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稻作和水

2014-09-26尹绍亭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14年2期

摘要：在近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云南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稻作文化及其水文化。着眼于水，首先从云南各民族的自然观和认知适应自然的角度考察传统稻作文化中水源的涵养保护和稻田灌溉技术，继而论述近60年稻作文化及水资源的变化，最后指出，为了解决水资源短缺的困境，应该重视历史上各民族传统水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对于各民认知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知识，应取其精华，传承发展。

关键词：稻作文化；水文化；灌溉技术

中图分类号：S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4）02-0004-09

云南地处中低纬度地带，高原、高山、中山、低山、丘陵、台地、盆地类型齐全，汇集了北热带、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南温带、中温带和高原气候等诸多类型。云南3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26个民族，各民族社会、历史、文化迥异，然而大多依赖种植稻谷为生。云南的稻田分布海拔最低400余米，最高达到2700余米。云南的稻谷品种繁多，粗略统计多达5000余种（包括水稻和陆稻）。① ①资料来源：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情报所。特殊的自然与人文，使云南成为世界上稻作文化多样性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云南因此被誉为“稻作王国”和“稻作文化的故乡”。云南稻作文化内涵丰富，涉及内容广泛。本文着眼于水，拟考察稻作文化中水源的涵养保护、稻田灌溉技术以及水资源的变迁。

一、自然崇拜与水源涵养

云南的稻作分为水稻和陆稻，不论是水稻还是陆稻，从源头上说，灌溉皆主要仰赖雨水。由于稻作农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所以无论是水稻民族还是陆稻民族，均有丰富的物候知识：可以从动植物和天象等的细微的变化感知每年雨季来临的时间、雨水的多少以及可能发生的气象灾害等。具有感知物候的知识，然而却无法掌控天象气候的瞬息万变，这种状况，即使是科技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依然如旧。农耕社会敬畏自然，信奉万物有灵，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于是对自然神灵顶礼膜拜，形成了种类繁多的祭祀活动。例如，每当农历四五月间，傣族、布朗族、哈尼族、德昂族等要祭祀竜山竜树，佤族、基诺族、拉祜族、独龙族等要祭祀山神、林神、龙神、风神，彝族的撒尼人等要祭祀密枝林（神林），纳西族则要举行名之为“曙”的祭天仪式。而且，大凡有龙潭、山泉、湖泊等水源地，绝大多数民族均要祭祀水神、龙神。举行祭龙、祭水神、祭龙潭、祭山泉、祭湖泊、祭神林等仪式，其意义自然是虔诚地表达对于水和自然的敬畏，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同时也是一种警示，要让人们记住人类的渺小，对于大自然必须始终保持谦恭、虔诚的态度。神山、神林、龙潭、溪流、山泉是神灵的栖居地，大自然神圣不可侵犯，所以许多民族有约束自身行为的各种禁忌和法规，谁扰乱破坏神灵的栖居地，便将遭到惩罚和报复。万物有灵的世界观、谦恭的自然观以及相关的禁忌和法规，乃是云南各民族传统社会维持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的文化机制。

