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武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7年12月至2018年12月，中国网民使用网络直播的比率为47.9%，同比下降了6%，但规模仍达3.9亿。2019年3月8日，熊猫直播在其微博平台以一种悲情的口吻宣布了“流浪”计划，这意味着直播界的行业巨头之一正式破产，辉煌已经成为历史。人们开始反思这个行业的生产机制，试图解释主播、粉丝、公会、平台之间复杂的关系，更加理性地权衡娱乐与过度消费的关系。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无可争议的视觉文化，产生于传统媒介和人工智能的夹缝之中，它的兴起与发展依托于现代技术的进步，通过整合受众的注意力，使观察者成为一个富有生产力、可操纵的主体；同时，也重新书写着当下中国的现实。

一、操控“注意力”的现代直播技术

视觉理论家乔纳森·克拉里说：“时尚起到了一种作用，把注意力绑到时尚自身的准统一体中，但同时时尚这种内在的暂时性或过渡的形式，又解构了这种努力。”[1]其意在表明在机械复制时代，时尚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注意力的分散与凝聚。当人们沉溺于琳琅满目的商品之中时，事实上也正是被技术所掌控的时候。当下网络的普及，智能设备的革新，新媒体技术的爆发式发展，人们面对娱乐对象时早已眼花缭乱，最终构建了一个琳琅满目的视觉时尚世界。网络直播作为这一“时尚世界”的构成部分，呈现出了全民性、盈利多、门槛低等特点，也正是因其受众群体的庞大，发展势头的迅猛，才有必要拷问：在什么样的语境中，现代技术在多大意义上生产出了它的实践对象，这些实践对象又是以什么样的状态做出了何种的反应。

首先，智能手机的普及，让每个人成了技术的俘虏。正如汪民安在《论家用电器》一书中所说的：“手机——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人们丢失了手机，就像身体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器官，就像一台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配件一样。”[2]当技术成为了人身体的一个器官，其可怕之处不仅仅在于对人们时间的占用，还在于技术越来越能够征用人的理性，会让人完全沉浸于技术所带来的空间消费中。网络直播越来越依托于智能手机作为载体，而智能手机的智能程度，早已不再停留在基本的通信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电脑和电视的缩小版而承载了更多的信息，它弥合了电视机那种看与被看的二元界线，二元对立的空间结构已经被一种富有生产性复杂的二元互动架构所替代。具体来看，网络直播已经越来越智能化，主播一部手机，一个伸缩支架，观众一部手机，一双眼睛，二者的生活就在网络间联系到了一起。虽然这里生活的真实性仍有待分析，但是网络直播融合的图像时效性与弹幕技术呈现的互动性，牢牢地把观者与直播者捆绑在一起。生活就是一场场的直播盛宴，可谓是“各有所爱”。殊不知，这里的所爱是技术和主体之间经历了抑制和激活之后的一种选择性结果。

其次，新的技术手段与直播画面的融合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直播软件中，技术成为了首要的核心元素。在众多的直播平台的各个直播板块中，打赏机制即通俗讲的“刷礼物”是软件开发者投入技术手段最多的领域之一。直播平台在其营收的环节上可谓是煞费苦心，各种各样的“豪车”、“飞机”、“火箭”给“土豪用户们”带来了一种心理上的自豪感；与此同时，豪华的礼物以一种虚拟的动态特效的方式与直播间主播们的生活画面交织在一起，这样的特效画面根据礼物金额的大小持续的时间或短或长；一个直播间的成功与否是以同时在线的人数以及日礼物的多少来衡量的。终究，网络直播是一种商品生产，离不开商品自身的一些属性以及商品交换的规律。在一个被礼物机制掌控的直播中，人们的双眼是如何参与进这一生产中的呢？就“刷礼物”所呈现的视觉效果来分析，短暂的礼物画面会将人的注意力引向礼物本身的声光色融合的特效之中，即便是不刷礼物的观看者也会沉浸于“礼物”的狂欢中，更重要的是礼物作为“小屏幕”的一个附属品时不时地占据画面的大部分布局，却不会带来违和感。因为在这样一个礼物机制下，观者的注意力和主播的注意力会在同一时刻被礼物所吸引，技术围困之下，网络直播的内容越来越被原本属于直播的“附属品”所取代。

