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培，董 军

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不仅造成了自然生态的失衡，也造成了文化生态的失衡。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文化观念也让文化生态遭到了破坏。只不过，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作为由各种形态的子文化所构成的文化有机体，它的破坏不像自然生态的破坏，可以通过肉眼获知、通过感官去体验。人类可以通过数据展现自然界物种消失的数目，却无法获悉全球范围内有多少土生土长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消亡。在现代文明席卷全球的今天，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观念正在蚕食着传统的文化发展的空间。面对全球文化生态失衡现状，反思费孝通文化观，以期带来一些解决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启示。

一、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

国内目前对于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研究还没有重视起来，而国际上关于文化生态研究的序幕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拉开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类学家费兰兹·博厄斯在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之上，探讨了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对文化进化论进行了挑战，并提出了“决定论”，认为环境对文化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1]。其后，斯图尔德在《文化变迁理论》一书中，也表达了生态环境决定文化生态的观念[2]。当时，以斯图尔德为首的美国文化生态学派对于文化生态的认识一直停留在人类文化和行为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关系上。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生态的研究已经延伸到多个学科与领域之中，此时，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经济学领域的学者都展开了对生态文化的研究。

费孝通作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自然也对此十分关注。费孝通的学生方李莉在1998年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主办的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就提出了文化生态失衡的问题，她认为文化生态失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文化自身来看，文化具有地域性，在无法与人工环境相融合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文化失衡的现象；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来看，西方文化强势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中国进入了机器化的时代以后，传统文化因为不能够适应新兴文化而失去了生存的根基；从全球各民族的文化发展来看，不少民族文化都在全球一体化的格局中，失去了文化自信，失去了传统特色。[3]之后费孝通就针对方李莉的文化生态失衡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全球文化生态失衡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一些落后的非西方国家有自己本身的文化传统，但这些文化传统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了，它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去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第二个问题是，西方社会也要面临如何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相互协调，避免造成各种文化的对立化，从而保证整个世界都能和平相处下去。”[4]这两个问题是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的文化困境，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需要不同的传统文化的存在，在过去全球化浪潮还未兴起之时，各种文化可以保持自身的特点，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中继续发展，而现在整个世界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空间的距离不断的压缩，传统文化不得不作出一定的改变，且这种改变必须是和现代化的发展相适应的。

距离费孝通提出这两个问题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无数事实已经证明未曾很好的适应现代化社会的传统文化，都遭到了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观念的侵蚀。非洲的部落文化、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有的已经消失在人类文化历史的长河中，有的正在面临着将要消失的危机。文化生态的破坏，以及文化资源的减少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西方人用现代机器、现代技术制造了一个新的物质环境，却没有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新的文化环境，在其还没有完全适应自己制造出来的物质环境的同时，更无法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融合到一起，让二者相互促进。然而，一些本土文化的消失却不得不引起大众的关注，因为人类无法估量，传统文化的消失带来的社会文化失衡会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

二、费孝通的文化主张

诚然，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一种思想能够圆满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问题，“文明冲突论”“天人对立说”“个人中心主义”的思潮仍然占据着时代发展的主流，西方部分学者虽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却没有给出合理的方式去妥善的解决问题。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英格莱哈特与贝克根据自己的调查，发表了一篇报告，在报告中指出，大众所看到的是文明多样性的延续，而不是以西方普遍化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与日俱增的一致性。文明多样性的延续，可以通过积极地重新创造和重新吸纳非西方文明模式得以实现。而费孝通在21世纪初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解决文化生态失衡的问题，可以采取多元化的办法，并不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唯一的途径来融合不同的文化，而是要看到不同民族文化的特色，找到不同文化的出发点，根据各自的文化传统来进行创造。东西方文化的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相似的观点，足以看出，当今生态文化失衡现象的严重性，以及解决问题的趋向性。费孝通晚年对全球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认为想要让地球上各种文明都能够平等的交流融合，应该建立起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这种‘和而不同’的状态，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它是人们的理想。但是要让地球上的各种文明，各个民族、族群的亿万民众，都能认同和贯彻这个理想，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5]而想要实现这个理想，就必然需要经历一个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新再到文化共处的过程。

