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阳

摘 要： 《音乐周刊》原名《音乐专刊》，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下文简称“国立音专”）于1934年10月4日在上海《晨报》副刊《新夜报》上开辟的音乐专版，这是目前所知在上海报纸上开辟的第一份音乐专版，自1934年10月4日起，至1936年1月16日，共出57期。以《音乐周刊》57期音乐内容为研究对象，全面了解国立音专透过《新夜报》向社会大众推送的音乐实践活动，尝试解析其传递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音乐周刊》;国立音专;音乐实践活动

中图分类号： J6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2172（2019）01 - 0023 - 09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19.01.003

引 言

《   乐周刊》原名《音乐专刊》，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下文简称“国立音专”）于1934年10月4日在上海《晨报》副刊《新夜报》（又名《快报》）上开辟的以“向社会大众传递高尚优美的音乐”为宗旨的音乐专版，用以配合学校应上海市教育局之请，组织“教育音乐播音委员会”开办的电台播音 ① ，这是目前所知在上海报纸上开辟的第一份音乐专版，自1934年10月4日起，至1936年1月16日，共出57期。

一方面，该刊会提前一天登载音专师生每周五在中西药房广播电台播送的音乐节目信息及说明，以便让上海本埠及外埠的音乐爱好者们可以对照节目单来聆听高尚的音乐，尽推广音乐教育的责任，达到让听众的思想和品格均得以进步的目的;另一方面，该刊也会登载一些音专师生为主体撰写的音乐文论，包括音乐创作，从“音乐格言”“音乐常识问答”“音乐评论”等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向社会大众进行音乐知识的普及与宣传，这些以轻松笔调写成的早期文字，对于尚处在筚路蓝缕中的中国新音乐文化而言，有着较大的学术意义与社会价值。

目前，学界对于《音乐周刊》上所系统呈现的，国立音专的音乐实践活动的整理与研究，尚未查见。有鉴于此，笔者选定《音乐周刊》57期音乐内容为研究对象，以音乐史学的考据方法为主要研究手段，全面了解国立音专透过《新夜报》向社会大众推送的音乐实践活动，尝试解析其传递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音乐周刊》概况及其特点

1934年10月，国立音专为系统主持受上海市教育局之请主持的教育播音事宜，完成《音乐周刊》的编辑出版，特组织了“教育音乐播音委员会”，内分演奏股、编辑股、事务股，推定应尚能、黄今吾、陈能方三位教师分任演奏股、编辑股、事务股主任。其中，丁善德（钢琴、琵琶、声乐）、何端荣（钢琴、小提琴、中提琴、琵琶）、戴粹伦（小提琴、钢琴、声乐）、陈又新（小提琴、钢琴、声乐）、胡然（声乐、钢琴）、满福民（声乐、钢琴、低音提琴）、朱崇志（大提琴、钢琴）及谭小麟（琵琶、理论作曲、钢琴）诸君为演奏股股员，刘雪厂（理论作曲、钢琴、琵琶、声乐）、贺绿汀（理论作曲、钢琴、琵琶）及向隅（小提琴、钢琴）诸君为编辑股股员，朱崇志、陈蓉馨（钢琴、声乐、琵琶）及孙德志（声乐、钢琴）诸君为事务股股员。①

《音乐周刊》最初名为《音乐专刊》，刊出时未注明期数，出至第4次时，改称《音乐周刊》，从第8期起标明期数。至此，第4～12期名称为《音乐周刊》，第13～15期名称为《音乐专刊》，第16～57期名称为《音乐周刊》。57期《音乐周刊》共计284条音乐信息，大致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从版块设置来看

音乐文论占比较大。依据《音乐周刊》所载信息的内容，笔者将其分为“音乐文论” “信息动态” “新作选登”三大类。其中，音乐文论209篇，包含音乐评论、音乐译文、音乐格言、音乐常识问答等;信息动态60条，包含国立音专每次播音节目的信息预告、新唱片推荐、新书推荐、新音乐会推荐、乐坛新秀介绍（含图）、国立音专近况介绍等;新作选登（含曲谱）15首，包括国立音专师生创作的声乐作品和器乐（钢琴）作品。

