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贝杰，朱崇志

“说体文”是由“说”引发生成的论说文体。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说”字解释为“说，释也。从言兑声。”说体文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游辩之辞，与论体文是为一体，统称论说文，自秦汉统一后，逐渐发展为一种解释、说明事理的文体。三国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到：“奏议宜雅，书论宜理。”最早说明论说文的性质和写作特点。“说”被单独作为一种文体进行论述，最早可追述到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提到：“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李周翰对此注释：“说者，辩词也。辩口之词，明晓前事，诡谲虚诳，务感人心。”指“说”是为了劝说人、打动人，所以必须注重辞采，讲究表达艺术，以说服感动别人。[1]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中提到“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正式对“说”定体。虽然陆机、刘勰二人所论的“说”的说法不同，但是“说”这种文体包括的主要作品是相同的，都是指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论述各自的主张辩辞以及策士谋臣游说诸侯的说辞，侧重于言说。[2]本文根据中华书局出版的《柳宗元集》和《苏轼文集》收录的说体文文本，比较分析柳宗元、苏轼说体文在题材、体裁、艺术特色上的异同，以期对说体文研究有所裨益。

一、柳宗元、苏轼说体文之题材比较

(一)柳宗元、苏轼说体文题材之异：“叙事讽刺”与“感悟人生”

从题材上看，柳宗元的说体文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申述事理，二是托寓刺世。[3]申述事理类有《祀朝日说》《天说》《蜡说》《乘桴说》《说车赠杨诲之》《复吴子松说》，主要阐述作者的某种思想见解。托寓刺世类有：《鹘说》《捕蛇者说》《蜡说》《谪龙说》《罴说》《观八骏图说》，主要通过精彩的描述，以物为寓，抨击当时政治社会的腐败。相较于柳宗元的申述事理、托寓刺世的两类说体文，苏轼则集中阐述为人处世的道理。譬如《仁说》《刚说》《稼说(送张琥)》等，除此之外，诸如《文与可字说》《杨荐字说》《张厚之忠甫字说》《赵德麟字说》《何苓之名说》《思聪名说》等“名、字说”文，这种“字说”文体主要是叙述某人命名取字的缘起，阐释名和字的内涵。

(二)柳宗元、苏轼说体文题材之同：解说对象的一致性

柳宗元、苏轼的说体文皆是通过对某一具体概念追根溯源式的考察完成的，在内容上有其共性的一面。换句话说，在柳宗元、苏轼二人的21篇说体文中，每一篇都有一个被解说的对象。如《天说》一文，柳宗元对“天人关系”深入解说，“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他认为，“天”就是天，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与果蓏、草木等无异，并无神圣之处，对人的行为无法赏赐惩罚。再如，《蜡说》一文是针对蜡祭礼制的解说。作者在文中指出，“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岂人之为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贪乎、罷弱乎、非神之为也，故其罚在人。”旱灾、水灾、虫蝗、瘟疫等自然灾害，不是人为造成的，所以要惩罚神；而残暴、昏庸、贪得无厌、懒惰无能等社会行为，不是神造成的，应该惩罚人。最后再点明，“蜡祭”只流传了表面形式，“古圣人之道”未流传下来，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苏轼《仁说》是为了解释“仁”的含义，开篇引用孟子“仁者如射，发而不中，反求诸身”观点为议论发端，再通过其本人亲身经历讲述射箭却不中，全因身法没有合“规矩”，最后阐述人的行为要符合“规矩礼法。”正所谓，“四肢百体，一不如法，差于此者，在毫厘之内，而失于彼者，在寻丈之外矣。”射箭符合规矩，则百发百中；做人符合礼法，乃真君子也。由此可见，柳宗元、苏轼说体文都是为了解说一个对象，通过各种各样的描写，目的为了让读者明白其中蕴含的道理，寓理于叙之中。