(一)文化自觉

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6]而达到文化自觉不是一个简单的阅读文本的过程，更是深入调查的过程。对于文化实践者而言，他们感知到的是各种新鲜文化的涌现与土生土长的文化的消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性将文化现状以及文化发展存在的各种问题通过文字的形式展现给大众。

费孝通作为社会学家，始终坚持经验性研究，从广西大瑶山开始，到几十年后第二次学术生命展开，实地调查都是费孝通学术研究的基本手段，在进行经验性研究的过程中，人们才能够更加清楚的认识到一种文化的特色，感知到一种文化的魅力。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费孝通就明确的指出西方的科技成果进入到中国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以及通信方式，过去的社会组织已经完全不能够与之相适应，只有进行改革，才能够建立起一个新的与时代发展相符的世界[7]。过去很多人认为中国的乡村是封闭的，是难以改变的，它拒绝接受新的文化，新的知识，多少年都固守着同样的文化，同样的传统。而实际上费孝通在江村进行考察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中国乡村的原住民会主动的吸收和学习外界的技术和文化，也会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思考，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提高生产水平，乡村的生产工艺也在不断的进步，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可能并不清楚什么是文化自觉，但是这种思想却真实的融入了他们的生活和实践当中。

从中国本身来说，五千年的文化历史留给我们的是无限的财富，但真正懂得中华文化的人却是不多，对自己的文化尚且谈不上了解，又如何真正做到文化自觉呢？费孝通曾在自己的演讲稿中指出，文化自觉的使命是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的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8]“在世界全球化背景下，在对立之中找到对接，打破‘民族和世界’的二元对立框架，使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立足自我，吸收借鉴、站稳脚跟，拥抱世界。”[9]人类社会是不断地变化的，信息的更新速度却不是及时的，生活于一种单一文化环境中的人想要去了解另一种文化背景中的人的生活，研究者必须深入到自己想要了解的文化中去。只有了解了文化的特色，才知道本土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这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自知之明，在对自身文化具有自知之明以后，一个民族才能够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主体地位。如果文化一直保持单一性的发展，只看到文化具有原始性的、特色的一面，结果只能是本土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被迫放弃民族文化传统，融入到其他文化中去，失去自身文化的特色，连自主性都不具备，又遑论文化自觉。

(二)文化自新

自新在《世说新语》里面有两种解释，一是指自觉改正错误，重新做人。二是指有才要用到正道上，知错必改。而在费孝通看来，“自新，就是自我更新，从传统的基础上来自新，而不是从零开始。”[10]229人类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之后，需要建立起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与之适应，建立新的文化环境的过程就是文化自新的过程。造成文化生态失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本土文化没有进行有意识的自新，没有认识到自身文化存在的一些问题。正如美国新进化论学派所言的一样，文化是一种观念和技术，社会结构的综合构成，它经过调整能够适应与其自然居住地和周围相互竞争的其他文化。纵观历史的发展，凡是具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是懂得保持和创造的文化。

所谓保持就是延续本土文化的特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很多人对于文化的概念和认识都走进了误区，大众认为原始的土著文化是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它们的传统习俗是封建的落后的，想要步入现代化，就必须用现代文明取缔这些愚昧腐朽的文化[10]237。而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化，经历了时间的流逝，都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原始的土著人熟悉自己生活的土地，他们可以掌握自然变化的规律，一代又一代承袭下来的生产经验让他们无比的清楚自己的土地，除了极端天气的出现是不可预料的以外，其他的种种变化都是在他们的预料之内的。以巫术为例，这种在很多人眼中是反科学的东西，其实在很多土著文化中都是存在的。没有生活在这个文化环境中的人不清楚巫术的作用，而实际上，土著人对于土地对于自然的敬畏是一种天生的本能，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掌握这个地方的自然规律，可以通过有效的行为去维持这个地方的生态平衡。现代科学虽然可以通过人力通过技术有效的控制和支配自然，但是自然界中不受人力支配的因素太多了，只有生活其中的人，在几百上千年的时间中形成的文化才能够切实的贴近自然，贴近人类生存的家园。