信奉万物有灵，顶礼膜拜自然，并不是说人类完全是神灵和自然的奴隶、完全没有人类自身的能动性。人类在顺应、适应自然的前提下，其实一直在努力探索、开拓能动的空间。譬如，农耕社会视苍天和神灵为雨、水、风、雷、洪涝、干旱等的主宰，然而如何留住雨水、贮蓄山泉、合理管理、有效利用等，就不能靠天靠神，而必须靠人、靠制度、靠文化。在这方面，云南各民族的传统水文化做出了最好的说明。先说山地民族，云南的十几个山地民族——独龙族、怒族、傈僳族、景颇族、德昂族、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基诺族、苗族、瑶族以及哈尼族、彝族、汉族、白族等的一些支系，传统的生计方式，主要是经营种植陆稻、玉米等作物的旱地农业。山地民族由于居住山区，山高坡陡，人烟稀少，村寨分散，有的民族还习惯于不断迁徙，所以很少修筑长久使用的具备一定规模的水利设施。不过，在正常年份山地民族并不缺少生活及灌溉所需水源。云南大部分地区属于太平洋东南季风和印度洋西南季风的控制区域，一年分干湿两季，5至10月为雨季，11月至来年4月为干季，雨季雨水丰沛，能够满足农作物生长的需要，干季无雨，然而依然泉水叮咚，溪流潺潺，河水长流。原因何在？那是因为山地民族深知森林和水的关系，懂得森林的重要，懂得如何保护森林，所以才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水。这些民族实行刀耕火种轮歇农业，农地按规划垦种，村民们每年集中垦殖一片林地，其余若干片区休耕蓄林，休耕期短则七八年，长者10余年。热带、亚热带森林植被恢复快，土地经过七八年休闲已蔚然成林；温带地区植被恢复相对较慢，人们便在休闲地中栽种桤木（俗称水冬瓜树）等速生树种，或者种植漆树等经济林木，一方面可以缩短休耕地的休闲期，另一方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益，能够获取更多的林业产品[1]115-127。长期以来，许多人把热带、亚热带森林民族的刀耕火种和石器时代原始刀耕火种混为一谈，误以为森林民族的刀耕火种原始落后破坏森林，那是被表面现象迷惑了。刀耕火种靠的就是森林，如果森林没有了，刀耕火种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山地民族有严格保护刀耕火种轮歇地森林的规矩，村寨周围还要划定若干“自然保护区”：神林、神山、水源林、护寨林、茶园、坟山等。这些神圣之地，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砍伐树木、破坏环境，如果有人违反禁忌和法规，不论是长者还是小孩，都将承受相应的处罚[1]178-183。村寨森林环绕，绝大部分农地森林覆盖，湿季从天而降的大量雨水被森林吸收储存，形成巨大的“绿色水库”，一年到头，地表径流纵横，清晨常常大雾笼罩，即使干季也无干旱之虞，农作物照样茂盛生长。山地陆稻民族表面看上去像是“不知灌溉、靠天吃饭”，其实不然，作为大山和森林之子，他们认知自然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远远超出局外人的想象，值得重视、学习。

刀耕火种是轮歇农业，轮歇农业有其局限性，并不适合所有时空，其轮歇系统能否保持平衡和持续良性循环，决定于人地比例：在云南亚热带山地，要求人均占有农地25亩以上，在温带山地，则要求人均占有农地至少30亩。也就是说，刀耕火种农业只适于人少地多的生态和社会环境[1]198。相对于刀耕火种轮歇农业，水田稻作农业具有集约性高、节约土地的突出优势，人均只需有二三亩水田便能满足食物生产的需要。因此，当人地关系趋于紧张，刀耕火种农业难以为继之时，开垦梯田种植水稻便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云南梯田开发历史悠久，唐代樊绰所著《蛮书》便有“蛮治山田，殊为精好”的记载。梯田农业为云南一大农业类型，其分布几乎遍及全省。从耕种轮歇地转化为耕种梯田，水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从水源的储蓄和涵养来看，梯田农业依然要把森林保护作为头等大事，不过它对森林的配置却有特殊要求。所谓梯田，即开垦于山坡之上有如阶梯的水田。由于梯田筑造于坡地，所以很难利用低地河谷之水进行灌溉，水在高处，才方便利用。为此，梯田民大都精心保护高地的森林，村寨通常建在森林的下方，村寨之下则为梯田，即森林、村寨、梯田呈垂直分布形态[2]。如此布局，好处甚多：水源来自村寨上方，水质优良，且方便人畜用水；流水出自高山森林，顺势流入层层梯田，无需构筑复杂的灌溉设施；水流经过村寨，可将人畜粪肥一同带往田中，免去了人工施肥的辛苦；流水从高处梯田一层层流向低处梯田，水肥利用较为充分。当然，由于山势复杂，梯田分布无序，光靠高山流水顺势流淌还不能解决所有梯田的灌溉，作为辅助手段，还需要开挖沟渠，修建必要的设施，实现整体灌溉。

