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臻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批准号：2014BS067）。

摘 要：魏晋时期的文体观较两汉有极大的发展，士人们逐渐摆脱道德价值评判的传统，强调个体精神、情感的突显，呈现出士人个人人生趣味与文体意识相结合的趋向。《世说新语》所载对文体特征的品评受到魏晋时期精神解放与自由风气的影响，多将士族文人的人生趣味融入其中，强调了文士个体生命的情感抒发与审美体验，表现出对言谈音声、情感体验、智慧思理及辞藻使用等多方面的审美趣味。

关键词：《世说新语》；审美趣味；文体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7-0-02

文体大略形成于两汉，文愈多，文体分类愈繁，汉代的文体分类及文体特征主要继承了道德价值评判的传统，以儒家文艺观为主导。建安时期，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本同而末异”，将文章分为四科八体，首次提出“诗赋欲丽”，对于诗赋的要求不同于两汉的正统儒学观念。所谓“丽”从审美趣味来说，也就是强调诗赋的形式华美，赏心悦目。这是感官上的趣味，而不是政治道德上的教化。西晋时著名文士挚虞著《文章流别论》，继承了汉代的文体观念，仍然以儒家道德思考为主导。而太康文坛之英陆机在他的《文赋》中提出了文章十体并分别予以新的阐释，显示了西晋文士的主流审美风尚，也显示了文士人生趣味与文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的关联。东晋文章的品评仍多沿袭陆机《文赋》的思想倾向，士人的人生、文艺合为一体，人生之趣味便成为文艺之趣味，充满了美的意蕴。

《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魏晋文士的文学著述及品评，也反映了士人人生趣味与文体观相结合的特点。它在结集魏晋士人的人物美、自然美、精神美的同时，蕴含了很浓厚的生活趣味与审美趣味。在文学批评领域，有专章《文学篇》记述了魏晋文士著述、品评文字，以及探讨儒佛、辨析义理的盛况，其中涉及到了诗、赋、论、赞、传、诔、颂等多种文体。在这些文体的创作与特征的欣赏上，《世说新语》强调的是文士个体生命的情感抒发与审美体验。

一、音声之美

在《世说新语》中，诗、诔、颂等创作与欣赏与音声之美直接相关。西晋时陆机就在《文赋》中言“箴顿挫而清壮”，注重箴发言为声的特性，特意要求其文句长短不一、有顿挫跌宕之节奏，且言辞有清壮之音声。“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其中优游、朗畅等语，也隐含着音声和缓达畅的听觉感受。这种感官感受在东晋时期更加受到文士们的重视。且由于魏晋时期的玄学清谈的盛行，士人们在进行清谈时的音声之美首先被重视。《世说新语·文学》中描述了许多东晋士人进行清谈时的音声之美的例子。支遁、许询等人聚集在会稽王司马昱的书房里讲经，支遁讲义、许询唱经，众人“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支遁、谢安等人清谈，“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支遁论《庄子·逍遥游》“才藻新奇，花烂映发”。这种对音声审美的感官趣味也影响到了诗、赋、诔等文体的吟诵。文士们有吟诵自己所作诗文的，如《文学》篇记载袁虎在客船吟咏自己所写《咏史》诗，甚有情致。谢尚得闻，叹美不能已。袁虎所诵，给谢尚以听觉感官上的审美享受。又有以音声比喻所作之赋，如孙绰称自己所作《天台赋》有金石之声。金石声，是钟磬等乐器所发出的声音，以金石之声形容赋文，是以音声之美来比喻文采的优美铿锵。又有桓玄登上江陵城南楼与宾客坐谈，兴起为王恭作诔文的意趣，于是“吟啸良久，随而下笔，一坐之间，诔以之成”。意兴而作诔，吟啸而下笔，把对王恭的哀悼与德赞诉之吟咏、倾之笔墨，而成诔文。

二、情感之美

与传统道德教化不同，两晋时的诗文作品创作与品评都融入了文士个人的情感与生命体验。魏晋时期是一个重“情”的时代，士人们经历了汉末以来的种种政乱、战争以及疾病等乱象，常常对人生表现出更深沉地眷恋与追求。因此在人物品藻的标准之中便有以高情、才藻等重要内容，而《世说新语》里面的相关记述也不胜枚举。《品藻》篇中提出高情与才藻这两个方面：“孙兴公、许玄度皆一时名流。或重许高情，则鄙孙秽行；或爱孙才藻，而无取于许。”又有推崇才藻的记载，许询曾经去拜访简文帝司马昱，与风恬月朗之夜与简文对坐清谈，许询言咏襟怀，辞寄清婉，受到简文赞赏：“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而关于高情，《世说新语》中的记述更是比比皆是。如《任诞》篇：“桓子野每闻清歌，则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桓伊善音乐，尤善挽歌。他每每听闻挽歌音声，便要感叹“奈何”。这是一种对于人生的悲叹，也是对生命的深情。因此，士人在对于文学作品的品评之上也融入了浓厚的情感。评语之中多见才情、情致等语。如上文提到袁宏吟咏《咏史诗》“甚有情致”，又有裴启《语林》“载王东亭作《经王公酒垆下赋》，甚有才情”。在文学在作品中评论“情”，最著名的应属孙楚、王济论情文之语：“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之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注《除妇服诗》曰：“时迈不停，日月电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礼制有叙，告除灵丘。临祠感痛，中心若抽。”诗作以四言为体，将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写得凝重而深切。《文心雕龙·才略》称“孙楚缀思，每直置以疏通”，言其文意直陈通畅，直抒胸臆，非傍诗史，由此可见一斑。孙楚之情思与后来潘岳所作《悼亡诗》相比更加简净真切，《悼亡诗》文辞华美，情思绮丽，而孙楚此诗是西晋诗歌重真情的另一枝。而“文生于情，情生于文”的评语，是文士评论情、采的论端。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说：“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强调情采合一，文质兼备。王济言孙楚之诗，亦是从“缘情”的角度来感受其中的人生体验与情感的。

