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加

在当下的民谣 / 摇滚乐坛，五条人向来显得颇为异类，从2008年组建至今，成军十一年的时间里发表过五张专辑，且不说音乐风格的驳杂，单独就创作主题而言，就已经涵盖了从历史人物到现实生活、从社会新闻到魔幻想象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部洋洋大观的百科全书。

乐迷惯常以民间、底层、草根、方言、母语等来概括五条人的创作面向，诚然，这些在五条人身上都得以直观地凸显，但被忽略掉的，却是五条人的日常叙事手法，以及背后的诗意创造。

十年前，五条人的首张专辑《县城记》发布，从看守所里的浪子到田间的李阿伯，取材皆为日常生活，此后的专辑《一些风景》《广东姑娘》《梦幻丽莎发廊》直到2018年年底发布的《故事会》里，日常的叙事占据着很大的部分。

从文学角度来看，五条人的日常叙事，很容易被人与二十世纪国内的新写实文学联想起来，但二者有着截然的不同，与新写实的零度叙事中“诗意”的消解相对立的，是五条人在日常生活叙事中对“诗意”的重新认识与发现。

说到“诗意”，五条人曾经表述过自己的看法，当有记者问道：“用白描的方式赤裸裸地描写现实？这样的话就失去了民谣的诗意？”五条人的仁科回答道：“诗意是不是统称就是一个诗意？有时候你觉得诗意的东西，我觉得有点恶心;而我觉得诗意的东西，你说这是什么鬼。”

如果说，民谣中的“诗意”仅仅存在于所谓的“诗性”想象中，存在于伤春悲秋式的顾影自怜中，而不存在于看似“白描”的叙事话语里，那么这是一种偏见，更是一种无知的短视。于五条人的作品而言，“诗意”恰恰就存在于这种日常生活的叙事里，只不过，它往往以不同的面相表现出来。

五条人首张专辑《县城记》中，有一首《倒港纸》，歌中“表叔公”在海丰县城东门口“倒港纸”（兑港币）——这是20世纪80年代末海陆丰的一个特殊行当：港币贩子，他们低价回收港币，再高价换出。而这些都是五条人的仁科与阿茂在幼年时候的记忆。在二十一世纪初，仁科、阿茂二人搬到广州生活，又在繁华的街头遇见了这个还在经营黑市的表叔公，只不过倒卖的对象，从港币变成了美金。从海丰小镇到广州都市，从港币到美金，这是一个个体在全球化的时代中成长的隐喻（专辑中的《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也提到“今日全球化，明日自己耍”）。而“倒港纸”的诗意，就在这个隐喻中的表叔公那惟妙惟肖的表情描写里：“两眼发亮”“惊讶”“瞪着”，这一系列的表情，热情勃发，它透露出的是表叔公那打了兴奋剂般的激动，而这个激动，则潜在地成为懵懂中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个体的心理表征：对于新秩序那无比热烈的向往，对于未来的无比浪漫的憧憬。

而在2016年底出版的专辑《梦幻丽莎发廊》中的同名作里，五条人描写了一个被从乡下骗至城市里的发廊妹的故事。歌曲的背景是“石牌桥”，作为从海丰县城闯入的外来客，仁科和阿茂早年的广州生活，从石牌到岗顶，从华南师大到天河，都围绕着石牌桥这个圆心展开。这个地标既是个人生活的烙印，也是时代变迁的象征。随着一番城市的改造，姑娘离开了“梦幻丽莎发廊”，但是“我”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沙滩、椰林想象，在忧伤中不知所归的姑娘成为永远的过去。德里达曾经说“文学本身，跟意义和指涉之间，总是一种停顿的关系”，那么《梦幻丽莎发廊》的诗意，就在这种“停頓”中生成，它并不在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那无可猜测的不知所终的结局中，而在于大时代背景下，“我”“发廊妹”这样的小人物，命运被莫可名状地书写着，“天空中的红月亮”每晚都在升起，“梦幻丽莎发廊”则时隐时现，幽灵般矗立在快速崛进的城市化进程和高奏的现代化凯歌中。

到了2018年发表的专辑《故事会》中的《烂尾楼》里，五条人让这个都市传奇前所未有地带上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流浪汉、酋长、匈奴王……现实与虚构相互叠加，真假难辨。但这个故事中一部分灵感依然来源于现实，它取材自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影片《热带》，一位湖南农民从老家到东莞寻找自大学毕业起便下落不明的儿子的故事。只不过这一次五条人把故事移花接木地嫁接到广州发生过的一桩真实事件里——十多年前，广州美院附近曾经有一栋烂尾楼，楼主跳楼自杀，原因不详……

歌中寻子的故事被逐渐放置在一个迷幻般的场景里，似梦似真，父亲的足迹遍及工厂、面馆、网吧，每一次带着线索而至，但都空手而归，寻子过程中，自己儿子的面目愈发模糊、迷离。

这一次，《烂尾楼》里的诗意借助着类似“残酷剧场”的形式得以体现，其中纷繁登场的人物的言行，应和了阿尔托所言的“（残酷剧场）将选择能反映我们这个时代骚动、不安特质的题材和主题”，他们正是在这个剧烈动荡的时代里出现，而被 “大成神祇、英雄或鬼怪，提升到神话的境界”。而这种诗意，是一种噬心的痛楚，它被现实所撕咬，悸动与不安就这样地悖论般存在于光鲜都市景观的背面，隐忍地搅动着我们的神经……

责任编辑 李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