水田稻作，除了梯田之外，更多的是分布于低地坝子的水稻农业。傣族、白族、汉族、壮族、布依族等，主要居住于坝子，是历史悠久的稻作民族。坝子水稻民族多临水而居，水文化十分发达。他们善于建筑水井、堰塘、陂池、水坝、沟渠等水利设施，以利用来自高地的山泉、溪流、河水。坝子人多地少，土地金贵，然而森林依然是低地民族聚落景观不可缺少的组成要素。傣族有这样一句经典谚语：“没有森林便没有水，没有水就没有田，没有田就没有人。”这句话可视为低地坝子居民关于人与自然认知的高度概括。彝族古代有“山罗罗”和“坝罗罗”之分，“坝罗罗”也叫“水田罗罗”，滇中的彝族支系撒尼人、阿细人等即属此类。时至今日，其村村寨寨仍然严格遵守著祖先的规制，保留着神林神山，每年按时虔诚祭祀朝拜。目前该区尚有多达数万亩的神林神山，该区喀斯特地貌渗漏严重，这些神林神山对于该区河流、地下水和湖泊水资源的保持发挥着重要作用。又如西双版纳，1958年以前该区森林密布，傣族村寨的“垄林”多达1000多处，总面积约10万公顷，约占全州总面积的5%。那时许多村寨只有引水沟渠，没有蓄水工程，只有鱼塘，没有水库，全州45万亩水田靠包括垄林（寨神林、勐神林）在内的森林“绿色水库”涵养水源灌溉农田。景洪坝子戛董乡曼迈寨200多户、1000多人的人畜饮水及2000多亩水田的灌溉，就是靠后山“寨神林” 流出的箐水解决的[3]2-3。据研究，垄林具有突出的保土保水功能，垄林下的土壤年径流量为657毫米，若毁林开荒，土壤的径流量会陡增为22631毫米；每亩垄林能蓄水20立方米，西双版纳全州其时有垄林150万亩，能蓄水3000万立方米，相当于当地修筑的3个曼飞龙大型水库，5个曼岭、曼么耐水库的蓄水量[3]2-3。

二、水稻民族的灌溉技术

前面说过，山地民族种植陆稻，陆稻耐旱，雨水浇灌和森林径流浸润就能生长，不需要人工灌溉；而水稻则不同，是水生作物，育种生长都需要足够的水的养护，所以必须进行人工灌溉。云南水稻民族传统的农业灌溉，主要有陂池灌溉、沟渠灌溉、水车灌溉等几种方式。

（一）陂池灌溉

云南农业灌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大理苍山之麓，考古学者曾经发现过陂池遗址。苍山高耸入云，峰峦迭障，冬季冰封雪裹，夏季冰雪消融，溪水涓涓。陂池遗址在山麓缓坡，筑有堤坝，可截留雨水和自高山流下之雪水，用以浇灌田园。① ①吴金鼎等，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甲编）.重庆李庄，1942年。唐代《南诏德化碑》载：苍洱地区“厄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池，下隰树园林之业”。《南诏野史》亦载：“高河，大理府点苍山玉局峰顶之南……蒙氏丰祐遣军将晟君潴山为池，导山泉泄流为川，灌田数万，源民得耕种之利，是名高河，一名冯河。岩壁耸削，潭嵌以石板，皆人力为止之者。”

云南有关灌溉较早的考古资料，还有数件东汉时期的陶质水田模型。滇池东岸呈贡县小松山东汉早期墓出土的陶质水田模型，呈长方形，长320毫米，宽200毫米。一端是大方格，表示蓄水池，另一端为大小不等的12个小方格，代表水田。池田之间有沟相连[4]。另一个发现于呈贡县七步场东汉墓中的水田模型，水池中增加莲蓬、水鸭、青蛙、螺蛳、团鱼等水生植物和动物。在连接水池和田的渠道上还架设着一道小桥[5]。大理大展屯东汉墓出土的水田模型呈圆盘形。圆盘中间由一道高约40毫米，厚10毫米的堤埂将其分隔成两半，一半是水池，池中有莲花、田螺、蚌、贝、泥鳅、青蛙、水鸭等12中水生植物和动物；另一半表示水田。堤埂中央有一宽20毫米、高15毫米的出水孔[6]。此外，在通海县亦发现过东汉水田池塘模型[7]。

