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生

中转站的活动充分地遭遇了科学与艺术结合的三个不同的版本。1.0版本是科学家需要美育和修养，需要高尚的娱乐，艺术家需要知识和现代科学常识，科学家和艺术家在一起愉快地互相欣赏。2.0版本是艺术家借助科学家的发现和发明，获得了在平常的社会和自然中无法得到的启示和灵感，从而创造出奇特的作品，而科学家也来对这样的作品进行思考和评判。3.0版本是科学家和艺术家单独都无法完成、必须由他们双方参与的共同作品，才能够为未来的世界建造一种新的可能性，建立一个“人天合一”（“天人合一”的反其义而用）的新世界。在这种会合中，艺术家就是科学家，科学家就是艺术家。

我本是“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的策划人，根据年鉴展规则，我的个人意见并不能影响“年鉴”对艺术现象的记录和对年鉴艺术家（每年年鉴记录130人左右的创作成果作为一年的当代艺术成绩）的选择，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的编辑是基于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CMAA”的日常调查和一年为期的数据统计。截至10月31日，今年的当代艺术展已经发生了2452个（偶有遗漏），其中北京653个、上海454个。2017年恰巧在喜玛拉雅美术馆举办了我的“滚！在当下”回顾展，《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出版13年来，我第一次通过统计数据被选入年鉴，我就动员另一位年鉴参展艺术家刘昕（因其《Orbit Weaver》作为2017年突出作品被选入年鉴展）使用自己的参展资格，我们合作来建设一个开放的讨论机制。中转站的“超级实验室”，注重“新媒体”的本体，开始实验信息技术中技术与艺术的合作，扩展材料技术、生物技术。

今年1月，“未来论坛”在中央美术学院开办了一次分论坛，专门讨论科学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两位科学家马兆远和张帆与我同台进行了对话，我还记得马兆远的谈话谈到了科学与艺术的关系，虽然较为超脱，但还是非常地令人印象深刻：“我始终认为艺术和科学是相互关联、不分彼此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根本上，我们都在探寻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三个问题是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关系。从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围绕这三个问题持续作答。可以说，艺术，是一个回答的工具，而科学，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不管怎么说，现代科学其实不是一堆放在那的真理，因为真理本身是没法描述自己的，它更像是一种……我把这句话认真读一下，今天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忘了，但是这句话真的重要：‘当人们追求绝对真理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偏离了追求真理的正确道路。’其结果就是——发现绝对真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悖论。于是，我们退而求其次，只求方法的靠谱和限定条件下相对可靠的结论，并且随时准备去推翻它。而这一过程，真的看起来像一场行为艺术。”（引自马兆远《未来论坛讲稿》，2019年1月6日）

我把“未来论坛”艺术分论坛看成是与中转站联结的，关于同一问题意识的合作和延伸。所以我给论坛的简要介绍是这么写的：“艺术美化具有实用目的的技术产品，或给科学技术人员提供高级娱乐和文化欣赏；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被艺术家利用来创作作品，超出了经典艺术的材料和效果（即新媒体艺术的兴起）；从新媒体艺术展现的人的问题，艺术与科学结合探讨人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追问人性走向何处，同时对科技对人的损害和异化的负面进行揭露和批判；我们在中国当代年鉴展建立艺术与科学的‘中转站’，在此，艺术和技术可以相遇和转化，这个‘中转站’将转向何处？当然是从现在转向未来，但未来不得而知。不可知才是需要艺术的理由。”

11月17日在“2019未来科学大奖周”，“未来大奖”的颁奖典礼会场，“未来论坛”推出了“物演——科学观与艺术观”主题展览。此展览由顾振清策展，黄笃担任顾问。这一次的艺术展览，确实在体现“未来论坛”的未来性，因为这样的“创作”，科学家的思维被艺术家的感觉结合，创造全新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今天的科学家和普通观众看起来似乎不太理解，但是確实体现了艺术与科学的新的结合。展览制作人谢蓉表示：“这次展览是中国艺术家与科学家合作的2.0版本。艺术思维与哲学、与科学思维通过不同的途径探讨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万物存在的真知。人类对既往宇宙规律与内在规定性的认知太依赖于100年前的反映论和近100年来的存在论。然而，21世纪以来，在人类不断突破既有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的局限的条件下，艺术家的艺术思维和哲学家、科学家的哲科逻辑思维不断在并行，发生交叉、交集、互动、互渗，势将激发一种突破性发展的可能性。”