如果说保持是文化自新的基础，那么，创造就是文化自新的关键。我们需要承认原始的文化是值得今天的新的文化去借鉴的，但是，也不能够固步自封。真正能够让一种文化重新焕发生机的方式就是创造。人生活在一个客观的世界里，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改造能力，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其进行改造。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不断的变化的，文化发展的过程也随着这种变化而不断的改变。当人类居住的地理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不可避免也要经历一次地震式的调整。工业文明扩张了人工环境的规模，它满足了人类的物质需要，但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速度却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整个地球生物圈退化的同时，文化环境也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变化。为什么过去的文化创造没有造成文化生态的失衡，而在现代化的发展中，在人们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条件下，文化生态却失衡了呢？其实从文化的创造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文化创造是需要一定的限度和周期的。农业文明不发达的交通条件和自然环境的阻隔，让文化的改变细小而缓慢，这就给文化充足的时间去适应新的文化的加入和旧的文化的更新。而工业化时代追求的是速度，是效率，它并没有给旧的文化足够的时间和弹性来创造自己。

“911”事件发生以后，费孝通认为西方特别是受难国会追寻事情发生的根源，然后再进行深刻的反思，认识到西方文化存在的问题[11]。而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报复性的处理方式让费孝通感到十分失望。因为西方国家并没有认识到自身文化的问题，忽视了文化的价值观在精神领域的作用，更忽略了不同文化之间是有冲突存在的，战争并不是解决文化冲突的最好方式。西方带有政治性目的的文化输出，试图建立起具有共同价值标准和市场秩序的环境，却没有给原本的土著文化适应的时间，这就必然造成多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在进行文化扩张的过程中，西方文化虽然是有进步的，但是因为没有给旧的文化发展的空间，又想让自己的文化成为主导文化，就使得矛盾激化，造成惨痛的后果。所以说，进行文化自新是必要的，不管是西方文化还是其他地区的文化都不是完美的，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三)文化共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费孝通在自己的八十寿辰聚会上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2]的设想，来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仅仅十年后，在21世纪初，他又提到了文化该如何共处的问题，而当时世界的确面临着文化生态失衡的困境。由此可见，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对于社会未来发展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

实际上，“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文化共处的最好结果，更是文化自觉的理想愿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不仅是文化共处的必要条件，也是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前提。文化经过自觉和自新的过程以后，需要解决的就是共处的问题。因为文化自觉和自新所面对的都是民族自身文化所存在的问题，而文化生态失衡所面对的是全球性的问题，是不同民族的文化如何相处的问题。天下大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上千年来一直在探求的最为崇高的精神愿景，也是人类最为理想的生活状态，当文化生态达到平衡的时候，也就是真正的“天下大同”的时候。

此外，费孝通也指出，讲究天下大同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和而不同”。“和而不同”一词最早见于《孔子·子路》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它是指君子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可以保持和谐的状态，却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而小人则是在表面上迎合别人的想法，内心却抱着不友善的态度。这在目前的文化生态环境是非常常见的文化冲突现象，一个民族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会放弃自己固守的传统，被迫融入到对方的文化环境的，这种融合是不情愿的，融合的过程更是矛盾频发。“文化冲突作为一种社会冲突，对于文化交融创新、社会发展有着近乎激进的推动性作用。”[13]而在文化冲突的过程中，任何民族发展自身文化的时候都要认清自己的立场，在和其他文化进行交流的时候敢于表达想法，积极的寻求共通点，这样文化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这与费孝通所提倡的“和而不同”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

三、建立多元一体的文化生态世界，化解文化生态失衡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费孝通针对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概念，他认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是许许多多分散独立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接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0]168-169这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而进入到新世纪，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局面，费孝通是十分敏感的察觉到经济上的休戚相关与政治上的各行其是，文化上的各美其美，在人类进入到全球化进程的初期，会形成一个大的矛盾，在面对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差异性的时候，如何解决矛盾是全球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

中华民族经历了五千年的历史，形成了多元一体化的格局，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了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景象。在探讨全球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无疑带来了深刻的启发。纵观中国的发展历史，虽然经历了无数次的分分合合，可是统一始终是发展的主流，在走向统一的道路上，不断摸索、不断积累、不断的完善，这才形成今天的多元一体化格局。在这个成熟的协调机制之下，每一个民族可以拥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习俗、自己的习惯，并与其他民族不断的融合，共同发展自身。所以，费孝通指出，探讨全球化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达到文化自觉的状态，解决文化生态失衡的问题，可以从中华文明的发展中获得启迪。

