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刚

摘 要：广东省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桥头堡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前哨，该省面向东南亚的教育供给机制意义重大，这一机制主要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层面。就“引进来”而言，广东省各级各类教育均可参与“引进来”的供给；就“走出去”而言，考虑到东南亚经济社会的发展特点，“走出去”的教育供给机制主要是建立以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为主的供给机制，其风险在于面临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的可能干预，防范策略包括促进互信、公共外交、回应诉求、强调社会责任、加强监管等。

关键词：广东省；教育供给机制；东南亚；风险；防范

东南亚地区位于连接三大洲，沟通两大洋的战略枢纽地带，包括11 个国家，覆盖457万平方公里土地，拥有6 亿人口，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且被视为未来10年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除新加坡、文莱之外，东南亚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正如联合国《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其“不能回应对更加平等和更可持续增长的需要”。有学者指出，这些国家平均发展水平与综合实力大致与我国云南省相当[1]，普遍面临产业发展所要求的基本教育需求与偏弱的教育供给之间的矛盾。广东利用其毗邻东南亚的区位优势，构建海外供给机制，以优质的教育资源，参与东南亚各国的教育公共产品供给，以合作（与当地华文学校合作或当地中资公司合作）或独立办学的形式参与当地教育公共产品供给，培养当地用得上、留得住的人才，让自身发展惠及“邻居”。这既是东南亚各国的利好消息，也是发挥主导赛场作用、传播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机会。

目前，东南亚的华侨人数约3500万，其中广东华侨最多，福建、海南华侨次之，其他省市和地区约占10%。20世纪之前，东南亚的华人实施的是私塾教育，以1690年印度尼西亚的明诚书院为代表。从20世纪初期开始，受中国废科举、兴学堂的革新影响，以广州广雅书院为代表的新式学堂开始在东南亚华人教育界产生重要影响。二战前，东南亚的华文教育一度兴盛，二战后冷战格局使得“亲西疏中”政策抬头，华文教育遭受重创。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华文教育开始逐步复苏，东南亚各国放宽政策，允许华文学校招收非华裔学生，并鼓励他们到中国留学，加强与中国的交流[2]。目前主要集中在与广西、海南等地的教育交流，与广东的教育交流目前还有待拓展。广东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桥头堡及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前哨，应在东南亚教育供给上发挥示范作用。

供给机制在经济学里的含义是公共产品为了回应需求而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使得供给与需求趋于均衡。据此面向东南亚的广东省教育供给机制的含义就是在双向国际化和互融互通的背景下，为了回应日益高涨的东南亚的教育需求，作为公共产品的广东省教育为此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从内涵来讲，面向东南亚的广东省教育的供给机制主要分为“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层面。

一、“引进来”的教育供给机制构建

以广州为例，据统计，2015年在广州幼儿园就读的广州市外籍学生有854人，中小学有2384人，分别占同年广州幼儿园和中小学总学生数的0.2%和0.16%。这些外籍学生50%以上在广州国际学校就读，其中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学生约占30%。可见，“引进来”的供给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增设奖学金项目，建设东南亚教育基地

一方面，广东省政府可设立奖学金项目，一定程度上缓解东南亚学生的经济压力，并以此吸引更多的东南亚学生来中国深造。另一方面，尝试构建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面向东南亚的供给体系。可利用民办教育的灵活办学机制，鼓励有条件的民办学校开展试点工作。

（二）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一方面，依托广東历史悠久的公立中小学机构，积极鼓励民办中小学吸引东南亚华人华侨子弟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在中小学试点设置海外学习班，使得入读的东南亚学生可与本国学生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在高职院校试点引进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借鉴域内有关国家创新创业教育的经验，弥补本校创业教育短板，培养创业创新人才。

（三）设立专门的东南亚教育研究智库

海外教育供给缺乏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对于广东教育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复杂的课题，有必要在省级科研机构设立东南亚教育研究中心（所）之类的智库，专题研究海外教育供给与海外投资协同发展的可行性，海外教育供给的运作模式与运行机制及其风险规避等问题，为广东教育海外供给决策提供咨询、设计、论证和规划，扩大广东教育的国际影响力，输出岭南文化的软实力。

二、“走出去”的教育供给机制构建

著名的东南亚研究专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东南亚大多国家的经济类型属来料加工型经济，对外依附性强，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合作实现出口型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的特点是依赖于劳动力的低工资、低技能。如果劳动力的技能提高或工会强大，就会导致外资转移，而非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只要GDP继续上升，当地政府就不会考虑调整经济结构以谋求未来发展[3]。据测算，东南亚在2030年之前有2.76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需求[4]，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主要分布在资源制造及资源建设领域，且占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依托中国的资金和技术，大力发展东南亚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产业发展，对中国和多数东盟国家来说是双赢的选择。[5]