邀请参展的五位当代艺术家杨千、王度、李晖、费俊、陈文令，与“未来科学大奖”往届中的五位获奖科学家卢煜明、薛其坤、潘建伟、许晨阳、马大为进行合作，根据科学家的科研成果，创作作品。每位艺术家借助科学家的发现和发明，获得了在平常的社会和自然中无法得到的启示和灵感，而且各有专门的领域和针对性，从而创造出五件作品。科学家并未参与创作，只是为艺术家提供了思路和知识上的参考。

最近策展人顾振清又继续在保定做了“反应堆：荣毅国际艺术展”。根据顾振清在前言中对“反应堆”的解题：“又称为核反应堆，是一种能维持可控自持链式核裂变以实现核能利用的装置。科技的演化和革新，是人类哲科思维不断突破既有知识结构和认知格局的一个过程。人类认知、提纯并抽象对象世界所有自然存在、精神存在、社会存在的活动，构建起一个包罗万象的符号系统。体现人类人文进步和科技发展的所有文化现象都属于符号系统。人的意识和思想，在人群之中必须经由符号载体进行信息交流和表达。当代艺术把符号系统作为人类存在的本质条件，不断整理、重构既有的知识存量，不断拓展、提示人类寻求知识生产和精神出路的新路径、新方向。”强调科技的演化和革新是哲科思维不断突破既有知识结构和认知格局的一个过程，在“反应堆”展览中应该说这是一个整体倾向。具体的科学家的科学观和艺术家的艺术观如何起作用，和起到何种程度的作用，我们来仔细地解读。

卢煜明是2016“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获奖人，获奖评语写道：“奖励他基于孕妇外周血中存在胎儿DNA的发现，在无创产前胎儿基因检查方面做出的开拓性贡献。”杨千是这样理解卢煜明的发明的：“染色体承载的DNA是生命的基因，也可以说是生命的源泉。关于22对常染色体，美国学者撒迦利亚·西琴（Zecharia Sitchin）在《宇宙密码》（The Cosmic Code）一书中作了惊人的论述，他发现了希伯来语的22個字母跟22个常染色体的神秘关系，从其字母的书写和形状来比较都有种种关联。希伯来语是人类最古老的字母文字，可谓是文明的基因。在我的作品中，把象征生命基因的22对染色体和象征文明基因的22个希伯来语的字母，采用对应、综合、重构等艺术形式，以探讨生命、文明以及历史密码的意义并给我们当今社会提供种种思考。”具体方案做成“在4米×5米的封闭式空间里，在紫光灯的照射下，中间摆放一个展示台，上面分别放有两组22个培养皿，一组培养皿里用荧光蛋白培养出22个希伯来语字母，另一组培养皿里用荧光蛋白培养出22对染色体的形状。把这两种并排对应的关系转换到四周的墙上，融入了联想，无数的染色体排列成像人流一样的队列，朝着一个方向行走，绕墙一周，似乎像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迈着碎步走向黑暗一样。同时，空间内四周墙上散乱地用希伯来文写着一些关键词和犹太符号，如染色体、犹太文明、奥斯维辛、世界大战等。”卢煜明在1997年和1998年发表了母体血液中存在着胎儿的游离DNA的论文。基于这些发现，他进而研究这些胎儿游离DNA的特性，证明了使用胎儿游离DNA来诊断遗传性疾病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从而运用于临床。这个研究与种族政治和染色体符号之间距离遥远，如果延伸卢煜明这个项目的象征意义，在于说明了任何母体中胎儿游离DNA的状态，都会在母体中间留下一些痕迹并通过检验母体而测出。是否可以将犹太人遭受到迫害的这样的一种“基因现象”作为人类普遍存在的迫害他人、消除异类的母体状态，在具体事件发生之前，而由“迫害他人、消除异类”游离因素就可以检验出目前正有什么样的行为和什么样的意识已经存在，正在朝那种趋势演进，而最终会酿出种族灭绝行为和其他反人类罪行，从而预先示警和阻止，至少进一步地揭示和说明。艺术家似乎并没有从这个更为贴切的问题入手，看来科学家也并没有从此处深入到社会问题检测的更为广阔的文化意义上去。艺术家只是从这个科学家的涉及基因、染色体的研究方向上得到了笼统的启发，而作出更广阔的呈现。

