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弘,张其成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

“术数”，又称“数术”，“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1](《汉书·艺文志》)，是由古代天文史官等负责的专门学问，在古代学术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各学科均产生深远影响。《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作为仅存的秦汉医经家代表著作，其中存在大量与“术数”相关的内容，可以说理论术数化是《内经》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方式之一。本文试图对《内经》中术数理论相关内容进行简要的归纳与分析，并从当时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学术环境等角度考察该理论构建的发生背景，以期对更好的理解中医提供一些帮助。

1《内经》术数理论《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认为“术数”和“阴阳”同等重要，都是人们应该遵循的基本法则，对人体生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内经》中术数理论相关内容涉及中医理论构建的各个方面，从基础的阴阳、五行等概念，到系统的气理论、阴阳理论、五行理论、藏象理论、经脉理论、五运六气理论，与九宫八风理论等，其内容涵盖了人体结构、生理病理变化、疾病，以及诊疗法度等。

1.1 术数的身体 中医的身体在基本结构与生理节律上均离不开“术数”的规则。一方面，一气、两目、三阴三阳、四肢、五脏六腑、七窍、八节、九窍、十指、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穴等构成了人的身体，且人体结构的数量、形态与基本功能等均与天地之“数”和象相互呼应。如《灵枢·邪客》曰：“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明确指出人体头足的形态，情绪、声音等功能，四肢、六腑、九窍、十二经脉等结构的数量均呼应于天地。另一方面，人体的生殖发育、气血的运行与盛衰等均有其特定的节律，可以说自有定数。如《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七七……故形坏而无子也。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八八……而无子耳”，有“女七男八”的生殖发育周期。《灵枢·天年篇》曰：“人生十岁，五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百岁，五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有以“十”为单位气血的盛衰生长周期。《灵枢·营卫生会篇》曰：“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太阴主内，太阳主外，各行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有营卫日夜各行25度的运行周期。

1.2 术数的疾病 《内经》将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等与自然界气候、物候等联系起来，并依此建立了九宫八风模式、五运六气模式，以及三阴三阳模式等操作体系，用以描述、推演疾病的变化规律，为疾病的转归预后和诊疗提供预判依据。如《灵枢·九宫八风篇》言“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从一处至九日，复返于一……太一移日，天必应之以风雨……风从南方来，名曰大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心，外在于脉，气主热，风从西南方来……风从东南方来，名曰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胃，外在肌肉，其气主体重。此八风皆从其虚之乡来，乃能病人。三虚相搏，则为暴病卒死。两实一虚，病则为淋露寒热。犯其雨湿之地，则为痿”，提出“九宫八风”模式，该模式以数为媒介，将空间方位上的“八方”，自然界气候变化的“八风”，以及与该时段和“八风”相关的人体疾病发生部位、病理变化等相互联系，为后世医家的诊疗活动提供依据。又如《素问》天元纪大论篇、六微旨大论篇、五常政大论篇，以及六元正纪大论篇等篇章具体描述了“五运六气”模式下，在不同时间段，天地间的气候、物候变化如何对人体生理、疾病、药物等产生影响，并用以指导疾病预后与用药。

1.3 术数的诊疗 “术数”影响着人们对身体与疾病的认识，也必然影响着人们对疾病诊疗理论的构建。五色诊、三部九候脉法，与处方奇偶大小等术数化诊疗理论都是中医学的重要内容。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篇》曰：“诊法何如……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强调了诊断中观察面部五种色泽的重要性，并后续提出了五色诊的诊断要点。另外，《素问》经络论篇，《灵枢》五阅五使篇、论勇篇等也详细阐述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在人体面部、明堂、眼睛、五官、身体皮肤以及络脉等部位的不同色泽变化对人体寿命、疾病等所具有的诊断意义。又如《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言：“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故曰：近者奇之，远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指出奇偶方中君臣佐使药物的使用比例对方剂适用范围的具体影响。

2《内经》术数理论特点通过对《内经》术数理论相关内容进行简要的整理和分析，笔者发现它们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2.1 以天地为法纪 人法于天地是《内经》术数理论的首要特点。《内经》中多次提到“人与天地相参”(见于《素问·咳论篇》、《灵枢·经水》和《灵枢·岁露论》)、“人与天地相应”(见于《灵枢·邪客》)，和“谨奉天道”(见于《素问·天元纪大论篇》、《素问·六微旨大论篇)等，认为人之道遵循天地之道，并在身体结构与生理功能，生理状态与节律，病理表现与变化规律，乃至处方用药思路等方面各有阐述，可以说《内经》中人之象、人之数、人之律、人之生、人之病、人之养，以及人之治等皆应于天地。如果说术数之学是研究“天道”的学问，方技之学是研究人体“生命”的学问[2]，那么属于方技之学范畴的《内经》，其术数理论本身便是一个究天道以应人身，沟通天地人，由天地及人的学问，人法于天地是其基本特性。

