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伟 李兰 王伟进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部分。自古以来，我国乡村基层组织肩负着治安维护与民众教化的治理任务。从模式演进看，乡里两级架构、邻里互保设计、依托宗法组织是传统乡土社会治理的共性形态，这些深刻影响着当前我国的乡村治理实践，也为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历史经验。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以来，多主体参与的思路全面影响着城乡中国的治理实践，显著改变着我国社会治理的整体面貌（王伟进，2019）。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9年，中办与国办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这些要求充分反映了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传统、时代精神与现实需要，标志着我国乡村治理迈入新阶段。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治理是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短板，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于推进上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乡村治理是乡村范围的社会治理，虽然以乡村秩序为目标导向，但乡村治理本身嵌入于国家“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中，不宜单一从社会建设角度考察，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全方位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