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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城乡一体化进程必须要弥合传统城乡文化二元对立的结构布局，这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环。依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文化传承”已成为建设基本原则之一。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对古村落传统文化的尊重与延续，“是一种新的文化自觉，有利于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守护文化根脉，保存文化基因与‘乡土味道’，留住‘乡韵’，记住‘乡愁’，重振乡村精神”[1]。同时，如何从古村落文明中借鉴、转化有效元素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秩序，推动农村文化产业建设，全面提高农民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古村落文明的类型化保护策略

目前，安徽省对于古村落保护多采取名录认定方式进行。按保护名目划分，主要包括传统村落和千年古村镇、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等。截至2017年，安徽省有国家级传统村落163个，历史文化名镇8个，名村19个。安徽省颁布的省级千年古镇28个、古村22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12个，名村25个，历史文化街区3个。省级传统村落更多。一旦某处古村落进入到名录中，其身份得以确认，政府将给予一定的资金进行保护。因此，对于一些古村落来说，进入名录是成为政府保护的准入门槛。关于古村落的名录进入，国家有非常明确的评定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村落传统建筑价值评价、村落选址和格局价值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价这三个部分。评定时最终根据三大体系中的量化分值，以综合得分确定，并客观反映各古村落的保护价值。但名录认定的保护方式作为一项国家政策，更多起导向作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制定方案和路径，关键性一项就是根据古村落不同质量类型做出分类。虽然经过认定进入各名录保护的古村落均有较为丰富的价值形态和文化底蕴，但受地域自然条件、社会发展等因素影响，村落文化价值和物质价值差异度很大。不同的古村落三项指标评价最后的综合得分有很大差异，同时绝大部分古村落三项价值评价指标得分很不平衡，如有些古村落传统建筑保存很少，但村落选址很具有特色或非遗形态很丰富，或相反等。因此单从古村落综合评价分值来确定其文明价值，作为各种名录的准入机制是较为有效的，但落实到具体的保护传承层面，就过于笼统，无法针对性地分类实施古村落保护。具体来说，我们应从古村落具体情况出发，根据其自身存在的现状分层、分类实时保护。

以安徽省为例，根据古村落在各个指标体系上的分值以及综合分值，可以对古村落采取分类多元化保护策略。如综合型保护策略可应用于保存较为完整的一类古村落类型。这一类古村落基本形态保存较为完整，有一定数量的、能体现地域文化风格的传统建筑，村落环境和整体布局特点鲜明，文化底蕴较为深厚且对原居民产生直接影响。皖南大多数古村落都具备这些特点，如已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黟县宏村、西递古镇，以及西溪南、呈坎、龙川等古村落。这类古村落大多已入选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有的还作为历史文化名村或千年古村入选名目。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此类古村落应坚持重点保护，重在传承弘扬村落文明。其保护传承过程中应着眼于以下几个层面。一是进一步增强古村落的影响力，在现有基础上打造古村落文化品牌，增强原居民的地域自豪感。二是要依托古村落悠久的文化历史，定点建设古村落博物馆、村史馆，并将其作为古村落文明传承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三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将此类古村落作为重要传统文化传播平台，利用其宗族血缘村落的特征，集中展示各类民俗活动，并辐射相邻地域。

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特色功能型古村落保护策略更为有效。很多古村落大多已没有较为完整的建筑形态和文化功能，但往往还保留某一种文化形态、特色风格，或保存传统建筑较多且文化风格独特，或村落选址富含文化内蕴、与自然风景和谐一致，或历史内涵丰厚、民俗信仰传承完整。初期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这类古村落完整性或多式性受到影响，如太湖县蔡畈、龙潭寨古村落，淮北临涣古镇，桐城市孔城镇，固镇县垓下村等。这类村落的整体形态已经部分改变，如果整体抢救保护或复制式恢复，成本很高且实际效果不佳。因此，可以根据其特有的文化功能，重点开发。一是科学制定、严格落实村落保护规划，明确保护和现代产业发展的界限，在地形规划、空间利用上合理分布出核心保护区、建设发展区和自然生态区。二是重点挖掘其文物资源、风貌景观和历史文脉等特色文化功能，对现有传统资源进行条理性、系统性评估整合，或修缮传统风貌建筑，保留古村韵味；或结合古村地形环境，坚持融于自然原则对古村进行环境设计，建设生态美丽乡村；或发扬地区历史文脉精神，大力发展各类民俗活动，结合美丽乡村建设，丰富公共文化空间，借用现代技术，保留民俗文化遗产资源。三是利用原有文化资源，进行村落更新，发展特色小镇，建构新型的城镇化形态。新型城镇化建设应以原地域居民为中心，以新型农村社区为发展方向，注重自身资源优势，体现村落特色和个性。在这个过程中，应避免大拆大建，立足文化传承，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标准，融入地域文化风格的特色元素和形象符号，实施新型城镇化发展和改造。同时，以“一村一特”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依托古村落文化资源与现代创意相结合，利用文化创意建设文化特色村镇或民俗文化村，最终实现古村落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融合。

