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爱与生》是韩东的一部长篇小说，在这个网络小说更能吸引大众的时代，韩东的《爱与生》成功让读者把时间留给了他。韩东认为，《爱与生》可能是自己写得最好的小说，“够通俗，但够敏感”。小说的内容贴近当下的现实生活，不仅出现了同性恋、婚姻的话题，也有宗教思想贯穿其中。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这部小说当中出现的叙事策略，笔者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叙事策略才使得小说趣味横生。

关键词：爱与生;叙事视角;回旋分层;二我差;叙事意象

韩东被我们所熟知多半是因为他在80年代的诗歌，例如《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这类脍炙人口的诗作，但近些年来的小说也是极具创新意味，例如《爱与生》这部作品就让我们看到韩东文学创作的另一种面向。《爱与生》原名为《欢乐而隐秘》（载《收获》杂志2015年第4期），小说讲述了一个貌似平常的爱情故事，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女主人公果儿与从未上过大学的张军恋爱多年，在一次旅行的过程中和富商齐林的相遇使得原本就支离破碎的恋爱关系发生了改变，作为果儿的朋友“我”将一切用文字记录了下来。小说的情节内容是简单的，但也有一些非同寻常的方面，本文将从小说的叙事策略作为切入口展开论述。

一、叙事视角与回旋分层

这篇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我”来展开叙事，秦东东的的确确也是参与到了小说的故事当中，但问题在于秦东东看到的事情被“我”叙述出来，秦东东没有看到的事情也被叙述了出来。根据叙事学的基本理论，第一人称“我”是一个有严格限制的视角类型，他必须是固定在自己的视野当中展开叙事。而小说中“我”不仅叙述了秦东东与果儿见面、对话、吃饭的场景，也叙述了林东东不曾看到的果儿、齐林和张军一去去须弥山的情景，以及果儿在齐林家打扫卫生和齐林对话等场景。所以，秦东东不在场的描写便采用了没有限制的全知全能的视角，这自然造成了叙事接受者的一种怀疑“‘我’是怎么知道他没有看到的场景”呢？

一般来说，叙事作品中的叙述者形象一经确定，便不再改变，但为了寻求更为丰富的叙述方式，获得更为自由的叙述逻辑，文学作品中有两种或着多种视角也是屡屡出现的，例如马原的《拉萨河女神》中，采用了的是“我”这种第一人称叙事，但也有“我们假设这一天是夏至后第二个十天”这种句子，而这时的“我们”已经不是故事中的人物了，而是故事外的存在。除了马原的《拉萨河女神》，鲁迅的《祝福》也采用了多视角的方式叙事。

这种视角的变异也可视为对某种准则的违反。但是韩东的这部小说却与众不同，小说直到结尾之前都在违反叙事常规，但结尾竟然加了一笔“补救性”的措施。小说结尾写到“然后果儿就说起了那本我答应她写的关于他和齐林的书”，这就表明之前许多“我”所叙事的都是果儿转述给“我”的。结尾处的句子与其说是“补救”，不如说是作者刻意而为之，因为小说开头也写到“重要的是果儿信任我，对我无话不说。”，这样整个叙述又符合了叙事视角的限制性要求，解释了林东东没看见的场景都是转述果儿对他说的话。

这种结构更像是霍夫斯塔德提出的“怪圈”现象，怪圈的特点是“跨层而循环，结果是循环到原处。用到叙述学上，被称为“回旋分层”。但是怪圈并不是“蛇吞尾”这种同层次运动，它包括一个上升或下降的层次间运动。层次都是有边界的，超出层次就走向另一个层次。显然《爱与生》并不是一个“蛇吞尾”式的同层次运动，它是存在着两个层次的。“我”实际上很多时候不在场，并在故事的叙述中反复出现，这时果儿才是真正的叙述者。果儿对我诉苦并讲述他与张军的琐事时，我是在场的，但我看到的、写到的都是被果儿加工过的。这里就存在一个悖论：“我”写出来的文字是被别人加工过的事情，而我又实际参与到了事情當中，所以叙述的真实性就令人怀疑了。这也恰恰印证了“怪圈式悖论”，即在同一种媒介的分层叙述中，可以因为精心设计而出现“跨层自生”，即下一层（被叙述）“反跨”到上一层（叙述行为）描写其的产生，由此出现了回旋跨层。由于这个复杂操作，叙述终于能够描述产生自身的叙述行为，但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只有牺牲逻辑才有可能完成。这里，《爱与生》便是牺牲了逻辑完成了“回旋分层”。

