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洪源 王利锁

《世说新语》的作者是刘宋时期的刘义庆，此书主要记录魏晋名士的风流雅事，是魏晋名士的风流故事集。全书共分三十六门，《排调》是《世说新语》第二十五门，主要收录三国两晋人物之间相互调侃的雅集故事。这类故事风趣幽默，或是一方主动发难使对方难堪，或是进行自我调侃。魏晋名士为了争胜，在排调的过程中往往别具匠心，采用各种各样的技巧，因此《排调》一篇具有极高的趣味性与文学性。

作为重要的文献史料，《世说新语》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对《世说新语》进行总体研究的有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张叔宁《〈世说新语〉整体研究》、蒋凡《世说新语研究》、范子晔的《〈世说新语〉研究》和《魏晋风度的传神写照 〈世说新语〉研究》、萧虹《世说新语整体研究》。除此之外,还产生了许多围绕某个具体的方面对《世说新语》研究的专著，如宁稼雨《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刘伟生《世说新语艺术研究》、董晔《世说新语美学研究》、夏德靠《〈世说新语〉生成研究》。作为中古语言的语料库，《世说新语》语言研究亦是不胜枚举，此处不述。具体到《世说新语·排调》一篇，因为全篇辑录了65则魏晋名士互相排调的故事，也受到了关注。张佳欣在《从〈世说新语·排调〉调侃语看魏晋文化》中指出魏晋时期名士机敏善辩、风气旷达洒脱；焦培民在其论文《三国排调例说》中指出排调风气源自先秦、风行于三国、于两晋南北朝达到顶峰。学术界虽然已经意识到《排调》篇在魏晋文化和整个排调风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极少有深入到《排调》一篇的具体文本当中，探究排调故事内部的规律。因此笔者立足于《世说新语·排调》一篇，分析发生排调的人物关系，总结故事模型；梳理排调的触点、总结此篇的艺术价值。

一、《世说新语·排调》篇的故事模型

《世说新语》共有36门，记载了1130则小故事，其编纂体例是以类相从，即同一类型的故事编辑在同一门之中，如《夙惠》事关年少聪慧的小孩儿、《贤媛》记载端庄贤惠的女性、《汰侈》收录与浪费奢侈相关的故事、《排调》则是纂辑了人与人之间相互戏谑嘲讽的故事。《世说新语·排调》篇可以说是收录了当时所能发生关系的各类人之间的事情，如：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大人与小孩、同僚之间，可以说《世说新语》全书中的各种人员关系都能在《排调》篇找到。

1.君与臣。自秦国建立起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王朝，皇权高度集中，臣子处于的附属地位自不必说，皇权的高度集中容不得任何人染指。汉承秦制，尤其是自汉武以后，君权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乱世之中，时局不稳，自汉末至魏晋南北朝，皇权的至高无上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世说新语·排调》篇记录了多则臣下与皇帝之间的调侃故事，表现了这一时期君权的下降，如：

“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1]

司马昭、陈骞、陈泰同钟会开玩笑，其所言“遥遥不至”与钟会之父“钟繇”同音，皇帝故意触犯钟繇名讳，借以调侃。钟会听后自然回击“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只有八字，却含有陈骞父陈矫、陈泰父陈群、陈泰祖父陈寔、司马昭父司马懿的名讳。这自然表现了钟会迅疾的反应与才能，但是作为臣子调侃皇帝，尤其是犯讳这种极为受魏晋人重视的的事情，在汉代是很难想象的。魏晋时期，家族势力得到极大的发展，甚至影响到皇权的高度集中。晋惠帝、晋怀帝时期更是有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的政治乱象，年幼无才的君主完全不不能挽救西晋倾颓坍圮的政治局势，皇权的衰落成为这一时期不可逆的社会现象。皇权的下落西晋如此，东晋更甚。

“元帝皇子生，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

晋元帝因为新诞生的小王子赏赐大臣，殷羡却直言这件事他并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却得到赏赐，实在是不敢当。晋元帝笑着回答这件事情怎么能让你有功劳呢？如果说上边的一则故事只是普通的调侃，那么这一则故事调侃的对象则更加私密隐晦，臣子直接拿皇帝的私生活作为调侃的触点，直接向皇权的至高无上性、皇位继承的合法性发起挑战。然而晋元帝却并没有责难殷羡的无理取闹，而是轻松化解，晋元帝的这种行为更像是消弭了皇帝与大臣的身份差的两个地位平等的人之间的玩笑话。殷羡敢如此与晋元帝开玩笑，就料定了晋元帝不会治其罪。君主与臣下互相调侃，两晋时期的君臣关系与汉代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与后来的君臣关系亦有所不同，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君臣关系是空前绝后的。