二、古村落文明的精神价值转化

城镇化不应该仅仅去除乡村的落后和蒙昧，而应该传承与弘扬传统村落文明独有的文化精神价值。乡村传统文化作为一座亟待挖掘的文化矿藏，对于当下农村居民精神文化、人格教育和伦理教化的塑造仍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传承优秀的古村落文明，融合现代城市文明，是构建新型的农村文化体系的重要路径。传统村落文明包含了古代乡村居民的生存智慧、道德理想与礼仪规范，为乡村生产、生活秩序乃至整个社会秩序和生存环境的构建提供了基本条件，同时也是乡村居民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现实体现。

古村落精神文化资源中，礼俗文化传统最为突出。传统村落文明中，“各种民俗习惯与社会礼仪、道德规范往往结合在一起，形成所谓礼俗文化”[2]。在历史岁月的积淀中，安徽人民创造出丰厚广博的人文历史，使这片古老地域散发出浓郁的文化气息，也增强了其面向现代、阔步前进的勇气。以皖南为例，古徽州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后世新安哲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州建筑等多个领域无不受其思想影响。其中宗族文化观念最为突出，宗族祠堂以及牌坊是其重要的物质载体，皖南地区村落起源以及人民教化，皆与宗族文化有关。在对宗法伦理的宣扬中，皖南人民建构起以“忠”“孝”为核心，兼具“仁”“义”“智”“信”的修生传家之道。皖南黟县屏山村至今保留着宗教礼法，由注重血缘延伸到地域的集体认同，村民恪守道德礼仪，忠诚待人、尊祖敬长，村中舒氏祠堂仍保存完好，经常举办传统礼俗活动。黟县西递孝文化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递敬爱堂内悬挂巨大的“孝”字大匾，警示后人。池州罗城渚湖姜村传统村落自古为姜姓聚居，以“君子营建宫室，宗庙为先”为村落营造规制，极注重宗族礼制思想对于村落文化观念的引导作用。这种“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传统价值行为，在今天仍具有文化引导的现实功能，以道德引导民众向善，培育乡村民众的道德精神；用礼仪规范民众行为，实现社会的稳定有序[3]。

传统礼俗文化还可以塑造淳朴民风，重建乡村文化环境。底蕴深厚的历史文脉以及重视宗法的教化制度，使得古村落凸显淳朴之气，“忠厚传家”“晴耕雨读”“诚信立足”皆成各大家族家规家训中最为基本的元素。人民在朴素的劳动、生活中，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民俗，较为有名的有：潜口村的“除夕进香”；灵山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的“赶雷”庙会、登山看“鬼火”；宏村的赛鸟习俗；塔川村的亮船会、上九庙会等。这些习俗或出于对神佛信仰的自发祈祷，或出于对劳动形式的美学升华，或出于娱乐性的需要，或是出于对先辈的纪念等，共同丰富着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古村落先民在劳动实践中创造出大量的艺术形态，极大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至今流传下来的很多艺术形式多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各类歌谣、戏曲类型、舞蹈等。其中桐城山歌、徽州民歌和被誉为中国戏剧活化石的目连戏等，都已名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榜单。今天古村落地区的传统习俗也正在经历“现代转向”，一是传承原有的文化习俗，利用各种空间将其融合于美丽乡村建设中；二是结合当地历史资源和传统习俗，打造新的文化品牌。此外，历史上古村落地区文风昌盛，甚至成为科举重镇。如皖南有明清时期文明遐迩的状元县——休宁县，西溪南历代进士多达30人，碧山村至清代共出进士11人，明清以来，查济七品以上官员多达129人。按清朝制度，一个家族内至少出20位举人方可修建文昌阁，桃花潭村中的文昌阁，便见证了该村仕子们在科场中的功绩。文风昌盛形成一种文化自觉，激励着现代学人。

