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卓

摘    要： “比德于玉”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一种观点，其理论源自周朝的礼乐文化。玉器在祭祀的神性中发展出来，在周朝理性精神的影响之下具有了“礼”“德”等丰富的礼乐文化内涵，又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成为君子人格的代表和士大夫阶层精神的象征，由此形成“君子比德于玉”的精神传统。

关键词： 王德    礼玉    君子人格    礼乐文化

赋玉以德的传统不是始自春秋时代，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形成的更加体系化的君子人格向前推溯，可以发现在有周一代“比德于玉”的内涵是经过衍生与变化的。在西周，玉器成了“礼”的载体，使得玉器在这样的王权话语体系和礼乐文化的发展之中被赋予“德”的内涵。“比德于玉”与“比音于乐”一样，于“比”之中蕴含着有周一代的理性精神。

一、王德与王玉

1.天命靡常，惟德是依

周朝在经历过“血流漂杵”的战争之后取代了商王朝的政治权利，成为新一代的王权拥有者。在有周一代，自奋强国的过程中总结出“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思想，汲取了商王朝灭亡的教训，从“德”取代“天命”的这一转变中可以体现出周王朝的理性精神。“德，得也。”“礼乐皆德，谓之有德。”对于国家的统治阶层而言，王德是至关重要的。《礼记·文王世子》载：“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君之谓也。”[1]（51）君子之德是治国之本，对于德的要求是周王朝对于统治者，统治阶层，国家栋梁的终身要求。《礼记·曲礼下》记载：“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不彻县，士无故不彻琴瑟。”[1]（318）玉作为“德”所比之物，无故不可离身，也就是时时刻刻警醒着佩玉之人不忘德行。从“比德于玉”中可以看到周代统治者更加注重的是佩玉行为中所蕴含的精神意义和所代表的实际功能。

作为中正的一国之王，不仅要有雍容华贵的言行举止，更重要的是要有让人尊敬的德行。周王朝對于“王德”的持守是其理性精神的体现，在商代淫祀的社会风气之中，走出祭祀礼仪中神性的迷雾，探索出人定胜天的决胜道路，相信“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在周公制礼作乐时，将周王朝的理念物化为具体的礼乐符号的过程时，真正开启了“比德于玉”的传统，将玉的特质与德相比，在一定程度上，“玉器”成了具体可见的政治符号，作为代表至高无上的王权，承载着王德的王玉，成为区分政治等级的礼器，展现在周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周人佩玉行为的背后是其“尊尊亲亲”政治理念的显现：在玉佩伶仃作响的乐声中时刻提醒有周话语辐射区域内的周民有关“德”的重要意义;同时也通过“以玉分等”的方式提醒着周民遵守礼乐文化，向他们传递王权不可撼动的讯息。

在比德于玉的过程中，“玉持续拥有的高贵品质及它的符号地位的变化，在汉字‘玉的形成过程中，得到了自我表白。”[2]在甲骨文中，玉的字形就是一条绳索上串着三块玉石，并且在现在字形上看与“王”十分相近，《说文解字》中，释王为“天下所归往者”;“注中说‘王，指的是‘参通天地人者，而‘王与‘玉，一方是贯通天地人的人，一方是贯通天地人的物，二者相通、相生、相照，用同一个字来形容，指的实在便是能够贯通天地人的‘人物或‘物人。”[2]在玉的自身特性，物象和色泽的映照中，凸显出“绝地通天”的王者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远古的巫师和祭司到之后的王，都体现着玉，作为“器”联通天地人的作用，是先祖连接天、地的重要物象，被赋予了神秘的宗教色彩;在不断的发展与演化中，随着王权的日益强化，玉所象征的巫性与神性逐步减退，从而成为王权掌控的祭祀的礼器与权力的象征，也承载了作为政治领袖的“王”的高尚品格和人格魅力，将“德政”的观念渗入其中，用来承载“礼”所包含的复杂的文化内涵。