鉴于上述分析，广东教育“走出去”的供给机制主要为建立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供给机制以满足当地教育需求。

（一）加强合作，实现共赢

第一，加强与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合作。广东应积极加强与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的区域中心联系，协商建立教育论坛机制，研发教育服务标准，平等协商教育相互认证和准入事宜，定期发布广东海外教育的评估报告，为广东教育“走出去”扫清制度障碍。

第二，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教育智库合作。东南亚各国的政策研究采用政府委托教育专家、学者或专家小组的形式进行。例如，泰国的全国教育委员会是泰国最高的教育政策咨询机构，主要制定全国的教育纲要和五年发展规划；菲律宾的全国教育委员会承担类似职能。广东的教育智库要主动出击，与东南亚的国家智库积极接洽，开展研究合作，共同制定教育市场的准入要求等，为面向东南亚的广东省教育供给提供智力支撑。[6]

第三，加强院校间合作。一方面，鼓励广东省的中小学积极“走出去”，举办海外分校或与华商合作举办国际学校，提供中文为媒介的沉浸式双语教学，不仅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而且使用汉语传授学科课程，积极传播岭南文化软实力，扩大基础教育的海外影响力。另一方面，鼓励公办大学与当地孔子学院合作，输送师资和课程等资源，共同提升学术水平。截至2016 年底，东南亚国家已建立31 所孔子学院、34 个孔子课堂。其中泰国居首（有15 所孔子学院，20 个孔子课堂），印度尼西亚数量位列第二（6 所孔子学院，4个孔子课堂），菲律宾数量位列第三（4 所孔子学院，3 个孔子课堂）。借助孔子学院平台，广东教育需要积极构建中国-东南亚国家学术联合体，加深科研合作，促进东南亚各国的学术水平发展。[7]

（二）组建广东教育国际化集团

组建国际化教育集团有利于实现广东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建议广东省委省政府进行广东教育国际化的顶层设计，完善教育国际合作的相关法律法规，组建广东教育国际化集团，性质为国有控股企业。该集团可由广东省国资委出资委托管理，广东省教育厅设立常务办事机构，由广东省属某高水平大学承担协调工作，统一对东南亚国家输出广东精品课程、师资、专业、科技项目、海外分校等。

（三）积极开拓东南亚职业教育市场

东南亚地区的高等职业教育存在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师资力量匮乏、师资实践能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客观上为广东职业教育发展海外市场提供了契机。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职业技术与培训中心提出与中国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并建立机制化的合作模式。随着政府间交流的加深、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大量中方投资的注入，在就业驱使下，中国职业教育对当地国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8]。广东应积极与驻东南亚各国使馆教育处合作，积极开辟教育市场，利用“走出去”契机，派送学生前往东南亚实习基地，这不仅有利于解决毕业生的就业或创业问题，培养“东南亚通”人才，还可以鼓励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职业学校与东南亚商会、协会及中资公司合作举办培训机构，“短、平、快”地为当地产业培养急需人才，为东南亚经贸产业园区内的中资企业人力资源提供培训服务。

（四）支持华文学院发展

据统计，东南亚地区约有华文学院2700 所，师生近1000 万人[9]。例如，马来西亚独立中学是一所以汉语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华文学校。据马来西亚当地媒体报道，2015 年独立中学学生总人数增长至83042人，创历史新高。马来西亚独立中学文凭在海外得到了中美等国家共600所大学的承认，其毕业生多数选择赴中国深造[10]。广东教育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与马来西亚独立中学等华人学院结对帮扶，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

（五）借鉴世行经验，探索援助协同举措

世界银行提供的援助项目与受援国接受“调整计划”相挂钩，如要求受援国遵守一定的符合美国意愿的自由贸易主义经济财政规则等[11]。亚投行可以考虑将援建项目与受援国教育合作项目挂钩，借助亚投行平台，促进广东教育海外的可持续发展和岭南文化软实力持续性输出。

三、风险防范

（一）风险分析

广东教育东南亚供给机制的风险主要集中在“走出去”的教育供给机制上，如面临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或地区的可能干预。

