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生

本文旨在讨论当代艺术条件下艺术和科学的关系。

当代艺术和经典艺术不同。经典艺术有一个标准，大家按照这个标准贡献自己最好的才能、技术和劳动（创作）。而当代艺术是把所有已有的标准作为每一次创作所要突破和解放的界限，每一件当代艺术作品都必须能够创造一种新的可能、规范，或者至少是技术和形式，以作为作品成立的理由，这就是艺术史经历现代艺术革命后的重大的变化。中国在科学上是有待发展的国家，正如汪景琇院士在《关于艺术与科学的一点思考》中所说，到目前还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艺术上，中国本来就很强，古代中国是艺术的大国。艺术与个人的才能、智慧和问题意识相伴，所以科学上“相对落后”的中国在当代艺术上却有很大的成就。

由于艺术和人类的精神总是同步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是艺术和科学各自发展水平以及它们之间互相结合、互相对立的关系的总和。西方由于科学的发展，与此同步经历了现代艺术革命，改变了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在艺术革命之前，人们都比较崇拜经典艺术的伟大成就。1880年前后，在西方，人的精神发生了一些变化，而这个变化最鲜明的表现是在艺术革命中体现出来的，从此以后，艺术家的成就与科学成就共同成了精神文明发展史的标志，如凡·高、毕加索，这种人就变成了当代艺术中的“艺术家里程碑”，如同达·芬奇、米开朗琪罗代表着经典艺术的“艺术家里程碑”。因为时代变了，对艺术的要求和评价标准不一样了，只有符合艺术新的变化的艺术家才能够被写入艺术史。比如说有些称得上“杰出”的画家，他们还教会了我们中国的一代大家，间接地促成了中国美术界全面掌握写实的艺术和学院的教学方法，他们的学生成为了中国的百年巨匠。如徐悲鸿的老师达仰（Pascal Dagnan-Bouveret，1852-1929）和西蒙（Lucien Simon，1861-1945）、吴作人的老师巴思天（Alfred Théodore Joseph Bastien，1873-1955），他们在中国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的一张作品可以拍卖到上千万、上亿元，而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也许只能卖到几千欧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艺术市场最终还是遵循艺术史的判断来定价的。在巴黎的卢浮宫里有《蒙娜丽莎》《断臂的维纳斯》等，虽然这些作品令人敬仰，但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艺术革命之后仍然停留在经典艺术道路上的艺术家，尽管在技术上画得和达·芬奇几乎一样好，甚至能更多地表达社会现实生活和美好的自然景色，但现在我们根本就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在他们自己国家的艺术史上，也几乎没有他们的专门篇章。当年中国大师的欧洲老师们是一批继续用卢浮宫《蒙娜丽莎》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方法再去做艺术作品的人。而他们的中国学生，因为祖国处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利用了西方引入的经典写实方法来改造凋敝的中国文化和精神气氛，构成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承担了救亡图存的责任，在这种程度上，他们的艺术又和他们自己国家的特殊的精神文明构成了同步关系。今天，中国已经自信到引领世界的阶段，艺术随着改革开放40年，迅速发展到了当代艺术阶段，当代艺术不强调提供别人美好的作品供人娱乐、装饰、欣赏，而是让人成为更为完整、更为完美的人。艺术的主要价值在于激发和鼓励人类每个个体的独立的精神和自由创造的能力，这跟科学家、跟科学的根本道理是完全一致的，这是时代变化造成的必然的文明后果。今天，中国的艺术市场一直被业界称为有泡沫，就是指的市场价格与艺术史判断不同步。

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和科学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这是我本文所要提出来的问题。

首先，我认为今天科学和艺术都在承担着共同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在新媒体、新技术和新观念的条件下，在“后人类”剧变的转折点上，面对“未来的世界”，如何寻找人类的保障和出路。这个未来的世界是人为“建造”的，将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是一个人造的世界，是一个“无有”或者相当一部分脱离了自然、社会和真理的世界。未来我们生活的世界依赖于人造，人工智能占据主导地位，机器摄取、编辑和绘制的世界景观引导并限制着人的体验……其实变化已经开始很久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自然，比如说认识一种动物，其实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动物的“真身”，我们感觉到的都是关于这个动物的图像和声音。我们认识一个世界发生的“事实”，并借此作出的政治选择和道德判断的依据，其实并不是发生在我们同时/异地的“真实”情况，而是来源于我们获得的一些“信息”，这些信息是被编辑、剪裁，并进行过拣选和删改的图像、文字及综合媒介。人类所真实遭遇的激烈而焦虑的生存状态，或者突发的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事件，也可能正在我们端着饭碗、品着红酒时被随意讨论，在媒体消费中被忽视。这个时代把所有的信息都变成一种虚拟和图像（还有其他），而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们将会遇到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是否看起来很美好呢？有人甚至认为今天的“科技”的发展（科学和经由科学发展出来的技术是两件事情），这里特别是指“技术”根据人性的需要所进行的突出的、超常的发展，会使人类有可能慢慢离开原来自己所熟悉的那种自然和社会。我们将会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间被安置在一个个位置上，食物经过科学技术的变更而造成极大的满足。今天有很多人反对基因工程，北大生命科学的同事专门跟这些人争斗，我更相信他們的判断。我在艺术史大课上当着800个听课者说，我要吃转基因的食物，只要饶毅说可以吃，我就吃，不管别人吃不吃。我的学生在下面鼓掌。后来饶毅听到了，专门回复我说他吃的。我相信一个科学家，就像我相信真理一样，只要他说的符合理性，亦即符合科学规律，就应该照着做。如果我们不相信科学家，我们相信谁呢？难道我们相信艺术家、政客和商人？我并不是因为喜欢吃转基因食品而这么说，这样的食物并不能带来更多的营养和滋味。我认为如果没有生物工程，大多数普通人将会没有办法果腹。我们如果靠一亩田长出200斤漂亮的小米，金光灿烂，社会上层人视为珍宝，可以享受，但它不够成为生存的食物。汉代口田是每人20亩，经常遇到饥荒和乱世，经常是以非正常削减人口（杀戮和饿死）和流动（征略和移民）以恢复社会平衡。只有科学家和生物技术不断带给农业的技术改造，才能带给人类整体生存的可能性。我相信的是科学技术提供的责任和机会，所以才会作如上的表述。