世界文化如今是多元一体化格局，而中华民族的发展也是多元一体化的格局，不同之处在于当今的世界文化面临着文化生态严重失衡的状态，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经历了几千年，依然是良性的交流与融合。在中国古代人的眼中，中国就是天下，被人们看作是一个小的世界，朝代更替，纷争不断，不同种类、不同地区的文化不但没有在战乱中消失，反而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在朝代统一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统治者在位期间都是允许其他的文化形式存在的，即使对于外来文化也抱着非常开放的心态。佛教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并且还由于不同的地区传入的时间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不同，形成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以及云南地区的上座部佛教，这三种类型的佛教根据当地的民族文化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融入了当地的社会和生活，并且成为了当地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说明了在古代中国任何一个局部的文化中心都能够按照本土的特色进行文化的改造，居住于不同局域的居民有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机会，这样分散的多中心文化局面也才能够确立。为什么其他的古代文明都湮没在历史的过往中，而中国文明却能够延续几千年呢？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中华文明的结构和机制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无数先人的探索、积累和完善，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协调模式。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与佛家文化都能够彼此借鉴、彼此发展，看到对方文化中值得借鉴的一面，并将其融合到了自己的文化中。这种文化自觉、文化自新性存在于中华民族的骨血中，虽然说在古代并没有明确的文化自觉的概念，但只有在历史意义上才能够知道一个历史时期内发展的文化是否具有自觉自新性。

费孝通认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不同文明得以存在发展的保证，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不应以牺牲人类文明为代价，因为文化生态的失衡带来的是文化的缺失与趋同，而失去了土壤滋润的文化还能够走多远，这是大家无法预知的事情。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弱势文明本身就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一再保持固步自封的状态，最终肯定会被时代所淘汰。而强势文明在文化上始终自我欣赏的话，也无法为自身文明注入新鲜的血液，最终只能沦为高岭之花。纵观世界文化，在现代世界文化体系中，还有很多研究人员使用“主客之分”来进行文化研究，这种不平等的文化对话本身就是将自己站在了对方文化的对立面。费孝通所倡导的多元文化的交流是无主体性的交流，没有此方与彼方，只有欣赏与学习，从“文化冲突论”中解脱出来，突破强势文化的话语权。这也是为什么说只有建立起多元一体化的生态文化世界才能够应对目前世界性的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原因。

四、启示

回归到文化本身的概念，费孝通认为文化是为了让人能够更好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在物质生活以外，人需要精神生活的滋养。文化的出现满足了人们对于物质以及精神方面的需求，当人在追求物质生活基础上，建立起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时，可以将人类从纯粹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中解脱出来。然而文化发展到了今天，走上了一条人与自然对立的道路，西方式的个人中心主义观念强势的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即使在人类活动已经引起自然反抗的情况下，人类依然没有停下掠夺的脚步。

从民族自身来说，面对世界洪流的冲击，立足于自身的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就是一种文化自新，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自新，学习以及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思想，在新的条件下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是现在每一个民族都应该做到的。非洲小部落文化的消亡已经向我们证实了文化不创新只会在夹缝中生存直至走向死亡，具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是能够向外汲取养分的。人与自然不断激化的矛盾也表明了西方世界在其强大的技术支撑下正在创造的这个新的人文世界是存在巨大的缺陷的，可以说文化发展到至今都没有确立一种能够兼济天下的文化观念。所以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的话，文化世界想要健康的发展，就需要坚持一体化与多元化同时发展，民族自身保持文化的特性，多种文化在共处中相互尊重与理解，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生态环境，才能够缓解目前文化生态失衡的严峻局势，将人类从物质的欲望中解脱出来，去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人对于物质的追求是人作为生物体的生物性，而人在超越了这种动物性的追求之后才能够进入到真正的文化世界。当个人、民族、世界都能够接受多元一体的文化观念，学会文化共处，文化生态失衡的现状才有得到改变的机会。

为了满足人类在物质方面的需要，自然生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人类的物质欲望不断的膨胀，让文化生态也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当人类为现代科技感到沾沾自喜的时候，文化已经面临着严峻的失衡问题，费孝通在晚年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也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并切实的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希望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而不同”的世界。现今面对越发严重的文化生态失衡的问题，可以说，费孝通的文化观值得每一个人深思，考虑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