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晴 邵鹏

摘 要：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唯物史观和文明形态史观这两种解释、构建人类文明的宏伟叙事，在理论上具有诸多相近之处。然而，这两种理论在本质上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思想的截然对立，在一些具体观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有着极大的不同。因此，比较两者的理论异同，对于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构建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文明形态史观;唯物史观;人类文明;历史哲学;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9-0059-02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文明形态史观逐渐兴起，对于唯物史观的解释框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认识文明形态史观的理论实质，才能够更加深刻理解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一、文明形态史观的实质及其影响

文化抑或文明究竟是什么？古往今来众说纷纭，各种理论层出不穷。20世纪文明理论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文明形态史观”。作为思辨历史哲学的集大成者，文明形态史观肇端于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成熟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他们从文明的角度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演变，试图寻找到文明演变背后的规律性，理论研究的“兴趣不在个别的具体事件，而在再三重演的图案。”[1]172

文明形态史观以文化或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最基本单位，从形态学的立场出发，采用学科交叉比较的方法对历史进行综合研究。斯宾格勒通过对比考察埃及、印度、希腊、阿拉伯、中国和西方等八种文化以后，得出的关于文化兴盛衰亡的一般性规律，这实际上一种对于传统史学研究“历史性”方法的反动，强调文化形态的“同时性”。汤因比更是将文明比较的范围扩大到二十七个之多，通过各个文明的比较寻求它们之间的异同、发展特点及发展趋势，试图“打破我们自己国家和自己文化的局限，打破我们短暂的历史所造成的束缚。”[2]136

學者的思想反映的是其所处时代的状况和意识的显现。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深刻转型带来了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斯宾格勒的忧患意识正是被此激发的，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悲观的预言，也突破了近代史学研究传统民族国家的理论框架。而汤因比则不甘心西方文明的宿命，从而对西方文明进行了更为深刻的透视和反思，构建了一套卓然不群的理论体系。正是对西方文明危机的解答使文明形态史观超越了纯粹的学术研究范畴，在思想界甚至社会领域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文明冲突论”等也是立足于对西方文明本身存在问题的反省。

二、唯物史观的实质及其文明理论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它只是遵循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观察和理解历史的结果”[3]23。马克思恩格斯把文明史放在物质大自然和人类历史的宏观大背景上进行考察，从而找到了人类文明与进步具有其物质本源性。“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4]92同时，文明体是与社会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总体性概念，每一个文明体的结构层次均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文明由低到高的顺序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文明都有着自身存在的特殊生态环境及独特的内容和形式。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产生之后，各种文明之间发生了交汇，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论更为重要的特质是，将道德批判和人文精神诉求最终落实到对现实关系的改造上，批判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形态的异化，指出向公有制社会迈进，这是文明发展的必然方向和未来模式，此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真正实现了和解，从而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5]81

三、唯物史观与文明形态史观的共同之处

（一）人道主义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文明史考察的最终目的是，在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扬弃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人的“异化”现象，建构更为完善的共产主义文明，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他们在继承黑格尔等人道主义思想因素的基础上，立足于唯物史观把人道主义的实现与制度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寻求到解决非人道主义现象的途径。

文明形态史观努力赋予历史研究的人文主义价值和人道主义因素。对于斯宾格勒而言，头等重要的问题是西方文明的命运，20世纪初期西方社会的危机致使他的历史哲学带有很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汤因比则不甘心于屈服西方文明衰亡的命运，从而去寻求解决西方文明危机的理论。汤因比晚年视野更为恢宏，思考的重点是全人类的命运问题，他对全球性问题考察的落脚点是为了拯救人类的整体危机和困境。但此时他却对宗教作用过于强调，仍然立足的是唯心主义的思辨历史哲学。

