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涛 朱泓

摘 要：自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建立以来，孔子学院的建设不断推进，深入合作、创新发展已成为其在现阶段发展的关键。作为中外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孔子学院具有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線性和涨落等特征。竞争与协同作为其发展的动力来源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推动了孔子学院的发展与演变。在孔子学院数量扩张阶段，协同特征明显；在孔子学院质量提升阶段，竞争特征明显。协同性竞争有利于孔子学院的发展，竞争不足会阻碍孔子学院的发展。

关键词：孔子学院；竞争；协同；协同学

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推动我国大学走出国门，让有实力的大学赴海外办学，将是我国高等教育深度融入国际化潮流的新选择[1]。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独特形式，孔子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路径之一，它为汉语走向世界搭建了有效平台，增强了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截至2017年12月12日，全球已有146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25所孔子学院[2]。在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的基础上，孔子学院扩展出学术研究、职业培训、社区服务等多元功能，发展重点由数量的增加转为办学质量的提升，积极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具体包括建立健全教学和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国际汉语教学资源体系、汉语考试服务体系，积极开展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等[3]。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孔子学院的空间布局不仅集中在与中国有地缘、文缘优势的亚洲国家、欧美发达国家，而且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学合作新建孔子学院，对接沿线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需求，为民心相通铺路。

一、孔子学院发展的理论依据：协同学

协同学即“协调合作之学”，其观念来自系统学，它认为，任何事物的变化实际上与其他相关事物的变化相互关联，即协同变化[4]。孔子学院分布在世界五大洲，主要采取中外大学合作办学的模式，多元文化背景和多方参与主体构成了孔子学院的复杂系统。孔子学院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在国家政策指导下有序的、自组织的集体行为。在与中外社会环境、大学要素之间通过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等方式相互合作，形成集体行动的共性，并从最初的无序态发展为有序态，由低级有序上升到高级有序的过程中，孔子学院均以一种协同的方式在发展。

基于协同学理论，序参量描述系统的宏观有序度，在系统变化过程中从无到有发展演化，并指示出系统新结构的形成[5]。孔子学院作为一个系统，其系统之间、各个要素之间，包括办学主体与办学客体及其交互形成了协同关系与结构，其目标在于获得办学协同增效。发展规模、办学质量、绩效评估作为序参量决定了整个孔子学院系统的有序结构和功能行为，能统一组织成员的行为，进而影响组织资源的利用和整体协作。当外界控制参量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时，要素之间互相联系，相互关联代替其相对独立，相互竞争占据主导地位，从而表现出协调、合作，其整体效应增强，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状态，即“协同导致有序”[6]。当创新品牌项目、海外本土教师培训、国别化教材编写这些外界控制参量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时，孔子学院要素之间则表现出协调、合作。因此，孔子学院的发展关键在于调动控制参量发挥作用，营造氛围、引导趋势、提供目标导向。孔子学院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实现办学活动有序的条件，由于系统中各要素的竞争和协同作用，孔子学院系统在宏观上不断发生变化，中观、微观状态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也会因要素变化和相互作用出现波动。东南亚孔子学院规模因旅游业的发展需求迅速扩张，外派汉语教师的数量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减少，这些变化导致了孔子学院系统发生涨落。

二、孔子学院发展的组织特征：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涨落

由大量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它的子系统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能产生协同现象和效应，该系统在宏观上就能形成具有一定功能的自组织结构，出现新的时空有序状态[7]。孔子学院是由总部理事会、各常务理事单位、中方合作单位、外方承办单位等多主体要素和教师、学生、教材、资金、设备等多维子要素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流所构成的复杂系统。在从宏观到微观的过渡上，通过内部协同作用，形成了由扩大规模到提升质量，由语言推广到深入合作的更为高级有序的系统演化。

（一）开放性

孔子学院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复杂系统，由多元主体参与孔子学院的管理，系统的构成要素处于跨文化的环境之中。大部分孔子学院采取申办自愿、开放式招收学员的原则，与国外大学、社区、文化交流团体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具体而言，孔子学院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学习世界其他文明、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开展汉语教学、提供汉语教学资源、搭建来华留学与人才交流的平台、开展社区服务和学术研究、不断推动公共外交上。各国孔子学院以教授汉语、传授中华文化为自我定位功能，形成了以中医、商务、武术、学术研究、职业培训、图书出版为特色的扩展功能。与当地社区、企业不断深化合作机制，人才培养功能突显，带动了友好省州、中外大学的人文交流与人才流动。

