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泽宇

摘    要： 哈罗德·布鲁姆以一种“鉴赏式”的文学批评，根据其对抗性理论的应用与作品审美价值的建构，对史诗中所包含的英雄精神进行全新诠释。他不仅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和对作家之间关系的梳理，建构自己的文学谱系，还完善了一种相当独特的史诗传统，并且进一步探究史诗英雄精神中蕴含的崇高的审美价值。无论其丰富的思想和启蒙意义，还是其作为人文学者的历史使命，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 哈罗德·布鲁姆    史诗批评    英雄精神    新阐释

自从《西方正典》出版以来，其作者哈罗德·布鲁姆的知名度迅速扩大，不过，对于他的经典理论，学界尚存在着不小的争议。笔者认为像哈罗德·布鲁姆这样的理论家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乃是其经典理论突破了多重立场，常常与当今变化的文化思潮发生猛烈碰撞。对于他的经典理论，并不是本文所要侧重的地方，而本文所要探讨的哈罗德·布鲁姆的史诗批评理论实际上也正是他的经典理论衍生的产物。在经典理论和对抗性理论的基础上，他注意到了史诗这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其所述内容大多有所局限，为了推进史诗的发展，所以他进一步阐发了史诗中的英雄精神，提出了全新的史诗批评理论。作为哈罗德·布鲁姆经典理论非常重要的产物，学界对其史诗批评理论暂时还没有专题性研究。因此笔者拟从史诗的“新定义”、“对抗性”的史诗传统以及英雄精神的审美特性和存在价值三个层次对布鲁姆的史诗批评理论来详细的考察，我们不妨先从他对史诗的“新定义”的论述进行一番分析。

一、史诗的“新定义”

若是想要了解哈罗德·布鲁姆对于史诗英雄精神的新阐释，我们首先有必要弄清楚史诗这一古老传统的文学体裁，在当下是否还存在，而布鲁姆又为它注入了怎样不同的内涵呢？

作为一种为读者所熟知的文学体裁，史诗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诞生，并且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都有过长篇的史诗。所谓的史诗我们通常指的是一个古老的神话和传说的长篇创作，这个神话和传说是由一个国家在幼稚时期记录下来的，从野蛮到文明的阶段，以诗歌类型记录。有些古老民族的史诗早在奴隶社会时期就已开始形成，荷马的史诗就是典型的代表;后来一些民族的史诗出现得较晚，日耳曼民族的《尼伯龙根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法兰西民族的《罗兰之歌》，等就属于这种情况。此外，还有一些后世著名诗人追随古代史诗类型创作的长篇英雄事迹诗歌，如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等，这些作品我们都称其为“拟史诗”。虽然这些作品也使用古代神话和传说，但他们总能看到人造雕刻的痕迹，缺乏古代社会的真实感，还原度相对不高。

因此，正如布鲁姆提到的那样，如果我们遵循荷马、维吉尔和弥尔顿创作的史诗标准，我们今天就没有一种文学体裁可以称之为“史诗”。你一定会感到很困惑，但不可否认的是，布鲁姆意义上的史诗早已不再是我们所理解的狭义的史诗概念。在哈罗德·布鲁姆的史诗批评文集中，一方面为了划清与前人之间的史诗传统，另一方面为了赋予史诗不同的内涵意义，他对史诗做出了“新定义”。在作者看来，“史诗”既不是一种体裁，也不是主题，更不是数量上的“庞大”，而是作品固有的精神气质。“史诗——无论是古代或现代的史诗——所具备的定义性特征是英雄精神，这股精神凌越反讽”，它的精髓在于不懈，“或可称之为不懈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里，所见的一切都因为一种精神气质而变得更加强烈”[1]（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哈罗德·布鲁姆心中的史诗英雄其实是一种反自然的存在（contra naturam），他们寻求的是一种对抗性，可能他们并非不朽，但是真正的史诗作品却始终渴望着创造不衰的英雄形象，保持着不懈的英雄精神。

