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强

面对近代中国的危机，一些有识之士试图从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挖掘民族的生命伟力、树立救亡图存的信心，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自信。

今天，我们步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在中国规模和中国治理经验的基础上，真正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资源，为当下全球治理提供一个中国方案，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目标和关键，也是重要的时代使命。

一、树立救亡信心与传统文化的复兴

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清朝节节失败，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屈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词之一。与此相伴，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也急转直下。一些人开始对中国历史和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中国固有的文明被视为落后和保守的代表，“全盘西化”的说法甚嚣尘上。尽管有人不断为传统文化呐喊急呼，但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似乎缺乏招架之力，步步退缩，从“中体中用”到“中体西用”，再到“西体中用”，曾几何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一个占社会主流的文化变成了“国故”，从_个“活着的传统”成为一种摆设。

面对晚清民国时期凋敝不堪的状况，一些消极人士失去了抵抗的勇气，认为中国永无出头之日。但更有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仍怀抱希望，他们从中国长期领先世界的历史和文化中看到中华民族必将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文化名人辜鸿铭基于民族的自尊与自信以及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和观察（辜鸿铭早年曾求学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后热心于学习中国经典，并在清末民初执教于北京大学），以英文撰写了《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他指出：“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而“民族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其言下之意是，与当时的列强相比，中国不仅不逊色，而且有着独特的优势和复兴的可能性。辜鸿铭的说法并非虚骄，而是有其深刻性的，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在近代前所未有的时代大变局中保持中国的主体性。换言之，他希望经历现代转型后的中国仍旧是中国，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辜鸿铭这本书的主旨。

基于类似的考虑，辛亥革命的先驱、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讲中，提出“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以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等唤起国人的爱国之心、救亡之念，并爱惜我们中国的历史。章太炎还撰文指出，中华民族历来不乏自主创新的精神，这一“依自不依他”的特点优于一些以模仿见长的民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他早年对孔子和《春秋》等儒家人物和经典颇有微词不同，晚年的章太炎转而肯定孔子保存中国历史的贡献。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可以与大禹治水相比，章太炎从保存历史文化的角度认为孔子作《春秋》的贡献比大禹治水还要大，所谓“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因而大禹治水是救一时，而《春秋》史著是救万世。

与此同时，20世纪初，陈汉章等史学家在编纂中国较早一批历史教科书时融入了“振大汉之天声”的用意，努力驳斥当时社会上一度盛行的“中国人种西来说”，试图重新树立国人的文化自信。在美术界，以黄宾虹、高剑父等为代表的一些艺术家，也试图弘扬和传承国画艺术来确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

可以说，传统文化思潮在近代的复兴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以及中国人自信力的重拾等紧密相关。随着后现代和后殖民思潮在西方的兴起，“西方中心论”逐渐得到纠正，西方学者开始认真和宽容地对待东方。而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飞速发展和取得的突出成就，更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不但不是经济发展的束缚，反而是东亚发展的动力。在这种情形下，中华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世人的瞩目。

二、经世致用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今天，中华传统文化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价值呢？顾炎武、王夫之、章太炎等先贤的认识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关于如何走进历史，臻于经世致用的境地，王夫之提供了一个思路，那就是“资治”“通”“鉴”，即所谓“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所谓“资治”，是指读史不仅追求知识的广博，更应力求实践性和知行合一。读史当有实实在在的受益，而读书之前是什么人，读书之后仍是什么人，读不读对于人生境界没有任何提升，则不过是玩物丧志而已。同时，还要学会通达权变，不可不顾当下形势而墨守前人之经验;对于古人所处的情境，要知人论世，根据古人情势，考虑如何兴利除弊，而不可简单地苛责古人，否则就会流于“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之弊。所谓“通”，就是要追求通达经世之实学，即为学当贯穿君道、国是、民情、边防、臣谊、臣节、学守等各个方面，通古今之变，熟悉典章制度，达则兼善天下，而当身处困境时，也需从容应对。所谓“鉴”，不是乱看一番，而是古人有得，则思其所以得，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又如何得;古人有失，则思其所以失，如果环境发生变化是否仍会失。

章太炎不仅从传统文化和历史中寻找自信，而且表现出了经世的态度，他对中国治理的复杂性有清晰的认识，并试图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汲取资源以应时代变革。细读其《中华民国解》《代议然否论》等文，可以发现与同时代人相比，他的观点因立足于中国传统而更加深刻，更具历史穿透力。如针对当时社会将读经、推崇古典文化之人视为顽固派、“老冬烘”的现象，章太炎撰写《论读经有利而无弊》加以反驳。他提出“经学为修己治人之学”，真正会读经的人，不但不顽固，然而知通达权变;反倒是民国一些新派人物（如“全盘西化论”者），知道了几个舶来的新概念、新说法后，就自以为高人_等，天下一切尽在其掌握之中，将举国之人视如鸟兽、不可同群，认为其他人见识浅薄、不足与语，甚至见到亲戚故旧也故作高深、懒得搭理，脱离群众，脱离行动，而沉迷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在章太炎看来，相对于新派人士对旧派人士冥顽不灵、食古不化的指责，新派人士本身显得过于食洋不化，反倒是真正的顽固，即所谓“情志之顽固”。章太炎认为：“有知识之顽固者，泥古不化之谓也;有情志之顽固者，则在别树阶级，不与齐民同群，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也。”

明代的王阳明在文武方面均有建树。他平定宁王叛乱，又勘定西南地区多年的边患，《明史》对他的评价是：“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在学术思想上，他自成一派，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并在对《大学》“格物致知”等概念的理解上提出了不同于朱子的观点，开启了_一种思想史上的新格局。不同于那些略显迂阔的儒生，王阳明的很多对策都能准确抓住事情的关键，比如他在贵州时给水西安氏土司的那两封令人拍案叫绝的信（他在信中通过分析利弊并对该土司进行劝说，成功平息了一场潜在的叛乱），以及在平定宁王之乱中显露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风范，在历代儒者身上都是很少见的，这与魏晋以及明末那些高谈阔论，坐视神州陆沉、宗社丘墟的士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清代著名学者邵廷采在评价王阳明时说：“儒者之学，固以经世务为验也。”孔子也曾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读的诗再多，处理政事不能顺畅，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应对，读这么多诗又有什么用处呢？顾炎武在总结明亡清兴历史教训时认为，明末士人“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进而导致“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他进一步从思想上对明末空疏不实的学风进行了系统批判：“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日一贯，日无言。”顾炎武的话值得重视，它告诉我们：增强当代意识，结合当下之急务，为当今中国和世界提出更高的理论视野和更为恰切的经世之术，是我们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一个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