图1呈贡县小松山东汉早期墓出土

图2呈贡县七步场村东汉墓出土的水田模型（呈文，1997年）田模型（云南省博物馆供稿）

图3通海县镇海东汉水田模型

图4大理市大展屯2号汉墓出土的水田（王国辉等，1992年）模型田（怀清摄）

从上面几件水田模型可知，东汉时代滇中等地已经普遍修造陂池用于灌溉，这从历史文献的记载也可以得到印证。《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朱提郡（今滇东北地区）……先有梓潼文齐，初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也记载道：“（西汉末年）以广汉文齐为（益州郡）太守，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文齐兴修陂池，可以说是开了云南大规模修筑水利设施的先河。

挖掘陂池积蓄河水和雨水，目前仍然是云南除迪庆高原、怒江峡谷以外的广大地域低山地带和坝子（盆地）广为应用的方式。陂池的功能虽然主要在于农业灌溉，然而就象上述出土的水田模型所示，陂池还有多种用途。比如养鱼、养鸭、养鹅，种植水芋、茭瓜、莲藕等；此外民间还广泛利用陂池处理建筑木材，即将建房木材浸泡于陂池数年，以防止虫蛀；水源清洁的陂池，夏天还是孩子们游泳戏水的场所。

图5景洪傣族陂池捕鱼

在云南东南部文山州的许多山区，陂池可谓生命的源泉。那里属于喀斯特地貌，石头遍野，土壤贫薄，植被稀少，地表蓄水率极低。雨水落地，很快便渗漏于石隙之中。所以这一地区虽然并非干旱气候地带，年降雨量也不算少，然而却严重缺水。生活于该区山地中的汉、苗、彝、瑶等民族，常常为水少、断水而苦不堪言。过去不少村寨为了水而不得不经常迁移住所，近二三十年来由于人口增加，土地权属确定，随意迁移已经不再可能。而一旦遭遇旱魃，便不得不远距离寻水运水，近者四五公里，远者十余公里，人背马驮，翻山越岭，其困苦之状令人难以想象。那里的人们能够生存下来，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了陂池。在村中、寨边、地头、洼地选择石层厚、断裂少的地方，凿石砌壁，造就大小陂池，贮积雨水，以供人畜饮用和农业灌溉。20年前我们曾2次调查过一个名叫峰岩洞的村庄，当时全村56户人家全部拥挤居住在1个大山洞之中。该村取水有2个来源：一是雨水；二是地下渗水。雨水靠陂池贮积，洞口、洞外和较远的山坳中有五六个陂池，大者如篮球场，小者直径仅二三米。地下渗水为所居山洞的钟乳石滴水，洞底深暗之处采水仍然采用陂池；洞中明亮之处则靠漏斗和渡槽采水：山洞中众多高悬的钟乳石下有许多由数米乃至10余米长的竹竿支撑的蒙着塑料布的竹编漏斗，钟乳石滴水落入漏斗之中，然后顺着空心竹竿直接从房顶进入厨房，或先流入高架渡槽再转接入家中。如此巧妙的采水之法，也只有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中才会被创造出来[8]。

图6山洞中的峰岩洞村

图7广南县峰岩洞村修筑于地边和山坳中的陂池

图8明代祥云等地的“地龙”陶管（大理州博物馆展品）

（二）沟渠灌溉

利用河川之水进行农业灌溉，最常见的方式是开沟筑渠。沟渠的筑造，原理非常简单，即利用地势高低挖掘水路或架设槽渠，使水定向流动。而为了利用水位较低的水源，则以筑坝的方式提高水位，所以沟渠灌溉又常常与堤坝相结合。