正如《诗经·小雅·都人士》所描写的一样，风度翩翩的“彼都人士”即是昔日京都中的贵族男女，是有周时代的王族和贵族;“狐裘黄黄”是其仪容，“出言有章”是其言行，“充耳琇实”和“垂带而厉”是其形象;全篇通过不同侧面的描写来塑造“彼都人士”这个象，所谓“立象以尽意”，全诗正是通过对昔日京都贵族仪容行止的呈现，来表达怀念旧都执政者之美;其美是通过一句一句的描绘呈现其君子的风雅气度，通过外在饰物来比其德行之美，正是“比德”的最好例证。执政者的王德感化万民，人们感念曾经的辉煌和雍容时期，通过描绘执政者的外在形象来表达他们的思慕之情。由此可见“王德”的力量是有周一代的支柱，是“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核心。

2.王权话语与王玉

在王权话语体系中的王玉与王权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它不仅是王德的符号性载体，象征着王者德行兼备的领袖形象，还是代表王权的政治符号，是“王”浓缩性的物化载体。《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3]（409-412）在这则文献中可知“玉”作为礼器有玉瑞和玉器之分。作为玉瑞之用以等邦国，有圭、璋、璧、琮、璜、琥、瑁等，可见玉的等级化已经成熟，其所代表的政治地位的差异背后所隐含的是周朝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中森严的等级观念;作为玉器之用以礼天地四方，可见在祭祀仪式中王权的绝对统治力量，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掌握祭祀的权利就相当于掌握着一个国家的主权，在作为礼器的玉器中也蕴含着周人的王德思想和政治理念。

周人在继承了商人玉文化的基础上，把玉器中凝聚的原始宗教观念和娱神的宗教色彩极大的隐藏和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玉为载体所承载的王德观念和周王朝“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理性精神;并且在周王朝的祭祀活动中，不断地追念先祖，歌颂先祖的伟大功绩和不朽德行，从而警醒世人如今太平盛世来之不易，在温情脉脉的追思背后暗含着王权至上，不可僭越的话语内涵。

《礼记·玉藻》中记载一段祭祀场面：“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齐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燕居告温温。凡祭，容貌颜色如见所祭者。丧容累累，色容颠颠，视容瞿瞿梅梅，言容茧茧。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厉肃，视容清明。立容辨卑毋谄，头颈必中，山立，时行，盛气颠实扬休，玉色。”[1]（477-479）在这样的祭祀场面上，君与尸互动象征着先祖与君王的交流，通过之前的斋戒中“思其笑语，思其居出”的演“尸”过程，来营造一种神人沟通的环境和契机。在整场祭祀活动中“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齐遬”、“立容辨卑毋谄，头颈必中，山立，时行，盛气颠实扬休，玉色”，种种容止言语的表现恰如《礼记·玉藻》中记载：“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征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1]（469）在“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的行动中与先祖沟通交流，让先人看到如今大周的风雅精神和气度，从而求得先祖的保佑。而后《礼记·玉藻》又言：“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1]（469）可见在周王朝的各种重大的礼乐活动中，王玉作为王权的物质化代表器物是有着重要的地位的，并且在无故不离身的要求下，玉就像一道无形之中的枷锁，牢牢地将礼乐文化的观念锁进人心。在此过程中“玉器既是巫政结合的一个标志性器物，也是巫政结合后受到最大影响的器物。由于巫政的结合，玉器不但是巫师的法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成为权力的瑞符。”[2]

代表王德的王玉在周王朝是有专门的体系来管理、收藏和铸造的。如《周礼·天官》中载：“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货贿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齐（斋戒），则共食玉;大丧，共含玉、复衣裳、角枕、角柶。掌王之燕衣服，衽席床笫，凡亵器。若合诸侯，则共珠槃、玉敦。凡王之献，金玉、兵器、文织、良货贿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赐，共其货贿。”[3]（140-142）记载了玉器的使用情况和收藏情况;《周礼·春官》：“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3]（446）;“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王晋大圭，执镇圭，缫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执三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缫皆三采三就。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缫皆二采再就，以朝觐、宗遇、会同于王。”[3]（450）记载了掌管玉瑞、玉器之藏的情况，并从中可以看出其鲜明的等级化和行政化的特点。