西晋初年，司马氏为了稳固统治，与豪门大族进行合作，因此君主权利不得不向士族妥协。晋元帝南渡之后，在江左建立东晋王朝，离不开王氏家族的支持，更离不开当时江左门阀的支持，建立在门阀大族支持之上的东晋王朝不得不接受“王与马共天下”的社会现实，因此这一时期的皇权已经没有秦汉的威严，“东晋的皇权从属于门阀政治，皇帝也就只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对象。”[2]东晋的政治格局已经完全被门阀政治取代。

2.家庭之间。家庭之间的关系比较重要的有两种：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三纲五常”，其中有两纲都是涉及到家庭关系的，更说明了和谐的家庭关系对国家稳定的重要意义。父与子的关系在封建宗法社会中极为重要、完全不能忽视的。《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多则父子之间的小故事，反映出魏晋时期父子关系的新变。

“张苍梧是张凭之祖，尝语凭父曰：‘我不如汝。’凭父未解所以。苍梧曰：‘汝有佳儿。’凭时年数岁，敛手曰：‘阿翁，讵宜以子戏父？’”

张苍梧曾经调侃自己的儿子说“我不如你”，究其原因，竟然是因为自己的儿子有一个好儿子，而自己却不像自己的儿子那般有聪明的儿子。这则故事完全可以换个表达方式将其放在《夙惠》篇中，但是刘义庆却将其放在《排调》一门，可见作者更强调的是这一时期名士父子之间的调侃。已为祖父的张苍梧羡慕自己的儿子，将自己孙子的聪慧当作筹码来调侃自己的儿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3]是孔子教育自己儿子的态度，这一时期的父子之间的调侃已经更加地随意与自由，甚至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儿子直接呼喊父亲名讳的事情。余英时曾说“魏晋名士的父子关系已远超出儒家礼法之外。”[4]宗法社会关系下，除了父子关系，夫与妻的关系也是极为重要的。作为魏晋时期重要的故事集，《世说新语》中也保存了大量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小故事。如：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王安丰的妻子经常用“卿”称呼他，但是这于理不合，因此王安丰就想让她不这么称呼自己，王安丰从礼的角度考虑，拒绝妻子称其为“卿”。但是妻子却单单从夫妻关系的角度出发考量，以略带娇嗔的语气与稍显任性的口吻质疑并拒绝了王安丰的要求，无奈之下，王安丰也只能听从妻子的这种称呼了。仅从这则小故事看，在王安丰的小家庭中，夫妻关系是相当的和谐与有情调，与传统意义上夫为妻纲的模式已经稍有不同。如果说这则故事能体现出的是普通夫妻之间的关系，那么下面的一则夫妻之间的玩笑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十分忌讳：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 ‘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 ‘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

这一则故事中，妻子不仅调侃自己的丈夫相貌不甚好看，更甚至提出，如果自己能嫁给丈夫的弟弟，生出来的儿子则会更加地丰神俊朗。在说出这样的玩笑话之时，钟氏的心理特征已经不得而知，但是能开出这样的玩笑，可以想见王浑与钟氏的夫妻关系应该是相当的平等，才会开出如果能够嫁给小叔子生下的孩子将会比现在的孩子更加好看。到了东晋时期，这种玩笑话也被大臣用来调侃晋元帝。不管是从这一时期夫妻之间开的玩笑还是开夫妻之间的玩笑都不难看出，“不论西晋还是东晋，妇女地位提升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5]在地位提升的基础之上就是夫妻之间的地位稍加平等。

3.大人与小孩。大人与小孩之间的戏谑往往更能表达出小孩的机智与才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将这类故事放在《夙惠》或者《捷悟》篇中都无可厚非。刘义庆将这类大人与小孩儿故事收录在《排调》篇是为“排调”服务，虽然这类故事也能表现出小孩的迅捷与聪慧，但是却更能因为小孩与大人之间存在的差异而呈现出来的戏谑，也正是因为这两类人之间的差异，排调的因素就因为被凸显而放大，增加这类故事的趣味性与可读性。如前边提到的张苍梧与张凭之间的小故事。这则小故事中，张苍梧调侃自己的儿子，却不想自己的孙子对此提出抗议。短短几十个字就告诉了我们大量的信息，张凭的聪慧，张苍梧对孙子的满意。尤其是祖孙两代人之间由于年龄差更增加了对话的诙谐性。再者如：