其中，占比74%的音乐文论，每期必有，少则2篇，多则5篇。这些文论一类是客观性的知识文章。如，1934年10月25日第4期开始刊登由“谦”选载的中外名家的“音乐格言”，“音乐之目的在使人之灵魂强壮而有力。——莫拉斯” ② “一个人应每天听些音乐，读点诗，看张好的图书。——歌德” ③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记）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乐也，将以教民平好恶反人道之正也。（乐记）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乐记）音乐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邪汙之气，无由得接焉，（荀子）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荀子）” ④ ;1935年2月28日第15期开始刊登的“世界著名音乐家传略”译文系列，先后介绍了亨德尔、莫扎特、舒伯特、巴赫、海顿、勃拉姆斯、李斯特、贝里奥滋等西欧知名音乐家，便于大家系統了解西方音乐史上的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等不同风格的历史分期。

另一类是主观性偏重一点的音乐评论和音乐研究等理论性文章。从涉及的主题来看，有关于音乐功能介绍的，如《大家来接受纯正音乐的薰化》 ① 《〈毛毛雨〉式的音乐及其对于社会的影响》 ② 等，强调高尚的音乐能带推进社会发展，反之则会阻滞。因为当时社会缺乏纯正的音乐，“大学生沉醉于《雷梦娜》之中;中学生梦游于日本式的歌曲之中;小学生糊涂于《高高云儿》之中;一般民众浸润《毛》（《毛毛雨》笔者注）式几摸中，几使纯正音乐隐隐可以插足” ③ ，长此以往，“它只有摧毁你已有的优美情感，决不会让你再有翻身的余地，由此而性情上使人专想一些偷偷摸摸的事而永不会光明快乐” ④ 。因此，针对社会上充斥着的这些不合时宜的音乐，《音乐周刊》刊载的文论里也有大量探讨中国音乐究竟该如何发展的，如《中国音乐不发达之原因》指出“现在中国的音乐的确很不长进，旧的音乐不肯进步，新的音乐还没有建树起来，老实说，我们还不曾有过真正我们自己的音乐哩” ⑤ ，因为我们“没有科学的方法、没有研究的态度” ⑥ ，认为如若“中国民族祖传的‘知足自安的观念不消灭恐怕永远不能产生纯粹是自己的文化来吧” ⑦ 。所以作者在《对于研究音乐者的一点希望》一文中提出“‘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不应当有国家或是民族间的界限，但是艺术的地方性是没有法子消灭的……中国不是没有音乐，尤其不是没有带着民族性的音乐，不过因为没有得到科学的帮助，无论在乐器，调律，理论方面都不能充分发达起来，假若能够从西洋音乐面学习他的技巧，再应用他来改进我们自己的音乐，一定能够发扬东方音乐的特性而在世界的乐坛上占一重要地位的” ⑧，无须自扰“我们大中华民国的神明华胄偏有这种堕落和自信，一用和声对位就马上会丧失我们的本来面目” ⑨ 。由此看来，通俗易懂的音乐知识与专业学术的音乐理论相结合组成的音乐文论，无不体现国立音专师生在如何引导普通大众树立正确的音乐发展观方面的用心。

