战略来与这类组织建立联系，该战略强调参与应急管理事务可以为媒体与企业减少财产与人员损失、创造间接财富、树立正面形象，形成社区抗逆力提升与企业效益保障的双赢局面。

协调战略旨在和谐共处，适用于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中的保险公司。就合作度来说，各协会与保险公司有各自的组织职责与行动原则，其可在灾前灾后提供较大的帮助，但并非完全以政府制定的减灾救灾政策为先，合作度亦相对较低;就专业性而言，由于红十字会、志愿者协会等组织一般由专业人士聚集而成，组织内会定期提供人员培训等服务，专业性高于一般企业。保险公司因其行业特殊性，与灾后的理赔情况直接关联。所以，应以协调战略管理这类组织，使其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协调其与行政组织间的关系，最大化社区抗逆效果。

管理战略旨在统筹全局，适用于行政组织。在合作度上，行政组织是提升社区抗逆力任务的主要责任方，是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须树立高度的责任意识和合作意识;在专业性上，行政组织应以完备的灾前准备、及时的灾中救援以及全面的灾后恢复来管理灾害全阶段。因此，高合作程度和高专业程度的特点决定了其应采用管理战略来提升社区抗逆力，使用科学、合理的管理职能协调各方利益相关者，逐渐将行政组织转变为调节资源、统筹全局的管理者。

（二）社区抗逆力提升策略

以战略矩阵为指导形成“团结-合作-协调-管理”四策略方案，并逐个分析策略执行后可对社区抗逆力的何种要素与指标产生优化作用，进而达到提升社区抗逆力的效果。

1.团结策略

家庭和学校参与社区抗逆力提升的途径包括储备安全自救知识和参与社区应急模拟活动。灾害发生时，家庭和学校的自救能力大大影响了逃生的可能性。储备基本的安全知识和逃生技能，将有效降低其承受灾害的脆弱性、提高抗逆力。美国家庭在应急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如制定家庭紧急预案，家中常备应急必需品，从儿童时期开始普及拨打急救电话、求救技能以及外伤包扎等重要且实用的知识。美国高达74%的急救成功率与这些急救知识的宣传教育密不可分[18]。除此之外，应认真参与社区、学校组织的应急演习活动，模拟灾害发生情景，逐渐培养居民、学生在灾害来临时的规范逃生意识和健康积极的求生心态。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参与计划的广泛实施可以提高特定人群对灾害风险的认识[19]。至今，四川省桑枣中学的案例仍为人们所称赞。5·12汶川特大地震时，该校2200余名师生仅在1分36秒内全部疏散到操场，无任何伤亡，这缘于此前每学期一次的校内紧急疏散演习让每个学生记住了疏散路线。可见，基本的安全自救知识技能的普及以及社区应急模拟活动的举办等，可以达到引导与动员群众的目的，提升家庭和学校等单位的自救互救能力，强化社区抗逆力在人口要素下社会支持等指标的表现。

2.合作策略

媒体参与社区抗逆力提升的途径包括公布真实灾情和追根溯源地推动减灾抗灾政策的制订。一方面，媒体的价值在于对灾害做真实客观的报道，灾害发生后的特殊阶段尤其不能散布未经证实的消息，防止干扰民心、阻碍应急管理事务的执行;另一方面，媒体有获取利益的诉求，灾后对事件发生的起因进行追根究底既可以获取流量与关注度从而满足自身需求，又可以揭示现存制度的不足，推动相关减灾抗灾政策的制订，提高社区预防能力，强化社区抗逆力中制度要素的保障。

一般企业参与社区抗逆力提升的途径包括承担社会责任和参与应急救援。全球首个社会责任国际标准SA8000中规定任何行业、不同规模的公司均应承担社会责任。因此，应强化企业的自我约束，采用合法的生产经营方式，维护公共安全;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以捐款捐物的慈善方式使企业的财力物力在灾害发生时产生更大的作用;打造正能量的企业形象，宣扬新时代的企业精神，推动社区抗逆力下经济要素的增长以及减灾计划的执行，实现双赢。此外，企业不应把捐赠视为宣传方式和营销噱头，居民和媒体也不应对其进行道德绑架。

3.协调策略

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抗逆力提升的途径包括积极参与灾前预防、灾中救援与灾后恢复。这类组织为社区抗逆力体系中制度要素和物理要素的改善提供了有利的精神和物質支持。如在灾前，各环保协会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协助下自发地参与社区生态建设，带动诸如植树造林、节水清源等活动的展开;灾中，红十字会等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避难所、救灾物资以及一些必要的心理疏导;灾后，相关基金会为社区恢复募得大量捐款，心理协会等提供辅导人员和教育人员予以支持。总之，这些非营利组织作为社区应急管理的重要实践者，可助力减灾计划的执行，从多个方面提升市政服务水平和专业服务水平。