古村落文明还充分体现在古村落的选址布局和结构形态的设置上，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突出的启示意义。以皖南古村落地区为例，其地貌多以山地、丘陵、盆地为主，村落布局无法大面积铺陈，故而点状散落、狭长蜿蜒成为皖南古村落最为常见的两种布局特征。由其自身的地理因素决定，“山”“水”成为皖南村落布局最为关键的两大元素，由此衍生出两种基本的村落形态：其一是“背山面水”式。这种村落背靠山脉，前附河流，整体布局位于山水之间。碧山村便是其典型，村落位于碧山山脚之下，村前地势平旷，漳水和霁水(际源河)环抱村子东、西两头，东方红水库北干渠又穿村而过。渣济村、西溪南、宏村皆属此列。其二，是“环山穿水”式。这种村落位于群山之间的盆地中，有河流穿村而过，如蜀源村，其四面环山，中为盆地，东有发源于灵金山的灵金河绕村而过。西递村、灵山村、龙川村皆属此列。提及“山”“水”，论及村落布局，充分体现出古人尊崇自然、合乎地利的文化观念。呈坎村直接得名于《易经》，大多古村落最初选址均受此文化观念影响。古村落先民们将风水理念、《易》的精神、八卦象征、地形地势完美结合，成就了古村落内涵丰富的文化积淀。在“以山为靠，以水养人”的理念指引下，风水学说的参与下，古村落的布局不仅折射出一种因地制宜的生态观，而且从更为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而言，它表征着先民们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无论是中心村的整体重建，还是传统村落的改建规划，都应遵循当地天时、地利条件，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作为基本的生态价值目标。

三、古村落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价值形态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发展引发古村落文明的价值冲突和认同缺失，乡村文化的“公共性”在农村现代化建设中遭遇着消解的命运[4]。文化公共性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机制保障。寻找古村落传统公共性文化空间，发挥乡村公共性文化精神，成为当代中国乡村文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有别于个人空间，公共文化空间是指突破门户之限、一个村落之间共有的文化生活活动场域，公共性、开放性、交互性是公共空间具备的基本特征。公共空间之于人类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因此，人的社会属性即其公共属性决定了公共空间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在公共空间中，具有社会属性的人可以展开交往、完成教育、形塑信仰、陶冶情操。古村落传统公共文化空间主要有四种价值形态：第一，生活型公共文化空间，主要是指村落中的古街道、晒场、古井、古桥、水塘村落水系等类似于现代“基础设施”功能的建筑空间形态。此类空间主要是为居民提供生活之便，居民可以在这里展开交往，完善生活，服务衣食起居。如古街道便是人们展开交流、完成购买的理想场域，皖南灵山村中沿溪而建的凤凰街就颇有明清韵味，街面的花岗岩增添了巷道古色古香的气息。屏山村由一条水街贯穿整个村落，主街西起古桥，至村落东边转向北向，直至村落的北端。皖南地区的村落基本都呈“细水绕村”之势，宏村的水系、西溪南村的水系皆是典型之作。水系、晒场、村头井台等文化空间是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集中地，既作为生产生活的空间，同时也是村民们交流的主要空间，甚至成为一个地域道德集体意识的传播平台，可以有效地规范乡村伦理秩序。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充分保留这类公共文化空间，便于乡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信息交流、情感互慰。这也是乡村特有的群体性生活状态的主要载体。第二，教育型公共文化空间，是指为居民完成知识教化的乡村公共领域。根据古代教育方式的不同，一种是以学堂、家族祠堂为代表的“显性”教育空间，一种是以牌坊为代表的“隐性”教育空间。学堂，即古时的私塾，大多以家族为基本单位，是一种古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普遍共有的教育机构。家族祠堂主要是以家族为单位而形成的教育场所，其主要目的在于家族教育、实施家规，其主要意义在于“教”。相比于家族祠堂，牌坊的教育意义则更为突出。牌坊作为一种古代礼俗文化的载体，大多数是品德、知识、功绩等政治荣耀的象征。这使得牌坊在隐性的文化层面上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其影响不仅限于一个家族，一个村落乃至可以延伸到相近地区。牌坊文化空间引导人们相继效仿获得荣耀声誉之人。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使得中国古代乡村的文化教化功能得以实现，而其主要的教化路径依靠这类文化空间的“以文化人”。家族祠堂是以家族为核心，以家规为主要依靠，形成一种“约制”型的教育范式；牌坊则是以村落共有为基础，以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为依靠，形成一种“熏陶”式的教育范式。二者分别兼具“内”“外”之功， “严”“宽”互补，在“教”与“化”的共同参与下将古徽州人民引向忠孝、仁义的正统轨道。现代乡村建设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传统文化空间资源打造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空间，保留空间形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作为主题表达，发挥现代社会文化传播功能。第三，信仰型公共文化空间，主要是指形塑乡村民众信仰的文化场所。古人信仰，必及神佛幽冥，安徽皖南地区现存东胜村的石王庙、龙川村的灵山庵等。然而，由于本地区神佛崇拜之风不昌，加之历史运动缘故，因此此类公共空间如今已不多。从最广泛的层面而言，安徽人民的信仰得以完成，其根本场所在于家族宗祠，这也形成了安徽地区最为盛行的祖先崇拜。在家族祠堂中的祭祀活动，以及家谱的编修，无不给安徽人民的信仰打上深刻的烙印：不事巫事，敬奉先祖，将愿望的实现、诸事顺利、阖家幸福等美好愿望诉诸已故的先人，期望得到应有的护佑，成为这一人群最为虔诚的寄托。第四，文艺型公共文化空间。主要是指人们参加文艺生活、欣赏文艺作品的场域。在这里，人们通过一定的艺术形态如戏曲获得共通性的审美感受，并进行特殊节庆，形成乡村特有的规模宏大的狂欢空间。此外，古村落常有古人题字、篆刻、碑拓等历史文物，这些艺术载体构成的文化空间也往往成为当地的文脉之地，形塑乡村的文化环境。东胜村颇有特色的历史古建筑宋代花戏楼；桃花潭村中因纪念诗仙李白而建的怀仙阁；蜀源村中刘墉所题“寿存堂”匾额、邓石如所题“小桃花源”“优昙谷”篆书碑刻；唐模檀干园中保存的苏轼、朱熹、赵孟頫、文徵明等人的18方行草碑刻等都属这于这一类空间形态的代表。