（二）从演出作品来看

中国音乐作品与西方音乐作品的演出比重相当。《音乐周刊》上有两个版块主要涉及音乐作品的介绍，一个是“信息动态”里“国立音专明晚播音节目”。1934年，上海市教育局邀请“音乐院的师生们每星期五在中西乐房广播电台定期播送高尚优美音乐歌曲，或演讲音乐理论” ⑩ ，国立音专师生计划从1934年10月第一周起，至1935年6月第一周止，一共36次 11 ，其中“演講四次，纪念节目四次，中小学教材六次，民歌四次，艺术歌四次，半艺术器乐曲六次，艺术曲四次，本国旧乐二次，新创作二次，每次播送之前一日必将所播之节目及说明登在新夜报（即晨报快报）”， ①让上海本埠及外埠的音乐爱好者们可以对照节目单来聆听高尚的音乐，达到让听众的思想和品格均得以进步的目的。目前，笔者统计《音乐周刊》上刊载的国立音专电台播音节目预告信息共有27条，其中最后1条是1936年1月16日改版为每周四出版后登载的，不在学校原计划的36场演出的时段内，所以1934年10月第一周起，至1935年6月第一周止，学校实际在《音乐周刊》上刊载了26场播音节目。其中1935年5月3日（第25期）、5月17日（第26期）晚的演出，因“电台临时发生障碍，只得作罢” ② 。虽然国立音专师生认为“本国旧乐并非全无好的，好像优美的，悲哀的，恬静的几类实在不少，就是雄壮的庄严的亦不是没有，不过太少了一点就是了，至于认真雄壮和快活的真是不易我得，也许因为乐器构造的关系，因为本国旧乐器发出来的声音总是觉得太少一点，所以这些乐器做出来的音乐，只宜于三几个人的欣赏而不能唤起群众的精神” ③ ，所以“预备播送的音乐过半还是西乐” ④ ，但因国立音乐院自建院之初即确定的“一方输入世界音乐，一方从事整理国乐，期趋向于大同，而培植国民美与和的神志及其艺术” ⑤ 的办学宗旨，使得最终呈现的音乐作品演出中，中国音乐作品的演出数量与西方音乐作品保持了一致性。

26场播音节目中共演出了300首 ⑥ 作品，中国音乐作品演出151首、西方音乐作品149首，由国立音专师生萧友梅、黄自、胡周淑安、应尚能、朱英、青主、华丽丝、廖辅叔、贺绿汀、刘雪庵、陈田鹤、满谦子、谭小麟、唐学咏、黄廷贵等创作的《抗敌歌》（黄自、韦瀚章词， 黄自曲）、《旗正飘飘》（韦瀚章词，黄自曲）、《玫瑰三愿》（龙七词、黄自曲）、《问》（易韦斋词，萧友梅曲）、《南飞之雁语》（易韦斋词、萧友梅曲）、《同胞们》（胡周淑安曲）、《花非花》（[唐]白居易词，黄自曲）、《秋宫怨》（朱英作琵琶曲）、《大江东去》（[宋]苏轼词、青主曲）、《怀古》（伊令眉 ⑦词）《快活歌》（刘雪厂词，应尚能曲）、《牧童短笛》（贺绿汀作钢琴曲）、《杀敌歌》（刘雪庵词曲）、《春归何处》（[宋]黄庭坚词、陈田鹤曲）、《窗前秋去桐犹绿》（满谦子词曲）、《重游》（谭小麟作二胡曲）等一大批流传至今中国音乐作品，演出数高达100首，占比中国音乐作品67%。其中，教师创作的中国音乐作品上演率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黄自（34次）、萧友梅（8次）、应尚能（7次）;学生创作的中国音乐作品上演率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刘雪庵（16次）、贺绿汀（9次）、陈田鹤（8次）。由此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音乐作品创作尚属起步阶段的时期，国立音专师生为促进中国新音乐发展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以1934年10月9日晚国立音专师生第二次播送的“预祝国庆特别节目”为例，10首音乐作品中，有7首声乐作品为中国音乐作品，其中《国庆》（易韦斋词，萧友梅曲）、《国庆献词》（刘雪庵词）、《抗敌歌》（黄自、韦瀚章词，黄自曲）、《同胞们》（胡周淑安作）、《旗正飘飘》（韦瀚章词，黄自曲）等6首均为国立音专师生创作的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题材涉及号召民族团结或抵御外侮等，具有强烈的反抗日本侵略和提倡民族团结精神的时代特征，体现了学校师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纷纷拿起音乐作为抗日之武器的自觉性。因此这些作品一经刊发，即引起了较好的反响。1934年10月18日第3期上，来自洛阳西宫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刘庆会先生的《来函》，真切地表达了他对国立音专师生创作、演播爱国歌曲的深刻感受：