保險公司参与社区抗逆力提升的途径包括灾后依法理赔和灾前合理监督。目前，发达国家多已建立了以保险为核心的灾害救助机制[9]，灾害产生的大部分损失均可由保险公司赔付。2017年，受飓风“哈维”和“玛利亚”影响，全球最大的再保险公司之一——慕尼黑公司为美国支出的保险费用高达上千亿元。由于保险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我国在各大突发灾害的赔付中，保险公司的赔付占比很小。因此，需要逐步增强居民投保意识、提高居民参保率，减小个体单位灾后损失，提升社区抗逆力中的医疗保障水平。为避免灾后的巨额赔付，保险公司应当在减灾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上予以监督，以期维护社区安全，降低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损失额。

4.管理策略

在管理社区抗逆力要素体系方面，行政组织参与社区抗逆力提升须改善社区抗逆力下四大要素的各项指标，全面提高社区抗逆力。社区抗逆力构成要素的明确，有助于相关部门对症下药。要基于本社区的人口分布、医疗水平、经济条件、资源可及水平等具体情况，对社区抗逆力体系下不同要素和指标进行选择或剔除，以最大程度地符合社区实际。通过指标贡献率、得分的计算，着重优化社区某几个关键性指标，对社区抗逆力提出综合评价方案。管理者应以社区抗逆力构成要素为理论支撑，结合各利益相关者的力量，逐渐增强社区的抗逆能力，提高社区整体风险管理水平。

在管理利益相关者方面，行政组织参与社区抗逆力提升须构建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开辟各方沟通渠道。首先，行政组织应当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在利益相关者对应急管理工作认识不足的背景下打破屏障，吸纳各方。与此同时，行政组织应始终保持公开公正的作风，树立服务型政府的形象，以利益相关者实现个体收益最大化为基础，制订更加合理高效的防灾减灾抗灾政策，切实提高社区抗逆力。其次，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多元利益方在应急预案或减灾政策中承担的具体责任和义务。我国在这方面仍须向应急管理体制成熟的国家学习。譬如，《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工作原则中虽然提及了要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主体的作用，但并未指出具体的执行方式。反观新西兰，其红十字会和救世军共同作为全国民防福利预案编制委员会的成员[20]，在《新西兰全国民防预案》中承担了多重职责。最后，应打通各方正式或非正式沟通壁垒，以会议、演讲、座谈等形式充分普及专业救援知识，传播应急管理技能，实施防灾减灾抗灾计划。

四、结 论

本文旨在从利益相关者视域深入探索社区抗逆力的提升路径，通过讨论社区抗逆力中涉及的各利益方——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与行政组织的特点与利益诉求，结合管理理论与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建构适用于社区抗逆力的“团结-合作-协调-管理”四象限战略矩阵，以该战略矩阵为顶层设计，制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社区抗逆力提升策略。

图3表述了四类战略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及其对应的提升策略，图中连线表示策略实施对社区抗逆力下要素与指标产生的优化作用。其中，团结策略延伸出的虚线表示该策略执行后主要影响人口要素;合作策略延伸出的虚线表示该策略执行后将对经济要素和制度要素产生影响;协调策略延伸出的实线表示该策略执行后将对经济、制度、物理要素产生影响;管理策略延伸出的虚线则表示该策略执行后将对所有要素产生影响。

总之，面对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须采取不同的策略，“团结、合作、协调、管理”四种战略依层级排列，各策略实施对社区抗逆力影响要素的辐射范围逐层拓宽，对社区抗逆力提升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团结战略意在团聚民心，帮助家庭与学校提高自救与互救能力，改善了人口要素下的各项指标值;合作战略以合作双赢为前提，强调策略实施后的双向促进作用，引导媒体与一般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参与公共安全事务，推进社区抗逆力中经济与制度要素的指标发展;协调战略旨在协调非营利组织和保险公司这类与社区灾害关联较大的非行政组织，使其在灾前、灾中和灾后积极参与应急管理，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推动社区抗逆力下经济、制度与物理要素下各相关指标的优化;管理战略将政府视为管理者，运用管理职能逐步建立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全面提升社区抗逆力人口、经济、制度、物理四项要素下的关键指标值，逐渐增强社区抗逆水平。应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社区抗逆力提升策略模型，逐步形成以政府为管理者与调节者、以相关利益方为合作者与协调者的健全体系，维护社区安全，实现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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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