“张吴兴年八岁，亏齿，先达知其不常，故戏之曰：‘君口中何为开狗窦？’张应声答曰：‘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

张吴兴八岁，正是掉牙之时。长辈知他才能卓著，就捉弄他说嘴里有个狗洞，张吴兴就反击说这个狗洞就是让你们过的。即使是现在，民间仍旧流传着“八岁八，掉狗牙”的俗谚，但是在千年之前的魏晋时期，当被别人说到掉狗牙之时，张吴兴就借此反击，这说明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别人物关系。

《世说新语·排调》篇中有多则小孩与大人的故事，在这类故事模型中，小孩往往能够在与大人争论的过程中取得一个比较优势的地位，上边的故事中，由于大人的落败，小孩的机敏被放大，然而《世说新语·排调》一门中的这些故事并不是要表现小孩的敏捷，而是重在表现二者诘难的过程。刘义庆是根据每一门的主题将不同的故事分门别类地编排到不同纲目下，即前文说的以类相从。

魏晋时期，不管是君臣、父子、夫妻还是同僚之间，其关系都有些许变化，“从西晋皇族、外戚等西晋政权的最高层的言行来看，正是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以君权思想和人伦关系为核心的名教思想的至尊地位在世人心目中的一度崩溃。这在无形中解除了两汉以来束缚士人们个性发展的枷锁。”[6]《世说新语·排调》篇共记载了65则故事。这65条故事中，三国故事有1条，西晋故事有8条，东晋故事有56条，排调是魏晋时期的士人突破传统礼教的束缚“任诞”之风的一种具体表现，到东晋时期已经达到了高峰。这一时期，传统的儒学礼教对人的思维与行动的束缚逐渐减弱，人们追求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自由，名教渐渐被解构。

二、魏晋名士间排调的触点

范子烨在《智慧与幽默：从〈世说新语〉看晋人的嘲戏风尚》一文中将《世说新语·排调》的调侃方式分为以下九类：“就士人所属家族相嘲；就地望相嘲；就生理、容貌特点相嘲；以他人的尴尬处境相嘲；就知识、学问相嘲；就宗教信仰相嘲；就性格、行为相嘲；就某人的名字相嘲；戏谈。”[7]范子烨的这种分类极为细致，但是不免会有些许重合，名士间相互诘难的触点主要分为两种：冒犯对方家族名讳、调侃对方身体缺陷。

《世说新语·排调》篇中，让对方难堪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途径是犯讳，其主要是双方在谈话中先由一方主动发难，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首先挑衅，故意在言辞中或用对方长辈名中之字，或借用其音。受难一方亦在语言来往的过程中以牙还牙。自秦以来，尤其是魏晋时期，随着门阀士族的兴盛，家讳就成为一种权力阶级体现家族、个人地位的一种手段，用来贬低他人或炫耀自己。《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许多条直接冒犯对方长辈名讳的故事，这里以《排调》篇为例：

“钟毓为黄门郎，有机警，在景王坐宴。时陈群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景王曰：‘皋繇何如人？’对曰：‘古之懿士。’顾谓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

“庾园客诣孙监，值行，见齐庄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试之曰：‘孙安国何在？’即答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诸孙大盛，有儿如此！’又答曰：‘未若诸庾之翼翼。’还，语人曰：‘我故胜，得重唤奴父名。’”

这两则故事都是在谈话之中直接说出对方父辈的名讳，没有丝毫的顾忌。第一则中的双方是上下级的关系，第二则故事则是小孩与大人的对话。在中国极为重视传统礼法的社会文化中，下级对上级、小孩对长辈的对话都应该表现出恭敬的姿态，但是《世说新语·排调》篇中的故事无一例外，即使是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在他们的对话中，都是针锋相对，不留余地地在语言上进行反击。避讳是中国古代士人十分讲究的，触犯对方长辈的名讳是对对方极大的不尊敬，但是这些故事里双方都是针锋相对，招招致命，直指对方家族长辈的名讳，更是有人因此而丢了性命：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