此外，美颜技术以及新兴的部分人工智能技术逐渐应用到网络直播中，更是拉大了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的距离。美颜技术的出现，让曾经存在于武侠小说中的“易容术”变为现实，尤其是在网络直播中的“颜值”、“星秀”等以容貌的美丽来吸引观众的板块中，美颜成为了必备之术。受众们看到的经过多重装饰的主播，由化妆到美颜，再到受众双眼的加工，原初的客体对象在技术层面上已经远离了经验层面上的真实。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成为了吸引并扩充直播受众的强有力的手段。流量时代并非一个完全无序的网络世界，网络直播也并非一个众声喧哗的无序领域，大数据会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人们的注意力。大数据技术会在直播平台内部收集用户数据，根据观看者的浏览分类、频率、时间等，来推荐观看者想观看的内容，于是在各种直播平台的画面中会看到“推荐”、“相似直播”等字眼，这些大数据技术带来的完全是受众所想看的内容，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中的所爱为你精心挑选出来，这些被技术手段挑选出来的内容，超出了人的主观的喜好，而是将其数据化为可量化可衡量可操纵的而且是可视化的东西。

无论是大数据时代对观者喜好的量化，还是智能设备给予网络直播的便利，或者对直播内容施于技术的掌控，这些现代化的技术在用自身的工具理性来征服作为受众的个体理性，以便在伪装真实的基础上完成利益的最大化，对直播这一产品进行有序的生产。与此同时，网络直播生产伴随着注意力的凝聚和分散，传统的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模式发生断裂，变成了一种多因素交织的复杂的生产机制。

二、“疯狂理性”下的主体性生产

围绕着网络直播的各种技术层面的投入，让网络直播这一行业更加趋近商品生产，只是商品的购买者和出售者的二元界线并不分明，这是因为这一视觉化的商品生产是由多方参与、投入，最终以“俘获”受众的消费为目的的模式。这里的受众包括观看直播以及观看直播并消费的所有人，观看直播消费与不消费的区别在于一个消费的是情感，一个消费的是情感和金钱。二者的主体性都在这种越来越技术化的直播中呈现一种被控制的趋势，主体的理性逐渐被技术理性所征服，主体的独立性也会随着一种愈发强烈的从众心理消减，真实更是在一种双重修饰中难觅踪影。网络直播中的受众和主播成了被多重力量支配的主体性破碎的群体。

在这样一个由技术手段构建的、被图像化的直播空间中，看似具有自主选择性的主体逐渐被限制并丧失了部分自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眼前呈现东西的绝对认可。这一转变，是在一个观者从被吸引进网络直播到沉浸于网络直播的过程中发生的，观者的注意力也在这种转变中重新塑造了人的知觉。那些原本可以“捕捉”或“抓住”的知觉意义，在技术构建的网络直播视域中为各种力量所支配。在此，被操控的是观者的注意力，被悬置的是观者的知觉，这正是网络直播生产者在反向利用注意力掌控机制整合观者注意力的结果。

具体来看，手机、平板等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相较于电影院的巨幕，电视机的大屏幕，甚至是电脑的显示屏，移动设备使得当今的观看方式日趋“小屏幕化”。虽然“小屏幕化”不能够像电影院的大屏那样给人以视觉的冲击与临场的震撼感，但是它却更加便携，更容易操控，也更加私人化。除此之外，小屏幕化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拉近了观看主体与被观看图像的距离，相应地减小了观看者与屏幕背后“表演者”的距离。这种距离的拉近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距离的缩短，它还使得观者的注意力更容易被图像或视频所吸引，以至于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情境下，人的注意力会完全聚集于这样一个4到7寸的区域内。巧妙的是这一范围的长度正好与人的双眼的距离相接近，屏幕的大小正好能够把人的双眼“装下”。

在这样的新媒介发展之下，网络直播凭借实时性、娱乐性、互动性等特点，首先在观看主体和屏幕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联系，这种主体与物的表面联系掩盖甚至是取代了观看主体和被观看对象（主播）之间人与人的联系。一块小屏幕所营造的狭小空间在吸引人的注意力的同时填补了主体知觉意义上的空缺。进一步分析这一空间架构会发现，事实上是技术与资本等多种力量的复杂交汇将观看主体强行纳入到了这一空间的生产机制中，在消解观看者主体性的同时，又赋予其一种生产性。这种机制与福柯所说的主体所受到的“治理”类似，福柯一直主张揭示个人或群体是如何被社会、政府所惩戒、限制、驾驭和管理的。[3]网络直播正是在这一维度上，凭借着对注意力的掌控，完成了对人的规训。