独具特色的古村落公共文化空间是实用性与审美性的高度契合，它为一代又一代的居民提供了礼俗教化和诗性的栖息地，而其各司其职的空间形式又为现代意义上人类文化学、美学、建筑学、风水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典范文本。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营造现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意义重大。重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就是让村民保留群体性交流的场所，合理开发利用古村落传统公共文化空间资源，保留每一个地域自己的“场所精神”。同时，积极发展农村社区文化空间，以居民为建设主体和接受主体，政府引导，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建构新型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共同体。因此，在乡村文化空间规划的过程中，在营造乡村空间景观化、建筑化的物质表象的同时，要坚持乡村文脉底蕴的主题表达。在城市文明的侵袭下，乡村文化需要突破城市文明整齐划一、商业至上的理念，充分去挖掘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历史功能和文化传承。首先，现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应坚持多元化利用，运用传统村落文化智慧对文化空间进行多样性与复合性的功能定位。这就使得乡村每一个具体的公共文化空间都有很多不同的功能性及文化主题表达，既给民众提供生产生活空间，又可以是文化展示的公共舞台，还可以是体现乡村精神信仰的价值空间。其次，现代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公共文化空间要突破千篇一律的同质性，突出每一个乡村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文化传承的特点，如古井台前、老树底下、谷场空地等，并将其与现代文化功能需求承载相统一。

四、古村落文明的现代产业化价值

古村落保护和传承并非静态的存在，其文化的鲜活性和时代适用性至关重要。因其丰富的人文历史文化资源，加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古村落的产业化开发日益兴起。其中旅游业更是充分发挥了古村落特有的、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成为当下农村文化产业中的显著形态。安徽古村落的开发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棠樾、许村、渔梁、呈坎、西递、宏村、南屏、关麓、屏山等地以其独特的文化资源和秀丽的山水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目前古村落现有的产业化发展模式主要有如下几种：一是文化观光型开发模式——文化旅游景区。主要代表有西递—宏村景区，依托歙县郑村镇棠樾村开发的棠樾牌坊村景区，以匈奴文化、风水文化为核心的池州市南溪古寨景区，池州市富贵陵阳文化旅游区等。二是休闲娱乐型开发模式。以农家乐为主要业态，如宣城市龙川村、黄山市蜀源村、潜口村、池州市大演乡严家古村等。这类开发模式适用于靠近大中城市、享有较好的城市辐射资源的古村落，其位置交通便捷，兼有城市文明的服务理念和乡村文明的自然生态。三是生态疗养度假村(区)开发模式。如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这种模式主要发挥古村落的生态自然资源，辅以现代高质量的服务和高标准的基础设施等公共空间。其开发主体多为第三方市场企业，受众人群多为物质生活需求较高、经济能力较强的人群。其往往开发成本较大，受益群体较窄。四是乡村生活体验型开发模式。如黟县碧山村“碧山共同体”计划项目。这种模式是当代知识精英乡村改造的美好愿景成果的体现。开发主体多为文化工作者或有一定物质能力的知识阶层，他们通过文化植入的方式，立足古村落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改造利用，挖掘古村落的历史遗迹和生活记忆，嫁接现代文化艺术形态和休闲农业业态，建构一种城市文明之外的新型乡村文化形态。五是特色文化品牌产业模式。这种模式多利用古村落极具文化象征的符号资源，进行品牌包装，打造文化产业。如素有“中国明清古民居博物馆”之称的西递古镇、有“中国画里乡村”之誉的宏村、有“中华八卦第一村”之名的呈坎，以及号为“牌坊博物馆”的棠樾等。

