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声》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家李荣寿作曲的歌集，于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深入了解20世纪20年代中国歌曲创作的重要史料。然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材及相关成果对此著作少有关注。现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视角，以李荣寿《新声》为对象，在梳理总结李荣寿生平贡献的基础上，围绕《新声》创作背景、内容构成等展开分析，并给予符合实际的客观评价，旨在为深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提供资料。

关键词：李荣寿;《新声》;民族声乐;乐歌教育

中图分类号： J6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2172（2019）01 - 0016 - 07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19.01.002

世纪初叶，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轰炸和掩护下，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科学文化强势涌入我国。在社会制度古今转换、政治权力新旧交替、思想文化中西碰撞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音乐文化从古代转向近代形态。以李叔同、沈心工、曾志忞等为代表的音乐家通过“学堂乐歌”开启了中国新音乐事业的先河。五四运动前后，涌现出萧友梅、青主、王光祈、赵元任等一批致力于中国新音乐事业的音乐家，李荣寿也是其中之一。他把毕生的精力倾注在音乐领域，在音乐创作、教材编撰、理论研究和音乐教育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荣寿作曲的《中国曲调的唱歌新声》（以下简称《新声》），这是深入了解20世纪20年代中国歌曲创作的重要史料。然而，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徐士家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孙继南的《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材及相关成果对李荣寿及其音乐贡献要么缄口不言，要么一笔带过，至于《新声》则是只字不提，实乃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上的一件憾事。“窃以为，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不仅要研究那些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有着重要贡献的音乐家、音乐事件和音乐作品，而且也要重视研究那些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中，曾经做出过重要贡献，但后来默默无闻或转向其他工作领域的人物及其音乐事件。” ① 本文围绕李荣寿《新声》的创作背景、内容构成等展开分析，旨在为深入推进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提供参照。

一、生平事迹与音乐贡献

（一）生命轨迹

李荣寿，1895年生，笔名漫生，又名李华萱，山东济南人。他从小喜爱音乐，自幼随父亲学习京胡，受到了良好的音乐熏陶。1911年，他师从山东高等大学音乐教员李佩芝专习西乐和研究各种铜管乐器，又拜师著名古琴、琵琶演奏家王心葵（王露）学习古琴、研究乐理;1912年，他免试入山东高等师范艺体科随王心葵继续深造;1914年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山东武定师范、山东省立第四中学、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等。短短四五年时间内，他在山东省立第四师范音乐研究部出版了《英文唱歌初步》（1914年）、《军乐讲议》（1914年）、《音阶组成图解》（1915年）、《风琴练习法》（1916年）、《世界著名乐曲》（1918年）、《爱国唱歌集》（1919年）等著作。

1920年，李荣寿加入中华教育改进社和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担任北大《音乐杂志》的特约编辑;1921年参加上海暑期音乐讲习班，并到江苏、浙江等地考察音乐教育事业;1923年担任《音乐季刊》撰稿人，并加入国民音乐教育组，先后发表《我对于我国学校乐歌当改良的芻议》（1920年）、《中国古代音乐家述记》（1920年）、《我国学校乐歌的谬误》（1920年）、《西洋著名音乐家述记》（1920年）、《平沙落雁》（1920年）、《教授西乐谱的研究》（1921年）、《笙的用法》（1921年）、《王大娘锯大缸》（1921年）、《作曲研究》（1924年）、《西洋学校唱歌教学略史》（1924年）、《法兰西之马得龙曲》（1924年）、《俗曲集》（1925年）、《新声》（1926年）等成果。

1929年，李荣寿因思想进步不堪被人暗中监视，离开了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他于1930年出任湖北省立师范及省立一中音乐教员，1931年返回济南，1932年受聘山东省立七中，1933年受聘山东省立一师、山东曲阜省立二师。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大成乐考》 ① ，并发表《曲阜孔庙大成乐器考》 ②。1935年，李荣寿受聘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国乐导师;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乐器研究员，兼上海国立音专国乐导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日战地工作团”，任山东政训处宣传室主任;1944年在青岛广州路的一家旧报馆发起成立了“青岛国乐研究会”，致力于挖掘整理研究中国古代乐器及作品。