二、柳宗元、苏轼说体文之体裁比较

(一)柳宗元、苏轼说体文体裁之同：寓言式杂说文

我国古代寓言作为独立的文体形成于唐代，柳宗元是开创这种新局面的代表人物。柳宗元擅用精悍而又饱含哲理的故事，讽刺生活中的丑恶现象，《柳宗元集》收录的11篇说体文中，《鹘说》《捕蛇者说》《蜡说》《谪龙说》《罴说》等都是精彩的寓言式杂说文。 例如，《捕蛇者说》通过描写一位捕蛇者的遭遇，抓住“蛇毒”和“苛政之毒”的联系，巧妙地用“捕蛇之毒”衬托“苛税之毒”，展现了在封建苛政下人民生活的痛苦，尖锐地批判了社会现实。《观八骏图说》又以“好事者以八骏图之异形”求马，类推“圣人皆为异状”来讽刺统治者“好异”、以异形求人才的可笑。《罴说》重点是为了突出猎户“徒有外表，华而不实”的形象，却以“罴说”为题，借物托讽朝廷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的针对性举措，犹如文中猎人仅凭一些“小聪明”，没有过硬本领，最终定会招来灭顶之灾。按照统一标准安排内容结构，最后在结尾画龙点睛、点出文章寓意，这是先秦以来寓言的基本文体结构，柳宗元继承并发展了这种结构，其每篇寓言都包含了完整的故事情节以及深刻的寓理。可以说，在寓言发展史上，柳宗元使寓言文体得到了独立，进一步巩固了寓言在文坛上的地位。与柳宗元的突出贡献相比，苏轼仅有《刚说》《稼说》两篇寓言式杂说文，但是，其做到了寓言式杂说文体的真正成熟，对寓言文体继承发展的成就不可估量。[4]《稼说》通过对比富人与穷人种庄稼之事，得出“弱者养之以至于刚，虚者养之以至于充”和“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的结论，进而推论，做人就像种庄稼一样，不能急于求成，必须积以时日，勤苦修养，才能做到“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全文以种庄稼开篇，以穷富两种人的耕种环境、耕种方法以及收获成果作比，为下文治学之道作铺垫；下文则着重阐释治学与种庄稼的联系，进而揭示文章的主旨，“种庄稼要等到成熟才能收割；学习要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稼说》一文堪称寓言式杂说文之佳作。

(二)柳宗元、苏轼说体文体裁之异：苏轼长于“字”说

柳宗元、苏轼二人皆在寓言式杂说文取得突出成就，做出重要贡献，但是，苏轼更长于“字”说，在《苏轼文集》收录的10篇说体文中，名、字说文占了7篇，这是柳宗元说体文中没有涉及的文体。字说，发轫于中唐，兴起于两宋，在宋初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的背景下逐渐成长起来。随着儒学复兴的深入，崇圣慕圣的思潮和心态也逐渐弥漫，往往都反映在“命名取字”上。[5]字说可以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出自于如苏轼名家之手的字说，可以无形中提高“受字者”的身份和声誉。《赵德麟字说》中，苏轼夸赞赵德麟，“今君学道观妙，淡泊自守，以福贵为浮云，而文章议论，载其令名而驰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引用了汉武帝《白麟》典故。昔汉武帝幸雍祠畤，获白麟以荐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马迁、班固书曰“获一角兽”，“盖麟云”。在这里通过司马迁、班固两位大臣对白麟的质疑，他们认为进献给武帝的白麟是独角兽，苏轼借此对白麟进行了一番讨论，再引出 “不幸而有是德与是形，此麟之所病也。”而这“麟之病”实际上是对赵令畤的称赞“学道观妙，澹泊自守，以富贵为浮云”以劝赵令畤入朝，最后再给赵令畤取字“德麟”。便让赵德麟声名鹊起，融入进了苏轼的交友圈。《杨荐字说》引用了《易》中“藉用白茅，无咎”及孔子语录“苟错诸地而可矣”，以《易》中的“抚慰建大功者采用白茅包土的方式分封诸侯”的典故来为解释“杨荐的字”作铺垫，下文孔子的话进一步对这个典故进行阐释，最后再点出，“地非不足错也，而必茅之为藉，是君子之过以自尊也。予欲杨君之过以自尊，故因其名荐而取诸《易》以为之字。”在宋代，部分字说可以用于临别赠友之际，彼时，字说文的功能一定意义上代替了赠序。

三、柳宗元、苏轼说体文艺术特色之比较

(一) 柳宗元、苏轼说体文艺术特色之同：对比修辞手法

善用对比手法，是柳宗元、苏轼说体文艺术特色的相同之处。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一文中，有“蒋氏捕蛇独存”和“乡邻非死即徙”、“驰然而卧”和“乡邻受恶吏丧扰”的对比，不仅点明了文章主题 “苛政之毒”，同时也衬托了蒋氏生动鲜活而又极具特色的人物形象。《说车赠杨诲之》一文以车为喻，叙述为人处事之道，先是讲解“车”的构造，“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方可“任重而行于世乎”。而后以“车”比喻人之心性，“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轮，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乎内若轴，摄之以刚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辕，高以远乎污若盖，下以成乎礼若轼，险而安，易而利，动而法，则庶乎车之全也。”然后引入“做人之道”——好车需要材优工备，以此类比，做人须有美好的内在品质，用柳宗元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守“大中之道”，同时待人接物又不能太过锋利，即为人处世当“圆外方中”，讲究原则的同时，又兼具灵活性。