进一步深入到这一观看模式的内部也就是屏幕呈现的表面内容以及内涵上，这一被观看的对象存在着一种被人为技术切割的一条分界线—— 一个是主播的“表演区域”，一个是观看者与主播的互动区，即弹幕滚动形成的动态区域。在非全屏状态下，这一界线的分布在电脑直播和手机直播中的布局是不同的，在电脑中，主播直播的画面占据了整个直播区域的三分之二区域，留给弹幕的区域是三分之一；在手机中，这一布局恰恰相反。除了移动设备本身横竖屏的局限外，在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设备的盛行趋势下，这一不同更能体现网络直播中注意力的转变。虽然直播区域的屏占比可以简单地解释为设备的局限所致，但是从主体性的激活与抑制的角度去分析，这一转变正是激活与抑制所形成的张力在二者之间滑动的一个成因。观看没有从电脑转向手机的同时，观看主体的注意力也从一个他者的视域逐渐向一个更关乎自我的视域靠拢。弹幕空间侵入了被观看者的空间，观看主体的注意力被影像所唤醒，却又被一条滑动的“线”所抑制，事实上主体的唤醒和抑制的界线并非向影像中的界线那样明显，观看主体的注意力在被唤醒的时候，也是主体被技术构建的影响控制的时候；观看主体的注意力被引向另一个三分之二的弹幕区域时，观看主体在一种被控状态下完成了自我呈现，参与感增强，主体性被重构，整个直播成了一种主体性的生产。

奥尔森曾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思考了集体行动的困境，他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又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的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4]可以看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存在着冲突，集体理性陷入了一种逻辑困境之中。如果抛去其对利益的关注，借鉴其提出的困境和解决困境的方法，我们同样可以分析在网络直播的弹幕场域中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尤其是在技术理性的干预下，集体理性是否完全征用了个体理性，有没有采用奥尔森所说的那种强制或特殊手段以获得完整的直播效果，从而将效果转化为利益。弹幕这一由字符组成的携带意义的流动感的图像，是众多个体参与其中并最终形成的一个集体话语机制，作为集体话语的弹幕运用视觉上的流动感、表情符号的一致性、礼物符号的夸张性来吸引个体的注意力，通过吸引的方式唤醒个体的参与感，个体的参与又让集体话语更加可视化。由此，也可以窥见粉丝经济的一些运行机制，粉丝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化的生产，而是集体理性借助于一些“激励”的方式对个体的召唤，在召唤中个体被吸纳进集体的狂欢中，在完成自我身份建构的同时，也构建了一种冠以“集体”之名的东西。

弹幕场域中的个体更容易陷入一种集体的狂欢中，众多的个体构成了一个集体场域，字符的跳动变成了一种有节奏的律动，个体的字符在一个虚拟的空间中，凝聚成了一股力量，反过来，这股力量又会将个体征服，将其纳入其中。个体汇聚成集体，集体又反向征服个体，技术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合谋扮演着一个“激励者”的角色，它们一起征用了个体，让个体在一种无意识中完成了主体性生产。身体置身于各种技术和策略构建的“疯狂理性”中，形成了一种新的表征，观察主体也被重新定义。

三、注意力悖论下的“真实”

当网络直播成为了一种技术操控下的主体性的生产，观者的知觉在其中也以这样一种方式发挥作用：它既能确保一个主体富有生产力，又可以被社会整合，被社会吸收。这一双重性势必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面对多种复杂力量的交汇，构成观看主体的大众如何重塑自身的主体性？观看主体有没有从技术的理性中解放自己的可能？其实，这些疑问最终归结为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多重技术控制下的网络直播中，观看主体有没有可能接近真正意义上的“the real”[5]，或者说观看主体经验中的真实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

在福柯看来，话语是权力的话语，也就是用理性来约束和控制主体的行为，用理性来重塑主体。[6]大众应该如何做的问题理所当然地有了这样一个答案，应该用理性来约束身体的欲望和追求，但是实际的境遇却是，技术已经先人一步，技术理性已经通过控制人的双眼进而控制了人的行为。人的理性被技术理性压制时，情感等都会被技术理性所操控。于是我们看到视觉文化研究者乔纳森·克拉里在历史语境中探讨的注意力的不确定性在当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技术带来的视觉已经完全颠覆了古典的视觉模型，一种对视觉的彻底性重建昭然若揭。网络直播作为当下盛行的一种视觉化娱乐形式，给人以直播生活、反映生活、互动生活的感觉，事实上变成了一种技术左右下的主体性生产。也正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力量的作用，观者的知觉在网络直播中呈现出了克拉里所说的“悬置”状态，即关乎观者知觉的核心因素——注意力，陷入了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全神贯注，一方面又是缺席和延搁。在集中与缺席的张力中，现实也有了多重内涵，网络直播中的现实问题，与注意力的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真实在此不仅仅与网络直播的内容相关，还与网络直播中操控注意力的方式相关，更加悖论的是观者所以为的真实与真正的“the real”之间相距甚远。