21世纪初，美国将中国视为平起平坐的竞争者（peer competitor），在朝鲜问题上两国为“康德式合作关系”，在中国经济发展及国际事务（特别是非洲能源）的处理上两国为“洛克式竞争关系”，在台湾问题及中国军事投入等方面两国为“霍布斯式敌对关系”[12]。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把中国定位为“战略上的竞争对手”。由此可见，美国已对我国实行“严防”倾向。2015年，美国在东南亚直接投资约2260亿美元，远超中国约550亿美元的额度。广东教育进入东南亚，输出中国文化，很可能被美国认为是一种“洛克式竞争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通过一系列的战争赔款，东南亚获得日本大量的资金支持，日本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开始凸显和加强，源源不断的美日资本和技术流入导致东南亚经济发展出现对外依赖特征，尽管中国对东南亚的投资日益加大，但总体上与美日相比所占份额有限。欧盟在历史上曾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殖民统治，到现在仍存在错综复杂的关联与合作。此外，很多东南亚国家由于族群分歧带来的政局动荡，南海问题、潜在的宗教极端主义等问题会对广东教育在东南亚的稳定供给造成很大的风险。

（二）风险防范策略

第一，促进互信。中国外交持续发力，巩固中国—东盟互惠互信的合作关系。中国政府一贯明确表态不排斥美、日、欧盟的企业在东南亚发展。事实上，中资企业主要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力，美、日、欧盟主要集中在高端技术产业。它们可以在东南亚地区形成错位竞争、优势互补格局。南海地区保持必要的军事力量是冷静应对南海问题争端和预防域外国家不当干预的扎实依托，我们继续坚持在双边框架下与“邻居”进行沟通和对话，争取以和平谈判协商管控分歧，解决争端[13]。同时中国航母编队在南海战备值班和公海巡逻，也在第一时间为因某些国家军事冲突造成政局动乱的撤侨提供强大保证。必要的军事存在为中国企业把握东南亚投资机会创造稳定安全的环境，为广东教育的东南亚供给塑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空间。

第二，鼓励教育智库开展公共外交。教育智库通过组织舞蹈、绘画、艺术、科学等民间活动，增进广东与东南亚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促进民心相通，奠定利于教育合作的廣泛社会基础，夯实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教育智库的相关专业人员要修习东南亚本地语言，培养熟悉东南亚文化和具有沟通能力的“东南亚通”，深入把握东南亚各国的风土人情、政治态势、经济趋势等，为国家的东南亚决策提供客观信息，减少沟通失真和增进互信。

第三， 回应诉求。配合中国援建东南亚教育基础设施的项目，提供配套的师资、课程及培训等“软件”。多数东南亚国家的法律规定，外资企业必须招用一定比例的当地工人，且有义务对当地雇员进行培训。这其实为广东职业教育在东南亚的供给提出诉求。在认真执行东南亚的劳工法律，避免美、日、欧盟可能的不当干涉下，广东职业教育可以积极实现东南亚供给，为中资公司培训当地员工的专业技能，稳步推进、扩大中国教育的影响力，培养更多认同中国价值和中国道路的合作伙伴。

第四， 强调中资公司的社会责任和加强监管。中资公司要和当地政府签订投资担保违约协议，把可能的政权动荡所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在研制企业规章制度时要尊重当地的宗教与文化传统，充分研究当地劳工法律，建立劳工标准，认真落实对外籍劳工的保护政策，承担社会责任；通过主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组织利益相关方会议等沟通机制，与当地居民、投资者、工会等利益相关方積极互动。此外，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东南亚中资公司的监管力度，指导和监督中资公司自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建立健全东南亚中资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的评估和检查机制[14]，维护国家海外形象，为建立广东教育的东南亚供给长效机制夯实柱石。

参考文献：

[1]冯用军.云南高等教育面向东南亚全面开放战略研究[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10）：1-6.

[2]强海燕.东南亚教育改革与发展（2000-2010）[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32.

[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391.

[4]王世钰.投资东南亚：基建领域前景广阔而风险不可忽视[J].中国对外贸易，2017（8）：53-54.

[5][13]谢琳灿.我国对东南亚投资的现状与风险防控[J].宏观经济管理，2016（1）：70-73.

[6]马早明.东南亚国家教育宏观决策的特点探析[J].比较教育研究，2010（8）：67-70.

[7][10]饶春.东南亚“周边命运共同体”中的汉语传播[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29-32，62.

[8]朱理东.我国高职教育面向东南亚地区发展的路径与调适[J].职业技术教育，2017（8）：20-24.

[9]廖新玲.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J].八桂侨刊，2009（1）：54-59.

[11]让-皮埃尔·戈丹.何谓治理[M].钟振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44.

[12]让-卢普·萨曼.兰德公司（1989-2009）——美国战略学知识的重构[M].张倩格，李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145-146.

[14]黄梦.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劳工保护责任研究[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9）：154-160.