“敬佩的尚能先生：常阅读晨报的音乐专刊，时敬悉国庆日，先生领导孙德志诸君在上海广播了爱国歌。只其壮烈地歌词，满藕着气、力、势地辞句。脑海中便幻出了雄伟悲壮地憧憬，同时也恍惚听见似的。但幻影终属幻影，只恨当时收音机为甚未收到。敝人很久以前就觉得我们中华民国的军队中没有一个适当的军歌（就是有，也只是部分的）而军歌的重要当然是不需要鄙人来申述，敝人现在军校服务所，率领的学员皆系我国各部队中的营长营附以及连排长。我相信在他们身上，去推广有价值的军歌，是再容易没有了。（中略）敝人对于音乐是槛外人，但非常嗜爱，所以企望先生的指教并望将抗敌、旗正飘飘等足以当军歌之歌及谱赐下，则敝人十二万分感谢之至。”

另一个主要涉及音乐作品介绍的版块是“新作选登”。自1935年2月20日第14期起，《音乐周刊》开始刊登国立音专师生创作的音乐作品曲谱，第14～21、23、26、44、46、54期，共计发表了15首。其中13首歌曲、2首钢琴曲，均为中国音乐作品，这无疑也体现了国立音专师生对于中国新音乐发展的支持与重视。

表1 《音乐周刊》刊登的国立音专师生创作的音乐作品曲谱

（三）从办刊群体来看

《音乐周刊》以及与之配套的每周中西电台播音，与之前创办的学术刊物《音乐杂志》的办刊群体类似，都是以国立音专的师生为主。不同的是，国立音专的学生在《音乐周刊》的办刊群体里占据了较多的比重。主持《音乐周刊》的主体“教育音乐播音委员会”，除内分的演奏股、编辑股、事务股三股主任为国立音专的教师应尚能、黄今吾、陈能方分别担任外，其股员全部吸纳的是国立音专的学生——丁善德（钢琴、琵琶、声乐）、何端荣（钢琴、小提琴、中提琴、琵琶）、戴粹伦（小提琴、钢琴、声乐）、陈又新（小提琴、钢琴、声乐）、胡然（声乐、钢琴）、满福民（声乐、钢琴、低音提琴）、朱崇志（大提琴、钢琴）及谭小麟（琵琶、理论作曲、钢琴）诸君为演奏股股员，刘雪厂（理论作曲、钢琴、琵琶、声乐）、贺绿汀（理论作曲、钢琴、琵琶）及向隅（小提琴、钢琴）诸君为编辑股股员，朱崇志、陈蓉馨（钢琴、声乐、琵琶）及孙德志（声乐、钢琴）为事务股股员，占比80%。

值得一提的是，这批学生都是国立音专培养出来的一专多能的精英。其一，12人每人都至少掌握2门音乐专业，其中7人掌握3门专业，何端荣与刘雪厂2人更是多至4门，其学习面之广可见一斑;其二，12人中有戴粹伦（1929年度、1930年度甲奖优等生）、丁善德（1929年度乙奖优等生、1930年度甲奖优等生）、满福民（1930年度甲奖优等生）、胡然（1934年度甲奖优等生）、何端荣（1934年度甲奖优等生）5人均荣获过学校甲等奖学金的殊荣，不仅获得相应的减免学费优待，其姓名与照片更是刊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一览》，“载于金字纪念册以垂久远”。