东吴陆机、陆云两兄弟北上入洛之后，遭受到卢志的挑衅，陆机则是针锋相对，坚决回击卢志的不善之举。一方面是因为陆机具有强烈的家族责任感，东吴陆氏地位显赫；另一方面也是对卢志直呼陆机祖父、父亲名讳的强烈不满，有种说法是正是因为这一次陆机使卢志颜面扫地，双方因此结仇，最后导致陆机的死亡。《颜氏家训》有言“凡与人言，称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长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以下，则加贤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书，称彼之母与自称己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8]传统的中国社会极为重视礼教传统，即使是在名教受到自然极大挑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然而《世说新语》中仍记载了数则故意触犯对方长辈名讳的事情，宁稼雨解释说“与其说他们是犯讳，不如说是一种善意的恭维，实际是表明自己没有忘记对方的家讳……这种犯讳既非恶意也非善意，而是有些知识竞赛的味道。”[9]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魏晋时期名教受到极大的挑战，尤其是西晋时期，加之张扬狷介的士风，犯讳之事更为常见。

除了犯讳之外，外貌与身体特征也走进大家的视野，成为相互调侃的触点。《世说》中有数则故事则是由对方的相貌单纯的调侃或是发难，更甚者直接进行人身攻击。魏晋时期，是一个名士都十分注意自己外在形貌的时代，涂脂抹粉，风流蕴藉。也正是因此，《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了比较多的这类故事。如：

“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

这则故事中，桓玄就是故意调侃康僧渊的相貌。康僧渊是西域人，鼻高而眼深再正常不过，康僧渊虽熟悉汉语，但在江东之地仍因外貌的缘故是极少数的一小部分人，因此遭到桓玄调侃。这则故事是中外两国人之间的调侃，下面的一则属于大人与小孩之间的较量：

张吴兴年八岁，亏齿。先达知其不常，故戏之曰：‘君口中何为开狗窦？’张应声答曰：‘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

这则故事中的大人出于开玩笑的口吻捉弄一个掉牙的小孩子，但是张吴兴却借此反击，在一场语言的较量中，小孩击败大人，占得上风。《排调》篇记载的一些故事本来只是一些没有恶意的，单纯以调侃为目的的文字游戏，然而也有借助身体缺陷进行调侃，如：

“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因共作了语。顾恺之曰：‘火烧平原无遗燎。’桓曰：‘白布缠棺竖旒旐。’殷曰：‘投鱼深渊放飞鸟。’次复作危语。桓曰：‘矛头淅米剑头炊。’殷曰：‘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曰：‘井上辘轳卧婴儿。’殷有一参军在坐，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参军虽然也是在学着桓玄和殷仲堪作危语，但是其所言的“盲人骑瞎马”确是与殷仲堪的相貌有关，因为殷仲堪眇目，就被嘲讽为“盲人骑瞎马” 。宁稼雨认为“这些庸俗无聊的论辩看来似乎也表现了人的聪慧与机智，但从历史的高度来审视，它恰恰是理性与智慧的贫乏，因为令人悲哀的是，人的智慧已经不是释放到理性和审美的领域，而只能蜕变成庸俗的语言之赌了。”[10]

三、《世说新语·排调》篇的艺术形式

《世说新语·排调》记载了大量的各种关系的人之间的排调故事，排调这一行为的发生往往是魏晋名士通过一定的修辞或者其他艺术形式来实现的。比较典型的形式就包括：比喻、象征、用典和谐音。

1.魏晋名士之间互相调侃的通常使用的修辞是比喻。比喻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又十分考验创造力与想象的一种修辞手段，因此魏晋名士经常在言谈中采用比喻的修辞，如：

“明帝问周伯仁：‘真长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卷角牸，有盘辟之好。’”

周伯仁将刘真长比作千斤犗特，可以说是很形象地指出刘真长的性格，将王导比作卷角牸亦是如此，余嘉锡对此解释道“导在当是虽为元老宿望，而有不了事之称，故伯仁以此戏之。”如果周伯仁直接回答明帝的问询，并对此做一番解释其效果远远不如采用比喻形象，这也符合《世说新语》简洁深刻的语言风格。除了本土之人的言语调侃之外，生活在这时期的西域人亦会用在日常言语中使用比喻的修辞来化解尴尬。王导经常调侃康僧渊的长相，康僧渊则通过生动形象的比喻化解了尴尬。比喻的使用不仅增加了日常言语的趣味性，而且极大地增加了文学性。

2.除了比喻之外，象征也是魏晋名士间用来排调的重要修辞。这类故事主要是借助于双方所熟知的、甚至是与双方都密切相关的一种器物进行自我调侃亦或是戏弄别人。此类故事有：

“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谓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谓之宝器，何邪？’答曰：‘此碗英英，诚为清彻，所以为宝耳！’”