1949年后，李荣寿任青岛文联筹备委员、青岛音协主任委员和青岛省立第一中学教员;1953年调入山东师范学院，教授乐理和作曲;编写了《和声讲议》 《作曲教程》等教材，创作了《新编鼓号进行曲》《少年队员应用鼓号曲谱》等作品。

1959年，李荣寿身患肺气肿，他拖着一条残疾的腿坚持白天参加大炼钢铁劳动，晚上研究音乐;1963年完成《斫桐集》整理、编译工作，创作《霓裳羽衣曲》（手稿），撰写出《论键盘乐器怎样配置民族色彩的和声》（手稿）;1965年完成《玉鹤轩琵琶谱》整理译谱工作;1965年12月9日，病逝于山东济南。

（二）音乐贡献

李荣寿终生致力于音乐事业，在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领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音乐教育领域，他是关心学校乐歌教育的代表。他在调查分析当时学校乐歌教学实际的基础上，指出“不懂作曲法随便作曲;不懂乐式乱填词;唱歌发音不良;不明白五线谱就翻译;弹风琴只用单音” ①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而主张“去那些不通的歌曲（包括不通的歌词，轻薄浮佻的曲调）;新制正规的歌曲，按乐理原则创作有益于教育的歌曲（必须有文学家与音乐家携手共同研究）;选择外国著名的教育歌曲时，若是有外文程度的可用原文，若是翻译或填词，必须详审曲调性质和作曲原则”。②不仅如此，他还根据当时音乐教育不受重视、师资匮乏、方法陈旧等问题，在1923年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提出了创设“夏季音乐讲习会”的建议，深得与会代表的赞赏。这一切都体现着他对学校音乐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他推崇五线谱教学，主张废除简谱。他指出：“欲音乐之发达，非通西乐谱不可。我很主张废除简谱不用，在初学视谱的时候，以最简单的谱表着手，依程度深浅，渐次繁难，若是由浅入深，由简面繁，那么渐渐进步，程度不难日高一日。” ③ 尽管他看到了五线谱教学较之简谱和我国民间通行的工尺谱所具有的优越性，但废除简谱的主张却有崇洋媚外、否定中国音乐传统的倾向，也不符合当时音乐教学实际，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在音乐创作方面，李荣寿集中于歌曲和钢琴曲体裁，并有《作曲大概》 《作曲研究》等理论著述。因其有一线教学的丰富经验，也熟悉学生的身心特点，他创作了《奋斗，牺牲》 《知了蝉》 《一颗星儿》 《明日歌》 《四万万人的中华》等广受青年学生喜爱的作品，为音乐教材的建设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他的歌曲创作以传统音乐五声调式为基础，吸收西洋音乐创作手法，曲调清晰流畅、歌词通俗易懂，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李荣寿也是中国近现代较早创作钢琴作品的代表。他的第一首钢琴曲《王大娘锯缸》 ④ 是用Ⅰ、Ⅳ、Ⅴ级三个和弦创作而成的钢琴小品，而第二首钢琴曲《得意进行曲》 ⑤ 是运用西洋转调手法和进行曲风格创作的代表。尽管这两首钢琴曲属于模仿及尝试性的作品，但这种探索精神却令我们钦佩。在外来形式的民族化创作道路上，他摸索着迈出了一步，在我国近代钢琴曲创作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此外，他还完成了我国较早的两部作曲理论专著《作曲研究》和《作曲大概》，在当时音乐界产生广泛影响，受到王光祈的高度赞赏。

在音乐理论研究领域，他在挖掘整理我国传统音乐资源、译介西洋音乐家及作品以及音乐评论方面，均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曾在《皮黄的缺点》中指出：“……皮黄虽是奥妙，但不能令人以学理去研究它，这就是很大缺点。” ⑥ 他还译谱、整理发表《斩黄袍》 《武家坡》等京剧曲谱，对于京剧音乐改革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他发表《笙的用法》 ⑦ 《曲阜孔庙大成乐器考》 等，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对笙、琴、筝等乐器的渊源、制作、演奏等作了详细的论证，得到学界同仁的高度评价;李荣寿还十分重视介绍西洋音乐名家和名曲，他的《西洋著名音乐家速记》 ⑧《说法兰西的国乐》 ① 《世界国乐谱》 ② 等都是我国近现代引入西方音乐文化的代表。而他的《音乐杂志是什么？》则是我国近代最早围绕音乐期刊展开评论的代表。他认为音乐杂志的目的“必得先将现在全国流传的那些乐曲，不管他是俗是雅，先将他以西乐谱的法子译成可看的乐谱集，再一块参看他的旋法，研究他的乐式，好的地方把他保留，不好的地方删去，而后方能说是准备改造合乎国性的音乐。这改造的第一步是如此，第二步再分開教育、社会、家庭、个人的音乐，分门研究。” ③

