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晓红

海外华文报纸指的是用中文在海外编辑出版，以当地华人华侨为主要对象的报刊。[1]海外华人的办报实践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华侨报刊时期，大致是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绝大多数海外华侨的身份是侨民；二是华人报刊时期，大致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三是新移民报刊崛起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2]本文所探讨的缅甸早期华文报纸，属于第一个时期，即由海外华侨创办报刊时期。

其他地区华文报纸，或由传教士以弘扬宗教教义为宗旨所办，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或由华人华侨从商业目的出发所办，如《星洲日报》等，[3]而缅甸最早的华文报纸从一开始就与当时中国国内的思想变革、革命宣传和革命活动相关，由各类政治团体和党派创办，带有强烈的政党性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是关于中国今后道路如何抉择、社会如何变革等各种思潮交锋异常激烈的时期。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这段时间里，缅甸正处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虽然缅甸的英国殖民政府仍要维持与清朝政府的关系，但英国人的统治也给了外国文字报纸一定的生长空间，当时缅甸大量的外国文字报纸涌现（当然主要是英文报纸），这些因素都成为华文报纸能够得以创办，并旗帜鲜明地刊登政治宣传文章的内外部社会背景。保皇派、改良派和同盟会革命党人创办的华文报纸，与当时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相呼应，实现了政治思想交锋、民族主义思想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鼓动等作用，这些政治元素成为了缅甸华文报纸重要特色，构成了缅甸华文报纸早期的实践活动。

一、缅甸早期华文报纸的政治属性

长期以来，华侨群体在海外生存经商，多带有宗族色彩，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国内的变革思想传到缅甸，这些思想的传播在早期也带有一些宗族内传播、宗派式争斗的特征。随着局势的发展，缅甸早期创办的几家华文报纸成为了政治思想传播的平台、政治斗争的阵地，带有其鲜明的政治属性。

（一）缅甸第一家华文报纸与维新改良思想的传播

最早的缅甸华文报纸是以维护帝制为政治目的而创办的《仰江日报》。

1889年9月21日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改良派人士纷纷躲避到海外，寻求支援力量。康有为、梁启超和改良派的许多骨干分子先后逃亡到了日本，后来又辗转到了南洋很多国家。康有为本人流亡日本，后来又辗转到了东南亚。在游历这些国家的过程中，为了宣传其维新变法思想，他先后在各地创办了10种华侨报刊，与在各地办学会的活动同步进行，还对办报与办学会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5]

改良思想在南洋的散播，使得缅甸华侨也随之有所行动。1899年底，36位仰光华侨成立“广智学会”，购置图书，创办英华藏书楼，规定“本会志在兴华，以开通民智为宗旨”。[6]于1899年底向清政府发出《仰光华商电请归政稿》，恳求光绪亲政，变法图强。这些活动都被视为缅甸华侨社会走出宗族的小天地，开始关心时局、思考民族图强的标志，为后来的华文报纸创办奠定了思想基础。

1904年，康有为由印度抵达仰光，与在日本、新加坡等地一样，他把办报、办会和办学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活动方式，[7]在仰光组织了保皇会“中华文会”，以华侨中的同乡会和宗亲组织为依托，以开启民智、办学和联络当地华侨为宗旨，向当地华人华侨宣讲鼓吹君主立宪观点，用所谓“衣带诏”在华侨中进行宣传。“中华文会”设在仰光唐人街的一间杂货铺二楼，由康有为亲自题写匾额，有不少华侨慕名而来。与此同时，清政府也派人到南洋各国，在华侨社区中组建“建德堂”[8]，目的是增强清政府在当地华侨中的影响力，维持帝制。这个保皇性质的组织在仰光参加的华侨人数并不多，影响也不大，但由“建德堂”的成员，缅甸华侨谢启恩于1903年创办的《仰江日报》，却成为缅甸第一家华文报纸。这些文会、学堂直至报纸的创办，应该说，仍然带有非常浓厚的封建宗族的痕迹，但由于维新派的出现，使第一张缅甸华文报纸同时也带有了政党报纸色彩。

《仰江日报》最初的办报目的是为了宣传保皇思想，这家报纸股东成员也比较多元，持各种政治观点的人士都有。报社经理是福建籍华侨庄银安，是当时仰光保皇分会的会长。

近代民主革命者秦力山（1878-1906），原为康有为梁启超门下弟子，与康有为决裂后，辗转新加坡、日本等地，思想逐渐转向革命，后加入了同盟会。1902年秦力山与章太炎等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号召反清义士奋起斗争， 1905年秦力山抵达仰光，准备前往云南组织斗争。[9]秦力山在仰光期间，与庄银安等华侨结识，向他们宣传民族革命学说，开导华侨参加革命活动，“闻者多为兴奋”。庄银安的保皇立场也发生了改变，当年便将原《仰江日报》改名为《仰光新报》，开始在报纸上宣传革命派思想。对此，康有为很是“气沮”， “缅甸革命运动于此树其基”，但当时仰光风气未开，庸愿者流，咸视革命为大逆不道，[10]该报遭到改良派的激烈反对，仅出版16期便停刊。

