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学，闫曙光，孔競谊

1.陕西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咸阳712046)；2陕西省中医药学会 (西安 710001)

长安医学是指发源和兴盛于陕西地区的中医药学术流派，是历代著名医家及其传承者们杰出医疗实践活动的经验积累和理论总结。长安医学是陕西省中医药的文化品牌，是陕西省的重要地理文化标识。深入开展长安医学的研究，是建设陕西中医药强省工作的组成部分，也是陕西中医药事业科学发展与中医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1 长安医学的形成与发展

陕西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中医药理论和临床经验形成和传播的重要地区，自古就有“秦地无闲草、陕西多名医”的美称。秦汉以来，名医辈出，中医药理论体系奠基于此，大量经典医籍著作流传至今。

大唐时期，国泰民安，文化兴盛，京城长安，群贤毕至，学者云集。被后世尊称为“药王”的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代表了那个时期的中医学的最高水平，全书“总篇二百三十二门，合方论五千三百首，莫不十全可验，四种兼包”，是中国医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1]。孙思邈既是中医药发展史上著名的医学大家，也是长安医学代表人物的兴盛。与孙思邈同时代的陕西医家王焘的《外台秘要》，内容详备、结构严谨，也是大唐以前中医药文献的集大成者。两篇宏著是长安医学的诞生和发展的标志。其后，唐·孟诜撰写的《食疗本草》已被确认为世界上最早的食疗专著，该书集古代食疗之大成，与现代营养学相一致，为我国和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孟诜也被誉为世界食疗学的鼻祖。长安太仆令王冰的《黄帝内经素问注》对《黄帝内经》研究率先勾勒出了中医理论体系的整天框架，第一次将运气理论及其应用系统而完整的地纳入中医理论体系并呈与后人，这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2]。

金元时期，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中有两人都与陕西结下不解之缘，“补土派”代表医家李东垣，在黄陵县的阿党镇阿党村发现了他的墓和墓碑，甚至还有后人。“滋阴派”创始人朱丹溪的传人——王履、刘纯长期在陕西行医。

明代中叶，陕西临潼有“关中鸿儒”之称的武之望是鉴于当时疫疹多次流行的情况编著了《疹科类编》，其主要内容除论述疹症的辨证论治外，还广泛涉及到与疹症有关的多种儿科杂病的证治，是研究中医儿科学的重要著作之一，也是我国最早开展天花预防和治疗的重要佐证[3]。

清代初期，陕西三原的伤寒大家陈尧道著《伤寒辨证》，汇集宋元以来研究《伤寒论》的诸家学说，以阴、阳、表、里、虚、实为纲分析、论证伤寒或与伤寒有关的一些杂病的诊断和治法，是后世学习研究《伤寒论》的重要辅助读物，乾隆年间称“南有叶天士，北有陈尧道”。清中期的小儿痘疹专家刘企向著《痘科药性诗余》，根据其治疗小儿痘疹的临床经验，将220种痘疹常用中药编为诗词，形似歌诀，但更胜一筹[4]。伤寒学家王梦祖以及高榭、姚俊、孙沛等，都是陕西享誉当代的医家。此外，张宝藏、李洞元、李虎纵等名医以及药商宋清，都是清后期长安医派的杰出代表。

近代陕西产生了三名对中医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陕西临潼的黄竹斋先生，学贯中西，渊博通识，著书五十余部，在中医学临床、教育和理论传承方面建树颇多。1929年作为陕西中医界代表先生，口诛笔伐，据理力争，是当时废止中医逆流抗争活动的主导者之一。建国后，黄竹斋先生奉调北京中医研究院工作，担任针灸科主任、卫生部针灸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为苏联大使尤金等诊治疾病，享誉海内外[5]。 陕西武功县人焦易堂，曾为竹斋先生《伤寒杂病论集注》作序，他追随孙中山参与护法运动，获中山先生评价为“秦中杰士”，曾为南京中央国医馆第一任馆长，抗日战争期间在南京设中医救护医院、在重庆设立18所中医诊疗所、开办中国制药厂，为抗战胜利殚精竭虑、功勋卓著[6]。第三位大家是陕北名医李鼎铭先生，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弘扬中国传统医药，曾于1940年召开边区第一次国医代表大会，陆续成立了陕甘宁国医研究会、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并号召开展中西医合作工作。李鼎铭先生既是上述团体的创始人，也是为毛主席诊病的深孚众望的名医，同时积极参加边区政府的工作，提出了“精兵简政”建议并被中央采纳，其入为大医、出为良相的名士风采为世人传颂[7]。

