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玉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归根到底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在近代以来的“大历史”背景下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是怎么来的、怎么形成发展的，对于夯实“四个自信”的根基，坚定“四个自信”的历史自觉意义重大。

一、从旧式道路、制度、理论的失效到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其屡试屡败证明了旧式道路、理论、制度的彻底破产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为挽救空前的民族危机和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近代中国人由此踏上了苦苦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和真理的征程。

在漫漫求索的征途上，率先揭竿而起的便是农民阶级。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依托拜上帝教发动，以《天朝田亩制度》为旗，长达14年的坚持，沉重打击了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侵略势力，而其失败的命运宣告了改朝换代的老路的破产。内忧外患使得旧的封建制度已然无法照旧延续下去，甚至连封建制度的维护者中也有人深感变通之必要，洋务运动便就此应运而生。洋务派们举“中体西用”之旗，走“师夷长技”之路，以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哉。”[1]但却事与愿违，洋务运动只想变“器”、不想变“制”，“中体”与“西用”终究是貌合神离，洋务派们“自强”“求富”的愿望也只能是南柯一梦。

可以说，洋务运动是满清王朝在阶级矛盾无比尖锐、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对封建制度所作的一次集体拯救，归于失败的命运促使近代的仁人志士走上了一条变革制度的不归路。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他们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为维新变法造势，本意上没想、事实上也并未触动封建制度的根本，而只想通过封建皇权推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使得资产阶级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逐步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但即便是如此温和的改良也引发了一场血腥，遭到了封建势力的疯狂反扑。由是富国强兵夙愿难成，亡国灭种威胁犹在。

封建制度穷途末路、不可救药但却外强中干，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穷凶极恶但却有着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明，这些历史现实昭示并启迪着当时的人们，使得当时的仁人志士在放弃改良、主张用革命手段来对抗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主义的同时，也立下了“民主共和”之志，接下来的辛亥革命便是如此。辛亥革命以“三民主义”为旗，走民主共和之路，希望由此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但历史事实证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有破旧——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终结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勇气和运气，却没有立新——铲除西方列强，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魄力和能力，最终中外反动势力联手，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被偷梁换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远大理想付之东流。

梳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征程中，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大都习惯性地把目光投向西方，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理想总是不能实现。”[2]676可以说，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其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历史事实证明、宣告了旧式的理论武器、道路选择、制度理想的失效。

(二)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中国先进分子另辟蹊径、接力探索，反复比较、顺势而为的结果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另辟蹊径，启发他们在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启新一轮救国救民真理的探索。

新文化运动自打破封建禁锢、启发民性民智始，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在当时一系列内、外力的作用下，其实际效果远远突破了“思想启蒙”所能涵盖的范畴。这些“外力”，概括地说，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使资本主义“恶”的一面暴露无遗，一时间，沉闷、怀疑、困惑、迷茫、反省直至批判，进而引发中国知识界对“欧洲文明”的集体失望及一部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彻底决裂；二是十月革命。首先，十月革命的成功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意义首先体现在“举什么旗”上。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被推送到中国，在与当时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辩论、碰撞、较量中，其科学性、真理性得以彰显，逐渐在当时成为一股相当有影响的思想潮流，给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人民提供了全新选择；其次，十月革命的成功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永恒，并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因而在走什么路、建立什么制度方面对中国革命也有全方位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而“内力”，主要是指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由北京十几所学校的青年爱国学生发起，进而演变为全国范围的群众性运动。特别是六三运动，它充分显示了蕴藏于工人阶级中的无比伟力，促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从而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也使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有了深厚的阶级基础和阶级担当者。就这样，乘着新文化运动的东风，几股内、外力合力推进，中国先进分子顺势而为，在经过近代以来长期、艰苦的接力探索及实践中的反复比较之后，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变得清晰、明朗了。

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旧式的革命理论、道路及制度的失效，到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新理论、新道路、新前途，就这样，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在这里汇合，昭示着选择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的历史必然。

二、从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的成功实践到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有机统一