多位学生成员的加入，在给《音乐周刊》带来更多活力的同时，也使得周刊上有关学校学生的文论、信息增多。譬如：1934年11月15日第7期上有“国立音专研究生李献敏女士赴比求学”的消息;1935年3月14日第17期上有推荐江定仙编辑的“新书介绍：小学音乐教材一二年级用”;1935年3月21日第18期和1935年5月9日第25期上分别有“戴粹伦君毕业演奏会”与“丁善德君毕业演奏会”的广告;1935年4月18日第19期上有“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赴京演奏”的广告等。所以当国立音专最出色的女高音、学校教育音乐播音委员会事务股股员的孙德志，因广慈医院误诊于8月20日去世时，《音乐周刊》第41～44、46、47期连续刊登了与其相关的音乐消息9则，其中缅怀、纪念文章7篇，纪念歌曲2首。

（四）从发行时间来看

1934年10月起国立音专在《新夜报》上开辟的《音乐周刊》应是第一份在上海報纸上开辟的音乐专版，其配合的音乐广播是迄今所知的上海最早的，这种突破传统的音乐会演出形式，借用当时的新媒体——以办报刊形式来做音乐广播，与社会联系呼应的方式，也属国内首创。为何在1934年，国立音专会想到以这种创新的办刊方式来向社会传递优美音乐呢？笔者以为时任上海市教育局长兼社会局长、《晨报》社长潘公展在《音乐专刊》第1期的《音乐周刊发刊词》里有较明确的回答。其一，“古代圣贤降到治平之道，首先注意礼乐。‘礼之用，和为贵可是要做到和，非用乐来陶冶不可” ① ，因此中国音乐教育者应自觉担负起优美中华民族性音乐的任务;其二，“现在的社会充满着暴戾浮嚣颓唐萎靡之气，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巨大，要化此气，必须借重于音乐教育，既要想法培养优良的中小学音乐教师，也要鼓励音乐师生多开优美的音乐会，多播高尚的音乐歌曲，使社会大众都能享受高尚的娱乐，提高他们的音乐欣赏水平，从而达到移风易俗之功” ①。

1933年国立音专即已参加上海市教育局举办的“通俗学术播音演讲”，每月进行一次音乐播送，当时受到了广泛好评，因此1934年教育局向学校提议，制定一个增加音乐播送次数的计划，继续向社会大众传递高尚优美的音乐。在这样的背景下，每周五的电台播音就此应运而生。

二、《音乐周刊》之音乐实践活动的当下意义

国立音专师生可以保证每周在电台举办“高尚音乐”的播音演出，主要得益于自国立音乐院创办以来就建立的、重视音乐会演出实践与音乐学术研究的专业人才培养理念与制度。

音乐学院的教育是音乐实践与音乐理论的辩证统一，离开音乐理论知识的熏修，音乐实践会失之于浅薄;离开音乐实践的历练，音乐理论学习则会失之于玄虚和无本。音乐会制度作为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的音乐艺术实践平台，对于音乐专门人才的养成大有裨益。

关于音乐会，萧友梅认为“近日研究音乐的人，或玩赏音乐的人，口里总离不开‘音乐会这个名词，心里也很想常有个机会去听听音乐会。然而到底音乐会是什么东西”，音乐会的“内容应该如何，它的历史如何” ②，有感于此，围绕“音乐会名目的来历、音乐会演出的曲目和形式、音乐会的历史、以及音乐会的实业属性” ③ ，萧友梅写了《说音乐会》一文，对其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这篇文章是我国最早最系统论述“音乐会”的专文，具有重要意义。

萧友梅提到，“‘音乐会意大利话叫做Concerto，这个字最先用来代表教堂用有乐器伴奏（顶少也有大风琴伴奏）的歌曲，就是寺院音乐会曲Concerto ecclesiastici。譬如意人A.gabrieli（1587），Adriano Banchieri（1595），同Viadana（1602）作的歌曲（二重音至四重音 ④ ），用大风琴伴奏的就是了。细研究Concerto这个名词，表面上本来有两个发声体相竞的意思（先人声后乐器），所以提起‘音乐会这个字就应该兼有声乐同器乐的内容” ⑤ 。音乐会演出的曲目和形式多样，“近日的音乐会已经分开大乐音乐会、寺院音乐会、军乐音乐会、房中乐演奏、钢琴音乐会、提琴音乐会、独歌、合歌同各种乐器的独奏十几种之多。德京柏林算是世界上音乐会最多的地方，一个音乐季（Konzert season）内（从十月到翌年三月），每天总有大小音乐会十几个（我有一年在柏林也听过二百多个音乐会）。就是Leipzig莱比锡一城，还没有北京大，在音乐季内每晚也有三四个音乐会（音乐学校、音乐堂附近的地方叫音乐会区，各街道都用音乐家的名字）。巴黎、纽约音乐会的情形大概同莱城。伦敦音乐会较少” ⑥。

