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洁

(广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1.0 引言

随着当代认知科学的兴起，莎剧隐喻研究开始引入概念隐喻的理论视角，超越传统修辞学及文学的研究范式，探索莎剧语言及文本背后的隐喻认知规律(Tissari，2006；Lyne，2011；Wilson-Lee，2013；陈洁、谢世坚，2013；谢世坚、刘希，2013；陈洁，2017)。与此相应，莎剧隐喻翻译研究也从关注隐喻表达的跨语言转换，转向探索概念隐喻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作用。关于莎剧翻译认知研究的意义，刘翼斌(2010b)指出，文本意义转换的实质是两个文化社团经验的转换，翻译的过程是隐喻跨文化重构的过程；通过概念隐喻的认知方式探究莎剧译本的特点，有助于揭示翻译的认知理据及译者的心理机制(刘翼斌，2010a；王明树，2019)。在翻译认知研究领域，Kassner(2013)通过对比不同时期莎诗的隐喻翻译，发现基础概念隐喻具有跨文化普遍性，复杂概念隐喻则随时代及文化的变迁而变化。刘翼斌(2010a，2011)通过对《哈姆雷特》“悲”“仇”“喜”“玄”四大主题隐喻的分析，从认知角度评价梁实秋和朱生豪两译本，剖析翻译主体的思维方式，探索隐喻翻译的认知规律。

翻译研究的认知视角为深入认识莎剧语言特点及翻译规律带来广阔的前景，但迄今研究数量不多。刘翼斌(2010a，2011)对《哈姆雷特》隐喻翻译的研究主要限于原文与译文的隐喻对比，并未将这种对比置于英汉隐喻系统中，所得结论不足以揭示译者的认知倾向及隐喻翻译的总体规律。为此，我们选择莎剧①中具有代表性的四大悲剧，以及对中文读者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