上世纪50年代以后，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大好形势下，长安医学也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成友仁、杜雨茂为代表的伤寒传承团队对《伤寒论》、《金匮要略》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教学和临床，培养了大批人才，解除了无数百姓的疾苦；以张学文、郭谦亨为代表的温病学团队对陕西乃至全国中医急症和传染病防治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张学文教授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脑当为脏”的理论和“颅脑水瘀证”等新的中医证候，大力倡导活血化瘀治法，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脏腑学说和诊断治法理论[8]。以麻瑞亭为代表的黄元御学术流派传人对气化学说在生理、病理、药理之阐释，立法、处方、遣药之意旨方面均有创新。以傅贞亮、张登本为代表的内经团队深入研究《黄帝内经》等中医理论经典著作，在运气学说、藏象学说、中医方法论、中医养生学等方面都有许多理论创新。以雷忠义、张瑞霞为代表的团队创新性的提出了“痰瘀互结” 的学说，经过几十年的临床实践总结，研制了“丹蒌片”等临床新药，得到临床广泛应用[9]。其他如杨震“六气相火论”学说、中医研究院创制的电针疗法等都为长安医学增加了光彩。

2 长安医学的学术特点

长安医学既有传统中医药学的共性，又有鲜明的地域文化和理论与临床经验的特性。

2.1 长安医学学术的传承性 孙思邈广征博引，汇聚精华编撰《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以前的医学成就，如在医理方面，博采群经，辑录了《黄帝内经》和扁鹊、华佗、仲景、王叔和等名家论述；在方药方面，广泛收集了前代医家的大量方剂以及当时流传民间的许多有效方药，并参以己说，总结了用药经验，成为中医药医疗养生保健和文化修为的巨著。在他暮年之时，喜得《伤寒论》书稿，他认真整理，收集在《千金翼方》中，他用以方名证的方法研究伤寒论，为其以脏腑为纲论杂病提供了理论源流，为后世易水学派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王焘利用自己在皇室为官的便利条件，大量搜集中医药文献，汇编成册，在以述为主的基础上间有精要的议论，整理编撰成《外台秘要》这部集大成著作，其援引的66家文献均已名为题，注明出处，足以体现“王氏治学严谨，有功于后世尤多，不仅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医学史不可多得的素材，也是校勘古籍，辑佚方书所必备的资料，具有极高的医学文献价值”[10]。两位医学巨匠是长安医学的奠基者，他们的学术研究充分体现了学术的传承性。

2.2 长安医学学术的区域性 陕西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药的发祥地，古代有十三个封建王朝建都于此。当时的长安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也是中医药名人贤士和专著文献汇聚之地，中医药理论和临床技能大多创新于此地或者汇聚于此地，丰富的理论和经验不仅为封建王朝达官贵人提供了医疗的保障，也随着政治影响和文化交流传播辐射大江南北，甚至世界各地。

2.3 长安医学学术的系统性 长安医学的学术成就辉煌，除了《千金方》《外台秘要》外，王冰的《黄帝内经素问注》、孟诜的《食疗本草》、陈尧道著《伤寒辨证》、黄竹斋《伤寒杂病论集注》、武之望《疹科类编》《济阴纲目》等等，从中医基本理论到临床经验总结，从中药本草到治法、用方，从养生保健到防病、治病，从医生学术修炼到医德医风修为，既包含了中医的理、法、方、药，又充满了人文、道德的关怀，同时古代先贤在医学文献校对、整理、参考、引用方面所采用的校勘、注音、释词、解句明理等方法和治学严谨的态度，也是长安医学所特有的特点之一，由此可见，长安医学不只是“医学”，其还包括了哲学、语言文字学、教育学等诸多内容，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长安医学的系统性。

2.4 长安医学学术的实用性 孙思邈《千金方》记载了大量防病治病和养生保健的技术方法和方药，很多方剂至今还被临床医生所采用，其食疗方案和运动健身方法也在民间广泛流传。后世长安医家更重视学术的实用性，尤其是现代医家坚持临床实践，不断探索治病救人的新技术新方法，各个流派创新传承基本都是实用性很强的临床经验，体现了长安医学围绕百姓健康、注重临床疗效的学术特色。

