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了25年，并曾作为中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参与竞选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近日，他在新书《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里披露了一场因教科文组织造成的风波。

“新闻自由奖”激怒中国

1997年春天发生的一件事对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关系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事情的起因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在1997年初发起设立了一个“新闻自由奖”。为了扩大影响，他们找到教科文组织，要求把这个奖作为教科文组织的奖项来颁发，总干事马约尔未经深思就同意了。这个组织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也为了获得轰动效应，决定将这一年的奖项授给一个因泄露国家机密被法院判刑入狱，此时仍在服刑的中国某报记者，并宣布将于这年5月3日在西班牙举行授奖仪式，由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颁奖。

中国常驻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团得到这个消息后，常驻代表出面与总干事和信息与传播部门的有关官员进行了一系列交涉。然而为时已晚，始料未及的马约尔向中国常驻代表解释，尽管他事先不知道奖项会授给何人，但他已经答应了那个组织，不好改口，不過他向中方保证授奖仪式将低调举行。

颁奖仪式如期在西班牙举行，马约尔如他所承诺的，保持低调，在讲话中仅提到“捍卫新闻自由”，没有提到中国。但一些西方媒体借机抹黑中国。

中国凌厉反击

颁奖之后，中国常驻代表团立即发表声明，反对这种干涉会员国内政的做法，并宣布了3条措施以示抗议：（1）停止与教科文组织的高层互访;（2）停止执行教科文组织与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项合作协议;（3）不派代表出席教科文组织近期举办的3个大型会议。

为了表示对教科文组织不当行动的强烈不满，中方取消了时任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朱开轩对教科文组织的访问，从中可以感觉到中方的愤怒程度。中国接着缺席了7月在德国汉堡召开的国际成人教育大会，9月在巴基斯坦举行的发展中国家9个人口大国教育部长会议，最大的人口大国中国的席位上空无一人，令教科文组织十分尴尬。

从5月到8月这几个月中，教科文组织与中国这样一个在世界上具有越来越重要影响的国家处于这种“冷战”状态使总干事马约尔在组织内部饱受压力。从6月开始马约尔就做出姿态，试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他曾委托非洲某国总统在访华时向中方转达口信，说这只是“小事一桩，不应影响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关系”。但是中国领导人回答说“这不是一桩小事”。

提出建议，助双方打破僵局

7月底我照例回到北京休假，期间中国政府高层向我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向高层提供了我的看法：马约尔当初同意让这个奖项与教科文组织挂钩时，并没有预想到那个非政府组织会把奖颁给中国一个在服刑的犯人。后来事情闹大了，西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对他施加很大压力，让他无法再后退，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我还表示，虽然马约尔来自西方国家，但他对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十分重视，闹到今天这一步确实也非其本愿。中方的敲打让马约尔看到了中国的底线，以后他应该不会再让这样的事发生了。因此我的看法是为大局计，逐渐缓和关系，毕竟与教科文组织关系的正常化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利益。

在北京我还见到中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的秘书长于富增，我们是老熟人，他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件事还得马约尔先有点具体表示才行。我知道，马约尔也想有所表示，但是不知从何入手。这时需要有人点拨他一下，方可走出僵局。

我8月初结束休假回到巴黎，去见了我的上级、教育助理总干事科林·鲍尔。他告诉我，马约尔对此事已有悔意，知道中方在等待他采取行动，但是他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做什么事，既可以让中方接受，自己又不至于丢面子。于是我向鲍尔讲了我在北京了解到的情况，建议马约尔直接写一封信给中国政府领导人，争取获得中方谅解，给双方均可接受的台阶下。他说这个主意好，要我马上写一份备忘录，通过他交给总干事。

8月30日，马约尔签署了一封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的信件。信中强调了中国对教科文组织所做的重要贡献，并邀请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朱开轩出席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并以此为契机寻求加强双方合作关系的新动力。9月初，我回到北京。朱主任说已经收到外交部转来的马约尔信件的副本，并建议总理给马约尔总干事这个台阶，逐渐恢复关系。9月30日，马约尔总干事应约会见了中国常驻代表张崇礼，张通知总干事，中国将派一位副部长出席即将举行的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总干事表示，在他任期的最后两年将加强与中国在各领域中的合作。至此，教科文组织与中国关系的僵局终于被打破，开始了恢复关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