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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庆坝子农耕中的水文化

2019-08-23薄艳艳

中国民族博览 2019年7期
关键词:水文化祭祀

【摘要】鹤庆坝子是个农业社会,水资源对于农业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由于鹤庆坝子特殊的气候、地理条件,使鹤庆坝子历史上水患与旱情频发。这些因“水”而产生的灾难,使当地人产生更多关于“水”的想像和愿望,逐渐形成了当地的水文化。尤其是在农耕方面,人们为了在农耕中能更好地使用“水”,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水的活动。这些活动有祭祀,也有对水的管理,逐渐形成了当地农耕中的水文化。本文以鹤庆坝子为研究的区域,以农耕中关于水的祭祀、管理等活动为研究的内容。探索当地人因农耕而引发的一系列关于水的文化活动及其发展。

【关键词】水文化;鹤庆坝子;祭祀

【中图分类号】J528 【文献标识码】A

一、鹤庆坝子自然历史背景

鹤庆县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由山区、半山区、峡谷区共同组成的。“鹤庆县属低纬高原山地季风气候。主要的特征是雨热同期,干湿分明,夏季多雨,冬春多旱。”鹤庆县是个农业社会,农业生产是鹤庆县经济发展的基础。云贵一带将山间的盆地称之为“坝子”。鹤庆坝子是鹤庆县内最大的坝子,土地平坦、土质较好,是鹤庆粮食的主产区。

在鹤庆坝子中,除了一条最主要的河流“漾弓江”之外,还有许多的龙潭可供农田灌溉,如黑龙潭、美龙潭、西龙潭、黄龙潭、羊龙潭等等。鹤庆的水资源相对较为发达,但是由于历史上鹤庆水利系统还并不是非常完善,鹤庆坝子的旱灾还是不断出现。除此之外,由于鹤庆特殊的历史地理特点,鹤庆历史上水患发生也较为频繁。关于当地的旱灾“据史料记载,在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雍正二年(公元1734年)、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本县出现旱灾。”“1959~1988年共出现干旱17年,其中大早8年(1960、1963、1964、1968、1969、1973、1979、1983年),一般干旱9年(1961、1962、1965、1973、1976、1978、1980、1981、1982年)。”

关于当地的水患“据史料记载:本县在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光第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民国2年(公元1913年)、民国7年(公元1918年),均出现洪涝灾害。”

鹤庆历史上水患与旱灾的频繁发生,给当地社会带来了许多的灾难。也让当地人对于“水”的祈求和愿望更加强烈。随之产生的是鹤庆坝子丰富的水文化。当地有许多关于水的传说,如赞陀崛多开辟鹤庆、大历神与二力神、蝌蚪龙与银河水、牧童与龙女等;也有许多供奉着“水神”的寺庙,如水峒祠、镇江庙、千感灵、天子庙等;还有较多关于水的祭祀节日,如四月初八钓龙节、三月十九日放龙会等。鹤庆坝子的水文化有许多产生于农耕活动,也有许多受农耕活动的影响而变化,以至于消失。本文以鹤庆坝子农耕中的水文化为研究内容,去探索当地人因农耕而引发的一系列关于水的文化活动及其发展。

二、鹤庆坝子农耕中的水文化

鹤庆坝子关于农耕的水文化较为丰富,比较典型的有农历三月十九放龙会、农历四月份的开秧门、农历四月份的建水班、农耕后的“洗牛脚”等。放龙会为当地举行的纪念活动;开秧门与“洗牛脚”主要是通过祭祀活动来达到;而当地的建水班则是对水的管理机制。

(一)放龙会

历史上三月十九的放龙会只是在鹤庆坝子中的双龙村举行。原来是本主会,后来居住在漾弓江两岸的纳西族和白族,因水利问题械斗成了冤家。徐霞客考察路径此地,为人们设计了一个双龙闸而使两族人民合理用水,解开了冤仇,结为了好友。为了纪念此举,每到举行结谊的十九日,两族群众便在双龙村聚会,歌舞欢庆。会上,还要唱“双台”滇戏歌颂徐霞客;并到漾弓江双龙闸处放水,歌舞“唱虚”。随着历史的发展,现在双龙村“放龙会”的内容已经基本见不到了,当地已恢复了本主会的传统祭祀内容。而“放龙会”只有在历史资料中及当地人的历史记忆中还依稀可见。虽然已无法考证“放龙会”的真实性,但是它在历史上的兴盛,足以说明当时百姓对此文化的需要和推崇,也可以理解为对“合理用水”的期望。随着当地水利系统的完善及水资源管理的合理化,“放龙会”也随之被逐渐遗忘了。