三、思理之美

《世说新语》中的品评之语充满了智慧的思理，这也对文学的品评产生一定影响。《世说新语》中多次记载了玄学辩论的场景，绘声绘色，充满了音乐、辞藻和智慧之美，给人以丰富的趣味享受。如王衍的诸婿大会，裴遐与郭象对谈，裴遐“理致甚微”，郭象“才甚丰赡”，在坐诸君都“咨嗟称快”，以此为美的享受。又有谢尚与殷浩的玄谈：“（殷浩）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殷浩善玄谈，又与孙盛、王濛、谢尚等聚集在会稽王司马昱那里辩论《易象妙于见形论》，孙盛持自己的论点气势凌云，众人又驳不倒他，于是请来刘惔助阵，刘惔二百许语，言辞简切、直中要害，“一座同时抚掌而笑，称美良久”。此种思致之谈，实乃士人获得精神愉悦的重要手段。这种趣味影响到对文学作品内容及特征的品评，便产生了以玄言、玄意品诗的现象。如《文学》篇云：“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阮孚言郭璞之诗有“神超形越”之感，即是以玄意来品赏诗文的。

《世说新语》中对古诗的品评亦充满了生命的眷恋与思考。如王恭服用五石散以后行散，不觉来到他弟弟王爽的家门前，便上前问道：“古诗中哪句最好？”王爽未答，王恭吟咏一句“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称此为佳。这是《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中的诗句，士人面对社会动荡、感叹人生倏忽，有多种消解苦痛的方法，而服食五石散亦是其中的一种方法。王恭咏诵这一诗句，也表达了在人生短暂的现实中对生命的眷恋。

四、辞藻之美

《世说新语》中的记录了时人对于人物美、自然美的一些品评用语，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体分类及特征的阐述与讨论。我们略将此用语与陆机谈文体特征的语词列比，便可见出其共通之处。

甲、缠绵。

《品藻》第62条：郗嘉宾道谢公：“造膝虽不深彻，而缠绵纶至。”

按：此处指谢安玄谈虽不深刻透彻，却周详细密，思想极有条理。

乙、凄怆。

《文学》第72条：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

《任诞》第45条：张驎酒后挽歌甚凄苦，桓车骑曰：“卿非田横门人，何乃顿尔至致？”

按：《除妇服诗》与挽歌诗均为哀伤悼亡之诗，因此与诔文等有同类的情感，而“凄怆”是这类诗歌与诔文的情感特征。

丙、温润。

《品藻》第36条：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王仲祖何如？”曰：“温润恬和。”

《品藻》第30条：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

《文学》第71条：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

按：《品藻》中多以温润、弘润、韶润等词用以形容人物之美温和仁慈、大度宽和。潘岳以温雅评夏侯湛之诗，带有儒家高尚品格的意味。陆机以温润言铭，正是以人的温润品格来比拟铭体之旨趣。

丁、顿挫。

《文学》第78条：孙兴公作《庾公诔》，袁羊曰：“见此张缓。”于时以为名赏。

按：陆机言箴“顿挫而清壮”，《世说》中记载袁乔评论孙绰的诔文跌宕起伏、疏张有度，二者有异曲同工之意。

戊、丰蔚。

《文学》第28条：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过有所通，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

己、精微。

《文学》第43条：殷中军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世之幽滞。

《赏誉》第17条：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济每来拜墓，略不过叔，叔亦不候。济脱时过，止寒温而已。后聊试问近事，答对甚有音辞，出济意外，济极惋愕。仍与语，转造清微。

按：精微多指清谈之理，理义精深而隐微，深含于文辞言谈及文辞之中。

庚、朗畅。

《规箴》第24条：远公在庐山中，虽老，讲论不辍。……执经登坐，讽诵朗畅，词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

按：朗、畅，皆本于品评人物风度，后来又用以形容言谈吟咏之清通畅达，有音声之感于其中。

辛、闲雅。

《言语》第1条注：《文士传》曰：“边让字文礼，陈留人。才俊辩逸，大将军何进闻其名，召署令史，以礼见之。让占对闲雅，声气如流，坐客皆慕之。”

按：闲雅亦本是形容人物之美，《文士传》中以闲雅评边让之言谈，言其音声和畅雅正、文辞理义从容优雅。因而陆机《文赋》用以表达奏体的文体特征。

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两晋时期的文体分类及特征描述与人物品评有直接的联系。文士们在个人的人格理想及生命意识之中获得了审美体验，并将之诉诸于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欣赏。这也与汉代以来以传统道德功用来规范要求文章的写作与欣赏有不同之处。两晋文士的文体特征表达更多地融入了文士个体的人生体验与审美愉悦。

文士的人生趣味对他们把握文体特征的创作与欣赏要求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晋时期士人们追求感官趣味的享受很容易导致诗文创作的华丽绮靡的风调出现。而这种生活趣味与人生体验也使得文体特征的评价从汉代道德教化中解放出来，偏向于个体精神的表达，表现在音声、情感、思理、辞藻等各方面的审美品评上，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魏晋文士的人生趣味与文体意识的关联。

参考文献：

[1]余嘉锡撰，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