二、“对抗性”的史诗传统

作为布鲁姆“史诗”作品的核心特征，不懈的英雄精神灌注在每一篇史诗批评文章之中，为整部批评文集描绘出了详细的脉络，成为作家之间竞争、超越的纽带，因此在本书中纳入了诸多具有史诗气质的西方文学作品。但是同样有很多传统史诗，如《伊利亚特》《奥德赛》《罗兰之歌》和《熙德之歌》等，阿喀琉斯、奥德修斯依然是传统史诗英雄中最鲜明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英雄气概令人敬佩，他们的英雄事迹和传奇故事仍为人们广为称颂。还有充满英雄气概的经典作品，如《坎特伯雷故事集》《失乐园》《荒原》，虽不同于传统史诗，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布鲁姆以其震撼的魄力，用如此宽泛的界定打破了“史诗”形式和内容的两重壁垒，直接上升到寻求西方的精神核心。为此，他富有新意地定义了“散文史诗”的观念。由J作者撰写的《创世纪》和《出埃及记》可以被描述为希伯来的散文史诗，即使是现代小说，如《战争与和平》《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与《魔山》也可归入散文史诗的范围内，毫无违和感。不论是传统史诗还是散文史诗，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后辈作家通过与前辈作家展开“对抗”、竞争，一次又一次完成对前辈作家作品创作的超越。

（一）创作主体的“影响焦虑”与“竞争超越”

“影响的焦虑”（亦即“误读诗论”）是哈罗德·布鲁姆的重要理论之一。最初这一理论仅仅是被认为运用于文艺复兴之后的作家、作品之间，但随着这一理论的反复验证，布鲁姆本人也逐渐地看出，“影响的焦虑”与文学之间的挑战根本上是出现在西方文坛之中，并且将持续地影响下去。“影响的焦虑”始终贯穿着布鲁姆后期的文学批评之中，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布鲁姆也将这一理论沿用到史诗批评文集之中，在作品的多样性里看到承袭的传统，这种史诗气质都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后辈作家的创作活动，而这些“史诗”作家们也在对抗性竞争中不断开创属于自己的风格。

布鲁姆通过运用对抗性的英雄精神，建构出了史诗批评的整体框架结构，确立了其“史诗”作品的核心特征。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曾指出，“为一部文学作品博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陌生性，它是一种要么不可能完全被同化，要么为一种既定习性而被熟视无睹的特性”[2]（6）。而在本书中同样延续了《西方正典》中的经典塑造路径，将“史诗”作为经典的一部分，把作者所选编入的史诗作品用相同的方式向塑成经典的方向努力。借助“误读”理论，我们不难發现的是作者的本质也无法彻底脱离前人的作品，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一些前人的影子，审美的优先性也同样不容忽视。如果想要不再受到前人的负面影响，“误读”是不可避免的方法。在心理防御下，他利用想象力来使用修辞隐喻来“误读”前人文本中的图像。完成文本的“误读”有助于后来的人赢得作家的身份，然后，作为文学创作的“误读”，如何对史诗作家们产生不断地影响，史诗作家们又是沿着怎样的路径实现超越的呢？

一方面，《创世纪》《出埃及记》和《民数记》是散文史诗经典序列中的史诗气质源头。在此，他开始了他的“冒险之旅”文学经典序列中所确认的史诗经典源头，与这确认过的源头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它的作者则是给人留下无限猜测的“J”作者。J作者中“J”其实代指《摩西五经》的创作人“耶和华文献者”（the Yahwist），J作者在书中也被称为雅威作者（the Yahwist）。布鲁姆指出，“‘J位居于诸作家之首，其权威和原创性构成一种差异，而这差异已然创下卓荦的效果”[1]（9）。而其中的人物雅各、约瑟夫、摩西和《出埃及记》的叙述者在我们的意识中迅速蔓延，更是间接影响到了莎士比亚的创作。莎士比亚的伟大创意是以“自我倾听”的方式表现出变化，这就是“J”的上帝和亚伯拉罕所没有的。其中，约瑟夫的故事对后世的文学精神和文学范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帕斯卡尔与托尔斯泰，他们在塑造人物上，都努力做到超越前人，显出了与约瑟夫故事的不同，才诞生出像皮埃尔与汉斯·卡斯托尔普这样经典的英雄形象。

