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根增

很多老师在分析贝尔曼的时候，往往只抓住贝尔曼的两个极端，即衣着、习惯、性格、成就等方面的“糟糕”与舍己救人的“伟大”。认为越是把贝尔曼形象解读得“不堪”，其救人壮举就越动人。殊不知，这样的解读不但把文学经典消费成了道德案例，造成了严重的文本价值流失，而且还会让学生心存疑虑：贝尔曼这种一身“毛病”的人，怎么可能有如此“壮举”呢？这显然不符合基本的生活逻辑！有人可能会这么解释：贝尔曼是“善良”“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的，这从文章对贝尔曼的正面描写就可以看出。对！这多少增加了贝尔曼英雄行为的“可能性”，但还是不足以解释贝尔曼行为的“合理性”。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善良”之人比比皆是，而“贝尔曼”却少有！

其实，分析贝尔曼不能满足于为其贴上诸如“善良”之类一般人都有的道德标签，而在于参透这些人性亮点在其身上闪烁的程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贝尔曼的英雄行为，也才能深刻领悟欧·亨利式结局的奥妙。

贝尔曼身上的人性光芒到底有多亮呢？我们可以从苏艾和贝尔曼的对话中略见一斑。贝尔曼一听说琼珊把生命寄托在一片常春藤叶上，马上就“对这种白痴般的想法大不以为然”，并“讽刺地咆哮了一阵子”，这“暴躁”的表现本是人性弱点，可在此却有了暖人的温度，因为它透露出贝尔曼对琼珊生命的极度忧虑与关切。“不，我没有心思替你当那无聊的隐士模特儿。”在一个“总是说要画一幅杰作”的老画家眼里，“做模特儿”怎么突然变成无聊的事儿了呢？他不是一直为“一些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青年艺术家充当模特儿”吗？无论怎么推理，贝尔曼都不可能认为“做模特儿”是无聊的！那他今天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原来，老贝尔曼是“没有心思”，“琼珊病重并把生的希望寄托于叶子”这一消息对他打击太大，他满脑子都是琼珊的人命大事，怎么可能有闲暇顾及“做模特儿”的事儿呢？这种“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价值观念令人敬仰！

还有，贝尔曼亲口说的“我没有心思替你当那无聊的隐士模特儿”，可转瞬又说“谁说我不愿意来着”，可见自己说过的话片刻就忘了;而他说的“我已经说了半天，愿意为你效劳”的话却压根儿就没说过。由此可见，贝尔曼完全陷入了思维混乱，为什么会这样？经验告诉我们，当人们为某件事表现出极度关切与忧虑的时候，跟这件事无关的东西就会被忽略，这种“选择性遗忘”正贴切地表现出贝尔曼深沉细腻的“大爱”，这“大爱”似乎只能从“父亲”身上才能看到，足可见贝尔曼对琼珊的关爱程度。还有，“你怎么能让她脑袋里有这种傻念头呢？”贝尔曼不假思索地把责任归于苏艾，虽然多多少少对苏艾有点儿不公平，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贝尔曼的“朋友观”，那就是“关爱朋友是理所当然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能把贝尔曼的人性亮点分析到这种深度，那么也就能够理解他舍己救人的壮举了。

可是，解读到这一层只能让人明白“行为”的合理性，也就是贝尔曼“不惜生命代价救琼珊”的合理性，而不能解释“方式”的合理性，即贝尔曼为什么偏偏用“画藤叶”的方式去救琼珊。搞清楚“方式”的合理性又有什么价值呢？显然，最大的价值就是它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实与艺术的区别。因为，从现实的角度，贝尔曼可以有很多种救琼珊的“方式”，但作为艺术的小说，唯有“画藤叶救琼珊”最具感染力和审美价值。

