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 吕伊雯

编者按：2018年7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这是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接待来访的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教科文亦是习近平主席访问的第一个联合国机构，他于2014年访问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开启双方关系的新时代。值此之际，本刊专访了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原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部门协调和伙伴关系局局长杜越。在采访中，他谈到推送中国人才到教科文组织工作对中国和教科文组织的重要意义，总结了自己成功竞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部门协调和伙伴关系局局长的关键因素；回顾了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工作30年的经验，表达了对我国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期待；谈到人工智能发展对教育领域的影响时，他指出人工智能对当前教育系统的三方面挑战，并强调发挥主导作用，使发明创造能够为人类造福。

一、推送中国人才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展现中国智慧

《世界教育信息》：2018年3月2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公告，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宣布任命4名该组织管理团队成员，其中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曲星被任命为该组织副总干事。请您谈谈推送中国人才到教科文组织工作对中国和教科文组织的意义。

杜越：中国现在在教科文组织里的工作人员数量相较于中国对该组织的贡献是严重不足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连限额的1/3都没有达到。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严格的竞聘程序，积极推送相关国家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有影响力、作出很大贡献的国家的优秀人才到教科文组织工作，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 彰显中国人才的水平。国际组织对工作人员的语言、知识、专业背景有一定的要求，中国的人才能够胜任这份工作，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教育领域的发展，在人才体系的建设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已经能培养出具备在国际组织工作能力的优秀人才。

第二， 为教科文组织的多样性增添光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一个大家庭，由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出身于不同政治制度国家的人组成，是集文化多样性为一体的国际组织。中国人才的加入能够给教科文组织的发展带来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文化展现方式，也有利于我国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向世界贡献中国的方案”。

第三， 促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进行战略性调整，中国的人才到教科文组织工作能够更加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为现有不合理国际规则的调整和修改提供中国意见。

因此，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说，推送具备在国际组织工作能力的人才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具有新时代的重要意义。我认为，中国的年轻人应该遵循我们古贤先人所提出的“胸怀天下”的思想，积极前往国际组织工作、主动接受锻炼，把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中国智慧、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介绍给世界，并在国际层面，通过学习和锻炼，吸收世界的新理念、新思想，从而实现本土与国际的融合，真正成为地球村的公民。我相信这样的人才将来再回到中国工作，对于促进国家的未来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国际化水平，都非常有意义。

《世界教育信息》：请您谈谈此次成功競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部门协调和伙伴关系局局长职位的关键因素，以及对日后的展望。

杜越：我认为此次能够竞聘成功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点。第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对教科文组织的贡献越来越大，中国人才到教科文组织工作能为该组织带来希望、发展和资源。第二，我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委会）的工作为自己积累了多边工作经验。我竞聘的这个职位虽然涉及教育、科学、文化领域，但主要是协调多方关系。第三，掌握外语。职位说明的其中一条就是明确要求精通英语和法语，在面试过程中就要使用这两种语言。因此，我很庆幸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未来珍惜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再接再厉。

展望主要有三点。第一，体验新的环境。到新的环境之后，整个文化、语言都发生了变化，可以丰富人生的经历。第二，发挥自身力量，尽可能地带动更多人关注教科文组织，吸引更多的人到教科文组织或大型国际组织工作，从而让更多外国人体会到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更够给他们带来贡献。对于在教育部工作的年轻人，我也由衷地希望，能够有一些人加入教科文组织的队伍中。第三，中国的教育应该承担起更大的历史使命。我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部门协调和伙伴关系局也是希望能够履行国际使命，作出更多的贡献。具体来说，我们应该在国际教育方面有更多的话语权和一定的领导地位。我们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组织更多的国际活动。通过这些国际活动，培养我们的领导力，使中国的教育发展在国际上起到先锋作用，同时也使我们的教育更大地获益——促进更多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更多地关注中国，更多地运用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

二、架起国内外教育融合发展之路，提高教育开放性、服务全球化趋势

《世界教育信息》：您在全委会工作30余年，能否分享一下您的工作经验？

杜越：我认为，如果将任何一项工作视为一般性案例来处理，那么可以简单遵循一定的规律——提出方案、安排过程、组织实施、总结讨论，随即完成。但这种处理方式往往难以实现创新和跨越。如果我们对一项工作不仅有喜欢、热爱，还怀有激情，那么就会在处理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提升自我，甚至会运用一些新的思维方式进行设计。就自身而言，这些年我对自己的工作是热爱且满怀激情的，这是值得庆幸之处。