进而，他将之提升到对展览题目的解释：“物演”是物质从任意的初始状态到量子力学的“力”的消长运动的演绎，它叙述人与物的历史，也指向物与人的未来。量子微观世界那些神奇无状、变幻莫测的能量数据和公式将不断地更新着“物演”的版本。

王度的作品方案最后是收集不同形状、质地、颜色、功用的物品（物质），用锡箔纸全部粘贴并包裹这些物品的表面，隐去其原有的表象。根据展示空间，用这些包裹了锡箔纸的物品制作了一个类似于物理实验室的全景装置。不同形状、质地、颜色、功用的物品被锡箔纸覆盖后，等于抹去了不同物质直观的表象属性，成为无相的物质；以无相的物质结构一个有相的“实验室”，是科幻的也是“物演”的。这与薛其坤的实验室表象有关，与他的具体推进离得有点远。薛其坤利用分子束外延技术，这是一种薄膜生长方法，能在材料衬底上一层一层地生长单晶薄膜。他制备了多种高质量的单晶薄膜材料，使他的小组首次发现并报道了反常霍尔效应和在钛酸锶衬底上的单层铁硒高温超导现象。这两个成果都是在凝聚态量子物理上的实验成果，他在极低温和零磁场条件下观察到霍尔电阻达到了量子化的数值，用实验证实了先前的理论预设。导电钛酸锶衬底上生长出的单层铁硒大幅提高了临界温度（critical temperature），而且很薄的薄膜材料开辟了一种界面增强超导的新途径，很有发展的前景和实用意义。到了艺术家那里，就把所有的日用器具和实验设备包了一层铝箔！真是很想听到科学家的真实感想。

我与王度1986年就已经相识，这一年我们建立了“中国现代艺术档案CMAA”，编辑《中国当代艺术年鉴》、据此开办了“年鉴展”与“中转站”。后来他在西方完全不使用中国的资源和思维，开拓了自己的艺术领域，对西方媒体及其媒体本质的拒绝和摒弃，制造了一种巨大的充满感染力的装置作品，在欧洲获得了巨大的影响。所以他把薛其坤的分子束外延技术朝装置感染力方向发展，也不觉得意外，只是奇怪他们俩人怎么能连在一起？

潘建伟是2017“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获奖人，其获奖评语为：“奖励他在量子光学技术方面的创造性贡献，使基于量子密钥分发的安全通信成为现实可能。”他被推崇的理由是预示着人类利用量子纠缠效应则可实现了第一个量子网络，在节点之间完成量子信息（数据信息）的可逆交换。可以在两个节点之间产生远程纠缠，未来研究资料通过远距离的量子信息沟通实现为时不远。

艺术家李晖与潘建伟做了《薛定谔的魔盒》。李晖如此解释：薛定谔的猫应该是科学界最有名的宠物，它的死与活至今还在叠加状态之中，唯一确定的是它永远在“黑箱子”里，等待着放射粒子是否衰变、是否触动了毒气机关。我们看不到它，猫也看不到我们，一旦见面，猫也就不是薛定谔那只神奇的又活又死的猫了。进入量子态的必要条件是——不观测它。这件作品的本意是最低限度地实现这一条件，让参与者感受进入量子世界的大门。不观测，在实验中就是没有“光”参与，但我认为对于“人”来说，规避可见光就足够了，毕竟我们承受不起绝对零度。“绝对”俩字去掉都会呜呼哀哉的。全黑的环境是量子实验重要的条件，因为光的照射也是观测，我邀请观众参与到我的实验中来，我的实验条件是尽量去除人的视觉和听觉，这两个感觉是日常中最常用做观测中的。因此在选用材质和空间的设计上尽量做到这些，你只需体会这其中的感受。我相信如果实验成功，起码渐渐你的呼吸会追逐你的心跳，甚至听到血液流动或是刺耳的耳鸣，谁知道呢？我们确实是在现实的经典世界，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发生，但量子世界的大门就在那里，推开一条缝，你会看到你和那只猫同处一室！