作为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不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最美的救人“方式”，更重要的是他懂得用艺术化的手法对“方式”的“合理性”进行暗示，确保我们读到最后，叹为观止的同时又不觉得突兀与荒诞。这种“暗示”在文章的第30自然段比比皆是，譬如说到贝尔曼是“住在楼下底层的一个画家”，虽然“失意”，但“他老是说要画一幅杰作”，足可见他的艺术追求坚定而执着。接下来看到的却是一位徒有大志总无行动的贝尔曼，这难免又遭人鄙弃，可鄙弃的同时我们又分明看到了一个热心无私的贝尔曼，“他替艺术区一些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青年艺术家当模特儿”。很明显，为青年艺术家当模特儿，“挣几个小钱”是其次，支持艺术、延续梦想才是关键。最后，贝尔曼“认为自己是保护楼上两个青年艺术家的看家恶狗”，这“恶狗”捍卫的不只是两位青年艺术家的人身安全，更是艺术的地位与尊严，他希望自己怀揣已久的梦想能在青年艺术家那里开花结果，而且这种捍卫达到了“疯狂”“豁出老命”的程度，真真令人敬畏！很多老师想當然地把这一段定位为贝尔曼的负面形象描绘，就不再思考负面之中闪烁着的正面光辉，那么我们怎能发现贝尔曼邋遢、失意、穷困、暴躁、懒散表征之下掩盖着的可爱、可敬之处呢？那矢志不渝的志向，那关爱青年艺术家成长的良苦用心，那捍卫艺术地位与尊严的胆量与气魄，这一抹抹的亮色让贝尔曼用“画藤叶”的方式去救琼珊变得合情合理。

我们可以断定，贝尔曼一听说琼珊的病情，一定想了N种帮她走出困境的办法，这些办法不一定效果不好，只是没来得及实施就夭折于那个雨雪交加的夜晚。那天晚上，身着蓝色旧衬衫的贝尔曼坐在一口翻转过来权充岩石的铁锅上，为苏艾做隐居的矿工模特儿，窗外风雨中抖颤的常春藤叶强烈地灼烧着贝尔曼的心，也瞬间照亮了他的眼睛，点燃了他的艺术灵感。当然，不能把功劳全归于这几片小小的叶片，它们只是灵感的触发点而已，再好的触发点对于不懂艺术的眼睛也是枉然，而应归功于贝尔曼多年的艺术追求与积累，还有那份艺术家必备的“浪漫”。我们不能以“二十五年未完成一幅杰作”否定贝尔曼的艺术修养，艺术让人接受是需要过程的，这个过程有长有短，过程长也不意味着艺术修养低，梵高生前不也没有卖掉一幅画吗？事实上，贝尔曼对艺术题材足够敏感。在他眼里，这“常春藤叶”既是琼珊的救命稻草，又是实现自己艺术理想的契机。只有贝尔曼具备了这样的认知，艺术的“美”与救人的“善”才可能在贝尔曼那里完美地结合，最终凝聚在“最后的常春藤叶”上，并相得益彰。所以说，“最后的常春藤叶”不仅挽救了琼珊，也成就了贝尔曼。琼珊被挽救的是生命，贝尔曼成就的则是艺术的高度和道德的厚度。

还有老师把教学重点放在补写“贝尔曼冒雨画藤叶”这样的情节上，让学生想尽一切办法渲染环境的恶劣与贝尔曼作画的艰难，从而凸显贝尔曼精神的伟大，这是没有必要的。其实，“雨雪”作为故事背景只是提供了贝尔曼染病的可能性，而染病又提供了死亡的可能性。而事实上，“雨雪”与“染病”，“染病”与“死亡”都不是必然的联系。文学是艺术，与科学有着不一样的解读规律。如果如此直线化地解读文学，就连琼珊的突然脱险也会变得很不可信，“信念”难道就有如此魔力，有之则生，无之则死，“病理”竟然不起任何作用，这显然不可能。在这里，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贝尔曼的作画想象成一场浪漫的“风中舞蹈”，一种诠释“大爱”的行为艺术，一场快意酣畅的艺术创作，这么想未免冷漠，但在贝尔曼眼里，确实如此！

分析贝尔曼，就是要挖掘贝尔曼身上那种非“常人”的“常态化”表现。所谓非“常人”就是指贝尔曼身上人性亮点的“亮度”要比一般人亮得多，贝尔曼对艺术的热爱与追求的程度也比一般人甚至圈内人深得多;所谓“常态化”就是这种特性是贝尔曼身上长期的稳定性特征，而不是突然被某个触发点激起的短暂的可变性特征。有了这些非“常人”的“常态化”的人性亮点，再加上那些非“常人”的“常态化”的艺术追求与浪漫情怀，贝尔曼用“画藤叶”的方式去“救琼珊”也就水到渠成了。

最后，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作为艺术形象的贝尔曼不可能用其他方法来救琼珊，因为在欧·亨利眼里，其他方法即使凑效也只能成就一个“大爱”的贝尔曼，无法成就一个“浪漫”的艺术家。这种只关乎伟大，与美无缘的构想不是小说家们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