（二）非平衡性

从数量上看，自2011年以来，孔子学院的规模总量逐步增加，但增长幅度呈减小的态势。孔子学院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空间分布呈现非平衡性的特征，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欧洲国家。亚洲的孔子学院主要集中在韩国、泰国、日本，欧洲的孔子学院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其中，英国、德国、俄罗斯、法国、意大利开设孔子学院的总数占欧洲总量的60%。美国的孔子学院总数为110所，为全球开设孔子学院数量最多的国家。[8]

从结构上看，特色孔子学院、示范孔子学院、网络孔子学院对孔子学院整个系统的影响也是不平衡的。各国孔子学院结合当地条件，服务于汉语学习者的需求、科学研究合作及国际公共外交，开发了孔子学院特色化办学模式，包括科学研究孔子学院、海外丝路孔子学院等。例如，示范孔子学院在提高办学质量、促进孔子学院内涵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网络孔子学院扩大了孔子学院的办学规模，成为海内外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的有效平台；全球商务孔子学院联盟、不同洲别的孔子学院联席、区域性孔子学院合作使孔子学院的子系统得以联合，这一合作优势促进了孔子学院整个系统结构与功能的不断演变。

（三）非线性

非线性是系统演化的内在根本，使得系统更为复杂和不确定[9]。系统内个别要素或变量的变化不一定会引起其他要素或变量的成比例变化[10]。“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新建的孔子学院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和中东欧地区。中国周边的且有经济发展优势国家中的孔子学院建设数量明显领先于中亚、南亚、西亚和非洲国家。区域内新建孔子学院的变化不一定会引起国家间相同要素成比例的变化。同一国家不同大学所建的孔子学院的发展趋势也呈现出不确定性。在孔子学院系统的非线性作用过程中，关键是要不断提高其在海外的适应力，增强抗风险能力，各子系统之间相互激励和推动。

（四）涨落

外部政策、社会需求、经济发展可能引起孔子学院内部要素的涨落，师资、学生、经费、设备条件等内部要素本身也可能产生涨落现象。“涨落”现象存在于孔子学院系统的内外部并引起系统之间、要素之间的竞争，一些子系统、要素通过竞争瞬时获得了“涨”，得到了更多的荣誉和经费；另一些子系统或要素则在竞争中瞬时出现了“落”，如办学困难。孔子学院在不断的“涨落”中保持动态调整状态，并与外国高校合作设立汉语师范专业，开展本土师资的培养，形成更高水平上的师资体系，进而逐渐趋向更高水平的有序状态。

三、孔子学院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竞争与协同

孔子学院作为一个系统，其发展需要动力。竞争成为孔子学院不断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创造性因素。由于孔子学院系统之间、要素之间以有组织的方式协同行动，办学模式、空间布局、结构功能等方面不断演化，从而引起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次的变化，形成整个系统的协同作用及各组成部分的聚合效果。

（一）宏观维度：孔子学院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竞争与协同

语言文化推广机构之间的竞争与协同的实质在于保持和发展优势，共同推广语言文化，推进教育和文化的生态平衡。孔子学院并非孤立的存在，在其运行及发展过程中，孔子学院总是与世界其他语言推广机构及海外华文教育组织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人员和信息的交换，并把分布在全球的孔子学院结合为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

一方面，孔子学院的成立与运行借鉴了起步较早的一些国家的经验，如英国文化委员会、法国法语联盟、德国歌德学院、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等。在此基础上，孔子学院从外部环境中获得学习需求、竞争状況、政策法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状况等有关信息和办学要素，在办学模式、资金引入、多方合作及功能扩展等方面自主创新。

另一方面，孔子学院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涉及其他国家的语言推广机构、非营利组织、企业和海外华文教育机构等。为扩大国家文化软实力，美国、俄罗斯、意大利、葡萄牙、希腊、匈牙利、日本、韩国等国成立了语言文化中心或基金会、协会组织。欧盟出台了《优尼科方案》（EUNIC Scheme），通过竞争与协同使语言推广形成更大的组织系统，推动一些欧洲国家文化机构之间的合作[11]。海外华文教育机构具有比孔子学院更长的历史渊源，孔子学院与华文学校共同构成了海外汉语教学的主体。双方通过互动发挥各自优势，遵守当地的文化传统、规章制度和接受习惯，与本土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合理竞争，形成横向协同[12]。随着汉语国际传播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其他国家的政府、非营利组织、社团和企业纷纷加入汉语国际教育的行列。比如，美国政府实施“关键语言”战略，设立“汉语旗舰项目”。孔子学院与国内外汉语教育主体不是对立关系，不同特色的汉语教育主体通过竞争与协同作用，构成了多元化的汉语教育，共同促进汉语国际传播和中华文明的繁荣，促进孔子学院与外部系统的协同增效。

