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魏晋风度彰显着魏晋士人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而这种风度不仅仅体现在男性身上，在魏晋士族女性身上也可以看到魏晋风度的影子，她们重视才情，参与人物品藻，同时也有魏晋士人身上的放达和任诞，敢于打破传统的妇女观，因此，魏晋士族女性构成魏晋风度不可或缺的一环。

关键词：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 女性 才情 任诞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八王之乱、元帝东渡、淝水之战等，政权更迭频繁；儒家独尊的局面被打破，新儒家、新道家兴起，佛教传入中国，佛道儒三家碰撞交融。因此形成了一种“以格标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2]的风气，这种特殊的时代精神被后人称之为“魏晋风度”。《世说新语》虽是一部名士的教科书，却也不乏女性的形象，这些女性以她们特有的才情和个性，充实了魏晋风度。

一、女性重才情

魏晋风流的突出表现就是清谈之风与品鉴之风。魏晋时期的清谈变化为士人的一种必需的装饰品，也成为了他们展示名士风度、才情和智慧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要成为名士所必须具备的修养以及条件。[3]清谈的形式更多的是辩论，因此辩论者必须具有严密的逻辑、清晰的思路和渊博的知识，才能够以理服人，这一点同样展示在魏晋士族女性身上。

汉成帝幸赵飞燕，飞燕谗班婕妤祝诅，于是考问。辞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善尚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4]

班婕妤被污蔑行巫蛊之术，她的应答逻辑严谨，环环相扣。如果有鬼神的话，定然不会受理邪佞的求诉；如果没有鬼神，诅咒怎么能够实现呢？这种善辩不仅仅局限于同性之间，在与丈夫交谈中也会出现。在魏晋时期，在别人面前直呼其长辈名字是一种极不礼貌的行为，王公渊在新婚刚入洞房时，就直呼新娘父亲的名字，并且把新娘和其父亲对比，称新娘神色卑下。新娘立刻以同样的方式反唇相讥。

王公渊娶诸葛诞女，入室，言语始交，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5]

魏晋时期，人们对容貌依旧看重，潘岳因为貌美，行走在路上，引来妇人萦绕；左太冲绝丑，效法潘岳遨游，遭到群妪的唾斥。阮卫尉女相貌奇丑，因此许允在交礼之后，竟不进入婚房，经众人劝说勉强进入，进入房屋看到妻子的容貌，马上想要离开。许允妻看到丈夫此种举动，通过两个反问来质问许允，最终得到许允的敬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魏晋女性虽然不能够如同男性一样在众人面前纵情辩论，但是与魏晋之前的女性相比，她们是巧言善辩的。

魏晋时期人物品鉴的侧重点从政治的转向了审美的，并且逐渐成为魏晋风流的重要组成部分。[6]对人物的品鉴在《世说新语》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如《方正》《雅量》《品藻》等。对人物的品鉴既能提高被品鉴人的声望，同时也显示出品鉴者的慧眼与才智。

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7]

山涛妻子发觉自己的丈夫与嵇康和阮籍契若金兰，想要一窥二人的品行，得到丈夫的同意后，穿墉以视。丈夫询问时，山涛妻子并不因为私心而夸赞自己丈夫才情高超，如实指出山涛才致不如二人，同时也指出了山涛以识度为胜。山涛听到之后称同辈人也是这样评价他们三人，可见山涛妻韩氏品鉴人物的才能足以与当时的士族相称。提到魏晋女性，避不开的一个人物就是谢道韫，谢道韫未出嫁时就有“未若柳絮因风起”之语，嫁给王凝之后，谢道韫对自己丈夫的评价是：“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谢道韫的言论虽然有贬低王凝之的成分，然而与此同时也说明了谢道韫重才学、善品藻。谢道韫不仅没有受到众人抨击，反而得到男性士人的推崇和女性的群起仿效，其弟“绝重其姊”，叫做济尼的尼姑称她有“林下风气”。

二、女性亦任诞

魏晋时期是人的自觉的时代，这一时代着重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个性，任诞是一种典型的魏晋风度。如裸行的刘伶、临死奏曲的嵇康、秋风鲈鱼的张翰、与群猪共饮的诸阮、不作致书邮的殷羡[8]等，不胜枚举。任诞反映在女性身上更多的是对传统女性观的颠覆。魏晋之前统治者采用儒家的礼教思想，女性要遵循四德，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东汉班昭所著的约束女性言行举止的《女诫》中对“四德”有详细的论释，并称“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在婚姻上需要严格按照周礼所规定的婚姻“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来进行，与男子私下定情，被认为是违背礼教之甚。魏晋时期，士族女性有了新的面貌。

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跷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9]