在森严的王权话语体系里，在完备的职官体系中，“比德于玉”的传统在周王朝礼乐文化的影响下广而化之，代表着周人温润如玉的品德，也记录着当时温润如玉的礼乐品格。

二、礼德与礼玉

在周代系统的礼乐文化语境中，在《周礼》详备的玉礼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比德于玉”中的玉在玉禮的要求下，已经兼具了“礼玉”的政治文化内涵，承载着周王朝重要的“礼德”精神。在“王德”与“王玉”的演变中，开始流向政治体制中的中坚力量，起到了礼乐文化中所谓的“和”的精神，在尊尊亲亲、和乐融融的环境下，凝聚着周王朝的核心力量。

1.信以守器，器以藏礼

《礼记·礼器》记载：“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1]（354）礼器作为礼乐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大备是盛德的体现。且王国维先生释“礼”为“象二玉在器之形”，是“以玉示神之器”。在礼乐文化活动中，不仅彰显着当权者的特殊地位，更加重要的是实现其“礼别异，乐和同”的政治理想。在周代有五礼：吉凶嘉宾军;作为礼器的玉为了实现礼乐文化的政治理想，在五礼中的应用是无处不在的，加之周人无故玉不离身的传统，非常巧妙的串联起上下合同的政治形态，成为周人生活中特殊又郑重的存在。

在周人的很多活动中，礼玉作为礼器，彰显着它所代表的“信”和“礼”的精神。如《礼记·聘义》记载：“以圭璋聘，重礼也;已聘而还圭璋，此轻财而重礼之义也。诸侯相厉以轻财重礼，则民作让矣。主国待客，出入三积，饩客于舍，五牢之具陈于内，米三十车，禾三十车，刍薪倍禾，皆陈于外，乘禽日五双，群介皆有饩牢，壹食再飨，燕与时赐无数，所以厚重礼也。古之用财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财如此其厚者，言尽之于礼也。尽之于礼，则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诸侯务焉尔。”[1]（1030-1031）这段文献记载的是聘礼中的礼仪规程，从中可以发现礼器在聘礼中有“信”的精神显现，其“言尽之于礼也。尽之于礼，则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即是礼器中所蕴含的政治语言和礼乐文化。用玉器来加强周王朝和同姓诸侯国家的关系，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受到分封的诸侯也往往以玉器作为自己守土的标志，“执彼玉圭，以居其守”。在信和德的思想约束下，诸侯对王的敬畏和尊重与王对诸侯的告诫和亲近巧妙的借礼器之玉--“圭璋”表达出来，在温情脉脉的礼乐活动之下，有着明确严格不可逾越的界限，亦即“礼”所规定的界限。

《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详细记载了五礼的政治目的：“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以禬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3]（403-406）在这种尊尊亲亲的礼乐活动中，借助礼乐和礼器传达周王朝的礼德精神，从而达到文而化之的目的。作为礼器的礼玉将玉道德化，“以玉为信”“赋玉以德”，使玉器成为最佳的藏礼之物。

2.礼乐文化与礼玉

周代五礼是贯穿周人一生的礼仪事件，每一个周民一生之中都会经过礼乐文化的侵染和熏陶，在礼乐文化的包围中成为合格的周人。《周礼·春官·大司乐》：“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3]（477-479）这则文献记载的是周代的礼乐文化教育，是国子进行礼乐文化教习中的具体内容，从中可以看出“礼”在贵族阶层的重要意义，是贯穿其一生所要追寻和恪守的目标。在《诗经》中的很多作品都体现出周代礼乐文化中的“礼德”与“礼玉”之间的紧密联系。如《卫风·淇奥》有言：“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4]（53）《毛诗序》说：“《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4]（26）正如毛诗序所言，诗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充耳琇莹”“如圭如璧”等语句分别描写了这位人物的才能、外貌和品德。用礼玉来比其礼德，塑造了这样一个有德行的武公形象，在用玉来“美武公之德”时，也可看出其比德于玉传统的来源，体现出在礼乐文化的背景下，礼玉的象征意义是十分固定，其玉中藏“德”藏“礼”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且为人所认同。