另一方面，《伊利亚特》作为布鲁姆史诗经典中的展开的另一条“误读”路径。在古人中，荷马只有一个与他竞争的挑战者，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与《民数记》的创作者——J作者。正如布鲁姆所阐述的那样，在某种深层意义上，他们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之中，虽然彼此可能不曾知晓对方的文本，但是这两位作家的纷争，确实长久地改变了西方人的认知趋向与精神生命趋向。下面我们展开具体的文本分析，看后辈作家是如何摆脱荷马的影响的。一方面以意象为例。在《失乐园》中，弥尔顿将撒旦的盾牌比喻为月亮。在布氏看来，这个比喻让读者想起了阿喀琉斯和拉底贡的盾牌。在图像方面，弥尔顿将盾牌与月球进行比较，如荷马和斯宾塞。然而，意象的内涵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荷马和斯宾塞的盾牌具有月亮般的光彩，而弥尔顿强调盾牌与月亮的大小和重量兼容性。在弥尔顿的心中，月亮般的盾牌就像撒旦的世界，而不仅仅是光的象征。弥尔顿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明亮而有启发性的时刻，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逼真的真实尺寸和特征。[3]（133-134）另一方面，在角色形象中，歌德将浮士德博士描绘成荷马风格的英雄。像荷马的英雄一样，浮士德本身就是各种权力冲突的战场;布鲁姆将它视为歌德的审美缺憾。然而，正因为如此，歌德的《浮士德》增强了陌生性，并使成为西方诗歌中最奇异的佳作。[4]（167）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误读”产生的文本同时具有前一文本和前一文本的阴影。这样一种“对上帝的熟悉”，类似于陌生感给读者带来的感觉。一部带有陌生感的史诗经典可以给读者一个奇怪的惊喜，使他重新认识曾经熟悉的东西，而不是对期待的满足，这正是后辈作家的努力之处。根据布氏“影响的焦虑”学说所开辟的史诗传统路径，他所建构的对抗式批评理论为后辈史诗作家竞争、超越前輩作家提供了可能，这也就为其所倡导的文学主体，即作家、读者、批评家提供了极大的主观性。

（二）英雄精神的不同精神姿态

布氏认为，只要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学批评家，他必须得到承认，重视和实践，并反映在其对人格的批评中：“真正的批评家……应该知道批评和诗歌一样，是不能回避个性的。”[2]（261）文艺批评和诗歌创作必须保持追求和个性，因此每部史诗作品中所包含的英雄精神永远不可能相同。而是向读者展示着不同的精神姿态。

一般而言，英雄精神总是给读者以强大震撼的效果，英雄人物也大多自带“主角光环”，走向最终的胜利。然而，布鲁姆无所畏惧的英勇精神并不总是意味着最终的胜利。《白鲸》和《源氏物语》这两部著作在风格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它们反映出了史诗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抗自然，另一个是渴望创造。布氏给出的一个反例可能更有趣：哈姆雷特是人类意识的英雄，但不是史诗般的英雄。因为，他的渴望往往既言不由衷，又少于行动;他几乎从不说出他的真正含义，他很少表达自己的意思。

与哈姆雷特相比，《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非常真诚，向读者展现了别样的精神气质。布鲁姆对东方作品的罕见诠释已成为本书中最具异国情调的篇章。主人公光源氏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的欲望是不确定的，因为他是一个渴望的状态。虽然紫式部受到指责，但却为光源氏的爱情体验的“不懈”热情而着迷。这是女性所展现出来的“欲望之书”，讲述了一个自我毁灭和充满激情的“迷茫英雄”的故事。然而，在布氏的眼中，船长亚哈也由偏执狂成为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的英雄。布氏试图揭示亚哈为何看似执狂，这是出于恐惧，焦虑和对鲸鱼白色的抵抗。这表明船长对白鲸的追求背后是抵抗异己的英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英雄形象不总是同样的姿态，而是会以不同的精神姿态展现出来。

三、英雄精神的审美本质与存在价值

哈罗德·布鲁姆始终坚持着统一的文学价值标准，集中体现在审美本质之中。在他心中，审美价值仍然是西方文学最重要的内容，而史诗经典作品中最核心的审美价值就是其中蕴含的英雄精神，那么英雄精神的审美本质究竟是什么，在今天又是否具有其存在的价值呢？