云南古代沟渠灌溉的遗迹和文献很多，而比较有特点的是滇西的“地龙” （图8）， “地龙”与新疆的坎儿井有异曲同工之妙。“地龙”分布在祥云县的米甸、弥勒县的西河灌和下海子以及大理地区，目前有几条修筑于明代的“地龙”仍然被使用着。所谓“地龙”，又叫闷沟或龙沟，即埋于地下的暗渠。地龙或为石砌水道，或为无数相连的陶管。短者数百米，长者达10余公里。水道的高端（也叫龙头）需选择在高地水源丰富之处，依靠高水位的势能，使水流向灌区[19]。地龙深埋于土中，不易遭受破坏，所以经久耐用。偶尔源头有泥沙进入，水流不畅，可放大水冲灌疏通。弥渡农民对此还使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把鳝鱼放入地龙之中，让其爬行蠕动疏浚泥沙。上述地龙是埋于地中的暗渠，而就大部分水田稻作地区而言，一眼望去却是纵横交错的地上水网。西双版纳是一个典型的富有特色的水田稻作区，20世纪50年代以前，该区的水利灌溉不仅设施完善，而且管理制度健全。以景洪坝子为例，其时该坝子内有一个由13条长达数10公里的水沟组成的水利灌溉网络，可浇灌81个村寨约4万亩稻田。为了保障水沟安全和合理用水，当时的宣慰司署在各级行政机构里都设有管理水利的官员和职员，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管理系统。每年四五月雨季到来之前，宣慰司署照例要下令修整沟渠，以保证水流畅通。水沟修整后，要由管理官员检查验收。检查方法是将1个小竹筏放入水中，上面放石头，系上绳子，拉着顺沟而行，能够顺利通过便算合格，不能顺畅通过不仅要返工重修，而且要罚酒1斤，罚鸡1对。有时为了简便，就由管理官员扯1把野草或抓1把米糠洒进水沟之中，如果流动不畅，则不合格[9]。使用分水器在水沟各条支流的水口处测量分配水量，也是傣族的一项发明。分水器是一个木制塔形器物，分段刻着“伴、斤、两、钱”的标志，由水利管理官员执掌，用以检测各分水沟的水量。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土司制度的瓦解，傣族传统的水利管理制度已不复存在，然而其发达的沟渠灌溉至今仍随处可见。

图9橄榄坝曼远村和景洪坝的分水方法与分水工具（郭家骥图）

图10景洪傣族水田的沟渠

红河地区，是云南沟渠灌溉十分发达之地。红河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东南迎风坡降雨量充沛，用当地人的话说是“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极富灌溉之利。生活于此地区的哈尼族、彝族等，利用这一特殊的自然条件，积千百年之开拓，营造出规模巨大、极为壮观的梯田景观。清代嘉庆《临安府志》有此地梯田的记载：“依山麓平旷处，开作田园，层层相间，远望如画，至山势峻急，蹑坎而登，有石梯蹬。水源高者，通以略杓，数里不绝。”如前所述，哈尼族的梯田灌溉，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垂直的“跑马水”灌溉。让高山之水直接进入高地之田，每层梯田均有水口，水从梯田一层一层往下流，形成数十层乃至数百层自上而下的灌溉，远远望去，梯田水口犹如数十个数百个小瀑布悬挂山间；二是横向的沟渠灌溉。逢山挖土，遇石爆破，修筑数公里乃至数10公里的沟渠，将水引至缺水的山坡。有统计数字说，在1949年，红河流域的红河、元阳、绿春、金平四县修筑的沟渠多达12350条，灌溉梯田面积30余万亩；而到了1985年，上述4县的沟渠已增至24745条，灌溉面积近60万亩[10]98。

图11绿春县尼族引水灌田的竹槽

图12元江县小羊街乡哈尼族的梯田和水渠

（三）水车灌溉

我国内地，尤其是江南地区，水车种类最多，制造技术也最为先进，而且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时期便有关于水车的文献记载。云南的水车灌溉，应是内地移民传来的技术。清代《滇系·物产》载：“水车、水碾、水磨、水碓，皆巧于用水者也，惟之为利尤溥，滇亦多此。”云南的灌溉水车，主要有2类：一是龙骨车，亦名翻车；二是筒车，也叫水轮或竹车。龙骨车，车身由长槽和连轴链状刮板构成，因刮板状如龙骨而得名。按动力分类，龙骨车有人力手摇式、人力脚踏式、风力式、牛力式4类。其中人力手摇式又分单边手摇和双边手摇两种；脚踏式亦分为2人、3人、4人脚踏三种；风力式和牛力式需以齿轮转向传输动力，结构复杂。云南有手摇式龙骨车而没有脚踏、风力、牛力式龙骨车，且体量一般都较小。据笔者调查，云南龙骨车的分布范围，是在北起昆明、陆良，南至石屏、丘北这一区域之内。使用龙骨车，可将较低水位的湖泊、陂池、沟渠之水提升到较高位置的田园中进行灌溉。