考察音乐会的历史，萧友梅认为欧洲音乐会的发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两百年前，欧洲还没有公开的音乐会。16世纪的音乐会，不过几个音乐家聚在一块私自演奏。此外，在各国宫廷也遇有大典礼然后举行一回。就是寺院音乐会也要到大祭礼这天才开一次，并且非常郑重。17世纪末，John Banister、John Brittpn、Robert King等在伦敦开的音乐会，总算第一次公开的。1700年以后，在德国、瑞士、瑞典的音乐协会（Collegium Musicum），初时会员并不多，规模也很小，因为当会员的热心，逐渐订出好规则来，研究、演奏都有一定的时候，因此会员也渐渐增多，会务渐渐发达，他们不独实现了一种音乐会生活的过渡时代，并且建设了好几家音乐学校出来。” ① 从上可知，在萧友梅看来，音乐会的发展需要长期实践之积累和虔诚之投入，方可渐入佳境，以求发展。

萧友梅在考证欧美各大城市音乐会后得出，“音乐会是一种实业”，通过经营可以使音乐会演奏获利并成为“一种伟大的营业”。音乐会除了经营获利外，其功用“从积极方面说起来，对于没学过音乐的人，可以引起他们学习音乐的兴味;对于音乐学生可以供给他们许多材料，譬如学技术的多听几回自然容易领会，学作曲的多听音乐会，一方面可以得许多的曲料，一方面可以认识许多节奏的形式，这种知识比较从书本子里得来的还要确实。所以，音乐学生听音乐和画家的写生旅行一个样子，越听得多，所得的益处也越多。更进一步讲，国民音乐会就是实行普及美育的最好办法之一。” ②

蕭友梅对于音乐会热爱有佳，“留学柏林的时候，在一个音乐季节内——自九月底至次年四月中——最多听过二百零几个音乐会” ③ ，在先后担任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教务主任、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任和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主任时更是多次积极组织和参与音乐会实践。

作为国立音乐院的始创者和国立音专的校长，萧友梅从建校初始便将音乐会制度纳入学校科学制度体系，以推动音乐会之健全发展。

《国立音乐院一览》（1928年度）规定：“每学期举行一次，春季以四月底、秋季以十一月底为演奏会期，藉表学生成绩。凡本院学生均有出席演奏之义务。演奏材料过多时，得增加演奏会次数” ④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一览》（1930年度）中于1930年5月24日修正的《国立音乐学专科学校学则》进一步明确：“每学期举行演奏会一次至四次，藉表学术成绩，凡在本校学生，均有出席演奏会之义务” ⑤ ，从而将举办音乐会的次数由原来的每学期一次增加到到“一至四次”。1932年度成立了“音乐会委员会” ⑥ ，设委员七人或九人，由校长推定之，设主席委员，由委员中互选之;主要认为在“规划筹备本校所举行之音乐大会”，“以期获得较完满之结果”。

通过《新夜报》之《音乐周刊》的实践活动，可以有效地为音乐会信息的发布、音乐会的评论及感想等进行发布，为音乐会的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平台。