哈罗德·布鲁姆的史诗批评文集实际上是对《西方正典》中传统经典塑造的延续结果，后辈史诗作家通过竞争、超越前辈作家，并形成自己独特的史诗风格，而史诗作品中英雄精神的崇高性也是伴随着经典的形成而产生的结果。哈罗德·布鲁姆追求史诗经典中审美内在的崇高，他将崇高作为英雄精神的主要评价标准，这种审美的艺术标准并不是他创造出来的。在古罗马，朗基弩斯也提出了类似于“崇高”的审美标准，如深刻的情感、适当的修辞、高尚的文学修辞、庄严的布局和伟大的思想，并强调读者需要沉浸在作品中，感受前人的伟大，而真正崇高的作品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篇作品只有在能博得一切时代中所有人的喜爱时，算得上真正崇高。”[5]（42）史诗经典中的英雄精神体现出了不同风格的崇高风格，譬如布鲁姆在史诗中提倡雅威、雅各、摩西的玄秘崇高、埃涅阿斯的悲剧崇高以及惠特曼在其诗歌中展示的个性自由的崇高。崇高始终被视为英雄精神的审美核心标准，无论是史诗作家还是其中的英雄人物都是在追求一种崇高的审美风格。

此外，让哈罗德·布鲁姆推崇英雄精神的情况在于，新世纪以来的快节奏社会环境越来越不适宜进行深刻的阅读活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脱离纯粹以审美为目的的文学阅读，而仅仅满足于工具性阅读，以获取生活、工作所必备的知识。这是哈罗德·布鲁姆不希望看到的，文学活动失去了阅读者便难以构成完整的回路，如此发展下去，文学便成了被束之高阁的只供少数人把玩的工艺品。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前代作家的伟大作品已经不再散发出直击灵魂的深刻影响，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难以深入作品当中，感受其独特性，咀嚼内心的孤独状态了。此时此刻，布鲁姆所面对的正是“回避或者压抑审美在所谓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是普遍风气”[2]（241）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文化研究席卷一切的时代。因此，他要以一种“崇高的英雄精神”来坚守他这里传达出来的一种明知不得而为之的勇气，他坦承自己现在就是独自艰难地前行在捍卫传统审美观这样一条道路之上，因此，当他在《史诗》中诠释史诗经典作品时，总会有一丝悲凉的气氛，渗透着他在这样一个时代所感受到的传统和经典将要遭受的悲剧前景。虽然我们可以对布鲁姆的经典理论提出很多批评，比如他的精英主义倾向，西方中心主义，审美乌托邦等等，但是任何理论只有在置于其所处时间的背景下才能显示其独特的价值。如今，后现代主义研究和西方价值观念的文化研究是不可阻挡的，而布鲁姆仍然在寻找文学传统，并纠正文藝生态，因为他知道正是借助对文学经典的诠释，才构建了当下美国时代文化的精神。

四、结语

在整套史诗批评文集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隐藏着布鲁姆重估作品价值、寻找作家谱系、扩大批评视野的伟大尝试，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迟暮之年的布鲁姆尽管将文学批评的功能多半看作是鉴赏活动，但在这鉴赏之中不时会融入作者的分析与评价，虽然书中已见不到他捍卫西方经典时的强大决心，但他仍在用英雄精神为核心的史诗气质，为读者浇灌经典意识和雅正趣味。在当今这个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的大众文化时代中，哈罗德·布鲁姆就像一位来自中世纪的骑士，以矫枉过正的理论态势守护着审美传统，宣扬着崇高的英雄精神，他的英勇行为同他所歌颂的英雄精神一样，坚守着史诗经典作品，只是为了捍卫文学的荣誉，守护西方的审美传统。因此，无论其丰富的思想和启蒙意义，还是其作为人文学者的历史使命，都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布鲁姆.史诗[M].翁海贞，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2]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哈罗德·布鲁姆.误读图示[M].朱立元，陈克明，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4]哈罗德·布鲁姆.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M].吴琼，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伍蠡甫.欧洲文论简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