近年来，古村落的产业开发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人们对古村落文明的重新感知和认同。但在具体的产业开发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产业化与自然、产业开发与当地居民的矛盾，且产业化模式单一、特色不明显，更有内容单薄、文化内蕴不足等多种问题。因此，产业化过程中如何避免“开发一个，毁掉一个”的教训，建构保护传承与产业开发相统一的机制路径势在必行。首先，这就要以尊重古村落自然本体为基础，避免外来相异文化的强行介入，在摆脱同质化机械复制的同时，以保持原有的历史文脉为出发点，打造文化特色产业，构建复合型文化产业链。这样才能使古村落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型道路。二是要尊重相关利益群体，建立有效沟通机制。相关主体对古村落地区进行开发，应以原居民为主体核心。一方面要尊重原居民固有的生活形态和文化习惯。产业开发特别是旅游业必然使古村落涌进大量外来游客。设计者要充分考虑外来游客的文化冲击对原居民的心理感受，尤其要避免外来文化的随意冲撞而带来的矛盾。同时，所有的开发设计不能以损害古村落居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要以原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为根本的价值诉求，保证他们的生存权利和经济利益。古村落居民是这片地域的核心主体。古村落的发展如若能得到原居民的支持，使他们主动参与到村落文化资源的开发与经营管理中来，那么文化资源的转化效率将会大大提升，文化品牌的建设也将会更加顺利。他们也只有在真正享有产业利益成果之后，才能以更为积极的姿态投入到古村落的乡村改造和文化建设中，也才能实现城—乡互动、“经济—生态”互存的良性发展之路。三是打造以古村落为基础的农业文化综合体。其核心是依据古村落这种特有的聚落农业文化资源，坚持农业产业开发的价值取向，紧扣乡村文化作为产业开发的主题。产业化开发要从简单的“门票思维”中摆脱出来，在融入时代文化元素的基础上，推进农村文化供给侧改革，丰富文化生产，扩大文化消费路径。因此，应充分发挥古村落农业文明的价值优势，以现代文化创意为提升点，整合、包装其文化资源符号，设计具有原创性的文化产品并形成规模化产业发展道路。同时在各个环节都植入古村落文化元素，实现集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形态。四是以地域文化传承为目标，打造文化品牌的古村落形象，进而增强人们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和尊重。安徽古村落遍布江淮大地，地跨各个区域，物质遗产形态多元，人文内涵丰厚，文化多样性丰富。特殊的地理位置与人文历史，使得安徽古村落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据着重要位置。因此，古村落的保护、传承乃至产业开发必须深深植根于这片文化大地，以安徽地域文化的发扬为着眼点。无论是寿春古镇为代表的楚文化，还是临涣古镇为代表的皖北文化，以及极富有文化表征的皖南徽文化，莫不如此。同时，古村落产业开发应摒弃一味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格局，在发展当地经济基础上，最终仍应服务于新时代安徽文化传承这项工作，并且融入到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中。也只有这样，古村落文化产业的发展才会发挥自身的特点和魅力，获取持久的动力，也才能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了解、认同安徽地域文化的魅力和现代崭新形象，实现安徽文化的价值提升。

五、结语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古村落文明的保护与传承，其价值目标就是在经济现代化基础上，如何保有传统乡村文明的余韵，并融入到现代乡村文化体系中。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本正是植根于一个个散落于中华大地上的乡间村落。因此，在改善人们物质生活空间的同时，保留、传承本地的乡村文化，将一个个文化景点打造成人人可以享有的公共文化空间，滋养其文化生态，发挥其社会效益，这才是今天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初心”。

[1] 方国武. 建设美丽乡村要传承好“乡土文化”[J]. 安徽日报，2016-01-25(07).

[2] 韩弥明，方国武. 美好乡村视角下安徽农村乡土文化建设思考[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25 (3)：15-19.

[3] 梁前菊.传统“礼治”介入新农村文化建设问题研究[D].合肥：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16.

[4] 何兰萍.公共文化生活空间与农村文化建设[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44(2)：8-13.

[5]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M]//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