未来更有意思的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所带来的东西。以后在自己的家庭日常、住家行卧中，我们有可能看到万丈山石，摸过去只是一块屏幕；我们会感到温暖的海风吹拂，其实是某一种小的空气动力设计；我们尝尽上品佳肴，只不过是从一个牙缝里面带出来的虚拟的味道；梦中情人是网上定制的一组程序……这样的一个时代离我们非常近，我们正在走向这个时代。

我们之所以愿意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来讨论科学与艺术的关系问题，是因为科学院大学有可能创造未来的设计和创作专业，那么这就是真正的“未来的艺术学院”。因为在这里，我们除了要通过一种特殊的技术和想象来制造人类未来生存的可能性之外，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为30年或50年以后人类将要遇到的困难和危机先行来做准备，不要到事情发生了以后措手不及。我们现在就来做准备，而这个准备的事情就是我们应该在一起建造科学和艺术的超级实验室。

作为艺术家，作为一个当代艺术的组织者（我一直是《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的主编），我也要同时告诫大家：今天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正在把我们人类带向一个偏执的道路。我们如果不断地发展人工智能，以为理性和科学是人类的救星，我们将会失去人作为完整整体的全部。因为人类是由理性、情性和神性同存的综合的整体，人是一个人，不是理性的机械装置和算法载体。就像我们崇仰古希腊，今天苏格拉底像和柏拉图像放在了希腊科学院正面的两个柱子上，也就是说，连希腊本身理解希腊都是在谈苏格拉底以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科学和哲学的希腊，这是文艺复兴和近代西方的“希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回顾历史，突破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对希腊文化的遮蔽和笼罩，其实真正希腊古典的辉煌是在苏格拉底之前。苏格拉底活着的时候参加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此时正标志着雅典的衰落。我们看到古典的雅典在此之前并不是只有科学和哲学，而是有神谕、有神话、有艺术，当所有人性在一起保持平衡的时候，人才成为一个人，一个完整的人，否则人就是一种理性的生物。如果我们只是理性的生物，理性就会在人工智能中高度地发展，当我们回看时，发现理性确实将人类从愚昧和感觉中解放出来。但是，理性、科學、人工智能，是否能够解决宗教冲突？是否能够解脱人情中的羡慕妒忌仇恨？是否能够带来种族、国家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否能够让计算机时代的人比旧石器时代的人多一点点幸福的感觉？科学和技术的高度发展给我们展示的是权威者更权威、富贵者更富贵，当少数人更加自由地延长生命、遨游太空之时，大多数芸芸众生正逐步退化为机器旁边的一坨赘肉！我们找不到算法和技术能给人类带来的尊严，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之所以需要艺术、需要当代艺术之缘由之所在。当代艺术就是要对所有的问题进行思考和质疑。在今天讨论科学和艺术的问题的时候，要更多地借助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差异来理解人性本源的差异，了解人性不是只有科学性、只有理性才是正当的。我们要保留人作为人的那些无关科学的方面，保留人的性情，保留人的神圣，包括对神圣的神往。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艺术把人还原到一个完整的人，也许我们今天的整体社会潮流的发展，今天的科学和艺术之问，会警惕技术的发展和投资的取向将会把人带向一个扭曲和片面的道路，这是我们在做艺术与科学结合的超级实验的第二个方面的理由。

所以我们做科学和艺术讨论的时候，总有两个事情同时做：第一，我们做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不断为人类创造未来的景观、境遇和条件；第二，我们保持科学和艺术之间互相的反省和自我的批判。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能时刻记住我们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可以被机器替代的“物”。如果我们一味对科学永无止境地追索，只看到科学的美感是如此辉煌，也许我们正不知不觉地走在一条偏执的道路上，在人的本性之一也就是理性的道路上飞奔，因此不少人才会把宇宙的发生、生命的起源和人的存在看成是一种算法。在整个人类认识发展的道路上，宇宙的发生、生命的起源和人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算法，而是一个奇迹。当奇迹发生了以后，科学家可以把其中的一部分归纳为一个算法，但是这些奇迹并不是在算法中得以启动和完成的，而是在奇迹完成之后被简化为一种算法。当我们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对我们的生命更加充满敬畏，对我们的未来更加充满忧患，对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更充满一种期待，也充满一种警惕！

注：本文根据2019年9月8日作者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与艺术之问”讨论会上的演讲修订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