可以说，李荣寿对中国近现代音乐事业所作的贡献涉及音乐教育、音乐创造和理论研究多个方面，尽管他所作的努力偏向于挖掘整理传统、译介吸收西方的格局之中，但在中国新音乐的开创期，他做出的贡献具有探索性和开拓性意义。

二、《新声》的编撰背景与内容分析

（一）编撰背景

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初创期，普通学校音乐教育中所使用的教材大部分是由李叔同、沈心工、曾志忞等音乐家编辑出版的歌集。由于歌集中的大部分歌曲是采用欧美及日本的名曲填词而成，有许多歌曲存在着词曲不相吻合、曲调情绪与歌词情绪相悖、曲调结构与歌词结构不匹配等缺点。五四运动以后，新式学堂纷纷开设乐歌课，各类音乐社团逐渐创立，各式音乐期刊不断发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歌曲创作活动的开展。以萧友梅、青主、赵元任等为代表的音乐家，开始摆脱“学堂乐歌”运用外国曲调填词的创作模式，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特点与西方音乐作曲技法有机结合，开启了近现代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先河。“这时期的作品，还是尝试性的。对外来技巧，尚处于学习、模仿甚至硬搬的阶段，有的将中国曲调配上欧洲和声，有的曲调也受了外国影响。欧洲的音乐技术规范还束缚着中华民族气质的表达。” ④

在长期的学校音乐教育实践中，李荣寿也感到学校音乐教材匮乏，便自己创作歌曲，编入教材。他在《新声》（图2）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人不要叫世界精神压倒;中国乐亦是世界乐之一;中国人要创造合于国性的歌曲;中国歌曲要有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国人要发‘新声与世界唱和。” ⑤ 这便是歌曲集《新声》的序言，突出地表明了他的音乐思想和主张，催生了这本承载“中华民族精神”的《新声》，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二）内容分析

《新声》歌曲集于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李荣寿作曲《新声》的原则、目的、用途以及歌词来源等都在该歌曲集的凡例（图3）中有清晰的记载。该歌曲集“以中旋律为原则” “专为学校教授唱歌之用”，其音乐曲调“多五声音阶组成” “歌词多采古今诗人名作”并注明作者，同时“曲谱洋琴、风琴皆可弹奏”。

后页的“目次”罗列了《明日歌》（钱鹤滩词，李荣寿曲）、《月圆花好》（黎锦晖词，李荣寿曲）、《日日曲》（白居易词，李荣寿曲）、《金缕衣》（杜秋娘）、《松》（沈伯啸词）、《树中草》（李白词，云光曲）、《悲秋》（无名氏）、《鱼》（苏东坡词，云光曲）、《愿》（沈伯啸词，李荣寿曲）、《对花》（于 词，云光曲）、《老鸦》（胡适词，李荣寿曲）、《一颗星儿》（胡适词，李荣寿曲）、《木兰辞》（李荣寿曲）等13首歌曲（图4）。

歌集接着介绍了五声和七声音阶的基本形式（图5），并在“附录”中收录了李荣寿历年来编辑出版的音乐图书（图6）。

《新声》中的歌曲一类是依据古诗词谱曲而成，如白居易的《日日曲》、苏东坡的《鱼》、李白的《树中草》以及《对花》 《木兰辞》等;另一类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为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的新诗词歌曲，如沈伯啸的《松》 《愿》，胡适的《老鸦》 《一颗星儿》，黎锦晖的《月圆花好》等。