图13石屏县农民使用翻车提水灌溉

图14路南县农民用翻车提水灌田

筒车云南俗称水车，是依靠水力或畜力转动的提水工具。云南仅见水力筒车而未见畜力筒车。筒车多半用竹子制造，因取材方便，且靠水力转动而非人力驱动，因此使用地域范围比龙骨车广，滇西、滇中、滇东、滇南各族人民均喜用筒车提水灌溉。筒车取水巧妙，且富于动感，目前不仅沿用于农村，一些城市风景区也以之营造景观，成为水文化的一种象征。

图15河流水浅，可用石头等拦筑水坝，以增加冲击筒车的水流，从而提高筒车的汲水效率

三、稻作和水的演变

云南稻作文化历史悠久，随着时代的更迭不断演变，最近数十年间变化巨大。先说山地陆稻文化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云南西南部山地盛行以种植陆稻为主的刀耕火种农业，目前除了与缅甸、泰国、老挝、越南接壤的边远偏僻山地还有少数刀耕火种残留之外，绝大部分地区已经绝迹。陆稻等传统农作物已很少栽种，替代种植的作物主要是橡胶、甘蔗等经济作物。市场经济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山地民族传统的生计方式，传承了数千年的刀耕火种陆稻文化迅速消亡，其包括自然资源认知、技术、管理、制度、信仰等等在内的十分丰富的传统知识，已不复存在。再说低地水稻文化的变化。和山区同样，市场经济催生了烟草、香蕉、甘蔗、香蕉等经济作物大量种植，水稻种植的比例已大为减少。最近30余年，杂交水稻的推广种植势如破竹，传统种植的数千种稻谷品种几乎消失殆尽，昔日完全依赖农家肥提高土壤肥力的有机农业变成为以使用化肥为主兼行农药灭虫的现代化学农业，农作物单位产量大幅度提升，解决了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的困难，然而化学污染也随之产生，食品安全成为令社会惶恐不安的大问题。

