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婷

摘要：乔治·奥威尔是20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寓言小说家，对于他的作品大多是从其艺术性和政治性上来解读。本文试图从形式主义——新批评主义的“陌生化”叙事理论角度，来对《一九八四》中的叙事方式、叙事视角、叙事语言进行解读。

关键词：一九八四；陌生化；叙事视角；变形；叙事语言

“陌生化”理论是什克洛夫斯基形式主义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作者使叙事作品的、故事与情节陌生化，使事件呈现出陌生新奇的状态，因此，读者在体会作者创造的世界时会产生陌生感和距离感。肇始于俄国的形式主义批评流派和受其影响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英美新批评流派无疑给了乔治奥威尔莫大的创作启发，在他的代表作著名政治讽刺小说《一九八四》里大量采用了陌生化这一叙事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对极权社会的讽刺。

一、创造性的变形

艺术变形是指扭曲现成材料的形式，使得构成的语言和文本营造的世界偏离日常惯例，或放大或变形，拉开了欣赏主体和接受客体之间的心理距离，其目的引发读者的感受兴趣或激活读者的感受能力，但无论什么样的创造性的变形都必须以陌生化为根本目的。艺术作品对现实的变形，可以具有各个不同的方向及维度，并且充斥于“作品的各个层面—音响、外形、意象、细节、情节、结构……，会采用多种方法，如头韵法、语音重复、对偶排比、比喻、隐喻、暗喻、反讽、讽刺性模拟、叙述视点..…等等”[1] 创造性的变形在《一九八四》中得以大量使用，表现为无所不在的象征形象——老大哥。

下至温斯顿这样的低级党员，上至奥勃良等核心党员，从来没有人见过老大哥的真身，虽然没有人见过老大哥，但是老大哥的巨幅画像却无处不在，不论你走到哪里，这个40多岁的壮年人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

其实老大哥就是一种极权制度象征物的变形，他不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独裁者，而是自发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核心党员整体的象征，他和电幕、思想警察、友爱部、真理部等等国家部门一样，是极权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控制方式的变形。温斯顿作为外部党员，理应是拥有更多自由的一个阶级，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却发现他简直生活在一个边沁设想中的全景式监狱，每个人的生活都是透明的，虽然没有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描写的透明住宅，但是无所不在的思想警察和电幕随时窥视着个人，在这些极权变形物的创作中，奥威尔不露声色地慢慢地展示出了一个极权世界。

二、叙述视角和结构的颠覆

首先是叙述视角的陌生化。叙事视角是20世纪小说研究的热点，传统小说中的叙事者单一，是作者的代言人，叙事者采用上帝般超然的全知叙事视角，因此又称外叙述者。外叙述者的目光无所不在、无所不及，甚至可以超越时空自由穿梭。与此相对应的是人物有限视角，即由故事中的一个或几个人物而非叙述者来充当内叙述者。使用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对事件发展只能有局部的认识，赋予了文章悬念，于是人物有限视角的采用使读者认识事物的方式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唤回了新鲜的阅读感受。

《一九八四》以温斯顿的视角展开描写，从某一日开始，普通党员温斯顿突然感受到了被视为“常态”的日常生活的异常，并慢慢积累成了反抗思想，外部的一切都被“党”监视着，他竭力保持表面上的顺从正常，却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反抗的途径，自己分析党的权利统治方式并对症下药，以违禁的旧话日记保存事实，坚信“脑壳里的几个立方厘米”是属于自己的，“你的内心仍是攻不破的”，在广播里改变事实时坚信一加一等于二的客观真理，他认可了自己对美的追求勇敢地释放了本能，和裘丽雅做爱同居。在立场不明的核心党员奥勃良伸过来的橄榄枝时，他单方面相信奥勃良是了解自己的伙伴并真心相待，并主动要求加入兄弟会来反抗党。但是他没有发觉奥勃良也是核心党员阶级利益的维护者，将他送进了“友爱”部的地下审讯室进行内部清洗，这“最后的一个人”在经历过刑讯折磨、药物注射洗脑之后，还是恢复成了“党”的一部分。温斯顿的个人革命失败了，他自以为对症下药的反抗在党的强大力量下徒劳无益，因为党的统治秘密就在于语言权力在“党”的权力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新话”将“旧话”中一切具有思想表现力的词语尽数删去，没有了可以承载思想的语言，一切思想病毒浸人的可能性就都被阻挡在认知体系之外。身处这样的语言专制环境下，温斯顿和裘丽雅不可能超越自身的限制越过语言的防火墙，有缺陷的语言必然会反过来影响认知，这就是温斯顿难以提前发觉党权力本质的重要原因。读者随着人物有限的视角，在为温斯顿的哀叹怜悯的时候，对极权政治的狡诈邪恶会有更加深刻的体会

其次是对传统乌托邦小说结构和内容的颠覆。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以来，乌托邦文学一直没有消失于文坛的事视野之外，二十世纪全球经济危机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使科学万能和工业文明谱写的未来神话遭到普遍的质疑，与“乌托邦”相反的“恶托帮”文学更加符合黑色悲观和迷茫主导着的社会精神需求，文坛在积蓄着不满和悲观之后迸发出了三本反乌托邦小说：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颠覆性是反乌托邦文学的共性，《一九八四》主要体现了对传统传统乌托邦小说的时空结构的颠覆。