笔者认为，这种结构的好处就是让叙事呈现出“完整、丰满”的效果，整个叙事变得妙趣横生、意味隽永。所以在今天的电影叙事中回环结构采用的非常多，比如电影《罗拉快跑》、《辛巴达历险记》等都采用了这种回环叙事的模式。但是这部小说的回环结构也衍生出了新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二、向真实靠近：“二我差”

叙事视角和回旋分层的问题解决清楚了，新的“真实性”问题又暴露出来。在很多文论家看来，“虚构”和“真实”是在叙述中是难以辨别的，但是赛尔曾提出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一件作品是否为文学，有读者决定;一件作品是否为虚构的，由作者决定。”韩东的意图显而易见的想靠近“纪实性的叙述”，尽管他在很多场合表示他并不喜欢现实主义，但也承认了现实的意蕴为他提供了飞跃助力。《爱与生》的叙事接受者由于叙事视角的变化不禁会产生疑问，“我”转述果儿的部分一定都是真实的吗？叙述者“我”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吗？

“我”大可以说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我是转述果儿的，她作为我的朋友是没理由撒谎骗人的。但“我”也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尽可能地荒诞或是夸张，添油加醋，这时的“我”成为了不可靠的叙述者。这也许也可以解释为是虚构文本内在“真实性”，“我”描写诸多假象之后离场，“我”叫读者忘记叙述本身，作品对读者产生“浸没”（immersion）。所以，文本即使呈现出了“亦真亦假”、“可真可假”的效果，还是吸引读者可以读下去。

有意思的是，韩东为了使作品向真实靠近采取了一些叙事策略。赵毅衡的《广义叙事学》中说到“只是在第一人称的自传、日记、第一人称小说，会出现‘二我差’，即叙述者‘我’，写人物‘我’的故事，而且故事越来越迫近叙述时刻。而在这一刻之前（也就是在整个被叙述时段中）同一个‘我’，作为叙述者，作为人物，两者之间会争夺发言权，形成主体冲突”。

在爱与生中，二我差的叙述策略体现的非常明显，在这部小说的叙述中，根据上述对“二我差”的定义，这里的“叙述者‘我’”可以理解为秦东东，而“人物‘我’”可以理解为林果儿，虽然秦冬冬不在场时，果儿的叙述在很多时候并没有用“我”，而是全知全能的视角，但依然是果儿的视角在观察。韩东在小说中努力的消除“二我差”的分裂，而他消除二我差的方法就是让林东东过一段时间总是要在果儿的世界中出现，产生了林东东的“我”追赶“果儿”这种效果。

小说一开始是秦东东和果儿率先登场谈论果儿男朋友张军“生殖力”的问题，然后就写到果儿和张军开车去须弥山遇到齐林的故事，这段时期里秦冬冬没有场。但是从须弥山回来以后的下一章第一句马上写到“果儿又来找我了，主要目的不是汇报须弥山之行的种种实况，而是求我一件事，就是让我充当那个带回家让李萍、王克念过目把关的人”，于是秦冬冬这个“我”就追赶上了果儿。在和齐林同居之后同时也与张军保持暧昧之时，“我”仍是不在场的，但是作者还是让林东东再次出现了，文中写到“洗心革面的果儿终于出来见人了。见我，见她的同学以及同行，但主要还是见我。”。在果儿终于认识到自己真正喜欢的是齐林之后，作者大篇幅的描绘了她与齐林的日常生活，这段时间内除了刚开始和秦冬冬急匆匆的见了一下，之后的场景秦冬冬仍然没在场，于是出现了最后果儿在病床上召唤秦冬冬的一幕。结合之前提到的回旋分层的叙事结构，这种“二我差”的运用使得跨层的边界逐渐被消弭。虽然“叙事行为不可能写出自身”，但在回旋跨层之后，又运用了二我差之间的追赶，使得秦冬冬的“自我生成”得以实现。

