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贝杰，朱崇志

“说体文”是由“说”引发生成的论说文体。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说”字解释为“说，释也。从言兑声。”说体文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游辩之辞，与论体文是为一体，统称论说文，自秦汉统一后，逐渐发展为一种解释、说明事理的文体。三国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到：“奏议宜雅，书论宜理。”最早说明论说文的性质和写作特点。“说”被单独作为一种文体进行论述，最早可追述到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提到：“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李周翰对此注释：“说者，辩词也。辩口之词，明晓前事，诡谲虚诳，务感人心。”指“说”是为了劝说人、打动人，所以必须注重辞采，讲究表达艺术，以说服感动别人。[1]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中提到“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正式对“说”定体。虽然陆机、刘勰二人所论的“说”的说法不同，但是“说”这种文体包括的主要作品是相同的，都是指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论述各自的主张辩辞以及策士谋臣游说诸侯的说辞，侧重于言说。[2]本文根据中华书局出版的《柳宗元集》和《苏轼文集》收录的说体文文本，比较分析柳宗元、苏轼说体文在题材、体裁、艺术特色上的异同，以期对说体文研究有所裨益。

一、柳宗元、苏轼说体文之题材比较

(一)柳宗元、苏轼说体文题材之异：“叙事讽刺”与“感悟人生”

从题材上看，柳宗元的说体文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申述事理，二是托寓刺世。[3]申述事理类有《祀朝日说》《天说》《蜡说》《乘桴说》《说车赠杨诲之》《复吴子松说》，主要阐述作者的某种思想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