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富贵”，曾经是秦汉社会普遍的追求。人们公开地表达这种心愿，而并不有所隐晦。《史记》客观地记述历史，对相关现象有所反映。面对儒学轻利重义的义利观，司马迁的态度似乎是有所保留的。他对于博取“富贵”的人生志向持宽容理解的态度。面对成就“富贵”的工商业者，《史记·货殖列传》使用了赞誉的语词。就“富贵”与道德修养的关系、“富贵”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富贵”能否继世持久等问题，《史记》中又提出了若干立足于历史观察的清醒、开明的见解。有些认识，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一、“富贵”与“鸿鹄之志”

对于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史记》以“世家”的“级别”记述了其功业。《史記·陈涉世家》写道，陈涉以“佣耕”的形式从事田问劳作，曾经“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对同伴说：“苟富贵，无相忘。”“佣耕”的农友笑着回应说：“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感叹道：“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对于陈涉“为庸耕”而期求“富贵”的心理表现，《史记》是予以赞赏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于是成为了千古名言。宋人綦崇礼撰《兵筹类要》，第一篇为《器识篇》，第二篇为《志气篇》。《志气篇》的第一条就写道：“陈胜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北海集》卷三八）陈涉的故事说明，博取“富贵”是当时社会之人的心理倾向。《史记》记录陈涉的言论并不多，而“苟富贵，无相忘”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成为其事迹的闪光点，历千百年依然有着辉煌的亮度。追求“富贵”与“鸿鹄之志”相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英雄主义与进取精神的体现。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记载：“鲁连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一时富贵，“行过雒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郊劳”。苏秦的亲属“昆弟妻嫂”等“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贫困时曾为其嫂歧视，于是“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其嫂匍匐于地，恭敬致歉，说：“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感叹道：“此_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苏秦指出了当时人面对“富贵”和“贫贱”的鲜明差异。《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投奔苏秦，苏秦羞辱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记录栾布的话：“穷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富贵”的反面是“困辱”“穷困”，与“贫贱”语义相近。

对“富贵”的热切追求，是考察秦汉社会意识时不可忽略的现象。有学者注意到，秦汉时期“社会上渐有崇拜金钱财富的观念”，甚至于贫穷“即深为乡党所耻”（邹纪万《秦汉史》，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9月，第188页）。对于这种社会倾向，《史记》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了客观记录，并没有站在儒学正统义利观的立场上予以批评。对于谋求“富贵”获得成功的人士，《史记·货殖列传》多有表扬。由此所体现的经济理念、社会思想和历史意识，是有某种进步意义的。

二、追逐“财用”“富厚”的成功者

解释《史记·货殖列传》之所谓“货殖”，司马贞《索隐》指出此语来自于《论语》，又引孔安国注《尚书》云：“殖，生也。生资货财利。”以为“殖”就是财富利润的增益。《货殖列传》总结齐国经济进步的历史时说道：“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接着指出：“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日：‘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认为对“富”的追求，对“利”的追求，是天经地义之事。司马迁又介绍了勾践辅臣计然重视流通的思想：“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这里所谓的“贵”，体现了商业经营中的价值理念。《史记》对于范蠡“治产积居”，“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成功案例予以赞赏，称誉“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说“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孔子弟子子贡“废著鬻财”，“最为饶益”，“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被认为是“富贵”的典型：“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乌氏倮“畜至用谷量马牛”，在秦始皇时代得到特殊尊重，“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秦始皇“为筑女怀清台”。司马迁感叹：“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指出他们都是因“富”而“贵”。司马迁说：“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所谓“求富益货”，是正常的、自然的人生目标。财用富厚，是不同职业人的共同追求，即所谓“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

《货殖列传》还写道：“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明确使用了“富贵”一词，说到炫耀“富贵”的外在表现。不过，对于“富”的实现，司马迁认为还是有道德等级的，即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他认为，只是空谈“仁义”，却没有营生能力“而长贫贱”，其实“亦足羞也”。

司马迁表扬了“为权利以成富”“其章章尤异者”，对于他们的成功道路，一方面指出“富者必用奇胜”，另一方面又说“此皆诚壹之所致”。基于社会学的观察，司马迁还指出追求“富贵”导致社会分化的情形。贫富差距的悬殊，致使阶级压迫现象的发生：“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写道：“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可知《货殖列传》的主题之·是表扬“息财富”的成功。《货殖列传》中所肯定的，多“布衣匹夫”之“富”，似与通常所谓的“贵”存在距离。不过，他们中有“礼抗万乘”者，有“饰冠剑，连车骑”者，其行为对“贵”的气派的模仿，也是很明显的。