全委会的工作直接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战略、计划相联系，这份工作的有趣之处在于，如何把国际的计划、项目、战略及目标和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项目有机结合，从而派生出新的项目，使其既有利于国际，又有利于国内。因此，如何使双方对某一项目感兴趣且有效合作，同时让双方均受益，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近些年，许多工作都围绕这一思路开展，如开展迎合国际趋势并符合国内需要的项目及活动，其成果是世界的，亦是中国的；同样，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例如，之前所开展的教育信息化会议、学习型城市大会、职业技术教育大会等均能反映出世界教育发展的先进理念及这些先进理念在中国的落实，而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及中国特色在国际上也能引起足够关注。因此，世界的发展理念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相融合，经常能派生出新的、对世界教育未来发展具备指导意义的新成果。又如全民教育，国际上的全民教育将六大目标与18个指标相结合，这对我们而言是一种值得学习的新做法——目标侧重宏观的发展方向，指标则强调具体的标准与指南，它由众多专家、专业机构制定，涉及范围广，可操作性强。将指标和目标有效结合，辅之以一系列的国际机制、评估体系、行动体系，使目标指导指标、指标为目标服务，两者相辅相成，对于教育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也制定了教育现代化指标，全委会还协助安排我国专家赴教科文组织“取经”。因此，我想强调的是，在与教科文组织的合作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先进经验，并将自身经验借由该平台进行传播以得到国际认可。希望将来这一平台能在我国年轻同志的努力之下，对中国未来的教育发展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我国在教育国际化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杜越：当前，国际上的先进教育理念在我国得以应用，教育发展态势良好。但在促进从事教育研究、开展教育交流合作的同志在教育话语权上发挥领导作用方面，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一方面，由我国主导并起草的国际文件、国际宣言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不是外语水平的欠缺，而是知识观念、思想水平的欠缺。另一方面，从事教育行业和开展教育合作交流是不能分割的。我不赞同一部分人只做国际交流，一部分人只做国内教育。从事国内教育的人才也应该精通国外教育情况，从事国际交流的人才也应非常了解国内教育情况，绝对不能“两张皮”。从事国际教育经常容易忘了“教育”两个字，就剩下“国际”了，流于接待、安排活动等形式；反过来谈教育，也不能只说中国，我们要意识到，若要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留学目的国（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层面），则必须让中国的教育体系走向世界，让来华留学生能顺利、快速地融入中国教育体系。

我坚信，一项政策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国际性。以教育政策为例，对国内学生和留学生应该是统一的政策。我们国家的学生到发达国家留学，这些国家基本上也没有专门针对留学生的教育体系。因此，未来我们要做的国际交流就是实现一个“非我”，或者说就没有国际教育交流，我国的教育就是开放性的，能够为全球服务。

《世界教育信息》：为实现这一目标，您认为需要哪些改革与创新？

杜越：第一，思想观念的改革创新。任何一个国家的留学生来中国留学都应该和国内学生在相同的教育体系中学习相同的内容。第二，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与国际教育交流相关的研究和国内教育领域相关研究不能分离，需形成一个整体。第三，实现自我变革。我们现在处于学习型社会，网络学习非常便捷，我们的学生应加以利用，不断提高自身能力与水平。

三、应对人工智能挑战，促进技术造福人类

《世界教育信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于7月16日至19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她于访华前夕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可能会直接对教育系統产生影响，教科文组织应该发挥平台作用，让这一科技为人类共同福利而服务”。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中的作用？

杜越：我认为，将来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中较有冲击力的应用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教育手段发生较大变化。如今手机可以被视为学习工具，未来的技术发展是超乎想象的，它能开阔学生的学习前景。例如，学生可以学习到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的课程。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挑战——面对人工智能，我们应该如何发展教育？如何适应技术的发展趋势？如何改革当前的教育形式？第二，促进教师角色的变化。由于未来的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获取知识，因此，未来的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提供者，而是帮助学生理解知识、进行信息内化的引导者。教与学之间不再只是单向传递，而是互动交流的过程。教师如何适应这种角色的转化，是一个重大的考验。第三，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龄前儿童已经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开始学习。既然儿童有学习的能力和需求，我们就应该关注并提供有意义的指导。在未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认为应该把学前教育也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即从更早的时期，培养儿童的科技伦理观，发挥人类主导作用，使技术切实为人类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