（二）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机关报《光华日报》的创办

戊戌变法之后，孙中山与同盟会的同志们先后奔赴南洋宣传革命，组织革命团体，募集捐款。办报成为同盟会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手段，因此一时间东南亚各国华文报纸纷纷创办起来，甫一出现，便有非常明显的革命特征。这一时期，同盟会成员秦力山、居正、黄克强、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先后抵达仰光，他们一方面负责宣传革命思想，另一方面通过办报争取华人社会的支持，为革命活动筹款。1908年3月，受孙中山委派由日本到缅甸的王群①一说为李群，见陈汉平民国18年9月30日写给徐赞周的信函中写道：“谅系李群误为王群，查李群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粤之新会县人。”,载徐市隐（赞周）：《缅甸中国同盟会开国革命史》，仰光：思明日新书局印制，仰光鼎新书局总发行，1932年，第148页。，携带同盟会章程，在当地组建同盟会组织。福建厦门籍华侨徐赞周②徐赞周是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著名缅甸爱国华侨，福建厦门人士，他兴办学校、兴办报纸启迪民智，并受到民族主义者秦力山的革命思想影响，后成为缅甸中国同盟会率先加盟的成员和发起人之一。作为发起人之一，与陈钟灵、陈仲赫等人筹组中国同盟会缅甸分会，并担任主盟人。

为抵制保皇党控制的《仰光新报》，发展同盟会会员，同盟会缅甸分会加快了筹办本组织机关报的步伐。徐赞周对中国之积弱、清政府之专横痛心疾首，深感开启民智，大力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性，提出创办机关报，这一动议得到了缅甸侨商们的大力支持。徐赞周于是联络《仰光新报》总经理庄银安筹资创办自己的报纸，当时庄银安的思想已经从原先的保皇转向革命，并已经宣布脱离保皇会加入同盟会。

据徐赞周后来在《缅甸中国同盟会开国革命史》中自述，1908秋的一天，其华侨朋友陈颇瑞到家中闲谈，说起想在仰光创办一家报纸，问对方是否愿意投资。陈颇瑞马上表态，如创办革命报纸他与徐赞周将各认投一千盾。后来当地华侨陈玉着、李海国、陈清波、陈文豹等人又认买了三千盾股份，经多方筹措最终得缅币八千盾，将原《仰江新报》倒闭后搁置的印刷设备全部购入，于1908年8月1日创办了同盟会机关报，取名《光华日报》。随即徐赞周便电告新加坡同盟会机关报《中兴报》，聘请同盟会会员湖北人居正、云南人杨秋帆（号思复）来做主编，报馆设在仰光百尺路62号。“以开通民智，振兴祖国为宗旨”，任庄银安为经理，陈仲赫为副经理，何荣禄、苏铁石、傅春帆、陈绍平、林文曲、黄蓝士、徐赞周等人协助编务。[11]

《光华日报》创办后，办报活动得到了同盟会日本总部的支持，胡汉民、吕天民、黄大哀等人先后来到仰光，为《光华日报》撰文与保皇党人笔战，很快《光华日报》声名大振。至此，在缅甸华侨社会中，革命思想得到了传扬，思想为之一新。“自光华报出版后，排满之说大昌……革命同志，为集中势力计，秘密组织同盟会支部。于河滨路于百尺路转角处的三楼，名曰演说社，以避耳目，后改为觉民画报社，庄以南（银安）、卢喜福为正副会长，每逢周六晚演说，胡汉民汪精卫吴应培主持讲座，吴为翻译，听者日多，入会不绝。初仅租屋一幢，后以会务发达，连租五栋。”[12]

（三）缅甸早期华文报纸是政治斗争的阵地

缅甸早期华文报纸创办之后，由于其鲜明的政治属性，使得报纸成为保皇思想、君主立宪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民族主义思想等各类思想争锋的阵地，各家报纸的兴衰，皆与政治斗争相关，这也成为缅甸华文报纸早期实践的特点。