三、独特的叙事意象

当一部小说需要更深入地表达作者的思考时，单纯的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上的创新恐不能满足作者的需要。韩东是诗人出身，他有着非常丰富的诗歌创作经验，他的《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等都是脍炙人口的诗作。我们常说，诗歌中的意向是诗人情感的化身，而小说中的叙事意象又何尝不是作者意志的体现。因此我们需要从《爱与生》中独特的叙事意象来切入，由此探讨叙事的丰富层面和复杂意蕴。

意象是高浓度的文化密码，《爱与生》中叙事意象的选择极具特色，通过对佛教、素食、小婴灵、堕胎、同性恋等叙事意象的描绘，既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又融合了现代社会的叙事经验，从而丰富了小说叙事意象的内涵。

小说中还有一类有趣的佛教类的叙事意向：素食和小婴灵都是这类意向。在果儿问到秦冬冬“打胎算不算杀人？”时，秦冬冬说“这小婴灵在投胎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投胎以后是人的灵魂，被打掉以后又变回了小婴灵。”并且又写到“以此为契机，我对果儿说起了因果报应，说起了六道轮回和地狱。我甚至把果儿领到供佛的案子前面跪拜礼敬了一番，教她诵了一遍《地藏经》”，小说还写到果儿一行人在自然村吃晚饭的时候，果儿虽然被劝但是依然坚持吃素食以及之后的日常生活中果儿依旧吃素食。笔者认为，“素食”和“小婴灵”都属于佛教类的意向。韩东并不是想说明佛教在我们今天有多么深入人心，也不想表达博大精深的佛教思想可以改造一个人，韩东的高明之处在于探讨了“佛教思想”背后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并不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国家，我们国家更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很难理解从革命、战争中孕育出来的人文精神，所以在当下的年轻一代中出现了“信仰危机”，果儿就是这种年轻一代的代表，她是一个戏剧学院毕业的演员，从她的言谈举止不难看出她的个人文化素养并不是很高，更谈不上有没有什么信仰，但是她自从知道“小婴灵”之后就仿佛成了一个佛教徒，无比的虔诚，这种信仰的接受显然是在特殊情况下被动接受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存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果儿这种特殊情况，那么现在的年轻一代如何面对信仰？怎么解决关于‘信仰’的问题？”韩东的这个问题在今天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小说中的叙事意象意味隽永，内涵复杂，能让读者在阐释的过程中挖掘出更深一层的含义。

四、结语

近年来，韩东一直在大力创作小说，试图打破“第三代诗人”的旧身份从而为他的文学创作注入新的活力。从《爱与生》的叙事策略中我们也可以窥视到韩东力图展示当下真实的时代与生活图景，但他并沒有采取“宏大叙事”而是从生活中小的切口入笔。这也正如他所言“我一向反对所谓的‘宏大叙事’以及一切以‘大’为目标的文学理想”，也正是这种小的切口，却为我们展示出了作者对时代的悲剧性慨叹，品行高尚的齐林想尽办法却没有生殖力，这不禁让人想起贾平凹《秦腔》中白雪的女儿牡丹患有先天性肛门锁闭，两者的阉割型叙事都不约而同发出了悲慨的声音。文章的叙事量是不大的，但从叙事的切入角度，可以使我们能更深入地走近韩东的这部小说。韩东是一位极富创造力的作家，无论是他的诗作还是小说都能看出他在创新上所下的功夫，也正是有了这些创新他的作品才得以光彩夺目。

参考文献：

[1] 韩东.《爱与生》[M].南京：江苏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页.

[2] 韩东.《爱与生》[M]..南京：江苏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3] 赵毅衡，广义叙事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12：283-284

作者简介：

张少波（1994-），男，陕西咸阳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