再如《秦风·小戎》中写道：“言念君子，温其如玉。”[4]（114）写的是一位女子对征夫的思念之情，盼望他能平安归来。重大的军事活动是周人生命活动中很重要的部分，这位女子用玉来比其夫君的品格，足见当时人“赋玉以德”的习惯已经形成，而其背后报国杀敌的精神正是周人积极向上的精神的侧面展现。而《小雅·采芑》中则以方叔为主角记录了一次完整的军事演习。“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乡。方叔涖止，其车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约軧错衡，八鸾玱玱。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4]（181）佩玉的描寫彰显了其卿士的重要身份，也表现出他的雍容气度;后又描写其指挥作战的详情：雷霆般的战鼓声中，战车保持着进攻的阵形，在响彻云霄的喊杀声中向前冲去;演习结束，又是一阵鼓响，下达收兵的号令，队伍便井然有序地退出演习场，整顿完毕后，浩浩荡荡地返回营地。在这样一首诗中，我们可以看见军礼的威严和整饬，了解卫士们杀敌保国的英勇身姿。

还有《齐风·著》通篇从新嫁娘的视角观看新郎的玉饰——充耳的描写中，展现了昏礼上浓情脉脉的礼仪场面。“于著”——“于庭”——“于堂”，每一次地点的变化新嫁娘的心理都会有微妙的改变，体现在诗里就是对于充耳的描写;新嫁娘想看不敢看，又好奇新郎的容貌，只能在充耳的变化和色泽中无限畅想自己的新郎，想象他的风度与仪容，读来让人甚是欣喜。《礼记·昏义》中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1]（991）这样严肃的昏礼环节，两家姻亲之好的场合，这样一首小诗体现出了周代人民鲜活真实的一面，并且也可以看出作为凸显礼乐精神的礼玉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能让我们了解到“比德于玉”的传统早已是深入人心。由此也可以看出，玉在周人的生活中处处可见，在“吉凶嘉宾军”五礼中的应用十分广泛。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文化史的黎明，投射在玉器上，在上面镌刻出一部史诗。”[5]（427）

三、君子人格

至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周王朝对各国诸侯的影响力日渐薄弱，形成百家争鸣，诸侯迭起的政治局面。这一时期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的“仁人”思想，来捍卫周王朝的礼乐文化，以此巩固有周一代的思想。孔子作为礼乐文化的卫道者，将“比德于玉”的君子人格的培养作为立身之基，强调君子人格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将“比德于玉”的传统进一步系统化。

在《礼记·聘义》中有记载孔子有关的具体描述：“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玟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玟之多与？孔子曰：‘非为玟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1]（1033）在这则文献中，孔子用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和道11种品格细化了“比德于玉”的内涵。这则文献细化了“比德于玉”中德的具体表现，并且在孔子的回答中可以发现，其是用玉本身具有的特质来比君子需要具有的具体的人格的，“比德于玉”的传统在春秋时期，在孔子手中完成了系统化和体系化的建立，至荀子提出“玉者君子比德”完成了先秦“比德”说术语的建构。玉器中不仅有着“德治”和“仁政”的社会理想，还承载着“仁义礼乐”的人格追求，在此基础上的提出的“君子比德于玉”的主张是对周代礼乐文化的另一种方式的延续和传承。

正如《论语》中的各种记载所写，通过“君子比德于玉”的主张和春秋时期佩玉的风俗传统结合起来，提醒时人“其争也君子”，要时刻谨记遵守君子人格，保持维护礼乐文化的精神。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完成自己的政治主张。在玉器与德相互交缠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古人先是在新石器时代将脱胎于石器的玉器，用于艺术与宗教目的，接着于夏商周三代，将这具有不同区域和巫术特色的新石器时代玉文化改造为一种宫廷礼仪与封建文化，再于春秋时期，经由士大夫的再诠释，使玉成为标榜‘君子的道德楷模的物件。”[2]经过夏商周的建构，玉器拥有了完整的文化价值，而在春秋时期往后，由于礼崩乐坏的情况致使礼乐文化下移，“比德于玉”已经成为士大夫阶层评定人格的重要准则，成为士大夫阶层标榜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形成了后世所谓的“君子人格”。

参考文献：

[1]杨天宇，译注.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礼记译注：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1.

[2]王铭铭.“君子比德于玉”[J].西北民族研究，2006（2）.

[3]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周礼[M].北京：中华书局，2014.02.

[4]赵长征著.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7.01.

[5]费孝通著.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 第2版[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