自庄银安、徐赞周等华侨与秦力山结识后，受革命思想的影响非常深刻，不但请秦力山为这些华侨创办的中华义学修改章程，还请他为报社撰写文章。秦力山在奔赴国内发动起义的途中在缅北腊戌撰写了著名的《革命箴言》（又名《说革命》），全面深入地阐发了民主革命理论，在《仰光新报》上分期刊登。该文是对辛亥革命前各种革命思想和活动的总结，它总结了改良主义道路失败的原因，区分了改良与革命的不同性质，分析了革命的性质和作用，驳斥保皇言论，标志着在辛亥革命爆发前革命思想已经逐渐从改良运动中分离出来，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日臻成熟。[13]《革命箴言》的刊载，引起了保皇党的强烈不满，康有为将报社股东中的保皇派成员鼓动起来，到报社抗议闹事，最终致使《革命箴言》未能全文刊出，仅刊登了前16章，后8章未得刊登便被付之一炬。但即便如此，部分刊出的《革命箴言》还是对当时旅居缅甸的华侨影响深刻，此文刊出后，“风动一时，后来造成华侨实行民族革命，实基于此”[14]

因为顽固的保皇分子影响，《仰光新报》后来也展露出越来越明显的保皇思想，这时康有为办的“中华文会”也难以为继，到后期订户大减，报纸难以支撑，遂停刊。

同盟会机关报《光华日报》自创办之日起，就大力宣传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思想，同盟会成员陶成章、汪精卫和胡汉民等人在仰光都先后为该报撰写过言论，影响非常大。另外，同盟会党务工作也有很大发展，同盟会会员由原先的30多人激增至400余人。这样的革命形势也让清政府驻缅甸领事馆和保皇党非常不安，不断对同盟会的办报活动实施破坏，导致《光华日报》历经几起几落，停刊复刊再停刊，可以说，《光华日报》的起落变迁，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清政府和保皇维新派的政治斗争历史，报纸完全成为政治斗争的阵地。

为打压《光华日报》，清政府和保皇党开始挑拨报纸股东间的矛盾，逼迫股东中非同盟会会员退出。另外，清政府还利用华侨股东们在中国的资产来胁迫他们撤资退股。如1909年，仰光当地一个华侨去世，清政府驻缅甸领事肖永熙身着清朝朝服顶戴隆重地出席葬礼，云南人吕天民在《光华日报》上撰文对这种行为大加嘲讽，结果此事激怒了领事，威胁没收该报股东国内原籍地的家产。迫于压力，吕天民辞职，《光华日报》第一次停刊，其资产被保皇党间接出资购买，改名为《商务报》。在《光华日报》第一次停刊之后，缅甸华侨创造了一个一夜之间筹款使之复刊的奇迹，他们一夜之内筹资13000盾，让停刊了的《光华日报》重见天日，一时传为佳话。《光华日报》1909年12月复刊，仍以居正和吕天民担任主编。

复刊后的《光华日报》随即与保皇党控制的《商务报》展开了多次笔战，均所向披靡，几个月后，《商务报》倒闭，其主笔之一的云南籍华侨张石朋宣布脱离该报，转而信仰革命。此事一出，《光华日报》声名大振，同盟会的影响日益扩大，很多原先倾向改良思想的华侨纷纷脱离保皇党，加入同盟会。

对此，清政府非常恼火，便以“无政府主义”的罪名，向英国驻华公使提出交涉，英公使馆将官司交给缅甸总督办理，缅甸总督下令驱逐《光华日报》发行人居正和经理陈汉平，还写明“押交广东，交清政府办理”。经过同盟会多方营救，才将驱逐令改为自由出境。1910年10月，《光华日报》第二次停刊。保皇党人还散播流言，称当局将大量捕捉同盟会人士，以致人人自危，庄银安避走马来西亚，在槟城创办了马来西亚《光华日报》。

《光华日报》停刊后，缅甸同盟会的革命宣传事业大受打击，为继续办报宣传革命，徐赞周联合华侨数人，重振旗鼓，将《光华日报》资产收购后，改名为《进化报》，让《光华日报》的精神得以延续。该报于1911年3月出版，由陈钟灵任经理，吕天民任主编，继续延续同盟会革命精神，报纸面貌与《光华日报》几乎没有差别，这让保皇党人恐惧不已，他们联合警署迫害《进化报》，借口搜查账目，捣乱刁难，加之吕天民要返回云南参加革命运动，该报仅出版八个月便又停刊了。[15]

《进化报》停刊之后，徐赞周又联合爱国华侨和同盟会会员数人，以学务总会的名义购进了该报铅字和机器，办起了《缅甸公报》，“至民国成立，仍屹立弗衰”，[16]成为革命党人重要的舆论阵地，在激发华侨参加革命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该报经先后多次改组，断断续续出版，一年之后也停刊了。