三、关于“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拒绝定都关中的建议，“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项羽的故事说明，“富贵”之后欲加以展示，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心理。

关于“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又见于刘邦、范目的故事。《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刘邦“灭秦”之后“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人，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帝将讨关东，寅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谓目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徙封阆中慈乡侯。”刘邦安排范目回到家乡阆中，也说了这句话。又《后汉书·景丹传》写道，汉光武帝功臣栎阳人景丹，封栎阳侯。刘秀对景丹说：“今关东故王国，虽数县，不过栎阳万户邑。夫‘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以封卿耳。”又如《三国志·魏书·徐晃传》裴松之注引《魏书》写道，魏文帝封朱灵鄃侯，“诏曰：朕受天命，帝有海内，元功之将，社稷之臣，皆朕所与同福共庆，传之无穷者也。今封喻侯。富贵不归故乡，如夜行衣绣”。

这种社会习用语最早见于《史记》，使我们不得不敬佩太史公对于社会现象的细致观察以及真切总结。还应当指出，他对于项羽基于虚荣的“富贵”炫耀，是持比较清醒的批评态度的。《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日：‘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对于项羽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前后的言行表现，太史公是以负面色彩的笔墨书写的。

四、“富贵”：“人主之操柄”

在封建帝制背景下，个人能否“富贵”，最终是由政治权力掌控的。

《史记·张丞相列传》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陛下爱幸臣，则富贵之。”事见丞相申屠嘉惩治汉文帝所“爱幸”的邓通的事迹：“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隆爱幸，赏赐累巨万。文帝尝燕饮通家，其宠如是。是时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礼。丞相奏事毕，因言曰：‘陛下爱幸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罢朝坐府中，嘉为檄召邓通诣丞相府，不来，且斩通。”邓通虽然被汉文帝所营救，然而“顿首，首尽出血”。得救后，他向汉文帝哭诉：“丞相几杀臣。”与“陛下爱幸臣，则富贵之”同样的意思，《汉书·申屠嘉传》写作：“陛下幸爱群臣则富贵之。”指出决定臣下能否“富贵”的是帝王的政治权力。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梁人高遂对魏其侯说：“能富贵将军者，上也。”也说能够使臣下“富贵”的，是皇帝的意志。就汉史撰著而言，司马迁的继承者班固在《汉书·贾山传》中又记录了这样的言论：“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最高執政者有“富贵”臣下的权力。“富贵”，也是帝王政治控制和心理威慑的一种手段。《汉书·外戚传下·孝哀傅皇后》记载：“天下自王者所有，亲戚何患不富贵？”《后汉书·桓谭传》说：“君骄士，日士非我无从富贵。”《昌言·理乱》论“王者”的心理：“普天之下，赖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后汉书·仲长统传》）这些历史文化迹象，都反映了帝制时代皇权决定一切的事实。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有人就会逢迎上意，“窃此富贵”（《汉书·叙传下》）。

《史记》的作者对于相关现象的透视，体现出对社会的深刻观察以及敏锐的历史眼光。而后人对相关认识的真实记录，也进一步丰富了《史记》政治史料的内涵。

五、有关“富贵”的人生思考与历史发现

《史记》对于“富贵”的书写，多表现出深沉的思考和透彻的理解，其中富有人生智慧与历史真知。

（一）暴得富贵者不祥

陈胜举义后，反秦武装蜂起。陈婴被推举为王，陈婴的母亲提醒他：“暴得大名，不祥。”陈婴于是“不敢为王”（《史记·项羽本纪》）。“暴得大名，不祥”，《汉书·叙传上》作“卒富贵不祥”，也就是“猝富贵不祥”。《后汉书·耿纯传》李贤注引《汉书》写作“暴得富贵者不祥也”。而《耿纯传》的对应文字是：“宠禄暴兴，此智者之所忌也。”“宠禄暴兴”就是“暴得富贵”。没有艰苦的努力，没有合理的基础，没有适当的积累而实现暴富暴贵，“智者”会视为“不祥”而在内心有“所忌”。《淮南子·人间训》记载：“无功而富贵者勿居也。”说的也是类似的道理。《论衡·问孔篇》写道：“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强调富贵皆“人之所欲”，但应当“以其道得之”，否则就不应当占有和享受。