2.2 以“数”为媒介 术数理论的构建离不开“数”。“数”即数字，既可标示数量，又可标示秩序与次序，是《内经》术数理论沟通天、地、人的基本媒介，也是术数理论体系的基本操作工具。在外在形式上，无论是中医基本概念的构建，还是基本理论、学说的表达均离不开“数”，如“五脏六腑”、“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九宫八风学说”等。在内在原理上，一方面，共同的“数”使天、地、人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甚至可以用某数指代某脏，某经，某系统等，如《素问·金匮真言论篇》言：“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明确将方位，脏腑、官窍、情绪、味道、形类、牲畜、谷物、星辰和季节等比类归于“数八”体系下。另一方面，这些具有沟通功能之“数”，大多直接或间接与时间、空间的划分节点相关，旨在将人置于时空背景之下，与广袤天地，乃至天地间万物之间建立某种确定性的可控的联系。如《内经》中人之“四海”、“五脏”、“八节”、“八风”、“九窍”、“九针”等分别对应天地之“四海”、“五位”、“八正”、“九野”，这些天之数字概念均源于空间上的方位概念四方、八方与中间[2]；人之“六腑”、“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节”等分别对应天之“六律”、“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这些天之数字均与日月星运行而产生的时间划分概念有关[3]。

2.3 以推演为目的 术数理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可以“推而次之”(《素问·天元纪大论篇》)，通过数与数之间的逻辑推理和运算推演预测人体生命与疾病的变化趋势，进而指导养生与治疗，这与数的特性密切相关。《说文解字》曰：“数，计也”[4]，亚里士多德认为“数学是量的科学”，计量是数最基本的功能，而量是可以比较与运算的，从而为逻辑推理和演算预测提供内在基础。如《素问·天元纪大论篇》言“帝曰：上下周纪，其有数乎？鬼臾区曰：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周天气者，六期为一备；终地纪者，五岁为一周。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凡三十岁；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周，不及太过，斯皆见矣”，明确指出天地运转自有定数，经过推演，以六十甲子为一周期可以对自然界气候以及人体所产生的相应生理、病理变化进行预判，并在后文中详细阐述了六十甲子“五运六气”的变化及对人体的影响。

3《内经》术数理论发生背景“存在即合理”，一种理论的产生必然有适合其发生的土壤，也必然从孕育它的土壤中汲取营养，考察理论发生时的背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理论的基本要义。《内经》书名最早见于东汉时期班固所著《汉书·艺文志》，其成书年代尚有争议，但不晚于东汉中期，故笔者主要以东汉中期以前的自然历史背景为考察对象。

3.1 物质基础 东汉中期及以前，中国处于原始时期或农耕文明社会初期，社会生产力相对低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天地自然环境，对于和谐的天地自然环境具有高依从性，对异常的自然灾害恐惧。这个时期，社会生产力主要以种植业、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生产工具从石器，木器，陶器，青铜器，逐渐过渡到铁器，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学科发展中与生存和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各学科，如天文学与算学，与生产工具制造业和水利事业相关的工科，医学，地学等逐步发展，其中是天文学与算学是发展最早与最快的学科之一[5]。

3.2 思想基础 以天地为法纪的思想是早期人们一切思维与行为的基本准则。《周易·系辞》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6]，《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生产力决定的人们对天地自然环境的高依从性，以及王权统治的需求等，敬天思想深深根植于人类内心深处。为了更好的生存，人们不断探寻天地运转的法则，寻求天人沟通的途径，早期各学科的建立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无不建立在敬天思想与人们对天道等的具体观测实践知识基础之上。葛兆光先生指出，最初那些“关于宇宙空间的知识和历史时间的知识”构成了古代人们思想的基础，数术、礼乐、方技等“一般知识”构成了思想的背景，百姓日用而不知[7]。

3.3 学术背景 术数之学是《内经》时代各学科的知识背景。早期，术数之学是为显学。以《汉书·艺文志》所列书目为例，书中所列西汉时期皇家藏书一共596种13269卷，其中隶属于“数术略”的书籍共190种2528卷，再加上与术数相关的隶属于“兵阴阳”的书籍16种249篇、图10卷，隶属于“阴阳家”的书籍21种369卷，与术数相关的书籍数目接近当时皇家全部藏书的三分之一，十分流行[8]。在内容上，术数之学的研究范围很广，至少包含了早期天文学、历谱学、气象学、地理学、农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而研究自然变化规律的天文学等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吴新明先生认为，术数构建了一个象、数、理统一的庞大的解释和运算系统，一切自然和人文现象根据自己的时空属性在此框架内进行细致的推算以得出结果，用此计算结果以判断和预测情态的发展趋势……和数学、哲学、逻辑在西方文化中得学术地位是非常相似的……是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国古代科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9]。

3.4 政治背景 在古代，包含天学在内的术数之学长期被皇家垄断，为巩固王权服务。掌握天地之道，沟通天人，意味着能更好的解决人们的生存与生活需要，应对令人恐惧的自然灾害，也便具有了民心所向的基础，故天学专职从业人员很早便诞生了，最早可上溯至上古时期的巫觋，而上古时代的帝王本人往往是群巫之首[10]。如《史记·天官书》曰“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於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眛；赵，尹皋；魏，石申。”江晓原[11]研究认为，以巫咸为界，前半部分皆为上古时期专门从事“交通天地人神”的巫觋，他们的相关记载多见于神话与传说，后半部分为春秋战国时期有名的星占学家，并指出天学在古代中国最先是王权确立的必要条件，后来演变为王权的象征，再演变至末期而仅成为王权的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