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之后，这些停刊的报纸几经改组，后成为国民党机关报《觉民日报》，从此缅华社会才有了长期稳定的报纸， 1950年终刊。[17]

二、缅甸早期华文报实践是中国国内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从庄银安邀请秦力山为《仰光新报》撰写言论开始，缅甸早期华文报纸就不仅仅是政治思想的宣传阵地，其办报实践也已经成为国内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1895年10月到1911年4月，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进行了十次武装起义，广州、惠州、黄冈等均以失败告终，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黄兴转而谋划在云南边境起义，越南、缅甸均在考虑之列。由于英帝国主义侵略片马的事件，同盟会对云南边境高度重视，便不断派人前去开展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缅甸成为同盟会谋划起义的过渡地带。面对英国殖民当局、清政府派驻仰光的领事和保皇派的镇压与破坏，同盟会缅甸分会坚持用报纸、学校、学堂宣传，组织华侨参加革命斗争，到辛亥革命前夕，在缅甸的同盟会会员人数已经达到2343人。缅甸华侨先后4次集资支持办报，还筹款支持同盟会在国内开展革命活动，仰光分会有16人回国参加黄花岗起义。另外还组织了两支义勇军回国参加北伐，一支回福建，一支经云南转广东。[18]

有很多同盟会员因此抵达缅甸，通过仰光去往云南开展革命工作，他们在仰光停留时期，为缅甸早期华文报纸的创办、革命性质的确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如秦力山、居正、黄克强、胡汉民、汪精卫等革命党人抵达仰光后，分别为华文报纸的创办题词、策划，甚至亲笔撰文，担任主笔，发表革命言论，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思想传播至当地华侨民众当中。同时，他们在缅甸的宣传鼓动、资金筹措等工作也为北上云南起义做了思想和资金上的准备。

云南德宏盈江（时称干崖）的土司刀安仁，曾留学日本，是同盟会会员，在云南盈江成立革命民团，孙中山亲笔嘉奖之后，派胡汉民和汪精卫先后到仰光，对革命动向进行就近观察，相机行事。[19]秦力山到仰光之后，先后与缅甸华侨庄银安、徐赞周结为同道，认识了刀安仁，于是“力山素有志联络滇人反清，闻之大喜”，[20]几经波折，秦力山与其余五位同志历经艰辛最终去往云南德宏，辅助刀安仁在当地开办军国民学堂，在土司武装与同盟会之间积极联络。不幸的是，秦力山在云南感染重疾去世，年仅29岁。

《光华日报》第一任主编的居正（1876-1951），少年时便文采斐然，1905年赴日本入法政大学预备部，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元老之一，1908年赴新加坡主持《中兴日报》，与保皇党《南洋总汇报》论战，革命势头很猛，后在缅甸仰光主持《光华日报》期间，所撰写的言论同样产生了非常大的社会影响。他的言论观点明确，革命立场坚定，经常将保皇党驳得体无完肤，所谓“大倡革命排满，尤抨康梁，不遗余力”。[21]后来，清政府勾结英国总督以“无政府主义”的罪名将他驱逐。《光华日报》另一位主编云南昆明人杨秋帆（号思复）曾留学日本，是日本武备军校的学生，在办报期间“杨君在光华报，著作甚多”。[22]杨秋帆之前曾任清政府腾冲府防军司令，在同盟会谋求云南起义之时，杨秋帆和居正先后收到云南的信件，告知云南多地已经准备就绪，起义指日可待，他们筹措资金之后，杨秋帆辞去《光华日报》的主笔之职，先期入滇，抵达云南腾冲，谋划起义，不幸起义失败后染病而亡，缅甸同胞得知此事，莫不为之伤感。后居正又偕三名同志抵达云南德宏，联合杨秋帆旧部，谋划起事，无奈各种条件不具备，居正在云南的起义也告失败。

为在经济上支持革命，1911年，徐赞周、何荫三发表告全缅侨胞书：“吾同胞脱离奴圈，进位共和国一等国民，诚空前未有快乐事也。……然饷需因之而愈困难。临阵诸君，舍身救国。吾侨同是黄帝子孙，筹饷接济，断难放弃责任。……急解义囊，共襄盛举。他日大事告成，功不在禹下，同胞勉诸。”[23]

仰光这些革命者的办报实践，无疑是其革命行动的一部分，也是孙中山等人寻求在南洋各国武装起义革命行动的组成部分，无论在宣传革命思想、调动民族主义认同，还是在谋求各地——尤其是缅甸与云南交界地区——开展武装起义等各个方面，办报实践都参与其中，成为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三、缅甸早期华文报纸实践是近代中国时局的延伸反映