稻作文化变迁的又一重要表现，是水资源的短缺。中国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大部分地区严重贫水，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在世界银行统计的153个国家中仅排在第88位。云南被称之为“亚洲的水塔”，境内江河纵横，水系发达。全省大小河流上万条，其中较大的河流有180条，它们的集水面积遍于全省，分别属于六大水系：金沙江—长江，南盘江—珠江，元江—红河，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独龙江、大盈江、瑞丽江—伊洛瓦底江。云南水资源如此丰富，然而大部分地区依然严重缺水，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1）山高水深。云南多山，山地面积占到全省面积的95%以上，低地坝子、河谷面积极少，绝大多数河流穿行于低地，山地难以利用低地之水。（2）水利设施薄弱。近50年来由政府主导的水利事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远远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且许多设施年久失修，功能衰减，所以在遭受严重干旱和洪涝灾害之时，便捉襟见肘，难以应对。（3）天然森林覆盖率锐减。自20世纪50年代始，国家分别在滇西北、滇西、滇东南等地设立林场大规模采伐木材，经过约40年的连续采伐，这些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均以几十个百分点的幅度急速下降。（4）过度开发、盲目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滇南热带、亚热带地区20世纪50年代热带雨林、亚热带季雨林的覆盖率曾高达60%以上，据有关方面的统计，目前该区一些州县的森林覆盖率虽然依然高达60%以上，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现在的植被早已不是天然森林而主要是人工种植的橡胶等经济林木了。以西双版纳为例，该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橡胶种植，迄今为止，橡胶种植面积已达300多万亩。又如甘蔗种植，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云南亚热带地区大量兴建糖厂，大力推广“甘蔗上山”，即鼓励开垦山地大规模种植甘蔗，如今的滇南、滇西以及元江、怒江、金沙江河谷等地，均为甘蔗的重要产区。众多的研究业已说明，橡胶、桉树以及甘蔗等属于高耗水作物，它们被农民形象地称之为“抽水机”。大面积砍伐原始森林种植经济作物，导致生态系统严重失衡和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自不待言，众多水源枯竭、河流干涸则直接影响到当地住民的生产生活。（5）水田灌溉面积猛增。20世纪50年代，云南人口不足2000万，50年间，云南人口翻了2倍多，目前已超过4500万。人口增加，必然要增加农田灌溉和生活用水。以红河县为例，20世纪40年代红河县梯田面积不过是30万亩，至80年代，便增加到60万亩，整整翻了1倍[10]98。田多了，水源反而减少，矛盾自然突出了。（6）是各民族传统知识的丧失。如前所述，云南各民族昔日均具有独特有效的保水、护水、用水之法，然而由于社会变革、市场经济发展、实行大开发和城镇化等的影响，各民族关于水的传统知识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和环境，难以为继，水资源的养护和管理陷于混乱。例如位于景洪和勐海之间傣族的“竜南”神山，面积约8万亩（约053万公顷），历时900余年，是西双版纳最大的神山，过去勐海县河谷坝子中约5万亩（约033公顷）水田主要靠其涵养的水源进行灌溉，近年来竜南神山森林不断遭受砍伐，目前只剩下2万余亩（约013公顷），致使低地水田灌溉面临困境。① ①自然圣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论文选集：裴盛基.自然圣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2014，第30页。七是水资源遭遇污染。云南缺水，有自然的原因，更有人为的原因；有资源型缺水，更有水质性缺水。这方面的情况，滇池可谓典型。由于人为原因，滇池水质于20世纪70年代彻底劣化，虽经30余年数百亿资金投入整治修复，然而至今收效甚微，满湖依然是劣五类水质[12]。含有各种毒素的脏水，不要说其养殖之鱼令人不敢入肴，用于灌溉亦令人恐惧。使人痛心的是，目前水污染在云南已非个别，而是普遍现象了。例如滇西大盈江畔某地，昔日山清水秀，河沟环绕村寨，流水清澈甘甜，田畴相连，水网纵横；河沟中有多种鱼类繁衍生息，流域内鱼塘遍布，农家可随时捕鱼，吃鱼是家常便饭；稻田养鱼收获尤为可观，谷子黄时，控水捞鱼，一亩水田可获鲫鱼百斤以上，家家户户大量腌鱼储藏，可供长年食用。该地人们自古以来受水恩惠，以水为荣，靠水为生，因水而乐，把清澈河流视为生命之源、故乡之魂，从来不知污染为何物。然而万万没想到，如此美好的鱼米之乡竟然毁于一旦。20世纪80年代数家企业闯入高地森林，开始毁林采矿，水源地遭受破坏，选矿黑水浊流滚滚流往低地坝子，水系流域50余个村庄人畜和灌溉用水严重污染，鱼虾绝迹，土壤变质，良田破坏，人畜用水困难。环境遭受破坏，传统稻作文化受到致命打击，鱼米之乡的食品安全和人身健康失去了保障，人们整日生活在忧虑和恐惧之中。此等厂矿企业，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利益，祸害无穷，罪在当代，遗害千秋，决不能姑息容忍，应以切实进行有效整治取缔，还青山绿水于民众，为子孙后代保护好美丽家园。

图16大盈江畔锡矿开采排出的污水

图17元江水呈深红色，两岸山地种满甘蔗

四、结语

在近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云南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稻作文化及其水文化，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它们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现实急剧的变迁则令人困惑担忧。即如水资源及其利用，已呈现出重重危机和频繁灾变的势态。要有效遏制和改善这种状况，当然必须依靠政策法规和现代科学技术，这方面，政府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诸如退耕还林、治理污染、兴修水利等，成效有目共睹。不过，60年的经验教训说明，凡事光有政府行为那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重视和传承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使民众当家作主积极参与，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这就要求“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依靠政策、法律和科学技术，改变和禁止一切破坏、污染水资源的行为；另一方面则必须强调重视历史上各民族亲水、爱水、乐水、保水、洁水、用水的经验智慧，重视各民族神山、神林、圣湖、龙潭等“圣境”文化的意义，重视各民族对于其生境及自然资源的认知、保护和利用等传统知识的价值，取其精华，传承发展。只有这样，才是建设生态文明、谋求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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