(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从历史选择成为成功的历史实践

建立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一大历史性事件。伴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未来建立什么制度问题上亦就尘埃落定，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也由此从历史选择成为实实在在、卓有成效的历史实践。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道路、理论、制度选择归根到底是由其无产阶政党属性所决定的，她何以能使原本是无产阶级的信仰成为当时一切先进阶级的共同愿望，进而在实践中使原本无产阶级的“独唱”变成了当时中国社会一切先进阶级的“大合唱”，使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成为亿万中国劳苦大众的共同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及至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其力量与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势力比，与建立了反动政权、拥有强大武装的蒋介石集团比，都势单力薄，但她又何以能以小对大、以弱胜强？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实际上存在三种政治力量，他们各自都提出了自己的建国方案——地主阶级和买办性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方案、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工人阶级和进步势力的人民共和国方案，导致当时的中国出现了两条道路、两个命运之争，斗争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2]677-678这又是为什么？回答上述问题，答案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而“党的正确领导”，其根本就在于道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正确、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及人民共和国制度的引领，在于道路、理论、制度得民心、顺时势、合乎历史发展规律。

(二)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制度在实践中实现了有机统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充分证明了道路选择、理论选择的无比正确性，尔后经由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至此社会主义理论、道路与制度在实践中有机统一起来。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全面开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在探索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715笃定不已，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对历经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及社会主义制度倍加珍惜且信心百倍，并在探索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同时在这一时期，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在理论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在实践中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2]829，所以道路探索中走过一些弯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是党在独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在探索的每一个重要时期，即使遇到再严重的困难和挫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始终保持着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如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一方面，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才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进一步巩固的过程；另一方面，他又满怀信心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2]781。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欧洲的一些国家“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2]828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中国人民“站起来”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成功实践的基础上的。“站起来”以后的实践中，在理论、制度建设上的成果，在道路探索中所获得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又为改革开放后的理论创新、制度完善、道路发展提供了前提，“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4]，是改革开放后全面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的“出发阵地”。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形成发展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频共振

(一)开启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时代要求、国家发展、人民期望的高度，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创新。在理论上，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6]、“三个有利于”标准等一系列重要论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刀阔斧地启动改革开放，鼓励人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从沿海到内地渐次推进对外开放……。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与邓小平理论交相辉映、相互促进，全面创新、拓展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成功开辟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跨入新世纪、站上新起点：从道路、理论到道路、理论、制度“三位一体”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应变局平风波、促改革求发展中始终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捍卫、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的接力探索中，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推向21世纪。在这一时期，随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逐渐深化和实践的不断推进，党满怀信心地宣告：我们不仅找到了正确道路，而且“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7]，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将这一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二位一体的内涵逐渐明晰。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在深刻回答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进行了系统论述，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并加以科学阐述。及至2011年，在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进一步指出，党和人民要珍惜、坚持、发展的根本成就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8]，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格局正式形成。

(三)进入新时代：明确提出“三个自信”，全面确立“四个自信”

十八大报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三位一体”走向“三个自信”的集大成之作。报告在全面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内涵及三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号召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随后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重申了十八大精神，强调指出，党的十八大要求全党坚定“三个自信”，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9]及此，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格局全面上升到“三个自信”层面。

在“三个自信”发展为“四个自信”的过程中，习近平有独创性贡献。最初习近平是将文化自信作为“三个自信”的内涵提出的，认为文化自信是其他三个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对文化问题思考的深入，习近平逐步将文化自信与“三个自信”并列，全面而又明确提出了“四个自信”。习近平高度重视文化自信，不仅在于文化自信自身的极端重要性——坚定文化自信“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10]349，能“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11]23；而且在于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和独特作用——坚定道路、理论、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10]339“四个自信”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道路自信是实现途径，理论自信是行动指南，制度自信是根本保障，而文化自信“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11]17“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1]23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体系全面走向成熟和完备。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到道路、理论、制度“三位一体”格局的形成，再到明确提出“三个自信”、全面确立“四个自信”，这一过程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频共振，是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推进而渐次展开并逐步提升的。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是其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其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中国人民在生活上迎来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为其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四、结语

将“四个自信”置于近代以来的“大历史”中去考察，搞清楚“四个自信”是怎么来的、是怎样形成发展的，它于坚定“四个自信”来说，即是一项固“本”工程——搞清楚了“四个自信”是怎么来的，就能深刻理解其历史选择过程的必然性、人民性，从而清醒、由衷地体悟到，“四个自信”不是个人意志，不是某个阶级和政党的外在强加，而是在历史选择、历史实践及反复的历史检验中渐次形成的真理性认识，如此即能夯实“自信”的根基，坚定“四个自信”才能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搞清楚了“四个自信”是怎样形成发展的，就能在深刻把握“四个自信”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中明晰坚定自信的历史和现实根据，进一步增强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底气和定力。自信即是一种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积极的精神状态，搞清楚“四个自信”的历史逻辑，就能启发和引导人们在敬重历史、科学认识历史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牢固树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继续写下去的历史自觉，矢志不渝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