与在各个国家开枝散叶的华人社区一样，缅甸华侨也是以宗族构成的方式在当地形成社会网络的，宗族关系使他们在海外定居下来，生产生活，积攒财富，但宗族的人群构成限制了华侨更大的交往范围，也使这些老一辈华侨对秩序的想象更为局限，各自为政、人心涣散，难以抱团。在20世纪之前，虽然缅甸已经有很多华人居住，但华侨社会同祖国国内的社会政治生活联系却不多，血缘宗亲组织、地缘性的会馆、带有地方性的行业组织是当地主流的社交团体，这些团体有着浓厚的封建性和地方保守型，甚少关心国内政治。[24]而缅甸早期华文报纸的实践，确实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让世代封闭在会馆、同乡会里的华人，开始关注祖国的政治变革，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关切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发生的变革与革命。维新派流亡海外之后，曾发动南洋华侨通电“保皇”,得到了缅甸华侨社会的迅速响应，1899年缅甸华侨发出《仰光华商电请归政稿》，意为敦请慈禧让光绪掌权，虽然其思想是保皇的，但却是缅甸华侨社会开始关心国内政局的标志。[25]

同盟会机关报《光华日报》创办之后，旗帜鲜明地与清政府、保皇派斗争，宣传共和，传播“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共和思想，并与封建政治派别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论战。这个时期的报纸与普通华人华侨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交集，却与中国国内风起云涌的政治思潮密切相关，使得华侨群体对祖国的认同远远大于对居住国的关切，对祖国局势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对自己身边国家的局势的关注，积极分子们脱离了同乡会、宗亲组织等宗族式社会关系，将视野投向中国国内的政治动向和时局变化。

这些早期的华文报纸因为近代变革思想的芜杂和各个时期革命思想的传播，而起起落落、变幻无常，大多生存艰难、持续出版时间不长，但这些报纸在数年间因探讨的中国前途和民族命运而展开的政治论战，打开了缅甸侨胞的政治眼界，提高了他们对中国和民族未来的认识水平，为传播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作出了贡献。

从办报历程来看，近代以来的政治运动对缅甸华文报纸的出现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近代以来中国的各种政治思潮和革命活动，缅甸华文报纸将会在何时创办、何地创办、因何创办仍是不确定的。同时，没有近代以来，尤其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前的思想交锋，缅甸的华文报纸也不可能数量如此之多、在华侨社会中的影响如此之大。无论是第一家华文报纸的政治倾向，还是同盟会机关报《光华日报》创刊停刊复刊的几起几落，其背后既有清政府对抗反清复明势力的影子，有改良派君主立宪的挣扎，更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期间还参杂着英殖民时代缅甸复杂的社会因素。

从旅居缅甸的华侨方面来说，他们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忧和对民族的认同，使他们的早期办报实践始终跟随着国内戊戌变法、革命思想萌芽、同盟会成立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而起起伏伏。不管是缅甸华侨们积极开展辩论，筹措物资为革命运动做准备，还是同盟会员们身体力行回到云南发动革命，都给当地侨民以莫大的激励，调动了一批缅甸华侨参加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旅居仰光的华侨华商们，将办报作为他们关心祖国政治走向、参与国内政治变革、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的重要手段，他们出钱、出力、出人，将办报实践与中国近代现代化转型期的各种变革和革命活动融为一体。

早期华文报纸都是中国不同党派在缅甸的喉舌，这样的情况从1903年第一份华文报纸《仰江日报》开始，政治喉舌传统一直延续，直至1920年初，缅甸才开始出现商业传统的报纸，其中一家是1921年创办的号称“不偏不倚”的《仰光日报》，另一家是1923年由星系报业创始人、虎标万金油创始人胡文虎创办的《缅甸晨报》。这两家报纸的出现，才算是终结了当时所有华文报纸皆为政党报纸历史。可以说，商业报纸的出现，也标志着具有现代性的报纸的诞生，也标志着作为中国国内革命局势延伸反映的缅甸华文报纸的早期实践告一段落。

结语

现代报纸的出现必然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办报的目的无非是沟通信息，相互交流。但是缅甸早期的华文报纸无论从办报的历程，还是从报纸的特性来看，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缅甸早期的华文报纸实践其实是中国国内局势的一种延伸性反映，是中国国内局势在中南半岛的体现和缩影。从报纸本身而言，缅甸早期的华文报纸仍未能实现现代报业特征，未能成为现代报业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