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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转站个案:瓦尔堡图集不是艺术

2019-09-10

画刊 2019年12期
关键词:贝尔曼中转站年鉴

策展问题,最近在西方讨论得比较多的是瓦尔堡(Aby Warburg)基于《记忆女神图集》(Mnemosyne)所启发出来的对于图像和创造与解释意义的关系问题的再探讨。法国学者乔治·迪迪-于贝尔曼(Georges Didi-Huberman)在这个方面作出了重大的推进,并由此获得了国际批评家年会高度认可并授予协会年度奖。这个影响由于OCAT黄专生前引入的迪迪-于贝尔曼的文献展,也在国内开始产生呼应,引发了年轻策展人对“档案”的活用,在创造性的解释档案中生成了当代艺术展览。年鉴展策展团队即《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编辑部对于迪迪-于贝尔曼自由解释瓦尔堡引发的这种潮流高度警惕,在多个国内国际讨论会上抵制和反对如此引申瓦尔堡,因为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受到体制和市场的双重“捉弄”的窘境中,如果“档案”可以随意地被编辑和改造,那么留给微弱到几乎没有权力的普通人和知识界的权利更少、更被消耗。如果没有跟真相之间的对照和核实,对付一切功利目的改造和掩饰,缺乏权力的弱势方将会彻底地与强权和资本对抗最后的基本根據地。既然档案都是编造的,标准就会成为有权和有钱的人任意把玩的表演和娱乐。

因此《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编辑部所在的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CMAA”完全站在迪迪-于贝尔曼的对立的方法上重读瓦尔堡,并在这次的 “中转站”中探讨将瓦尔堡《记忆女神图集》方法导入策展的危害和虚诞。在“中转站”举办的由德国瓦尔堡学院院长傅无为(Uwe Fleckner)与朱青生教授继续北京大学的瓦尔堡读书班(2017)中,继续讨论瓦尔堡图像学对揭露真实的意义,除了将政治图像学作为一种严肃的学术方法继续推进之外,进一步细致查考瓦尔堡在对简单形状(米罗的抽象图形和邮票古典图像的关联)所追求的用图像对于真相的(方法论上的)揭示能力,击破迪迪·于贝尔曼对瓦尔堡的歪曲和误导,把中国当代艺术对真实的批判意义放到严肃和严格的学理上讨论,阻断中国当代艺术理论界在压力和诱惑之下,有意无意地滑入轻浮和投机。“中转站”的这次讨论依旧由滕宇宁主持,也邀请了温心怡和周诗岩参加特别发言和讨论,在京学者也参加了这次闭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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