（二）富贵极，物极则衰

“富贵”至于极点，会走向反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正当权倾天下、炙手可热之时，曾经感叹道：“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司马贞《索隐》：“李斯言己今日富贵已极，然未知向后吉凶止泊在何处也。”李斯后来果然走向了悲剧结局。也许正是以“富贵极”“物极则衰”的认识为基点，才出现了《后汉书·阴兴传》所见的“富贵有极，人当知足”这种有意义的人生格言。

（三）久乘富贵，祸积为祟

人们通过社会观察和历史思考发现，“富贵”其实往往会走向反面，导致祸祟。《史记·田叔列传》写道：“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祟。”后世对这一认识的继承，如《后汉书·乐恢传》：“近世外戚富贵，必有骄溢之败。”正是“盛”“满”而导致“溢”。《后汉书·樊宏传》载录了樊宏经常告诫其子的话：“富贵盈溢，未有能终者。吾非不喜荣势也，天道恶满而好谦，前世贵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岂不乐哉！”所谓“富贵盈溢，未有能终者”，也是可以得到历史证明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王符又说：“哺乳多则生痫病，富贵盛而致骄疾。”王符以“婴儿有常病”比喻“贵臣有常祸”，所谓“富贵盛而致骄疾”，应当说是社会病理学的清醒判断。类似的说法又见于《后汉书·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常观富贵之家，禄位重叠，犹再实之木，其根必伤。”“重叠”“再实”，则伤其根，也指出了“富贵”超出常态的“盛”“满”，势必将带来危害。

（四）不敢以富贵骄人

《史记·魏公子列传》中有这样的话：“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汉书·外戚传上·孝文窦皇后》说：“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富贵骄人。”但是“以富贵骄人”大概是社会常态。《后汉书·崔驷传》记载：“传曰：‘生而富者骄，生而贵者傲。生富贵而能不骄傲者，未之有也。”《后汉书·朱穆传》李贤注引邕论略曰：“彼贞士者，贫贱不待夫富贵，富贵不骄乎贫贱，故可贵也。”富贵不骄，是“君子”“贞士”的道德表现，然而却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富贵骄傲”，是说“富贵”容易导致修养的缺失和见识的浅薄。

（五）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

司马迁“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一语，体现了在其人生价值尺度上“名”与“富贵”的对比。司马迁有关“富贵”的最深刻的认识，发表于他人生最苦难的阶段。《汉书·司马迁传》所载《报任少卿书》写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司马迁说，“富贵”未必等同于人生真正的成功。“富贵”往往不能够留下历史文化印迹，而“倜傥非常之人”则多名垂青史。其实，如果评论历史文化贡献，也是前者无足道而后者多堪称不朽。对于所谓“倜傥非常之人”，司马迁又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文字最精彩的内核，是陈说了“发愤”可以成就文化“大业”的道理。而“富贵”与“拘”“厄”“放逐”等人生境遇完全相反，是显而易见的。

六、“从吾所好”：面对“富贵”的“清士”操守

司馬迁对于社会普遍的“富贵”追求予以理解，但是他的名言“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则表明了自己的人生志向。

《史记·伯夷列传》有这样一段文字，连续引录孔子之言：“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其中“道不同不相为谋”，出自《论语·卫灵公》。“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的原文是：“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论语·子罕》原文为：“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肜也。”所谓“各从其志”，体现了宽容、开明，而又清醒、坚定的文化态度。

对于《史记·伯夷列传》中的这段话，裴驷《集解》说：“郑玄曰：‘富贵不可求而得之，当修德以得之。若于道可求而得之者，虽执鞭贱职，我亦为之。”也许郑玄对孔子之说的理解有拔高的倾向，所谓“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原意，未必涉及“修德”的主张。但是“松柏”“清士”的说法，似乎透露出其“富贵”观的深义。对于所谓“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司马贞《索隐》的解释是：“操行不轨，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发愤而遇祸灾，是其轻若此也。”张守节《正义》则说：“重谓盗跖等也。轻谓夷、齐、由、光等也。”司马迁对于“其重若彼”意存否定，而对于“其轻若此”，所持的态度似乎也并非是简单地评判。

面对“富贵”，孔子说到“如可求”“如不可求”的不同情形。“可求”和“不可求”，可能并非指完全由客观因素决定的“求”可得与“求”不可得，而是强调主观择定之“可”与“不可”。《盐铁论·贫富》是这样解释这句话的：“君子求义，非苟富也。故刺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而所谓“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司马迁似乎更看重“从吾所好”四个字。这位伟大的史学家作为“倜傥非常之人”的高尚人格与鲜明个性，由此得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