(二)开秧门

鹤庆坝子里的人每年在耕种之前,一般在农历四月份左右,都会举行“开秧门”,据当地人说,历史上鹤庆坝子开秧门时,在鹤庆县城附近村子的人会到县城内,先将山间的水引进县城内的水池中,装满水池后,再将池子里的水分散引流到各村使用,就算是开了秧门。而离县城较远的村子,人们往往是通过吃豆子,来标记开了秧门。

现在鶴庆“开秧门”的节日,已不像大理其它地区那么兴盛。但在耕种之前,当地人还是会到附近的寺庙里祈福,祈求当年雨水充足但不过多。也因此,许多地区的庙会逐渐变成人了人们在农业生产之前为当年农耕祈福的节日。如“四月初八为浴佛节会,是曰于水洞寺祭河城乡妇女多携香烛至寺焚祷”。四月初八原系本主会,后逐渐变为交换农作物粮种的“赛宝会”。现在四月初八水洞祠会,变成了祈求当年雨水能顺遂人心的祈福会,人们在此烧香念经、唱歌跳舞、吃素饭,以祭拜祖师爷等神灵。现在的鹤庆坝子中,甸南地区对于“开秧门”的祭祀活动要比甸北地区更为重视。

(三)组织“水班”

鹤庆是个农业社会,水是最重要的公共资源。历史上鹤庆坝子中关于用水的纠纷一直不断,如:明朝时期,《大理民间契约文书辑录》收录的《鹤庆军民府(赵三止)》記载“据本府民赵三止等告称,羊捲与溪鲁,俱系麦地上下相连,冬春用水紧急,溪鲁杨绍宗等霸阻水利。本村地广人众,不获涓滴,不甘告院,行请天台,已蒙断给详允。”清朝时期,《羊龙潭水利碑序》也记载大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本年六月,松树曲三村控西甸三村‘凿挖水道,屡坏古规等情到州内,并禀‘前任王州主去任后,象眠村违断又改设新坝等因。本州不胜慎重,曾经堂讯细审,又两次委员踏勘,确得事情。除责斥违式外,断令同照古规,修复石闸。”

为了避免因“水”而产生的纠纷,也为了更好地满足各村各户的用水需求。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当地人总结经验,逐渐建立了“水班”制度,他们通过建立水班来实现最佳的用水规则。在耕种之前,当地人根据水系的分布情况,在村里或者村与村之间组织“水班”来负责水利的管理和分配。水班人员每年都会重新选择,“水班”人员的名单往往是由村委会来定,一般是村民间轮流参与。水班人员一起商量和协调当年当地各村各户的用水时间、用水量及使用水的顺序等问题。以求达到公共水资源最佳的分配和使用。在现代的鹤庆坝子社会,依然延用着“水班”的管理机制。

(四)耕种过后“洗牛脚”

在耕种结束后,当地有“洗牛脚”的说法。所谓“洗牛脚”,字面意思是指农耕的结束,后来演变为农耕结束后,当地人感谢神灵的祭祀活动。“洗牛脚”并没有固定、统一的时间。一般的农户都会在农耕结束后置办一些好酒好菜以作庆祝,同时也会到寺庙里烧香,以感谢神灵对农耕中雨水使用的保佑。去庙里烧香时,许多人往往是以“班辈”为组织形式前去的。当然也有以家庭为单位的前去祭拜的。现代鹤庆坝子依然有“洗牛脚”的风俗。

三、总结

鹤庆坝子特殊的历史、地理、自然环境,导致了是鹤庆坝子特有的水文化。而鹤庆坝子农耕中的水文化,更是体现了“水”在当地农业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角色。通过对当地农耕水文化的研究,我们发现当地的水文化是随着区域社会的发展,而在不断变化的。不同历史时期,当地人对水文化的需求是不同的,这也的导致了当地水文化在不同时间段内的兴衰变化。总体而言,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水利系统发展,农业在社会中占有率的降低,鹤庆坝子中关于农耕的水文化活动也在逐渐趋于衰落。当地的水文化与其它文化之间不断地相互影响、交融或更替。

参考文献:

[1]云南省鹤庆县志编纂委员会.鹤庆县志[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鹤庆县水利水电局.鹤庆县水利志[M].不详,1996.

[3]章虹宇.鹤庆轶闻[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

[4][清]光绪《鹤庆州志》卷5《风俗》.《大理丛书·方志篇》第8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5][明]赵敏、王伟.《大理民间契约文书辑录》第7部分《鹤庆军民府(赵三止)》[M].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

[6][清]张了,张锡禄.《羊龙潭水利碑序》载《鹤庆碑刻辑录》[OL].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会,2001.

作者简介:薄艳艳(1985-),女,江苏人,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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