（二）中观维度：孔子学院之间的竞争与协同

孔子学院子系统之间的竞争与协同主要体现在同一洲别、国别、区域和同一所中方合作院校的孔子学院之间。通过竞争与协同，孔子学院系统形成一种整体效应或者一种新型的结构，使孔子学院子系统在整个系统中相互结合而成为一个网络型的协同组织，并向更高水平的有序态演变。孔子学院之间的协同，通过强强联合或强弱互补生成协同效应，在良性竞争中达到孔子学院之间的协同发展，构成一种“集体行为”。在发展初期，孔子学院子系统处于无序均匀态，大部分尚未形成合作关系，不可能产生协同增效。随着孔子学院的不断发展，其子系统会在目标、结构、组织、文化等方面建立起合作关系，以组织性方式协同行动，从而形成更高水平的有序。例如，每年的示范孔子学院评选即可视为制造协同效应的典型实践。

由于孔子学院所处的当地文化背景和汉语教学资源不同，孔子学院发展出不同的服务类型，大致分为教学主导型、社区服务型、学术研究型和融入型[13]。孔子学院之间的协同强调各要素在时空上的配合，例如，大型项目“汉语桥”“孔子学院开放日”等是由各国孔子学院共同参与完成的横向协同。国家汉办实施的小语种汉语教师培训项目、海外本土师资项目等，实际上有助于储备国际汉语教师，前期项目与后期项目共同完成师资培养的纵向协同。孔子学院品牌宣传等活动在较短的时间内不能彰显效果，但在孔子学院未来生存和发展中将会表现出独特的竞争优势。

（三）微观维度：孔子学院内部要素之间的竞争与协同

孔子学院的内部构成要素日趋完善，包括政府、大学、企业在内的多方办学主体，来自社会各界的学生，学科背景多元化的教师，种类多样的国别化教材，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项目，汉语推广的基地院校等。这些内部要素的选择过程实际上是竞争与协同的过程。孔子学院中外方合作大学的对接主要由孔子学院总部指导规划，这些中方大学大多数具备与外方大学的合作交流经验，为双方建成孔子学院奠定了基础。目前，孔子学院的中方合作机构主要依托大学，除大学外很少有进入海外汉语教育市场的机构和企业。在孔子学院初创期可以凭借国家意志和政府资源得到迅速、广泛的推广，但容易导致忽视市场需求的问题[14]。随着孔子学院发展的不断深入，孔子学院总部提出，要面向社会公开选拔中方合作机构，这一要求体现了竞争与退出机制开始形成，在孔子学院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中将会表现出独特的竞争优势。

四、结语

竞争与协同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在于保持协同，共同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推进教育和文化的生态平衡。另一方面，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各孔子学院之间的竞争有利于促进其改善内部冶理机制，优化组织功能，发展个体性状态和趋势。在孔子学院的初创阶段，受国家意志的影响和政府资源的支持，协同性特征明显于竞争性特征，协同性处于主导地位。当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孔子学院的办学强调质量提升和绩效评估，竞争性特征较之过去更加明显，建立在协同基础上的竞争能有效推动孔子学院的创新发展。总之，通过竞争与协同的有机耦合，孔子学院与外部环境、孔子学院子系统之间、孔子学院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得以有效进行，因此，需要保持孔子学院在战略规划、资金投入与产出、师资储备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未来孔子学院的发展一是要增进孔子学院与企业、院校等其他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灵活主动地对接国家发展需求，推进院企深度融合，完善成果共享与利益分配机制。二是要强化孔子学院之间的协同。教师的教学内容组织方式要适应跨学科需求，资源的配置要着眼于办学效率的提升及开放共享的促进，从而形成开放、协同、高效的孔子学院组织管理新机制。三是要关注教学创新与人才培养的协同，使孔子学院成为高层次人才向中国流动的重要渠道，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鼓励学生参与创新项目，提高外国学生赴华学习或工作的适应能力，形成教学与培训互动的稳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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