贾充的女儿窥得韩寿的容貌和才智，让婢女前往韩寿家中为自己传达心意，后来二人两情相悦，私下相通。贾充及家人一直被蒙在鼓里，及至贾充闻到韩寿身上特殊的香料味才得知此事。儒家伦理要求在男女7岁始，就要注意“男女有别”的回避制度，同胞兄妹亦要注意来往之分寸，“姊妹出适而返，兄弟不同席共坐。”即便是夫妻，也要严格遵从夫妇之礼。魏晋时期，士人和女性都把随意无拘之风带入家庭生活中，夫妻间充满情趣，互相亲昵逗乐，而不是依照“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传统夫妻模式生活。比如《世说新语》中女性以戏谑之词称呼丈夫、干预丈夫的社会活动及嘲讽男性。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王浑与妇锺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10]

“卿”在魏晋时是狎昵之称，女子对丈夫的称呼大多为“君”，王安丰的妻子不但以卿称呼王安丰，公然说出“亲”和“爱”之语，并且把王安丰搬出来的礼法反驳了回去，如果说王安丰妻追求的是以一种相亲相爱的夫妻关系，那么王浑的妻子所追求的则是一种平等的夫妻关系，也难怪会遭到清代的李慈铭叱骂：“此即倡家荡妇！”

贞节自先秦以来注重对女性贞节的要求逐渐加强，秦始皇《会稽刻石》明确指出“有子而嫁，倍死不贞。”[11]；汉代首次出现了表彰女性贞节的书籍——《后汉书·列女传》。魏晋时期在改嫁问题上，不再是一味要求夫死，妻子必须守寡，不得二夫。女方父母同意女儿改嫁，男方父母也同意儿媳改嫁。诸葛恢之女，在丈夫去世之初，誓不再嫁，诸葛恢私下把女儿许配给了江思玄，并书信庾亮告知此事，庾亮称可。

诸葛令女，庾氏妇，既寡，誓云：“不复重出！”此女性甚正强，无有登车理。

诸葛道明女为庾儿妇，既寡，将改适，与亮书及之。亮答曰：“贤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儿，若在初没。”[12]

三、女性亦风流的原因

正如宋袁文《瓮牖闲评》卷三中对王戎妻“卿卿”的评价：“观古人闺阁之间，其情意如此，亦可见当时风俗之美。”任何现象的产生或异常，都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魏晋士族女性身上彰显着魏晋风度，归结其原因，可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政治上用人标准的转变。汉末，“礼”走向了僵化的道路，一直以来奉行的用人标准也出现了问题，“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为此，建安十五年至二十二年，曹操颁发了三道求才令，第一道明确了求才标准“不惟廉是举，惟才是举”；“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观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第二道求才令，举例说明纵使是“不笃行、不守信”之人，只要有才能，绝不因行废才；“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疑。”第三道求才令中，示例之人的行为已经到了为众人所不齿的地步，然而曹操依旧指出勿有所遗，各举所知。“孟德三令，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由此推之，则东汉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据矣。”[13]所以曹操的三道求才令，把士大夫奉行的“礼”打破，使得士大夫得以安身立命之地不复存在，旧的”礼“被打破，而新的“礼”尚未形成，此时需要探寻一种新的“礼”，魏晋士人自觉承担这种使命，距离士人最近的士族女性也深受影响，魏晋风度则是这些探寻产生的结果。

第二，女性地位的上升。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少数民族女性地位较高的现象逐渐被认同。同时，魏晋是“人的觉醒”时期，这股自由之风，同样也刮到了女性这块领域。《玉台新咏》中收录了女性创作的诗歌；诗坛上左思左芬兄妹、鲍照鲍会晖兄妹、刘孝绰刘三娘兄妹等兄妹同放异彩的情况，亦屡见不鲜；魏晋时期女性嫉妒严重，上层男子普遍“惧内”，宋明帝特意让人列举了宋晋时期公主的妒行，虽然有些行为较为极端，但同时也代表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当然，混乱的社会局面、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辐射，外来文化尤其是佛教的传入等，这些因素相互交织，极大作用于妇女生活，为上千年受压抑的女性世界，吹来了一缕清新的风，使她们身上所缚之枷锁暂时有所松动，从而形成这样一种迥然不同于其他时代女性的精神面貌，而女性社会的变革反过来又作用于士风的形成，两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了魏晋人独有的精神风貌。

对于魏晋士族女性的风度，历来有人颇有微词。干宝在《晋纪总论》称“不耻淫逸之祸，不拘妬忌之恶”；葛洪在《抱朴子》中更是对晋代女性大加抨击，几至谩骂，甚至说她们是“诲淫之源”等等：余嘉锡先生也说：“晋之妇教，最为衰敝……妇职不修，风俗陵夷。”然而诚如刘大杰先生在《魏晋思想论》里所说：“魏晋人充满着强烈的个人浪漫主义精神，他们在动荡不安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从过去那种伦理道德和传统思想的束缚里解放出来，无论对宇宙、政治、人生或艺术，都持有大胆独立的见解。这不得不说是对自我的超越。”

注释：

[1]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山东：齐鲁书社 ，1997年版，第25页。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47页。

[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85页。

[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85页。

[6]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上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页。

[7]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99页。

[8]姚晨娟：《魏晋“任诞”思想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9]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78页。

[10]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80页，925页。

[11]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8页。

[1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81，753页。

[13]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42页 。

（刘玲 安徽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24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