苏轼的《稼说》一文中也有此等形象对比。开篇以穷富两种人的耕种环境、耕种方法以及收获成果作对比，最后得出“土地需休养生息”，而后同做人要“厚积而薄发”对比，不能急于求成，必须积以时日，勤苦修养，才能做到“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全文通过阐释治学与种庄稼的联系，进而揭示文章的主旨。《刚说》并非传统说体文那般直接对“刚毅木讷，近仁”等言论进行解释说明，而是着重地描写了“孙介夫”此人，并称赞此人乃为“刚者”，最后再突出“刚者仁也”这一主题思想。苏轼擅用借笔，往往不就题论题，而是借客形主，回旋进退。[6]《文与可字说》并没有直截了当叙述文与可此人，而是先引入乡人间的几句对答，再引出“子张”，紧接着是一番对“子张”如何与人交际的行为的描述，最后点出“与可为子张者。”

(二) 柳宗元、苏轼说体文艺术特色之异：语言风格

柳宗元、苏轼二人大多使用散句，辞语浅显明白。柳宗元的语言感情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在被贬之后，《谪龙说》一文以龙女遭天帝贬斥下凡之后被人间纨绔弟子欺凌，自喻被贬之后的不公正待遇。文中龙女对轻视自己的纨绔子弟所言，“今吾虽辱尘土中，非若俪也。吾复，且害若”，形象地体现了柳宗元的愤愤不平，借龙女之口，表达了自己身居低位只是暂时的，迟早要回归庙堂，同时体现了其不愿与人同流合污、保持自身高洁的品性。《天说》一文中，柳宗元与韩愈对答论辩时愤激精严，语言形象缜密。如“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蓏、痈痔、草木也。”寥寥数语，直接阐述了“天虽大，但是与果蓏、草木无异”的道理，也体现了柳宗元的唯物主义观点。

相较于柳宗元，苏轼的说体文语言相对敦厚和缓，更加侧重于意尽言止。[7]如《仁说》一文以“四肢百体，一不如法，差于此者，在毫厘之内，而失于彼者，在寻丈之外矣”阐述了人的行为要符合“规矩礼法”，射箭符合规矩，则百发百中；做人符合礼法，才是真君子。《刚说》一文开篇表明其观点，“刚毅木讷，近仁。”着重描写孙介夫“真可谓刚者也。”借孙介夫表达了“刚者近仁”的道理，由此体现了苏轼的人生态度。风趣幽默是苏轼说体文的另一种语言风格，《何苓之名说》一文就有所体现。茯苓形状短小，外皮黑褐色，常用于中药，罗浮山道士常用此物来戏弄自己的侄儿，称他为罗浮山茯苓精。苏子便根据《淮南子·说山训》中：“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丝。”为其取字为“表丝”，又嘱托何宗一善待这个侄儿，并赞其黝黑小巧的长相“非庸物也”。

四、结语

说体文是先秦以来一种以“说”为主、题材不限、由感生文、涉笔成趣，行文灵活、带有杂感性质的文体，唐、宋时期是说体文的重要发展阶段，柳宗元、苏轼分别是各自时代说体文的重要代表人物，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的说体文，使得唐宋时期的说体文更加丰富多样，为说体文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柳宗元、苏轼的说体文既体现了时代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文体风格又受到了他们各自生活经历的影响，体现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二人都是各自生活时代文坛、政坛上冉冉升起的新星；都曾被贬谪，遭遇了政治生涯上的不幸；都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开阔的视野，都对人生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感悟。正是这些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提升了他们思想境界，成就了文学上的巅峰。

在说体文写作上，二人皆吸纳百家，糅合儒、道、释三家思想，内容、写法灵活多样，擅长征用经典、引类譬喻、借事说理、寓理于事、情理兼备、真挚动人，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就说体文题材、体裁以及艺术特色来说，二人也有各自个性特色。柳宗元行文如高屋建瓴，逻辑缜密而不乏义理，使人读罢颇有酣畅淋漓之感；苏轼则如行云流水，自然畅达又挥洒如意，纯然表达心之所感。柳宗元偏情，苏轼主理。柳宗元篇幅长于苏轼，苏轼则追求简约之美，文章少有长篇。柳宗元说体文多与政治相关，苏轼更多关注于“为人处事”。在思想情感上，苏轼不及柳宗元牢骚愤郁，柳宗元不及苏轼敦厚和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