“现实网络社会”是研究者基于当下网络盛行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交融状态的社会形式，其中既有现实社会的延展部分，也包含着网络空间的崭新内容[7]。那么究竟网络直播中所展现的“生活”和现实社会的“现实”是不是可以等同？事实上，网络直播通过对“生活”的直播，实际上是对“生活”进行再加工后的生活，尤其是在直播平台中的“吃播”、“户外”、“日常”等板块中，仿佛营造了这样一种情境：只要你看我的直播便会进入到我的生活，只要你参与进直播的互动，便会真切体会到我的生活，大家的生活是共同的。在今天，生活日益与现实隔离，或者说，今天的生活越来越不是我们应该有的现实。现实的政治经济困境，被生活之单一化的五彩缤纷所遮蔽[8]。在网络直播这一爆发式的文化生产中，注意力的不确定性在观者和被观看对象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观者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同被观看对象一起完成了这一文化生产。在此基础上，网络直播吸引新型的粉丝群体的策略也就显而易见了。

以“吃播”为例，所谓的“吃播”最初是“吃饭直播”的简称，最早要追溯到“美食真人秀”，即直播自己吃饭的过程以获得打赏。后来逐渐演变成以美食为核心的制作、食用兼具粉丝互动的节目，这类“吃播”节目中，有一类主播采用一种直播日常生活的形式来直播，即对日常的吃饭过程不加以修饰或包装，呈现在荧幕上的就是主播的日常，但是更多的主播为了赢得更多的粉丝关注，会采用策略，让直播内容变得更具吸引力，例如采用夸张的食物容器、奇特的餐具甚或是将某些奇珍怪味搬上餐桌，更为重要的是在拍摄的技巧上会将镜头贴近食物或容器，以获取一种视觉上的震撼效果。毫不夸张地讲，“一口大锅，一盆鲍鱼”组成了千篇一律的吃播图景，似乎粉丝们每天来到虚拟的直播间中，就能获得一种食欲上的满足，似乎就能天天吃得起鲍鱼龙虾。以“吃播”代表的日常类直播，营造了一种栩栩如生的生活场景，在与粉丝互动的过程中还会达成一种关乎生活的情感交流，但是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文化产品，终不能反映当下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这一“有生活的假现实”终究只是现场主义对现实主义的一种替代。

然而，还需要将“现实网络社会”的内涵进一步理清，网络直播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生产，其本身就是对“the real”的一种逃避，并用一系列的“疯狂理性”生产出了带有强烈现场感的全民狂欢。而这里的“疯狂理性”正是作为现实主义创生文化艺术现实感的一种方法。理解了这一逻辑之后便会发现，当下的网络直播，无论是操控人的注意力，还是真实的反映，无疑是在假的面孔之上再戴上一层假的面具。双重虚假的逻辑的背后，是现代化的技术理性以强制的方式植入到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这也是注意力危机的一个表征。它掩盖真实的同时，更是消解了情感认知上的主动性，暴露出一个更深刻的问题：网络时代并不缺少信息，而是缺少一种思维方式，而当下的网络直播提供了这样一种僵化的不加思考的模式。

注意力悖论之下，人们很容易丧失的不仅仅是接近真实的可能，也很容易陷入精神上的匮乏，克拉里所说的自我的开放性，似乎又有回到古典视觉模式的倾向，但这表象之下，并非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模式，却是主体以被动的姿态加入到一种文化生产。面对这一困境，需要一种独特视角的介入，去发掘网络直播这一文化生产中的断裂，保持警惕，以免被疯狂理性完全的征服。

结语

网络直播作为当下最为盛行的一种文化生产，已经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生活之中。鉴于其受众的广泛性，传播内容的复杂性，首先应该正确认识其复杂的运作机制，现代化的技术以及资本运作的策略共同造成了当下网络直播的“盛况”。在此基础之上，我们窥探到了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文化生产，其参与者们是如何被征用理性，“自主地”加入到了网络直播这一商品的生产机制中，并把这种生产变成了一种主体性的生产。最终指向了一个思考当下的文化艺术必须思考的普遍性的问题——真实性问题，生活越来越不等同于现实的趋势愈发地明显，保持警惕的同时也应该谋求一种“赋魅”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