我在现场申请在这个装置里待了一段时间，当时感觉到了宁静，一无所有的瞬间，要看到那只猫，只能期待艺术家的指引。

许晨阳，2017“未来科学大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获奖人，他的获奖评语是在双有理代数几何学上作出的极其深刻的贡献。艺术家费俊的《情绪几何》是与许晨阳合作的实验成果，作品邀请观众在装置的暗箱中触摸几何模型，触摸的情绪会通过心率等生理数据采集装置记录并计算出来，这些情绪数据会影响初始几何图形的变化，生成一个个“因人而异”的情绪化的几何图形，并最终通过自动粉笔机械装置绘制在黑板上。艺术家从代数几何的抽象性和纯粹性中获得启发，并尝试把数学对现实世界提纯化的解释与艺术对现实世界复杂化的解读结合在一起，完成一次同时处于现实之上和现实之中的艺术实验。艺术家认为代数几何是绝对纯粹的，作为一种用于解释世界复杂性的数学语言，它纯粹到无法用我们的视觉经验和认知逻辑来理解。数学家的工作方式往往像在黑暗中摸索和认知。我们通常所见的用于解释代数几何的图形只是某个公式的化身，或者说是影子，尽管数学家们降维到用图形来解释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思考方式却不是图形化的，因为任何图形都无法真正表达代数几何的抽象，而只能是一种投射。代数几何是绝对抽象的，它存在于世间万物中，却不需要物理世界来验证它的存在。两个点构成的一根线只有当我们不去试图用任何媒介来进行视觉化的时候，这根线才是数学语言里描述的一根二维的线。即使我们可以找到世界上最光滑的表面，再用世界上最细的笔在这个表面来画一根世界上最光滑的线，当我们用放大镜去观察，我们看到的依然会是一根粗糙不平的、沾染了尘世肌理的线。

而艺术某种意义上是在给世界回归混沌提供“熵”力。与数学家所追求的纯粹性和抽象性相比，一个视觉艺术家的工作基本是给这个世界“添乱”。《情绪几何》将充满不确定性、复杂和混沌的个体情绪数据与纯粹的、抽象的几何数据进行耦合与杂交，就像往真空中注入雾霾、往纯水中注入污液、往真理中注入无理。这种形而下的“添乱”式的艺术实验的目标不为揭示任何纯粹的普世真理，只为呈现任意存在的个体真相。作品并不打算让观众以理性的方式来理解代数几何数学，而是让观众以感性的方式通过与几何图形的感性接触以及提供个体的情绪数据来与艺术家和数学家共同完成一次无法预期的创作。

的确无法预期，双有理代数几何——暗箱中触摸几何模型——情緒数据绘出的几何图形之间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几何，而是艺术家以“几何”之名进行的一次奇异的建构。

马大为，2018“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获奖人，获奖评语是表彰他在发明新催化剂和新反应方面的创造性贡献，为合成有机分子，特别是药物分子提供了新途径。陈文令做了《一匹奔跑的双头马》，他谈道：“数月前我专程到上海生命科学院参观物理科学家马大为实验室时，不经意间在走廓的报告墙上发现一个马老师研究成果的分子结构图颇似一匹奔跑的两端双头马。这匹双头马恰巧暗示着整体的现代科学技术在进步的同时后退，在向前奔跑的同时也向后奔跑的悖论。当代人在享受现代科学技术优越性的同时，产生了种种的现代综合症。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可造福人类，也可伤害人类甚至毁灭人类。科学技术的正能量犹如太阳普照，惠泽万物。科学技术的负能量如同空气之毒，伤及万物。故而，科学家在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过程中，需要人文光辉的浇灌。甚至还要有宗教信仰的加持，也就是说需要一种看不到的超自然力的神助。很多伟大的科学家在人文艺术和宗教信仰方面也很有造诣。科学+艺术+宗教可以构成一个最稳定的三角形的鼎力关系，以此来警惕和质疑科学枝术所存在的隐患。当然人文艺术与宗教信仰更需要正能量科学技术的滋养共生。科学必须是说得清楚的，但艺术不一定说得清楚，说不清楚的部分也往往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我试图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的雕塑作品（参考方案图形）把这些说不清楚的部分翻译出来。把马大为某些科学元素和我的艺术理念进行视觉化、公众化的转化，使之在个性中见到共性，在共性中见到普遍存在的审美秩序和价值秩序。”陈文令把自己对艺术的体验和对生命的理解，利用这次机会做成了一个纪念碑。