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1927—1937）的师生在聚焦音乐学科理论知识学习及音乐会艺术实践的同时，亦高度重视音乐学术研究。蔡元培曾开宗明义阐述学校设立的目的，即“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 ⑦ 。蔡元培认为，“人类有两种欲望，—是占有欲，一是创造欲。占有欲属于物质生活，为科学之事。创造欲为纯然无私的，归之于艺术。人人充满占有欲，社会必战争不已，紊乱不堪，故必有创作欲，艺术以为调剂，才能和平。艺术纯以创作为主，无现实上的一切因占有欲而起的束缚……设立艺术院，纯粹为提倡此种无私的、美的创造精神。所以艺术院不在学生多少，而在能创造。能创作，就是一个学生也可以。不能创作，一百、一千个学生也没有用。” ① 蔡元培强调学术研究作为高等学校立校之基，离开学术创造这一宗旨，学生再多亦不足以言。这一思想应该说在蔡元培的教育理念中是一以贯之的。

关于音乐学术研究的价值，1919年11月，蔡元培曾在《北大音乐研究会演说词》中谈到，“吾国音乐，在秦以前颇为发达，此后反似退化。好音乐者，类皆个人为自娱起见，聊循旧谱，依式演奏而已。西洋音乐家，则往往有根据学理自制新谱者。盖创造之才，非独科学界所需要，美术界亦如是也……知音乐为一种助进文化之利器，共同研究至高尚之乐理，而养成创造新谱之人材，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缺点，而使之以时进步，庶不负建设此会之初意也” ②。从演讲词中可以看出，我国音乐由盛而衰的原因在于音乐爱好者仅仅满足于个人自娱自乐，囿于旧谱旧式演奏，不如西洋音乐家重视音乐学理而能自制新谱;只有将音乐作为促进文化的利器，研究至高尚的乐理，藉以养成创造新谱人才，采西乐之长补中乐之短，才能实现中乐与时俱进。蔡元培还提到，“欧洲音乐之所以进化”，在于“组成有系统之理论，以资音乐家之参考” ③，强调音乐理论对音乐发展的基础作用。

无独有偶，萧友梅提出“学音乐的人不独要学高尚的音乐，还要把音乐当成最高的艺术去研究，千万不可当作消遣品来学，假如自己把音乐当作消遣品，人家就把你自己当作消遣品的工具，音乐的地位就完全失掉了。” ④ 这种强调将音乐当成最高艺术进行研究，而非消遣品自娱的看法与蔡元培反对音乐爱好者仅为自娱起见因循演奏殊为一致。二者都强调要怀抱纯然无私的创造使命将音乐当作最高艺术来研究。

结 语

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时期对于学术研究的追求与坚守一直未曾中断，始终将“教授音乐理论”置于培养宗旨之首，这和老院长蔡元培“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 ⑤ 的思想一脉相承。《新夜报》开设的音乐专版《音乐周刊》，集学校骨干教师、尤其是优秀的学生一起，就音乐理论、音乐会演出、以及中国音乐发展道路等问题进行探讨，为早期音乐理论的探讨和音乐知识的普及搭建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平台。

高等教育赖以产生及发展的根基在于人才培养，包括专业知识传授、社会实践、学术研究、文化传承、社会服务等在内的所有教育相关活动。人才培养只有深深植根于社会的土壤中，才能让高等教育绽放出勃勃生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教育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⑥总体来看，《新夜报》之《音乐周刊》作为国立音专师生对接社会、服务社会的音乐实践活动，无论是从音乐知识普及角度，音乐理论研究角度，还是从服务音乐会角度，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当前高校音乐教学具有重要启迪。

① 蔡元培：《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1928年4月16日），载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220页。

② 蔡元培：《北大音乐研究会演说词》（1919年11月11日），载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355页。

③ 蔡元培：《〈音乐杂志〉发刊词》（1920年4月），载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397页。

④ 萧友梅：《为什么音乐在中国不为一般人所重视》（1934年11月15日），载《音乐杂志》，第1卷第4期，1934年，第2页。

⑤ 蔡元培：《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1928年4月16日），载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218页。

⑥ 李国仓：《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载《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第2期，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