在这一则故事中，王导正是在宴会之上，看到面前的琉璃碗，就即兴借用碗中空的形状来象征周顗如碗一样，腹中空空，是无能之辈。琉璃碗当为众人面前酒桌之物，可知这是王导入席后所见，临时起意，故而借助碗的形状对周伯仁进行嘲讽，无甚刻意。

“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桓公目谢而笑曰：‘郝参军此过乃不恶，亦极有会。’”

郝龙借助意为药草的两个名称调侃谢安，用草药的两个名称分别象征谢安隐居与出山，谢安隐居之时，如“远志”，出山之后则如“小草”，借用一种事物的双关之语来象征两种情况讽刺侃谢安隐居之时志向高远，却因经不起名利的诱惑出山。

3.用典是魏晋名士之间互相调侃的另一种重要的修辞。魏晋名士熟知经典，因此在清谈过程中经常会使用典故。

“诸葛瑾为豫州，遣别驾到台，语云：‘小儿知谈，卿可与语。’连往诣恪，恪不与相见。后于张辅吴坐中相遇，别驾唤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乱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贤，未闻其乱。’恪曰：‘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于是一坐大笑。”

诸葛恪调侃父亲所治理的豫州不甚清明，别驾提出质疑。诸葛恪就说，当初即使是尧在治理天下的时候，天下仍有四凶作恶，更何况今天的统治者还不如尧贤明。别驾反驳，尧治理国家的时候不仅有四凶，还有丹朱这个不孝子。诸葛恪借用尧的典故主要用来讽刺别驾，别驾则用同样的典故来嘲讽诸葛恪也如丹朱一样是个不孝子，不听从自己父亲的命令。《排调》中除了事典之外，亦有大量的语典。

“袁羊尝诣刘恢，恢在内眠未起。袁因作诗调之曰：‘角枕粲文茵，锦衾烂长筵。”刘尚晋明帝女，主见诗，不平曰：‘袁羊，古之遗狂！’”

“习凿齿、孙兴公未相识，同在桓公坐。桓语孙：‘可与习参军共语。’孙云：‘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仇？’习云：‘薄伐猃犹，至于太原。’”

上一则故事中，袁羊化用《诗经·葛生》中的诗句来调侃刘恢在卧室没有起床。第二则故事习凿齿与孙绰直接引用《诗经·采芑》与《诗经·六月》相互调侃。这两则故事的主角在排调的过程中统一采用了用典的手法，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借用《诗经》的用典方式类似于赋诗言志。

4.谐音的使用主要是用在犯讳这一类故事上。封建帝制时代，为了表示对皇帝、长辈的敬重。大臣与后辈在说话与写字的时候往往刻意避开或者用其他的字来代替皇帝与长辈的名讳。上文已经提到魏晋时期的人往往故意冒犯对方长辈的名讳借机来炫耀自己。魏晋之人往往借用谐音在谈话中故意出现对方的家讳，使对方难堪。仅举出一例：

“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

这则故事中，晋文帝司马昭与陈骞、陈泰率先向钟会发难：“遥遥不至”中“遥”的读音与钟会父亲“钟繇”名讳“繇”的读音一致，晋文帝与二陈借用谐音嘲弄钟会。钟会也采用谐音对此进行了回击，“矫然懿实，何必同群”仅仅八字，就包括了陈骞的父亲陈矫、司马昭的父亲司马懿、陈泰的父亲陈寔、陈泰的祖父陈群的名讳。这则故事中，无论是司马昭、陈泰、陈骞还是钟会冒犯对方家讳的方法都是通过谐音。

综上，对《世说新语·排调》篇人物故事模型的梳理可以更加系统而细致地认识到社会关系在魏晋时期的发展与新变，这一时期各种类型的人物关系都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排调触点的分类可以更好地理解魏晋名士在言语清谈过程中的技巧与发难方式。除此之外，《排调》一篇所选名士故事的艺术价值也很高，从中可以感受到魏晋名士在言语交锋过程中所使用的言辞技巧与讲述方式。《世说新语》是一副生动的名士生活照，是了解魏晋名士风流的重要参考资料。魏晋时期的调侃已经成为当时士人言谈的一种风尚，反映出这一时期旷达的士人风度与自由的社会环境。《世说新语·排调》篇中，魏晋名士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调侃、诘难对方反映了这一时期士风的新变，通过这个语料库，我们可以据此窥见这一时期名士交往、清谈的真实情况。也正是因为名士行径不合流俗，自然抒写自己最真实的一面，从心到行，才引得大众纷纷效仿，本局限于名士之间的风韵时光成为了后人最为艳羡与追慕的风流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