身处北大，我从事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与科学家可谓近水楼台，我们融洽相处。当然，我们设立“中转站”更希望的是艺术家和科学家一起做3.0版本。为了尝试如何和科学家合作共同创作一件作品，“超级实验室”选择与《知识分子》公众号和“未来论坛”联合。在建立“中转站”的时候，其实设定合作的伙伴就是《知识分子》和“未来论坛”，因为他们不仅是科学家，还是组织科学家探索未来合作可能性的“队长”和“反应堆”。

“中转站”以新媒体主题启动，讨论媒体与媒介，实际上是在讨论新技术——计算机技术、储存、传播和网络的上传下载的呈现技术——与当代艺术的关系。而在这里，潜藏的就是“科学与艺术”的关系，因此“中转站”新媒体的介入，必然就转向了科学前沿，“超级实验室”部分则从两个主要方向推进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一是对科学与艺术的扩展实验，探索科技发展对人性的恢复、重塑和演进；二是反省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的发展对人本身的伤害和异化，也就是反省科学技术对人类可能造成的问题和伤害，如同在新媒体艺术中包含“反媒体艺术”的反省，二者一体而双向，互为表里、辩证执中地为未来先行实验。

一共计划做5个项目，由5个科学家和5个艺术家配对完成。一个是医学专家和国画专业出身的艺术家章燕紫一起做一件并不存在的物质的“形象”的想象和图画；一个是计算机及人工智能的高手王映初，和王拓一起做一场戏，王拓清华毕业后，一直做图像和新媒体的戏剧，设计了一个所谓的AI戏剧，通过计算来让人演，体现人的异化等；一个是生命科学专家饶毅教授跟我一起做一个直接面对死亡问题的装置和程序；一个是北京大学做材料研究的傅云义教授和中转站“站主”刘昕一起做一个新材料方面的合作。第五项是慕尼黑大学Poepper教授和北大的包燕教授领导的脑科学研究小组，他们研究艺术活动（音乐和绘画）在人脑中的各种反应，准备把整个实验过程作为一件作品展现出来，这个项目我也参加了实验。“超级实验室”5个项目中基本展开是材料科学方面的实验，由傅云义教授和刘昕一起做液体金属镓的形态结构实验，他们结项讨论请见后面专文。其他项目“因为太难”（饶毅语），所以还没有结项、展出。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刘昕本人原来就是一个科学家，她从清华自动控制系毕业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而她的作品只是在论文和实验成果之间，寻找实验形态和实验过程中的奇异效果，拿出来做了展示，也就容易参与到傅云义教授液体金属镓的形态结构实验中。

Poepper和包燕组主要从事脑科学和艺术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我在研究中也有介入，起先只是一个被试者的地位，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只有特殊功能的小白鼠：他们小组主要是用我的“第三抽象”的作品，做物理空间和色彩空间的打乱，并与原作进行对比，试图探究“第三抽象”对于神经活动影响的独特之处，让被试者观察，用核磁共振技术测定他们的心理反应，最后得出结论：

“与观看具象艺术不同，抽象艺术不包含清楚和具体的视觉客体，基本的视觉特征占主导地位，客体识别神经回路对此并不起显著作用，而负责运动计划的脑区则更加活跃。

我们发现，原作对左半球楔前叶、下顶叶、次级运动皮层以及额叶脑回引起的激活比控制条件下更低。楔前叶和下顶叶是自我相关信息处理的中心，在观看‘第三抽象’艺术时，观者从‘自我中心’视角下抽离出来，而更多地融入作品的意境中。在以往的研究中，通过把中国山水画与西方绘画相比较，也发现了类似的效应。与波洛克等行动派抽象画不同，我的‘第三抽象’作品引起的次级运动皮层活动更低，原作的颜色和空间组合会抑制观者把笔迹和动作联系起来的倾向。左侧的额叶脑回的低激活意味着更少的复杂的对意义的加工，更少地把抽象的形状看作符号来操纵计算和理解。