由谱例分析可见，《新声》中的歌曲篇幅短小、节奏规整，旋律与诗词联系紧密，流露出浓郁的古朴风韵。如《明日歌》F宫调式（图7）、《月圆花好》D商调式、《日日曲》C宫调式等以抒发感情和表现人物内心世界为主;而《悲秋》（图8）采用D羽调式，四四拍子创作而成，乐句清晰规整，旋律上下起伏、凄楚委婉，配合着“独坐无聊” “摇摇不定” “一场好梦属黄粱”等歌词，将秋风夜下主人公感叹时光流逝的悲凉心境刻画得淋漓尽致。

三、《新声》的历史意义与价值评价

（一）历史意义

《新声》歌集最重要的一大特征就是对民族音乐的重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音乐界积极借鉴西洋音乐文化改造我国传统音乐的大潮中，李荣寿注意到了过分夸大西洋音乐的优势对于发展我国固有的传统音乐文化是不利的。在乐歌创作方面，他指出：“书馆出版的歌集，多是剪头去尾，非驴非马的四不像，往往悲哀的曲调填以我国名词句，以此荒谬大错，举不胜举。更甚的，不知乐式是什么，有谱就填词，词曲两不相合……这样长久下去，学校乐歌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① 显然，他清晰地意识到，“中国的新音乐决不是抄袭外国作品，或如西洋人用五声音阶作旋律的骨干便可以作成的，它必须由具有中华民族的血统与灵魂而又有西洋作曲技术修养的作者创作出来”②。 他以坚定发展民族音乐的信念，撰写文论、编辑论著、发表作品，实践着自己的民族音乐发展观。《新声》中收录的13首歌曲，就有7首由他谱曲，其歌词大多为古诗词题裁，调式始终以中华民族固有的五声调式为基础。李荣寿的《新声》歌集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折射着特定背景和时代精神，这是他践行民族音乐的最好例证之一。

李荣寿的《新声》可以说是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积淀，是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民族风格的继承和发扬，体现了他的民族音乐情怀;同时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当下，该作品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启示意义。

（二）价值评价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新声》无疑是我们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歌曲创作的重要史料，然而对于这样一部寄托着李荣寿爱国情怀，反映着时代弊病的重要文献，却因未经确证的个人历史原因而被抹杀。查阅目前的各种声乐教材、各种歌集，笔者发现《新声》中的歌曲流失殆尽，就连《中国音乐书谱志（先秦——1949年音乐书谱全目）》都没有收录《新声》，让我们深感遗憾。

李荣寿的《新声》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歌曲创作现实的反映，在我国五四时期引进思潮盛行的背景下，能够重视我国民族音乐的创作与发展，其探索精神难能可贵。诚如李泽厚所言：“先进者也有应该批判的思想，落后者也可以在某些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同一人物，思想或行为的这一部分已经很开通很进步了，另一方面或另一部分却很保守很落后。政治思想是先进的，世界观可能仍是落后的;文学艺术观点可能是资产阶级的，而政治主张却依旧是封建主义。” ① 这为我们客观评价李荣寿《新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尽管李荣寿《新声》中的歌曲体裁结构短小，作品创作手法简单，也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李荣寿《新声》在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精神、丰富中国音乐作品宝库方面的贡献。

综上所述，李荣寿的贡献是明显的，他勇于探索和开拓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尽管《新声》的作品较简单，艺术性也不算很高，还缺乏自己的獨特意识，但这一切都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音乐发展整体水平有关，因而他的创作也有所局限。但是李荣寿为中国新音乐事业作出的贡献不容否认。他在音乐教育领域表现出的直面现实、指出问题、提出对策，表现了他高度的责任感;他在音乐创作中以弘扬和继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精神为己任，吸收借鉴西方作曲技法发“新声”与世界唱和，体现着他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他的理论研究注重挖掘整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资源，普及中西方音乐文化知识，彰显着他宏富的文化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人物的要求，主要是看一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客观作用，从推动或阻碍历史发展的大小着眼，确定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而予以肯定或否定的评价。” ② 不论从哪个方面说，他都以实际行动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算得上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代表之一。

◎ 本篇责任编辑 李姝

收稿日期： 2018-05-20

作者简介：杨和平（1961— ），男，博士生导师，浙江师范大学双龙学者、特聘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讲座教授（浙江金华 32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