就时间上来说，1948年乔治·奥威尔在写作这本书时，将故事发生时间设定在距离现在并不遥远的1984年。就空间上来说，书中的主要势力有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书中的主要故事发生在大洋国，大洋国的领土横跨南北美，大西洋岛屿，英伦三岛，澳大利亚和亚洲南部，是一个幅员广阔的超级帝国，书中设置的故事发生地点大英帝国的首都伦敦，这恰巧就是奥威尔所生活的地方，这种设定更加拉近了小说和现实的距离。不仅如此，就内容上看，《一九八四》作为一部政治讽刺小说，将大洋国的政权掌握在唯一的政党——英格兰社会主义，新语中简称“英社”的党派手中，奥威尔看到了当时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异化为极权主义国家的弊病，靠想象营造的这个极权政治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极权社会，与现实政治的紧密联系，加重了小说的政治讽刺意味。

三、异化的语言和悖论

陌生化语言，用雅各布森的话说，就是“对日常语言进行有组织的强暴”，延长语言被接受的时间，打破原有的欣赏习惯。它以各种方法使日常语言“变形”，使日常语言被夸张、缩短、扭曲、简化、扩充，语言的疏离导致语言构成的文学世界也被陌生化了，与读者审美产生距离。

在《一九八四》中，“英社”的语言改革成果——“新话”，构成了语言的陌生化。“语言完成之时，即是革命完成之日。新话即英社，英社即新话。”在小说的最后，奥威尔用这句话显示了语言的强大力量，并强调了新话对人的异化作用。语言的力量不仅在于表达，它更强大的力量在于对事实的构建，新话剔除了“旧话”中的大量单词语法，不仅为新英社追随者提供表达新思想的方式，还控制了其他思想赖以存在的表达方式，使得其他思想被扼杀。

“新话是是介绍唯一的词汇量逐年减少的语言。”这种有意识的对词汇量的缩减，其目的在于减少思想的信息量。“新话的目的不是扩大而是缩小思想的范围，把用词选择减少到最低限度间接帮助了这个目的。”[2]，新话词汇被划分成3种：第一类是日常用词，用来表达简单有目的的思想，只涉及具体的人和物体，取消或者明确表达感情的词汇。第二类词汇是为了表达政治目的特地构成的词，意义明确，为了避免产生联想大部分都采用缩略语。第三类词汇是科学和技术名词，补充以上两种词汇。这三类词汇共同构成了新话的词汇系统。通过对新话系统的分析可以看到，新话所致力于达到的即是取消思想的基础，缩小思想的范围，以达到控制思想的目的。有关不正统的词和词义的消灭取消了不正统思想的表达的载体，词义的明确取消了一切附带含义，语法的规则体现了社会规则的强力， 再附加一条“语音”悦耳，成为朗朗上口的“口号”，这有利于语言的单纯记忆却不利于理解，分裂了语言和语言的内在含义，外围和低等党员的知识水平因而被严格控制，不正统思想也因此变得无从表达，新话体系建立得越牢固，人们越没有犯思想罪的可能，“正统的思想是不想—不需要想。正统即没有意识。”[3]另一方面，由于一切的过去都借由语言的记录和记忆，新话对老话的取代完全割裂了同过去的联系，没有人能理解的历史终究会被忘记，历史的“真相”也只会离温斯顿们越来越远，用新话对过去文字作品进行改写，历史将永远呈现出党所需要的形态，每天都在修改历史的党是不会有被质疑的可能的，英社的语言变革对思想犯罪的简直做到了斩草除根，可以看到，温斯顿们倒下后的大洋国，想发起思想革命是更加希望渺茫的是了，反抗的种子可以萌芽，但哪里有投枪可用呢？

《一九八四》中语言陌生化的另外一种表现在于“双重思想”。它意味着一种被公然承认的谎言，带着荒诞的悲凉色彩。双重思想意味着在一个人的思想中同时保持并且接受两种互相矛盾的认识，并且并行不悖，切换自如，这些党员们从小就经历了严格的洗脑，明白自己的记忆应在什么时候向方向加以改变，一方面他们知道事实在一次次被修改，一方面他们也相信现实并没有遭到侵犯。例如温斯顿在真理部工作，他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不留痕迹地篡改文件，保持老大哥的主张的一致性，但同时他又承认老大哥是一贯正确的。又如广场上正在进行仇恨敌国东亚国的仇恨演讲时，老大哥突然宣告欧亚国是敌国，反而东亚国是盟国，领导演讲的核心党员将军波澜不惊地立刻改口，所有广播也立刻改变，一切都像从未发生一样，历史书和报刊立刻重印。这个过程必须是自觉的，否则就不能有行动的一致性和精确性；但也必须是不自觉的，否则人们内心就会有弄虚作假的感觉，因此也有犯罪的感觉。因为党的根本目的就是既要利用自觉欺骗，而同时又保持完全诚实的目标坚定性，有了双重思想，党的一切行为都是合理的正确的不受质疑的，英社和它的统治才能稳定的延续下去，这种荒诞给人以切实的震惊，对那个极权社会的语言囚笼产生深深的畏惧。

综上所述，虽然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陌生化早已司空见惯，但是作为探究《一九八四》一类充满隐喻的作品，它仍然富有生命力，甚至可以成为深入挖掘作品意蕴和作家态度的一个突破口，其价值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什克洛夫斯基著，方珊等译：故事和小说的结构[M].北京：三联书店，1989.

[2]乔治·奥威尔著，董乐山译.奥威尔文集[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