我们认为，人类除了传统认识上的由笛卡尔所提出的理性、外显、语义层面的知识系统以外，还存在另外两个知识系统。当观看艺术作品时，人类的内隐知识更占主导地位。观看和感受的体验本身所引起的知识也与第一个知识系统不同，且同样重要。我们的结果显示，‘第三抽象’艺术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将三个系统同时激活，尤其是将我们带入更深的内隐和视觉体验知识的境地。”[1]

最近我应课题组之邀写了一篇论文，逐步将合作的层次提到对无动机的设定测试。我在论文中强调：“整体的动机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要消除动机本身，结果是使得作品所可能产生的与客观世界之间形象的联系切断，不给观众造成作品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固定联想。首先这个工作是针对作者自我。如果作者心里带有着一个固定的意向，就会在动笔开始（无有存在变成‘有’的转变瞬间）和之后，不断地在反复绘画的过程中间将这个意向进一步明确和加强，这样就会使得作品本身具有明确的意义的方向。所谓意义的方向，就是好像这样说明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表达一个固定的感觉和情绪或者是意思。所以作画开始面对一个白色的方形平面，凝神静观，消除杂念，让性情处在平静而空无得状态，然后突然落笔（用的是书法技术……）。”我的角色正从一个接受科学家实验的作为对象的“艺术家”，向共同项目的合作者渐进。

但是当我为了“中转站”去找《知识分子》和“未来论坛”的科学家去合作时，其实不容易进入项目合作层次。我曾经向饶毅教授请求共同来做“死亡实验”作品，是基于饶毅曾经在《自然》发表了论文。他发现无羟色胺对老鼠的同性恋倾向有决定性作用，对揭示同性恋的生理基础有重大启发。他当时告诉我这个机理的生物基础的重大发现之后，我就萌生了与他合作如何将“死亡”的過程中宁静/悲恐的生理机制诉诸研究。1985年我曾发表研究人类最早的写实绘画（模仿造型）产生的理论时建立的一个理论模型——人类绘画并不是说具备了生理完全基础才去行为（绘画），也不是有了绘画人才由此作品才建构生理基础，而是生理基础的形成和做出作品（绘画）是同时发生，所以我“一俱论”。如果把这个思路放到生死问题上，人在濒死时生理的机制构成是否会和其所处情景环境构成互动生成的生理变化，会让濒死之人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如果将之制作成一个作品，是否可以让宁静而不悲恐的死亡成为可能，这样就可以共同来研究做一个装置，天女散花、余音袅绕，对应生理机制，调整内部分泌和外部感受的合适状态。在美术馆先让受试者可以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体验感，进一步推向濒临死亡，但是他却有一个改造人的精神基础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和药物刺激与化学刺激所产生的应激反应还是不一样，这是一种生理的建构反应，也就是说，人体自身的变化或者分子或其他生命物质自身的变化，随着对变化的刺激，同时共同生成。饶毅谨慎地思考我的“一厢情愿，其意也诚”，也许在专业上他觉得我的想法根本就不靠谱。

现在我准备反过来阅读无羟色胺增减对老鼠的同性恋倾向的影响测试时，怎样设定老鼠所面对的性对象？是全部同性，还是全部异性？还是不分性别自由选择？饶毅告诉我是“不分性别”。对于担当艺术家角色的我，再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想要研究老鼠在选择性对象的时候，对“色相”，也就是个体的形态和性征饱满程度是否加以考虑？因为无羟色胺增减的原因，有可能是身体自身（人为或病异导致的）绝对量的增减，也有可能是因为面对性对象时发生的反应，导致自身产生了无羟色胺增减。

当然我的问题非常的幼稚和愚蠢，难道老鼠也有色相吗？但是，老鼠没有，难道人没有吗？色相是否会引起性别的错乱？这个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也不能不说是个生命的生理机制的问题。只是到何种程度，科学家和艺术家才能共同去追寻。

在我“未来论坛”的对话科学家马兆远博士看来，科学家和艺术家合作目前“其实主要是艺术家的问题（一厢情愿），科学家都不用学艺术的。艺术都走到怎么诠释了，科学家只要学会说好话就行了”。一位艺术同行（於水）将科学与艺术合作解释为“科学家努力让科学浅显易懂，艺术家努力让艺术高深莫测”。

是否艺术和科学结合的3.0还要重新计划？

注释：

[1] 该研究的英文报告发表于PsyCh Journal 6（2017）： 11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