2.5 长安医学学术的兼容性 长安医学虽起源发展于古代首都之地，但他决不封闭自守，自唐以来就注重中外医药的交流，孙氏的《千金方》代表了当时我国医学的最高水平，它吸收了国外医学的精华，记载了印度和阿拉伯医学的内容，收集了当时印度、阿拉伯等国传入的不少医方和药物，如乳香、丁香、沉香等，丰富了中医学这一宝藏，同时《千金方》也很快流传到国外，将中医学贡献给全人类，推动了世界医学的发展[11]。同时在国内长安医学一方面辐射全国，相互交流，另一方面广泛征集民间医学发展之精华，不断充实完善理论体系和临床各科诊疗经验。现代医家更是利用交通和网络信息之便利，学术交流广泛，先进知识包容。

2.6 长安医学学术的创新性 长安医学自诞生以后在创新中不断发展壮大。孙思邈在《内经》论述脏腑的基础上，第一次完整的提出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辨治方法，金元时期在孙氏脏腑辨证先河和影响下，张元素完善了以脏腑寒热虚实言病机辨证的学说，成为易水学派的开山鼻祖；之后的李东垣创“脾胃论”和“内伤说”，罗天益详述三焦辨证、逐渐形成了独具学术特色的易水学派，而朱丹溪更是创新论，立新法，制新方，成为滋阴派创始人。现代名家更是在继承中大胆创新，国医大师张学文、郭诚杰、雷忠义在中医急症、中风、急性传染病、心脑血管疑难杂症以及针灸治疗乳腺增生方面有诸多创新，在同行中有重要的影响。其他诸多学术流派通过几代人的不断创新，构成了各自流派的学术特点和优势。

3 长安医学整理研究的方向

3.1 整理隋唐医家学术专著，发掘长安医学的根脉 隋唐时期是长安医学形成和兴盛地阶段，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30卷，是综合性临床医著。该书总结了唐代以前医学成就，内容包括内外儿妇无关五官临床各科辨证施治以及医德、本草、制药以及食疗养生、脉学、针灸等。该书集唐代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方论5300首，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千金要方》还流传至国外，产生了一定影响。王焘撰成的《外台秘要》是唐代由文献辑录而成的综合性医书，本书汇集了初唐及唐以前的著名医学著作精华，对医学文献进行大量的整理总集，是前人的理论研究与治疗方药精华的系统总集性医书，古今不少医家认为不读《千金方》，“不观《外台秘要》，则医所见不广，用药不神”，足见两部著作在医学界地位之高，影响之大。研究整理长安医学，必须首先对长安医学形成与兴盛时期的医学巨著进行进一步的挖掘整理，彰显长安医学根脉深远，学术深厚。

3.2 梳理长安医学传承脉络，彰显长安医学历代发展 从唐到宋、金、元、明、清和民国的历史变革，长安医学在众多名医先贤的传承中不断发展，但有很多医家的生平和在陕西的医事活动以及著作都有待于挖掘整理，比如金元四大家中“补土派”代表医家李东垣在陕西的活动、他的后人在陕西繁衍，其学术思想受到了孙思邈脏腑辨证的启发；“滋阴派”创始人朱丹溪的传人——王履、刘纯在陕西行医的记载以及著作等；明代武之望的生平以及他的《疹科类编》的研究；清代陈尧道著《伤寒辨证》的研究、小儿痘疹专家刘企向、伤寒学家王梦祖以及高榭、姚俊、孙沛、张宝藏、李洞元、李虎纵等清代著名的陕西医家研究；近代黄竹斋、焦易堂、李鼎铭以及大量中医药专家的搜集整理。梳理其传承脉络，总结其成长经历，整理其医籍著作，以使长安医学系统、完整的呈现于世人，以便后世更好地继承和发展。

3.3 总结名医著述临证经验，凝练理论临床学术精华 中医学术流派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它是通过众多杰出医学人物具体的临证实践及学术凝炼实现的。名医是一个时期中医学术和临证水平的主要体现者。总结名医临证经验，凝炼学术见解，创立理论学说，仍然是当前中医学术流派研究的重点。古代和现代名医的论文著作、医案医话、经验方药、诊疗技术是长安医学学术流派研究永恒的主题。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最近从全省遴选了一批流传至今的临床学术流派，是长安医学的重要分支，通过对这些临床流派的整理研究，必将对长安医学的发扬光大发挥重要的作用。

长安医学经历了数千年的传承发展，历史文化厚重，代表人物众多，专著论说繁杂，需要陕西中医药界专家学者共同参与挖掘整理研究工作，并将长安医学的学术精华和临床经验发扬光大，为陕西的医疗卫生事业乃至建设“健康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