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　宋雨喆

何平：我发现你也在阿乙转的微信群“书讯”里，看来网络让世界本来毫不相关的人虽然不能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至少可以四海之内皆熟人了。颜峻向我推荐的你，特别说到你的《断歌集》。《断歌集》开篇，你说：“跑到外面去学歌谣，攒了一些句子、曲调，意思到了就不想太铺张，我叫它们断歌。”我们现在提“歌”的多，说“谣”的少，但恰恰“谣”比“歌”多更多简朴、干净和天真的东西，我在《断歌集》确实读到童年和天籁，我不知道这和你写作时候的感觉是不是一样？

宋雨喆：阿乙、颜峻都是好多年的朋友，他们介绍的错不了，哈哈。《断歌集》那批歌跨越的时间虽长，但句子曲调多半是蹦出来的，逐字推敲的不多，无论通透或迷茫，应该是天性在某种时机境遇下的流露吧。倒是音乐制作上花了好多心思，现在想起来挺遥远的。

何平：其实，包括“木推瓜”“大忘杠”都有一种瞬间和偶然的东西。

宋雨喆：“木推瓜”是1998年错看了街上的一块牌子得的名字，确实有些怪，也符合那时的愤怒偏执与音乐上的失惊倒怪。“大忘杠”这名字来自姥爷口中无意义的发音，2008年才正式变成乐队的名字，她宽容 / 超离 / 聚合，也有些悖常理难捉摸，对我自己也是忽远忽近的。

何平：“木推瓜”“大忘杠”精神气质的天真和纯真，进而我想，你是不是也在慢慢自觉地把这种天真和纯真和世界相遇发展成观世方式和艺术“风格化”？包括最近《后营沥青路上漫步的孔雀》。

宋雨喆：杨朱讲全性保真，尼采讲酒神精神，这些都是没步骤学习只能印证的东西。作品“风格化”我并没发展和经管过，但我现在也不爱说自成一派没有风格之类的话，跳出来看看自己还是有风格，也有限制，这反而会促使自己更宽泛地与人合作。你提到《后营沥青路上漫步的孔雀》这首歌，是有些年轻的天真动情，也含着些志气与色情，写给两拨人，也重合了两个年代。

何平：但是，我知道你这种天真和纯真又是一种障眼法，不然你就不会有《活人秘史》之《人民抱住想象力》这样复杂的文本了。

宋雨喆：我是摇滚乐的背景，对社会的切实感受和不甘于被其他意志强迫的精神头上来自己都拦不住。“木推瓜”新的这批歌词，罗列的参考书目曲目及思维方式与“大忘杠”很不一样，大工程，我为最后没过多受“大忘杠”的状态干扰感到庆幸欣喜。但这两个状态的叠加与对抗确实是一种很大的精神消耗，我都不知道值不值，还是值得吧。

《人民抱住想象力》这首大曲里也引用了一些平时读到的文字，加上自己的文字织就到一块，再纠缠上100多轨乐器轨，记着录完这六页歌词，我和英国的录音师沉默地对视了很久，嗡嗡炸响的脑仁和撕裂的喉咙让我筋疲力尽，也很有快感。

何平：你说过，“摇滚乐和社会思潮像鸟和风”，这种鸟和风的关系，我不仅仅理解成是风对鸟起飞的助力，很多时候鸟和风是一种紧张、对抗，甚至是撕裂和死亡，只有在这种意义理解摇滚乐，也才能理解你的歌词和音乐中愤怒和力量的部分。

宋雨喆：这话是从“禽之制在于气”来的，“制”已经带出了你解读的诸多意思。过去三年我也在抵御愤怒对我日常家庭生活的副作用，不过妻子还是支持我。

何平：“正午故事”有一篇李纯对你的专访，我很喜欢专访的题目《山道上撞见一个宋雨喆》，一个在路上的宋雨喆形象。如果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看，你艺术实践的几个重要节点——1998年、2009年和2016年，也是中国这二十年的几个重要节点。二十年，你从长春去北京，在城中村的艺术家聚居地待过;你去新疆、西藏等地漫游，然后又去了德国，然后再回到北京，这中间的离开和回返，对你精神世界、艺术观和艺术实践都是一次反思和打开。

宋雨喆：感谢你帮我总结了这三个节点，分别是“木推瓜”组建、“大忘杠”组建和“木推瓜”重组，想一想确实挺重要，我自己有另一套节点算法，是用决意和感悟定的，哈哈。

奔走迁徙是我的命吧，我必须得学会长期在这个状态下思索和创作。或发展出一些技术，让思维被孩子和其他琐事打断后可以从某时某处再接上断点，当然，这些技术常常不奏效。

何平：从《断歌集》到《活人秘史》，不只是文本本身越来越复杂，我注意到你也越来越注重文学、音乐、装置、布景、戏剧等“综合”，这中间你应该有一个艺术观和个人经历漫长变化，能不能具体谈谈？

宋雨喆：《活人秘史》实际上很早就开始写，“大忘杠”还有一部更大部头的诗剧《金刚喜剧》，已经断断续续写了十年，形式都有些跨界吧，这些与《断歌集》这类简洁的文本不是一个线性递进的关系，更像是平行关系。也就像宋雨喆 / 木推瓜 / 大忘杠。艺术观与个人经历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但“大忘杠”试图让不同背景的人在一块，“木推瓜”就是摇滚乐，用宋雨喆这个名字更像一小块自留地，可以慢慢耕耘。

何平：你长期在国外参与艺术活动，这对你的艺术有着怎样的影响？

宋雨喆：前几年比较多，确实受益匪浅，也获得了自信吧，“大忘杠”本身也有很多国外的音乐家参与。

何平：你的音乐有很多民间元素，涉及民间的戏曲和歌谣等，你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和庄子也有自己的体认和理解，这体现在专辑《荒腔走板》中，而且“木推瓜”“美好药店”和“废墟”三个乐队曾经一起出过一张唱片《被侮辱的姿势》，想做“非欧美化”的摇滚乐，但事实上，你现在许多音乐活动，包括影响力都是“在欧美”。那么，“在欧美”的你，现在如何理解“非欧美化”？

宋雨喆：我的生活在柏林与北京辗转了好几年，重心随着生活漂移，其实在欧美也谈不上多大的影响力，实际上我觉得自己还能将音乐当成主业是很幸运的事。20年前“木推瓜”時代确实想做些摇滚乐上的突破，但到了“大忘杠”，创作上并没苦心孤诣地求“非欧美化”，对“创新”这个词也没那么热衷，我就是用经验里的这些材料，再加上不断跟别人跟自己内心学习。但在国外时间长了对中国的文化会有些反思，中华文明也无非就是世界上诸多文明的一种，自己从心理上觉得更亲近罢了。

何平：我注意到你最近北京的“大忘杠”音乐不仅仅特别强调观众的参与和介入，还有孩子们的手工绘本工坊单元。这可能都涉及艺术启蒙和艺术教育，你是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

宋雨喆：前面提到，“大忘杠”在用音乐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放在一起，而且有了孩子后天然地想给他们撑起更大的更自由的空间，想法动机都需要在事里面磨才叫事业，所以促成了这类活动，包括策划的艺术节也是如此。

责任编辑 李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