（二）超越民族国家的宏伟叙事

唯物史观阐释的是人类历史及文明起源、生长和发展的总体形态，“五种社会形态”和“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均是如此。“世界历史”理论更是立足于全球的视角来考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人类其他文明社会形态的影响，并把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真正放置于世界历史的整体过程中来考察，从而全面地揭示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及方向。正是这个逻辑前提，唯物史观拒斥了“西方中心论”。

文明形态史观批判的直接目标之一，就是当时欧洲普遍流行的“西方中心论”。斯宾格勒提出了令西方世界震撼的“西方没落”的预言，对“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前途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和恐惧。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把世界上的各种文明都是视为“平行”的，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这也是源自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全球视角以及长的时间观念。汤因比晚年更加反对“西方文明统一论”，指出人类文明的未来，“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6]294

（三）文明比较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比较对照人类的文明时代与其他时代的特点，揭示找到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文明状态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不仅将处在同一形态的文明的一般属性与特殊属性，而且将外在表现形式类似的文明与其实质内容进行比较对照。马克思晚年通过对东方社会的文明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研究，提出了东方社会有可能走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特殊道路的著名论断。恩格斯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明确定位为“文明时代的批判”。

文明形态史观广泛地应用了比较文明的研究方法。斯宾格勒的所谓历史形态学，就是通过对比考察埃及、印度、希腊、阿拉伯、中国、西方等众多的文化世界以后，得出的关于文化兴盛衰亡的一般性规律，这是一种对于传统史学研究“历史性”方法的反动，强调文化形态的“同时性”。汤因比更将文明比较的范围扩大到二十多个，通过各个文明的比较，可以了解它们之间的异同、发展特点及发展趋势。

四、唯物史观与文明形态史观的本质差异

（一）理论实质的根本不同

唯物史观通过现实的社会运动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人类文明史是一个有着自身产生、发展规律的进程。马克思用“实践”范畴来阐释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范畴，指出社会基本矛盾是人类历史發展的基本动力，决定着整个社会面貌及其发展的客观趋势。

文明形态史观关于文明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诸多结论则缺乏对人类历史物质动力的根本把握，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斯宾格勒把文化比拟成为有诞生、生长、成熟和衰落四个阶段的生命有机体，这种方法早在古希腊的历史学家那里就已经运用了，并非是具有现代性的。汤因比特别推崇这样的直觉分析的方法，强调历史研究中灵感的作用。他提出的“挑战与应战”法则来自神话中“上帝与魔鬼之间的挑战与应战”的启示，是依靠“灵感”提出的比附方法。

（二）关于落实人道主义解决路径的差异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道主义思想因素是建立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是与科学理性结合在一起的，进行价值判断的根据是事实判断。他们不仅仅局限于对人的异化、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等社会现象进行道德谴责，而是把人道主义思想因素与社会制度分析结合在一起。因此，能够找到共产主义这一实现人类解放的途径。同时，马恩也十分注重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的观念变革，尤其是达到共产主义的文明阶段就必须要破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私有观念”，才能够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文明形态史观也对西方工业文明产生的异化等现象进行批判，但这种批判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上，并不具有真正的科学理性精神。斯宾格勒明确表示与英国式的理性主义断裂，认为“历史研究者同真正的科学的关系越是疏远，他的历史学反而越是出色”[7]154。汤因比仍然以人道主义的价值判断指导事实判断。他晚年借助于高级宗教来解决人类的全球困境问题，试图重建宗教型价值观。这无疑是历史的退步，是向中世纪的回归。

（三）研究方法上的巨大差异

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文明形态史观的基本内容是文明过程论和文明比较论。前者旨在说明文明的内在性、独立性和运动过程的规律性，后者则考察文明之间的联系及其性质，目的在于构建一种总体的世界史观。但马克思在人类文明史的研究中的方法全面系统，运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系统研究、经济分析、阶级分析法和历史比较等方法，在理论的深刻性上超越了纯粹的文明比较法。

参考文献：

[1][英]沃尔什.历史哲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2][英]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3]张奎良.关于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辨析[J].哲学研究，2011（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6][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7][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